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3次会议，约50人发言，大家围绕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热烈讨论，求同存异，最后普遍接受“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工农兵生活，走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创造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人民文艺新时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经典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时隔80年，有关这次重要会议的诸多回忆资料，主要是在最近30年出现的。然而，很多回忆者都临近耄耋之年，他们的回忆资料中往往存在细节错位等问题，为还原历史真实，就需要研究者仔细辨识，存真去伪，避免以讹传讹。会议时间与主题任务的可变与不变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间安排、形式选择和名称确定，都是与其主题任务相关的。这次座谈会时间安排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3个星期六召开，是考虑到文艺界人士和有关各方面组织机构、单位部门工作人员时间上的便利。以文艺界人士为主，相关部门也有人参加。3次会议中，前两次都是下午1:30开始的，是为照顾会议代表住地分散（路途最远的步行需要两个小时），同时也照顾到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习惯夜晚工作，早晨晚起）。这两次会议，从下午开始，晚餐后持续到22:30左右散会。第三次会议，是上午10:00开始，中间安排午餐和晚餐，持续到深夜，是出于大会发言踊跃、能够让更多人发表意见和建议的考虑。判断会议具体时间的依据，是会议正式代表收到的请柬上有所标注，以及参加3次会议代表的日记有所记载。会议请柬上文字为：“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请柬上并没有注明结束时间，意味着这是一种开放形态的会议时间安排。会议原计划开两次，第一次毛泽东作“引言”讲话，提出问题，引发大家讨论；第二次会议继续讨论，然后由毛泽东作“结论”报告。然而，会议实际开成3次，是根据会议代表发言情况临时作出的安排，属于因时制宜的对策。原因是在第二次会议下午临近结束时，周扬带有总结性质的发言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据周扬回忆：“主席在讲话之前确实找了很多人谈，开座谈会的时候听了大家很多的发言，我也作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1这个“比较长”的发言，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以及部队系统文艺代表都已经发言的基础上，会议安排他“站在党的立场上”作观点“正确发言”，带有总结性质。因此，他发言的时间比较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扬发言后却出现了一场更加激烈的较长时间的争论，这使得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人如朱德、陈云、博古、凯丰等在原定会议进程的时段内竟然没有了发表意见的机会。第三次会议安排了一整天时间，就是为了让更多与会者都有发言的机会，应讲尽讲，想讲尽讲，言无不尽，不抓辫子。“原定5月23日下午毛主席为会议作总结，因发言的人多，移到傍晚。”这说明第三次会议议程比原定时间又一次顺延。延安时期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重要会议有3次：一是1940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二是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三是1944年10月至11月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大会。第一次和第三次会议都是很正规的代表大会，会场有会标，会议有议程，发言有安排，讲话有准备。唯有延安文艺座谈会采取座谈方式，会场没有会标，议程可以调整，可以自由发言，可以应答争论，比较轻松随意。这种会议形式选择是与会议主题设置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引言”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为了解决“手中拿笔的队伍”与“手里拿枪的队伍”如何更好结合，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如何更加团结，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去战胜敌人，取得革命胜利。5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央高级学习组报告文艺座谈会情况时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的，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既然是相结合的问题，那就要两方面做工作，让双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教育没有完全普及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出身于温饱之上的中产阶层家庭。他们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投身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走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思想改造、人生再造道路，不是嘴上说说，发言表态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过程。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引言”讲话中，拿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他特别强调，这个思想改造的实质是一种人生改造，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基于这样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时间安排上可以灵活机动处理，在会议形式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文艺界代表人士的思想情感问题，从而实现文武两支队伍团结合作，凝聚成革命队伍的团队执行力和战斗力。大会第一个发言讨论者究竟是谁
座谈会是一种相对自由的交流讨论会议形式。形散神不散，是开好一次座谈会的关键。在座谈会发言讨论过程中，与会者的参与程度取决于其对前次发言内容的兴趣。第一位发言者对于整个会议的引领作用是至关重要的。1942年5月2日下午1:30，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小礼堂一层会议室内，济济一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引言”报告，阐述会议背景和主题，提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五四运动以来，文艺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军事上反“围剿”斗争，与文化上反“围剿”斗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彼此都是孤军作战，“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围绕这个大会主题，毛泽东提出5个方面问题，即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希望大家发表意见和建议，以求得共识，达成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引言”报告后，会议进行发言讨论。谁作第一个发言，会场一时出现停顿。毛泽东将目光转向丁玲，示意让她发言。早在1936年11月，丁玲就奔赴陕北保安参加革命队伍。毛泽东为其题词“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褒奖有加，期许有加。大家顺着毛泽东的目光，都期待丁玲站起来讲话。丁玲感受到领袖的这份关切之意，却没有站起来，而是机智地将这份期待转给了萧军。她对坐在不远处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第一个开炮吧！”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1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组成员合影。延安文艺座谈会曾安排他们现场速记。会后，根据速记文稿整理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再经毛泽东修改审定
萧军此前一年多时间与毛泽东有比较频繁的个人交往，曾经建议召开一个会议妥善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但在开会前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他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写信挽留邀请，他才来参加会议的。受到鼓动，萧军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他当天日记记载：“下午一时半去杨家岭办公厅参加由毛泽东、凯丰等召集的文艺座谈会。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居功不辞，颇有自得。“由毛泽东报告了边区现在危险的政治环境，国际的环境，接着他提出了6个文艺问题，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40分钟，对于每个问题，我给了自己的说明，同时也阐明了政治、军事、文化应该如何彼此接近和理解。”萧军日记（1942年5月2日），《萧军全集》，第18卷第614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4这里他记下的毛泽东“引言”报告里的6个问题，与后来经过整理公开发表的《讲话》文本有出入。萧军发言时讲了大约40分钟，完全按照自己的文艺独立的立场倾向，说明对于每个问题的个人观点。其中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转引自高杰：《流动的火焰--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始末》，《传记文学》，1997年第5期。'>5在他观念中，文艺与政治、军事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可以殊途同归，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显然，这是严重的跑调现象，是对座谈会主题的严重偏离。坐在萧军身边的胡乔木主动站起来进行回击。“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胡乔木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在此前萧军与毛泽东交往过程中，参与接待和通知工作，与萧军比较熟悉，说话也就很直白。对于针锋相对的争论，毛泽东在会场上没有表态，会后明确鼓励胡乔木的发言。据胡乔木晚年回忆：“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毛泽东的区别对待，既肯定了胡乔木的政治敏锐性，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又照顾了萧军等党外文艺家们的发言积极性，便于其他与会代表敢于畅所欲言。关于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且严重偏题，在很多与会者回忆中都有大体相同的陈述。何其芳在20世纪80年代初寻访多位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时，虽没有点名萧军，但指向明确地说，在文艺座谈会上，这位发言人“歪曲地引用鲁迅先生1927年在一个讲演中说的一些话，'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等等，说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不可能互相了解，应当各走各的路”。还说：“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此处所说发言中引用鲁迅在广州时所作演讲内容，与胡乔木回忆中介绍萧军发言观点是相吻合的。对座谈会第一位发言人是萧军提出不同意见的，很多是出于一种意气之争。他们对萧军为人处世的凌厉风格和某些观点持反对意见，便因人废事了。刘白羽在《哭山兄》一文中写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毛泽东发表引言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欧阳山，有些文学教程气味，但是整风之后欧阳山的确是一个真正革命文学家了。”此文是作者为悼念欧阳山所作，存在明显史实失误。其实，欧阳山是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他看到第一次会上发言者激烈争论，不在一个层面上谈文学艺术，感觉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有责任给大家作一个关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普及讲解，以减少相互之间不必要的争论。2002年4月，刘白羽根据胡乔木回忆录改变了原有观点。“文艺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的发言根本是荒谬的，完全跟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反。”同年5月，刘白羽再次撰文说：“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党的领导。”是否第一个发言是史实，观点正确与否是判断。二者并行不悖，毋须取舍改变。2002年4月，干学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第一个发言的，我记得是丁玲。丁玲发言主要是检讨，因为她那个时候主办《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在那儿她发了一篇《三八节有感》，感慨在延安有的人对妇女不够尊重。丁玲在检讨里面讲到，我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但是从世界观上来说，我还应该脱胎换骨。这四个字绝对不会错。所以第一个发言的是丁玲，怎么有人说萧军是头一个发言呢？奇怪。”其实，丁玲是在第二次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干学伟把第二次会议与第一次会议串联起来，产生了记忆错位。发生在合影照片内外的故事
延安文艺座谈会最直观的历史文献，是第三次会议期间留下的合影照片。1942年5月23日，第三次会议进行到傍晚时分，参加会议的吴印咸向凯丰建议，现在光线适合拍照，请大家移步室外拍摄合影。凯丰请示毛泽东同意后，招呼大家到室外拍摄集体合影。吴印咸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团长，该团承担为中共中央和延安重大历史事件拍摄照片和电影摄制、放映的任务。由于事先没有安排合影环节，所以代表们移步室外后，临时把会场内的长条凳搬出来，依次摆放成3个层级。这样，代表们等候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就三三两两地聊天、散步、上厕所，还有人闲逛到附近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凯丰请毛泽东坐在正中位置后，其他领导和与会人员自由选择位置，前排坐在马扎上，后两排站在凳子上。由于人数较多，照相机无法一次正面成像，吴印咸用固定机位3次拍摄的办法，然后在冲洗过程中再将这3张照片拼接成一张合影。这张合影的背景是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礼堂侧门口。该建筑依山而建，正门对着崖畔，不便通行，侧门成为主要进出通道。会议合影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三合一拼接的正面照片，另有一张是从侧面角度一次成像，只能看到迎面清晰人像，越往背侧人物越小越模糊。这是受相机镜头所限，无法正面一次成像，只有从侧面取景才能将人物全部拍摄进来，但只能是一半清晰一半模糊，不能完美真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现场情景。在代表们排座位过程中，毛泽东率先坐下后，左右张望，问道：“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当发现丁玲隔着他3个人，紧挨着朱德总司令坐在前排位置时，他才放心坐下。此话幽默中带着批评，表明毛泽东对第一位奔赴陕北的作家丁玲的关心和希望。参会代表中还有一位来自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摄影记者郑景康，出于职业习惯，他也随身带着相机。在代表们陆续就座、吴印咸正准备拍照时，只听得“啪嗒”一声，坐在前排左侧第七个位置的刘白羽因为人高马大，把小马扎坐塌了，引起大家一阵惊愕，继而是一阵哄笑。此番情景被站在一旁的郑景康用相机抓拍下来。随后，刘白羽赶紧站起来，把马扎整理好，勉强坐在那里，身子缩下去，近乎半躺着出现在合影照里。这个细节是2002年4月23日，罗工柳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在其住处北京史家胡同拿着照片对笔者介绍的。他当时就站在刘白羽后边相隔一排错开3个人的凳子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他自豪地回忆说，自己在照片中的衣服颜色很特别，是比较显眼的深黄绿色制服。这是他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太行山抗日前线工作近3年，然后受命返回延安前，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给他们专门配发的新制服，与延安的灰色制服颜色不同。学术研究对待历史细节的基本态度是孤证不立。为求证罗工柳介绍的关于刘白羽的这个细节，笔者先后询问过当时参加合影的华君武、干学伟、欧阳山尊、曾克等人，他们都肯定地回答确有其事。不过，刘白羽本人在数篇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该细节。或许他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琐细问题吧。可是，他晚年文章中却时常提供让人意外的细节。2002年4月，刘白羽在接受河北电视台采访时说，第三次会议“晚上讲到很晚，院子里面点了汽灯，大家非常愉快、团结。开会之前，先拉了一车西红柿来，大家都上去抢，很有意思。照相是坐着的”。同年5月，他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文章中，同样说到这个细节。“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结论’，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场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我们刚刚落座，就见一辆大卡车开了进来，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大家欢天喜地，一拥而上，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大吃起来，鲜红清凉的汁液顺着嘴角流淌，那种欢乐多少年后还是记忆犹新，那是青春的欢乐，是革命的欢乐。”这是孤证，没有其他与会代表提及此事。坐在前排左二位置的刘白羽，大个子，身量重，一下子将小马扎坐塌了，引起大家哄然大笑。站在一旁的郑景康用自己的相机抢拍下这个有趣的瞬间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当天傍晚时分，与会人员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礼堂前合影。由于合影人数太多，当时的照相机不能一次成像，拍摄者吴印咸分三次拍摄，然后手工拼接成这张难得的集体合影照片
对此，延安大学李惠老师经过多方考证辨别后认为：“这样的细节确实是容易记忆，印象深刻，但如从时序风物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一回忆应该有误。因为，1942年5月23日是农历四月初九，小满节气的后一天。陕北谚语云：'小满前后，种瓜种豆。’这表明，5月23日前后应为陕北的春耕播种季。而西红柿属于夏季时令蔬菜，因此，断然不会有'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果实供参会人员分享。”(14)李惠：《延安文艺座谈会回忆文本考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13距今80年前，按照延安的气候条件，总体偏冷，时节偏晚，5月初延河边的柳枝刚刚发芽，西红柿只能在7月底8月初才能成熟上市。合影照片中很多人依然穿着棉衣就是旁证。笔者为此多方咨询延安年长农民，得到的回答是，现在随着天气整体变暖，农业种植改为“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既往农谚确实有过“小满前后，点瓜种豆”。因此，刘白羽这个“一车西红柿”的说法，就是没有依据的记忆错误了。值得一提的是，留存在这张合影照片上的105人并非会议全体代表，也并非全部是会议代表。经由艾克恩、孙国林、高杰等诸位先生接续不断地多方求证，可以辨识出其中96位的姓名。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拟订的，征询过舒群意见，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大多是当时已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并没有全部参加会议。一种情况是因为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如贺绿汀、莫朴；另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后，有紧急任务离开了延安，如朱光；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要放弃文学，转而研究经济。也有会议代表正在延安附近农村下乡采风，接到参会通知后，赶回延安，中途参加了会议，如王朝闻。他回忆说：“1942年春末夏初，我与夏风同志到甘谷驿体验生活去了，第一次的座谈会我未能参加。后来打电话让我回来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座谈会。”他还参加了第三次会议合影。参加合影的与会者中，有的人不是正式代表，也没有收到会议请柬，但也被所在单位通知参会，如鲁艺的干学伟、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阿甲（苻律衡）。干学伟是周扬叫去参会的，阿甲是张庚叫去参会的都不是正式代表。也有不是会议正式代表，也没有所在单位通知，而自己慕名参加第三次会议聆听毛泽东讲话者，如中央研究院的殷白（张惊秋）、郭小川。为会议拍摄照片的吴印咸、郑景康虽是正式代表，但因为拍照工作，自己的形象没有出现在合影照片中。情况较为特别的是，鲁艺美术工场教师杨赟（杨筠），当时合影前摆放座位期间她转到办公楼背后上厕所，等回来时，合影已结束，成为她的终生遗憾。她曾跟随鲁艺木刻工作团前往华北抗日前线，与罗工柳结为夫妇。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正式代表中有8对夫妻档。他们是鲁艺美术系的罗工柳杨赟夫妇，音乐系的向隅、唐荣枚夫妇瞿维、纪明（寄明）夫妇；延安“文抗作家于黑丁、曾克夫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欧阳山尊、鲁艺实验剧团的李丽莲夫妇；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研究人员杨尚昆、中央党校文艺工作室主任李伯钊夫妇；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夫妇；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罗烽、“文抗”作家白朗夫妇他们在合影时都没有坐在一起。综合分析多种情况因素，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界人士和党政军机关单位有关人员共计135人左右。他们共同见证了这次历史盛会，积极参与讨论并推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人民文艺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