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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哀哉鳏寡”:拯救天下最无助的“四民”
在古代社会,社会救济主要依赖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而个人一旦在小共同体领域出现缺失,成为没有父母、配偶、子女的贫弱个体,虽然也可能得到更外围共同体如村社之类的救济,但是,丧失了亲人成为了血缘意义上的原子化的贫弱个体,在社会上属于最悲哀、最底层的类型。

  孟子曾说,世上有四种最悲惨的人,他们是“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必须最先从拯救“四民”的贫弱个体开始。孟子所谓的天下最悲惨的“四民”,是指“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梁惠王下》),即老年没有配偶、儿女的男性、女性,以及幼年没有父母的孤儿,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人共同体,以社会边缘人的身份悲哀地生活,是这天下最需要帮助却没有话语权的“穷民”。孟子指出,周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是先从拯救这四种最无助的弱者开始。

  古代的“四民”,一般省略作“鳏寡”二字代之,对于鳏寡不幸的怜悯与关注,在早期华夏时代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并被后世持续关注。

  

  周初的《尚书·康诰》中就强调“不敢侮鳏寡”,不许欺凌这些无告的弱者。类似的语言,也见于西周时期的《毛公鼎》铭文,所谓“毋敢……侮鳏寡”(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表明这是西周时期政治观念中常见的思想。

  类似的表述,还见于其他一些西周青铜器铭文,如周宣王时期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说“虽有宥纵,乃侮鳏寡,用作余一人咎,不肖唯死”(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3期,第20页),李学勤将其读为“乃敢侮鳏寡,用作余我一人咎,不雀死”,意思是欺凌鳏寡者,将“不保官雀(爵)而死”,不但会丢官,还会丢命(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载《文物》20036期,第70页)。

  在清华简《摄命》中也记载,周孝王在册命仪式中告诫领主贵族,一定要做到“亦勿敢侮其童,恫瘝鳏寡,惠于小民”(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西书局,2018年,第110页)。“恫瘝”即《尚书·康诰》中的“恫瘝乃身”,即孔传所说“如痛病在汝身”。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周王要求领主不能欺辱鳏寡和孤儿,要将他们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属民。

  降至东周时代,照顾鳏寡的思想仍然得到继承,山东滕州庄里西村出土东周编钟铭文有“哀矜鳏寡”之句(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金文集成》,齐鲁书社,2007年,第104页)。这件编钟,也就是“司马楙编镈”,铭文云“曰古朕皇祖悼公,严恭天命,哀怜鳏寡”(张振谦《司马楙编镈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342页)。这位东周贵族赞美自己的祖先悼公,具有恭顺天命的美德,其中重要的品质便是哀怜和照顾鳏寡。显然,他想表达的潜台词还包括,自己也继承了“哀怜鳏寡”这一古老的家族美德。

  在孔子整理过的《诗经·小雅·大田》有这样的话:“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描述的是周代村社共同体将田地中的稻穗留给寡妇,这是村社共同体对不幸个体的一种救济方式。

  从这些周代的金文、竹简和传世文献来看,对于鳏寡为代表的那四类“天下穷民”的悲悯与关照,是早期华夏文明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主题,上至周王下至士大夫也都在努力践行对鳏寡的哀怜与照顾。

  由上可见,孟子主张行仁政要首先拯救鳏寡之民,并且宣称这是周文王之政,显然不是自己脑洞大开的产物,而是对此前古老漫长历史价值维度的继承与发扬。孟子要用王政的力量来拯救最无告之民,这就意味着,在原始儒学中,对于福利和救济手段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必要的国家手段这一内容。

  从原则上来说,原始儒学主张小而强的政府,大量领域被交给各类小共同体,如家族、宗族、村社、乡党之类。在孟子的想法中,通过“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小共同体互助手段,基本是可以实现互助与社会救济的,国家的触手不需要介入其中。但凡事皆有例外,对于孤儿、鳏寡之类丧失了“家”这一根本核心共同体立足点的边缘人,他们其实已经沦为了某种贫弱个体,虽然能得到外围村社共同体“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的帮助,但仍然是高度脆弱和无助的。在这种特例下,这些“无告穷民”就需要王政,即国家救济手段的偶然介入。

  从后世史书来看,汉代以来朝廷对孤贫不能自存者进行不定期的救济,成为了一种习惯。诸史的“本纪”部分,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从《汉书·文帝纪》以来对“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的“振贷”开始,给“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给谷物之类成为一项长期不定期的制度习惯,见于各代史。

  发展到宋朝,这种从孟子和原始儒学思想中发展出的国家对鳏寡孤弱的救济,开始衍生出发达的国家福利制度,也因此导致了带有“现代性”的福利病。北宋以来普遍设立救济孤弱的养济院、慈幼局、施药局、居养院、安济坊之类大量官办福利机构,可以说在儒学人道主义精神下发展出的宋朝救济体系,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其动机当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良善。但是和现代社会一样,经由官僚机构层层过手都是油水的各种福利制度,很容易成为官僚或相关代理企业的“套钱”手段,宋朝福利制度就已经初显端倪。“诸县奉行太过”“靡费无艺”“资给过厚”之类情况十分常见,增加了税收负担,即所谓“常平所入,殆不能支”,甚至导致“不养健儿,却养乞儿”的民谚嘲讽,用现代话语说就是“养懒汉”。所以,国家或官僚机构对福利的介入过深,也是存在陷阱的。

  通过孟子的思想和宋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古代对于“哀哉鳏寡”的救助,除了传统各种小共同体的救助之外,肯定也需要一定国家力量的介入,即孟子所说“文王发政施仁”,但是这种介入又需要审慎和明确的限度,警惕其可能存在的“套利”陷阱,一旦过头也就适得其反了。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12期
版式:刘  丹  付宗燕
责编:王封礼
统筹:姚胜祥
审核:罗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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