清末新政

清廷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也波及了内陆和东北、蒙古、西北和西藏各地，由于改革政策的“支离、拖沓”和一些官员的“敷衍”，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但“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为辛亥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准备条件。

编练“新军”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展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倡导商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履行，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

而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于宣统二年（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

在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于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政府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于宣统三年（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成立“铁路总公司”，1900—1905年间铁路总体发展为三千二百哩。除全长201公里的京张铁路为本国修建外，余路均为外国持有部分股权下所修建。

教育改革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

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

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后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的官立学堂中3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5年毕业，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这给予翰林升阶。

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英美法等国家，不过，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拙，结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日本。至1907年，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 

二十世纪初数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倒是不论何种立场、何种阶层人士学者的共识。有近代史学者以GDP产值、工商企业总量、资本总额来证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并把这种快，归功于“清末新政”。不能否认，“新政”之初，清廷确是颁布了很多不再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律”、“条例”，但是，明智者不该忽略，首先，“新政”颁布之日，慈禧清廷仍逃亡在西安，这个政府处于对大清国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失控状态；其次，清末新政的大多数“章程”，是清廷（开明）大臣从德、日、俄等外国翻译引进来的，仅处于文字状态，缺乏社会实施的现实保障。常言道：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慈禧清廷没有亲口尝，文字只能处于文字状态而已。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慈禧清廷从西安回銮北京，经过清政权数年稳定期，“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以后，民用新式企业的创立即呈下降趋势”（引自杨天石著《帝制的终结》）。晚清中国社会和经济状况，循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规律怪圈。所以，从本质上说，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企业的快速发展，仍属于自发性的自然经济范畴，就是历史学者常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所谓勃发出来的民族资本家的国家使命感，即使有，也难逃盛衰快速转换制度性规律的宿命——民营企业缺乏生命力。

 

“清末新政”其中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修改“刑法”，抛弃了传承千年的封建皇朝家族性质的宗法酷刑。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不论何种立场、何种阶层人士学者的共识。其中，虽然出现了“设立陪审员及律师”制度字样，但仍无法实施。这是文字归文字、实施归实施的一个鲜明史证。在有关“通奸”罪上，中国近代史公认的、对中国刑法进步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当时刑部左侍郎、法学家沈家本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但他的建议，立即遭到了固守传统人士的反驳，认为“大犯不韪之事，故不能不治罪”，“其有关伦纪之处，应全行改正，总以按切时势而仍不背于礼教为主”。这是后代学者总结的“法理派”和“礼教派”之间的一场理念争论。最终，“礼教派”获胜。

 

这种带有中国古旧宗法根性的礼教观念，自后一直在时起时伏地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使得中国进步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