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往事

“倘若人类不是有健忘的弱点，这个世界一定比现在繁荣、健康得多。
　 

我在一九七三年刚从炼狱返回人间那段日子，常于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骑车代步，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季风里回旋着自由的因子，荷红柳绿的景色中流溢着超脱的悠然。

冷不防，风驰电掣的轿车擦身而过，又绝尘而去，让惊惶闪避的骑车人备受轻蔑与压抑，那时，我着实痛恨车中显贵的霸道与世事的不公。　 

不久后我恢复了工作，有了自己的“衙门”和专车。

当我行驶在同一路段上，瞧着窗外的自行车竟像一股浊流，那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迟钝与混乱无序，岂不就是积重难返的象征？

感谢上苍，我还不至于把昨日握把蹬轮时的心境遗忘得一干二净，随着镜头的切换，我感到一阵如芒在背的愧赧。

……”

邓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时，袁庚向其汇报工作，1984年1月28日

本篇开头是一本书的“跋”，具体来说，是1999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见证蛇口》的书，作者叫袁庚。

“庚”是天干的第七位，给人一种坚韧厚重的感觉，非常有气场。

其实袁庚还有一个更霸气的名字——欧阳汝山。

1917年4月23日，欧阳汝山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是土生土长的渔村人（深圳人）。

二十二岁入党那年，欧阳少年隐姓埋名，改为袁更。

解放初期因出国护照上误写为袁庚，一直沿用。

袁庚的前半生在那个年代是平平无奇的。

他历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

要说袁庚身上唯一的特色，算是与香港的渊源。

   

1942年香港沦陷，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被迫撤往广州，大批在港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

为营救他们，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抢救工作由廖承志统一指挥，袁庚所在的东江游击队全力投入大营救。

袁庚和战友们利用地下航路，先后营救出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胡蝶等各界精英。

日军战败后，袁庚又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的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

在与当时的英军驻港总司令Harcourt上将举行会谈后，香港政府同意东纵在港设立办事处。

    

这个驻港办事处，就是后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经过一番短暂停留，袁庚便离开了香港，这一别就是三十年。

建国初期，与国民党斗争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情报战线上。

早在担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时，袁庚便长期负责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联络处处长”嘛，你懂的。

因经验丰富，五十年代袁庚屡获重用，被调往中央军情部参加武官班培训，后赴越南给胡志明做情报顾问。

1952年，袁庚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

外交情报不分家，不止袁庚，像大名鼎鼎的熊向晖等人也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由情报战线向外交战线的转型。

袁庚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曾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少奇同志的“湘江案”。

不过在1968年，袁庚被以“特务和汉奸”等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入狱，经周总理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

这也就是前面题跋中的“我在一九七三年刚从炼狱返回人间那段日子”——那时他刚刚从秦城放出来。

翻看袁庚的官方介绍，有这样一段——

“袁庚是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的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

1873年，近代史上负有盛名的招商局在上海南永安街正式对外营业，此即今日“招商局集团”之前身。

背负历史累累毁誉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最终没能扶大厦之于将倾。

在今天群星闪耀的上海外滩，最矮的那栋三层小楼就是一百多年前“轮船招商局”的总部（如上图，现在是一家高级衣装店）。

1978年，奄奄一息的香港招商局迎来了它的第29任掌门人——袁庚。

历史的安排如此充满玄机，百年前，招商局因民族的工业化复兴而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一个世纪后，中国图强之梦又从这里轮回开始。

六十岁的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董事长由交通部长兼任），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开始了百年招商局的二次创业。

这一年，招商局的资产总值仅有1.3亿港元。

袁庚到了香港的第一件事是买楼。

签完合同后，袁庚高兴的邀请对方一块吃饭庆贺，谁料对方坚决不去，要求下午两点尽快到律师楼去把相关手续办好。

在拿到2000万元港币支票后，对方迅速钻进了没有熄火的轿车，一溜烟而去。
    

后来袁庚才明白，香港银行星期五下午三点停止营业，下星期一上午九时开门纳客。

2000万元港币如果星期五下午三点钟之前没有交到银行账上，他们就要白白损失三天的活期利息，约28000元港币。

受此启发，后来在蛇口创业时，袁庚勇敢地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
　

蛇口位于“宇宙的中心”——深圳南山区。

作为今天全国百强区的榜首，沿着深圳湾一线的摩天大楼群璀璨夺目，众多豪宅林立。

谁又会想到，这里曾是当年逃港潮最汹涌的地方。

七十年代末，紧邻香港的宝安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30万人口的宝安每年有12万人偷渡到香港务工，全城所剩皆是老弱病残，十几万亩良田撂荒。

新任省领导抵粤的第一次外出调研，便是来到风口浪尖的宝安县。

在抓回逃犯安置的临时收容处，他问外逃青年，为何要去偷渡去香港。

答曰：“穷”。

面对当时针对逃港的高压政策，新任省领导明确提出：不能把逃港当成敌我矛盾看待，而应视为人民内部矛盾。

他批评当地干部道：

“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袁庚在蛇口创业的那段时间，经常有外逃者从蛇口下海，游向对岸的香港。

风浪一起，不少人葬身海底，尸体被潮水送回蛇口海滩。

于是蛇口最初的创业者们只能一边搞建设，一边在沙滩里掩埋白骨。

有人迷信地开玩笑说，要这些野鬼去找香港来的袁庚和梁鸿坤（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

一次袁庚动情地对梁鸿坤他们说：

“我们把蛇口建设好了，生活富裕了，就不会有人冒死偷渡去香港。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告慰那些孤魂野鬼，请他们不要乱跑乱窜，让他们安安心心回家。”

大海退潮时露出大片的泥滩，有人便借助泥板从蛇口浮游过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