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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太宗穆穆

周勃、陈平、刘章、郦寄等人针对吕氏的这次行动绝对堪称是政变。不过,由于他们最后成功了,所以后世称呼这件事为“镇压诸吕之乱”。但要是我们现在去复盘的话,会发现吕禄、吕产等人其实还挺无辜的,他们并没有证据确凿的造反行为,顶多只是对皇权有觊觎之心而已。


但皇权政治向来只有成王败寇的逻辑,全然没有其他道理可讲。


不过,吕氏掌权十几年,在朝中根基很深,且最早是吕雉这位政治女强人给打下的基础,布局很完善,体系内有幕后黑手,也有前台摆设。诛杀吕禄、吕产等实权人物只是摆平幕后黑手;回过头来,前台摆设也同样是需要清理干净的。这里所谓的“前台摆设”,就是那个由吕雉立的用来做吕氏傀儡的汉少帝刘恭和他的弟兄们。


让这帮老臣格外担心的是,别看刘恭现在只是个摆设,但一转眼等他长大掌权的时候,难保不会对他们采取报复诛戮的行为。因此,这帮老狐狸们便私下里商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刘恭换掉。


汉少帝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毫无城府的小屁孩,废了他并不是难事,理由也很容易找,只要说他皇族血统不纯正就行了——一口咬定他压根就不是孝惠帝的亲生儿子,而是吕太后不知道从哪抱来的野种。


废容易,难题在于怎么选定下一任皇帝。


难在哪?


“选举皇帝”


平定诸吕之后,大权落到了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大臣们手里,选拔下一任皇帝也就成了他们的事情。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况。


也许有朋友会问,既然吕氏已经开了专权这个头了,为什么没有一位有实力的大臣自己出来把汉朝的皇权继续扛下来呢?


这种事情在后世确实发生过很多,但在平定诸吕之乱后却并没有发生,原因有二。


首先是大臣集团的内部制衡。当时的大臣们实力相对平均,互相制衡着,没有一个人能慑服众望,而手握兵权的太尉周勃是个特别老实的人,不懂政治,故而没有人出头去争皇权。


其次是刘氏诸侯的外部制衡。当时刘氏宗族在长安城内虽然过得比较惨,但刘姓诸侯国的势力却十分强盛,这对京中大臣也是一个极大的威慑。这一点更关键一些。


所以,大臣们必须在刘氏宗族里面选一个人出来担当皇帝大任——这次不再是傀儡了,而是名副其实的皇帝。


既然是大臣们推选,肯定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考核候选人。这跟美国屌丝投票选总统完全不一样。汉朝那班大臣们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并不太关心什么医疗、住房、就业率之类的事情,他们看重的候选人条件主要是如下几个:


第一,候选人的皇权基础是否稳固。因为这次选的是实权皇帝,想要皇权稳固,就得有基础才行。这个基础来源于候选人自己的实力是否足够强大。按这一条的要求,长安城内的刘氏就基本上全部惨遭淘汰了,剩下的主要是在外的几个刘氏诸侯: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齐王刘襄、吴王刘濞、楚王刘交等。这其中,代王刘恒和齐王刘襄的实力是当时诸侯里头最强的。


第二个,是绝对不能重蹈吕氏的覆辙——不能挑母亲家族特别强势的人。齐王刘襄就因为不满足这一条而被淘汰。刘襄的舅舅叫驷钧,名声非常残暴,有人说他就好像一只戴着帽子的猛虎一样,如果让刘襄当了皇帝,保不成齐王的舅家会成为“吕氏第二”。刘恒的母亲薄氏为人宽厚;而刘长的母亲早就死了,家族势力衰微。都算是理想的人选。


第三点是这个人在刘氏宗族内的地位。虽然这次是大臣推举,但也不能完全无视宗法制度,推举出来的人必须是血统纯正的皇族,且在家族内陆位越高越好。这样一来,刘邦的两个儿子就更进一步了。不过,刘长是私生子,这方面比起刘恒来又弱了点。


当然,作为下属的大臣对自己的新老板也有一点小希望。以前的刘邦、吕雉都是特别能折腾大臣的君主,让底下人很难伺候;既然这次是大臣们来推举皇帝,自然要找个不难伺候的人选了。


刘恒在这方面极具魅力。他虽然贵为刘邦之子,但一直以来为人特别低调谦和,唯一比较高调的地方,就是他的孝顺。


元代郭居敬编著的《二十四孝》一书中,就记载了汉文帝刘恒为母“亲尝汤药”的事情。说他母亲常年抱病在身,文帝伺候在侧,“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以仁孝闻天下,堪称天下的典范。


汉代看人特别看重孝顺,认为孝顺是一个人美德的基石。如果刘恒是个仁孝之人,自然也有很好的脾气和性格,容易体谅大臣们的辛苦,不会随意苛责了。


让这样的人当皇帝,有什么不好的呢?


于是,大臣们对此达成了一致,偷偷派人去代国召刘恒入京即皇帝位。


太宗文皇帝


在我们继续讲后面发生的事情以前,先说点别的话题。


汉文帝刘恒被后世公认为一位明君,也是西汉历史上仅有的四位拥有“庙号”的皇帝。什么是庙号?简单说,就是皇帝死后的一种荣誉称号。


古代作为人死后的称号,有很多种,一般来说,“谥号”使用得更普遍一些。谥号也不是皇帝专享的,古代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死后都能拥有自己的谥号。谥号最早起于周朝,当时天子、诸侯、大臣都能享有谥号。比如周穆王、齐桓公、秦穆公等等,中间那个字便是他们各自的谥号。


谥号的作用是评价此人一生的作为,是中性的,并非是只褒不贬的。贬义的谥号也很多,比如有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这类的。


到了汉朝,继续沿用了这个传统。刘邦的谥号是“高”,叫高皇帝。其实“高”这个字并不在传统的谥号系统里头,以前从来没听过有什么商高王、周高王的,是在汉代加进来的。刘邦的后人们认为刘邦的功绩实在太高了,谥法里头没有字能准确描述他的一生,就新找来了这个“高”字。


作为皇帝,只要得到承认,都会有谥号,且谥号有褒贬,所以只能说是个“称号”,而不是“荣誉称号”。而我们刚才说到的“庙号”,在历史早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荣誉称号”——有褒无贬,且并非所有皇帝都能得到。但后来也被泛化了,于是也开始有了好坏之分。


不过,在汉朝,能获得庙号的皇帝是非常厉害的。西汉一共有十四位皇帝,却只有四位皇帝得到了庙号,他们是:


——太祖高皇帝刘邦,庙号“太祖”,谥号“高”(人们习惯说刘邦为“汉高祖”,是跟着太史公《高祖本纪》的叫法,其实刘邦的正式庙号是汉太祖,谥号是高皇帝);


——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庙号“太宗”,谥号“孝文”;


——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庙号“世宗”,谥号“孝武”;


——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庙号“中宗”,谥号“孝宣”。


由此可见,刘恒的历史地位从汉朝开始就已经是极高的了。


知道了皇帝的庙号和谥号之后,再来说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个大一统的朝代,分别是:汉、唐、明。这三个朝代都有“太宗文皇帝”——即庙号“太宗”、谥号里又有“文”字的皇帝,分别是汉文帝刘恒,唐太宗李世民,永乐大帝朱棣(请注意:朱棣的庙号,最起先是“太宗”,但后来莫名其妙的被嘉靖帝改为“成祖”)。


那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三个人做皇帝的水平都很厉害,在历史上地位都很高,是皇帝里头的佼佼者。他们执政时间都长达二十多年,政绩卓越,以致在他们死后,中国社会都进入了长期繁荣稳定的盛世时期。


这是历史结果,我们来看这三人的背景,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发现。


首先,他们三人都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亲生儿子,但,他们全都不是嫡子——按照正常宗法制度是没资格继承皇位的。


进一步观察一下,这三人即位的时间点都是在所属朝代的创业动乱期过后;即位过程也比较坎坷,都是由“乱”而成为皇帝的。刘恒是在“诸吕之乱”后被大臣们推举登基的;李世民是自己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手刃亲兄弟,逼自己亲爹退位才当上皇帝;而朱棣更是轰轰烈烈的从北京打到南京,通过“靖难之役”从自己侄子手里夺到了皇位。


顺着这个思路再看一下,这三人在军事上都有很强的实力。刘恒和朱棣都是长期戍守国家边疆的诸侯王,有自己的军队;而李世民更不用说,大唐的江山主要都是靠他打下来的。


在汉、唐、明三个朝代差不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背景如此相似的三个皇帝,这难倒是意外的巧合吗?


显然不是。简单讲,这三位“太宗文皇帝”都是各自朝代实至名归的“第二代领导人”,是汉、唐、明之所以能延续数百年国祚的承上启下者。他们的出现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


大家想想,皇朝草创时候的局面。一夜之间有人做了皇帝,有人成为了皇族,而有人则做了臣子。这个时候,君臣伦理还没有完全建立,社会潜意识还处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轨道之上,很多有能力的人骨子里都在觊觎皇位——这就意味着政治形势仍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第一代皇族领导人一般很强势很有能力,要么讨伐,要么耍手段,能够把皇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里,不至于皇朝没落。但等到第一代领导人死了,他们继承人接手这种不稳定局面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按照中国固有的宗法制度,皇位继承这件事,讲究的是出身,不是能力;而碰上继承人刚好是个猛人的概率又很低。这导致宗法制度挑出来的继承人往往无法有效应对政治局面不稳定的情况,导致皇权在交接过程中发生变故。比如汉朝的孝惠帝,是个好人,却根本不是个好政治家,更别提杀伐决断的能力了;建文帝朱允炆也是,虽然受了精英教育,但若论政治手腕和实力,就跟他的年纪一样嫩。


若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无非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从皇族中杀出一个能力超群的人,用非常规手段获得皇位,带领这个朝代继续往前迈进;第二种结果,皇族大权旁落,要么被专权,要么被外人取而代之,社会再次陷入乱世。


汉、唐、明就是前一种情况,而两晋、南朝、五代等就是后一种情况。


而经过有雄厚实力基础的“太宗文皇帝”的强力统治之后,皇族掌权的事实被再度深化,本朝的政治伦理就成功建立起来了,“天子世袭”的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臣下篡位夺权的难度就加大了,自然可以继续沿用宗法制度选择嫡长子来继承皇位了。


如果说开国皇帝是靠“打下来”的,那么第二代皇帝基本都是靠“夺过来”的,而之后的皇帝基本上都是“传下来”的。


由此可见,汉文帝绝不是一个像他谥号那样“文质彬彬”的人,而肯定是一位像李世民、朱棣那样集精明和狠劲于一身的人瑞。


有人可能会质疑,汉文帝以“仁孝”之名闻名于天下,怎么说他有狠劲呢?


没狠劲做不了第二代皇帝。举几件具体事例。


第一件,对后少帝刘恭和孝惠帝其他儿子的处置。史载,文帝入宫当天,“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恒山王及少帝于邸”,毫不留情。杀他们的理由很荒诞:这几个人根本就不是孝惠帝的亲生儿子。这个“有司”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有关部门”,他们公然杀皇帝和诸侯王,肯定是有权威者下令的;即便说刘恒没有直接下令,他也至少是默许的了。这几个人究竟是不是正统皇族血脉,已经无从考证了,但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因为,对于刘恒来说,这样的人多活一天,他自己的皇位就多一份威胁。既然周勃陈平他们嚷嚷着要诛杀,自己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第二件事,对自己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的处置。淮南王刘长在刘邦儿子里头很特别,自幼丧母,后来也是吕雉带大的,所以在吕太后当权的时候能平安渡过。他跟汉文帝的关系特别亲近。到了汉文帝时期,这哥们亲手杀死了吕氏的“余党”审食其——历史上记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生母报仇,但若仔细品味一下,这个举动更多是在向汉文帝刘恒示好。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孝文帝六年的时候,居然被发现要造反。


请注意,是“要造反”,不是“造反了”。汉朝的“有关部门”很得力,发现他有“造反迹象”后,立刻上报汉文帝,并建议即刻派使臣召他进京问话。


请大家用胳肢窝想想,你已经在家厉兵秣马准备造反了,这时候对头叫你去他家里喝茶,你还敢去吗?正常人肯定是不敢的。可按正史记载,这刘长根本就不是正常人,他去了。


刘长一到了长安立刻就被抓了起来,丞相什么的一会审,造反的罪名就坐实了,应当判处死刑。汉文帝一听,还很是“仁义”了一把,特地赦免了死罪,只是废了他的王爵,遣送到西南边陲监视居住。


最后的结果是,刘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前往蜀地的路上。有关部门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刘长自己绝食而死。可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有谁能说得明白呢?


当时民间对此事就有各种闲言碎语,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


有这样两件事,大家还会天真的认为汉文帝真的是一个无比仁孝的天下第一老好人吗?


如果我们再更加阴谋论一点……尽管历史上记载,刘恒登基是由大臣们推选出来的,但又有谁能知道,刘恒做代王的时候,没有预先跟陈平、周勃这帮老臣们暗通款曲、有所勾结呢?


呵呵。


当然,杀刘恭、刘长都是非常必要的政治措施,而这两件事中所采用的手段也足以显示刘恒的政治素养。这也算是“太宗文皇帝”的宿命吧。


本朝的太宗文皇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刘恒入京


好了,绕了一大圈,让我们回到汉史。


史载,大臣们的使者找到当时还是代王的刘恒,通报了消息。刘恒得到消息后,还着实找手下大臣们商量了一下。


当时,他手下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事不靠谱,哪能无缘无故就掉下那么大一个馅饼?况且,当时后少帝刘恭仍然在位,刘恒入京可是有谋逆嫌疑的!于是,他们就对刘恒说,这些老臣都是老狐狸,很狡猾,如今刚刚处理完吕氏的事情,喋血京师,现在又突然召大王入京,很蹊跷,为稳妥起见,建议大王先等等,以观其变。


这个建议很中肯,也没说不去,只是先看看情况再说。


这时候,一个叫宋昌的中尉跑出来说了一通天命所归的大道理,把那帮人求稳的人都痛斥了一遍,建议刘恒尽早入京。


但靠声音大是说服不了别人的。两头意见针锋相对,怎么办呢?那时候可没有咨询公司可以聘请,所以,只能算一卦了。


算卦的结果是“大横”,卜辞说,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这件事很吉利,“我


当了天王以后,夏启(夏朝开国君主,大禹的儿子)的事业就能够发扬光大了。


这已经很吉利了。刘恒却仍然装模作样的问,我已经是代王了,还能再做什么王呢?


占卜的人便说了,所谓天王,可不是普通的王,是指天子啊!


这一下宋昌立刻取得了优势——连鬼神都站在了他这一边。


当然,刘恒也不是纯粹依靠占卜这种封建迷信活动来说服大臣们的,他同时还派了自己的舅舅薄昭去长安拜会了周勃,取得了确凿的消息后,说服了代国群臣,启程入京。


再接下来,便是进呈天子符玺、辞让皇位数次然后答应的程序化故事了。即位仪式完成的当天,新政权就开始“清理”皇宫,将后少帝刘恭赶出了皇宫,紧接着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诛杀“诸伪皇子”的事情了。


有点血腥?Whatever,欢迎来到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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