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共“三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南路的活动，这就很有必要从一份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说起。
在《汉口档案》中，存有一份1924年5月26日雷州国民党员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请愿书》。该《请愿书》载称：“为请愿事窃查雷州伪善后处长陈学谈……民十二受叶逆举委雷州伪善后处长，更以贼弟陈翰华擅称遂溪县长……既于本年二月四捕党员黄汝南、梁竹生（均遂溪人）在雷垣惨刑处死，复相继通缉党员黄荣、黄学曾、黄河沣、方景、黄汝清等种罪恶”。
从上面引述《请愿书》记载内容披露的消息，可以看到，1924年2月4日，叶举委任的雷州善后处长陈学谈除了捕杀2名遂溪籍国民党党员外，还通缉黄荣、黄学曾、黄河沣、方景、黄汝清等5名国民党党员。
对于陈炯明的雷州善后处长陈学谈为什么通缉黄荣、黄学曾、黄河沣、方景、黄汝清等5名国民党党员？这从1924年7月29日，黄学曾等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愿书》的“为请愿事窃查雷州伪善后处长陈学谈恶探陈怀琦……自土匪头陈学谈受逆命，擅称雷州伪善后处长之时，该探以捣乱时机已至，始则合同陈逆学谈解散雷州各县国民党分部，捕杀遂溪国民党分部党员黄汝南、梁竹生，通缉党员黄学曾、黄荣、方景等”记载内容披露的消息，可以看出，黄学曾、黄荣、黄河沣、方景、黄汝清等5人，1923年以遂溪国民党分部党员身份活动于遂溪，而陈学谈在陈炯明背叛国民党孙中山后，获取陈炯明参谋长叶举委任为雷州善后处长后，便通缉黄学曾等5名国民党党员。
然而，据史料记载，黄学曾早在1921年入读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创办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期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焉何在1923年又成为遂溪国民分部党员呢？这就需要从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谈起。
从俄共一份档案中的“1924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鲍罗廷同志作了报告，他指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至于我们对国民党的总的态度，可以从共产国际关于支援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中，特别是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的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相一致的提纲中很清楚地看出……广州的经验百分之百地证明，这些决议完全可以付诸实施，可以组织国民革命运动，使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有自己的同志’……陈独秀同志报告中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到11月底，当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决定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行动，并通过了关于具体参加运和参加国民党改组的决议……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要帮助国民党的发展，而且还要帮助全国的各种社会组织……陈独秀同志说，配合国民党的改组，中央向地方组织发出了呼吁书，建议全体同志协助国民党改组，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要派我们的同志去建立支部，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们的同志应该成立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成立后，他们应该在国民党内有组织地进行工作……共产党人在广州的工作情况可以从鲍罗廷同志与谭平山同志1924年1月10日的谈话中看出……现在共产党员在5个区委会和13个分支机构中有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在每5个人中就有两个共产党员和两个老国民党员，而第5个人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好像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平衡力量，做工作的共产党员总计有30人，但并所有的人都能胜任工作……共产党人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要在地方上先为国民党奠定基础后成立国民党。为此他们在广州组织一些当地的同志，这些人又吸引自己的同乡参加，然后组成一些小组，把们派往各地”的记载内容披露的消息，可以看到，1923年，黄学曾参加遂溪国民党分部，是根据中共“三大”后的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而参加的；1924年2月4日，陈学谈通缉遂溪国民党分部的5名党员中，除了黄学曾是共产党员外，方景也是共产党员。因为，按上引谭平山谈话，每5个人组成的国民党分支机构就有2名共产党员，2名老国民党员。又根据史料记载，1921年黄荣已任遂溪国民党分部长；黄河沣、黄汝青从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对于方景参加革命的足迹，还可从《汉口档案》存有黄学曾1924年5月和7月领函的两份《请愿书》中，有其署名；在《程庚被杀调查报告》中，有1926年9月共产党员程庚被杀后，他以雷州绥靖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席程庚被杀事件调查联席会议的记载。除以上之外，1957年10月纪继尧撰写《大革命时期海康县农民运动》的回忆录也有“一九二七年某月，农会完全解散，杨枝水在洋村、塘边村一带，领导組织农民地下军，准备暴动。上面也派来方景同志在赤坎暗中组织地下机关，秘密联络海遂农会旧人员”的记载。
中共“三大”后，除了共产党人黄学增、方景在南路的雷州半岛协助国民党地方组织改组外，张善铭也在高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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