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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军阀开山祖师陆荣廷真实名场面之二十一:当选元帅不受命

       节选自灵源一滴泉著《桂系军阀开山祖师陆荣廷传奇》。

      话说段祺瑞回到北京,立即重组内阁,自兼陆军总长,特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农业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研究系占了五席,梁启超还得到了以前求之不得的财政总长。

       段氏很快完成了他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夙愿,8月4日段祺瑞很顺利地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务会议通过,14日冯国璋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选择在8月14日对德奥宣战,也是有深意的。17年前(1900年)的8月14日,有德奥参加的、而后以德国伯爵瓦德西为总司令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

       段祺瑞当然干得很顺利,因为他重新上台,马上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这都公然登上1917年7月22日的《民国大新闻报》。如此独揽朝纲,当然毫无掣肘。

    北洋政府派去欧洲战场的劳工,

        从威海集结登船远赴重洋

        中国参战,10余万劳工被投入欧洲战场,他们为协约国军队干送弹药、背伤员、抢尸体这样的脏活累活,4000多人长眠于遥远的欧洲。后来,北洋政府还派兵参加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

       更让段总理狂喜的是,有个叫西原龟三的日本友人,不分青红皂白、源源不断地送来巨额借款,从1917年1月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500万日元起,到1918年9月,八次借款总额达到1.45亿日元。这些借款都是日本寺内正毅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居间撮合,故统称“西原借款”。

       鉴于上一任大隈重信内阁强硬压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效果并不理想的情形,寺内内阁决定推行新的“日中亲善”政策。

       段祺瑞被时人痛骂为“亲日派”,也许他是抱着穷光蛋借钱,多多益善的想法,打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日本人的钱——确实绝大多数西原借款后来也没有归还。后来也有人以此为段政府的亲日外交政策辩解,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以下一些事实:这些以经济建设为名目的借款绝大部分用于军政开支,特别是对南方的军事讨伐;吃人嘴短,为取得借款中国政府不敢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反而进一步出卖山东权益,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以此为借口拒不归还山东;更不消说,日本通过借款直接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并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

       如同徐树铮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道。”日本政局虽有变更,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寺内正毅在1918年9月下台后更是供认不讳:“本人在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段祺瑞在北洋集团里面,没有袁世凯的资历和能力,但是在削平海内,一统江山方面,野心一点也不比袁世凯小。段总理早就看西南的刺头陆荣廷和唐继尧不顺眼了。陆唐两人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从民国建立就不怎么听招呼,借着护国讨袁战争坐大一方,陆荣廷占据两广,武慑湖南,唐继尧领有云贵,力图四川,公然与北洋分庭抗礼。

      依靠日本的“热钱”,要对付财政状况更加拮据的西南实力派,段总理踌躇满志。段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对内即将战而不宣。

      刚好这时候,孙文从上海来到广州,搞出一个大动作,给段祺瑞武力讨伐南方提供了良好借口。段祺瑞与孙文这两个强硬的武力派,共同开启了北洋时代最后11年的乱局。

       孙文缔造民国,向来视约法与国会为民国的基石与命脉。段祺瑞不要旧总统倒还罢了,公然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孙先生很愤怒,主张“以武力声罪致讨”,致电陆荣廷,请陆誓师护法,“作民保障”。

       7月17日,孙文出现在广州城,他从上海赶来开展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不法独裁。

       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得到广东省长朱庆澜和驻粤滇军师长张开儒的欢迎,孙还号召了一批国会议员南下,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领之下的海军第一舰队,包括3艘巡洋舰、6艘炮舰、4艘辅助舰。虽然程司令的宗旨是拥黎护法的。

                 海军海圻号舰

               海军永丰号舰

       那年月,海军已经是一支令人畏惧的武力,它的舰炮威力是陆地上所有火炮无法企及的,而且它可以在大江和海洋中四处游弋,就像一座座巨大的移动炮台,还有快速灵活的运兵功能。

                      程璧光

                     张开儒

       孙文是怎么说动海军脱离北洋政府的呢?身为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的程璧光是拥护黎元洪的,孙氏除了拥护约法的强大精神感召,关键还拿出了30万元真金白银,还拍胸膛保证海军的饷项和两广的欢迎。

      两广是欢迎了,不过显得有点心猿意马。

      陆荣廷和他的弟兄们揣测孙文的举动会对他们治下的广东产生怎样的影响。

       陆说:“中山先生虽然无一兵一卒,自成一体,人谓'大炮系’。他车大炮的本事挺大,16年前我在日本和他会面,有亲身的体会。他呼吁护法,反对段氏独裁,正与我们宗旨相同,只是,他拉来一帮国会议员……而且,这次他从上海来广州,有海军护驾,实力不容小觑。”

      “巡帅担心什么?”谭浩明急问。

       李静诚阴然道:“有一个词儿叫做'鸠占鹊巢’,怕他搞个'太上政府’骑在我们头上。中山的理论很犀利,如果他能够在广州把局面打开,他自己是民国元勋,又是广东本省人,怕是将来,广东姓孙而不姓桂啊。”

                      李静诚

       “那我们给他吃个闭门羹。”林俊廷做了个推挡的手势。

       “拒之不恭,迎之有患。这个,这个实在难办。”崔老夫子那双竹枝般的手把玩着两颗硕大的转运珠,扮起了沉吟。

       “想把陆某当枪使,做扒火棍,我倒想借他的护法大旗用一用。”陆荣廷一言决之,“欢迎,但勿受其制,任他自生自灭。”

       于是,孙文到达广州那天,广东督军陈炳焜颠颠地跑到天字码头,致了一通欢迎词。

       两天后,孙文召集陈炳焜、朱庆澜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粤,以期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朱举双手赞成,还唯恐成立军政府之不速,陈则以“南方力薄,财政困难”为辞推脱,想让孙知难而退。

      具有几十年斗争经验的革命领袖岂能退让,孙文迎难而上,召来150余名国会议员,于8月25日在广州开会。因到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国会,故名“国会非常会议”或称“非常国会”。非常国会以吴景濂为议长,决议组织护法军政府,相继议决《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护法军政府组织大纲》。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均由国会选举,大元帅是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并行使行政权。显而易见,大元帅、元帅都是为特定人量身预定的。

       9月1日,孙文召集非常国会选举自己为护法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次日补选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9月10日,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孙文就大元帅职,他在就职答词中宣言:“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年无功之耻。”

 孙文设在广州士敏土厂(水泥厂)

                 的大元帅府

       军政府也在9月26日公布对德宣战,但帝国主义并不以它为外交对象。

       孙文开府广州,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南北纷争不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28年11月28日东北易帜为止。这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给外敌入侵提供了可趁之机。

       孙文组织军政府是要“与冯、段成鼎立之势,力图发展,以恢复大江流域,与北方图长年之战争”。隐隐然,孙的护法目的也并非那么纯粹,而且军政府与段祺瑞内阁的合法性一样,也是饱受争议的。

       段祺瑞与孙文组织的政府都以中华民国“正统”自居,一边要讨伐叛乱,武力统一;一边要北伐幽燕,武力推翻北洋政府。

      以“护法”为焦点的新一轮南北战争,势在必发。

       陆荣廷当选元帅,是武鸣县乃至广西省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全县人民欢欣鼓舞,陆身边的属员纷纷向他道贺。陆却很不以为然:“副总统我都不稀罕,还在乎一个于法无据的元帅吗?”

      一名记者引用前段孙文力邀陆荣廷协力护法的电文:“……今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则美,其实尤窳。民国之号虽复,而祸乱之机方始,与公倡义护国之旨,相戾已甚。国会者,民国命脉所存。托名国会,独去国会,则凡百措施皆为背法。彼叛人既不利有国会,我护法者必当拥护之……我公(陆荣廷)再造民国,勋在宇宙,救国之画,必有早定。既承勉以共济,尚乞协力主持。”

然后大家众口一词地问陆荣廷当选广州军政府元帅的感想和什么时候东下广州就职。

       陆荣廷拿出崔肇琳、陈树勋几个文班师爷起草好的稿子,照念起来。还没读到两行,一阵大风刮来,竟然把答新闻界的稿子吹跑了,几个卫兵追出去没追上,稿子被吹落环绕明秀园的西门江,那时正是丰水季节,浑浊的江水泛起几朵漩涡瞬间把稿子吞噬了。

       正当人们错愕之间,陆荣廷已经开始了他的即兴演讲:“陆某之为政也,历来'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无内无外,唯乱是仇’,此为天下所共见。民国者以法而立也,如无法律何以为国?黎总统守法,真不愧共和国之首领,故我数电皆以要求黎总统复位为辞。黎总统若出,命我如何我即如何,若黎总统不出,则北京之事我不敢过问矣。夫吾人既诋北京为非法,则吾人自必须守法,召集国会勉强犹之可也,若组织政府另选总统,如此则将置黎公于何地?故我决不赞成。然不能因此而谓我遂有倾向冯、段之意,其实我于冯、段固早已表示反对之态度矣。至于湖南与我广西,名为两省,实是一家,唇亡齿寒,我知之已久,若有人侵湖南,我必救援,必无反顾。老夫不轻诺,诺则必信。若我不救湖南,更何面目以见天下君?无虑了。总之,我西南应实际联结一体,侵此省则彼省救援,侵彼省则此省救,不必在有政府无政府也。中央如过以兵力见迫,我亦惟与之拼命耳。所谓南北者,我本无此成见,不过彼既以北派自居,则势有不得不如此也。”

      廖廖几百字的新闻答语,清楚地阐明了陆荣廷的政治见解。

      隔天,陆荣廷致电非常国会:“闻议员开非常会,有组织临时政府并举孙文为大元帅,唐蓂赓及廷为元帅之事。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义,易淆观听。廷等愚庸,只知实事求是,不为权利竞争,标本张皇又所不取,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深愿国会议员诸公爱国以道,审慎出之,区区愚忱幸惟鉴纲。”

      陆荣廷的观点是始终如一而坚定的,早在“被当选”元帅的次日,陆即迅速反应,致电非常国会拒不受元帅职,反对另组政府,主张黎元洪复职的同时,陆荣廷索性通电全国声明:“以后广东无论发生何种问题,概不负责。”因为他认为孙文在南方另立政府,毫无法理基础,必会导致国家陷入战乱。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以武力对抗北洋军的武力征服。

      没多久,唐继尧也紧步陆荣廷后尘,去电表示不受元帅职。唐私下里抱怨“中山举动(指就大元帅职),本嫌唐突”“办事在实力,不在虚声”云云。

      两个元帅拒不就职,孙文的军政府运转不开。军政府下的六部总长,包括财政唐绍仪、外交伍廷芳、内务孙洪伊、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交通胡汉民,除张开儒延至1918年2月才就职外,其余五位总长全都观望没有就职,而由次长代理部务。参谋总长李烈钧也因唐继尧的关系没有到任。

      甚至护法阵营的三大派系都各唱各戏,孙派提的是“护法”,桂系说的还是“护国”的老话,滇系则讲“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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