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旧闻》按
孙科，189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号哲生，孙中山长子。1921年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
孙科曾自己写过一篇自述，原题是《广市政忆述》，从一个曾三次担任广州市市长的角度记下了那个时候的广州与广州故事。
一，担任广州市长的缘起
民国十年初，粤军奉命讨伐桂系军阀莫荣新，将其驱逐离境，时粤军陈炯明部自东江向西进抵石龙。
余随廖仲恺、古应芬等自广州、香港，分途乘广九铁路火军趋石龙，与陈炯明、邓铿（字仲元，时任陈之参谋长）等会合，商谋善后事宜，一同进驻广州。
到广州后，陈炯明奉总理电令，以粤军总司令兼任广东省省长，陈乃邀廖仲恺任财政厅长，古应芬（襄勤）任民政厅长，廖先生向陈炯明建议派我接收广东督办治河事宜处及广州市政公所二机构。
1920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令，率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图为10月底粤军进入广州情形。
若干年前（民四年乙卯），广东的东江，西江和北江同时发生一次大水灾，造成很严重的损失，北京政府乃指拨广东省海关附加税为治河专款成立治河处，派谭学衡为督办，谭学衡于讨莫期中，感粤局纷乱，因惧祸已先时离粤他适，祇留助理人员吕灿铭等在广州维持未毕事务而已。
余接长治河处，亦以督办名义行事，并派美籍华侨刘持以坐办名义为助手。
至于市政公所，则早于前年成立，莫荣新自任督办，以警察厅长魏邦平（丽堂）、财政厅长杨永泰（畅卿）为会办，其任务着重在拆毁城垣，开辟马路。
余接受市政公所时，由魏邦平在警察厅任所之主任秘书陈恭绶代办交代，魏邦平则以粤军第三师师长名义活动，对市政事宜，一概不理。
时任第三师师长魏邦平。
二、创建新市制
接收市政公所以后，余觉旧制仅限于拆城开路，任务既过于单纯，规制亦显欠健全，而事权复漫无标准，乃向省署建议，主张另建新制，组织一现代化都市市政系统。
在省署会商此事时，由廖仲恺提议任余为广州市市长，授以创制全权。
余于现代市政政制之研究略有心得。盖当民国三、四年间，余肆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本部时，尝研读过欧美各国政府之组织运用，受该校政治学系主任名教授包罗斯博士（Poof David P.Barrows）之指导（包氏在我于一九一六年毕业后曾升任加大本校校长）。
关于近代市政，则于在另一名教授吕德博士（Proi.Thomas J. Reed）指导之下亦有相当研究（吕教授于余离开加大后，亦离校，就任美国东部某市市政经理（CityManager）之聘，成绩卓著）。
余受命创制广州新市制，即于当日穷一夜之力起草「广州市暂行条例」五十七条（余在所着「八十述略」一书中写为「广州市组织条例」贰十条，乃一时记忆之误，合此更正）。
1921年1月下旬，军政府批准市政条例。
时余方寄居于广州南堤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手头既乏参考资料，而平时所读过的有关此类问题的书籍，亦因存于澳门家母之住所，都无从利用，但条例草就先送廖仲恺先生审阅，廖先生竟深为首肯，再提省署会议决定，亦照原文通过并公布施行，其时盖民国十年二月中旬也。
新条例施行后，市政首长乃将督办会办改名为市政长，市政公所之名称，亦同时废弃而改为市政处，其后再改为市政府，市政厅除秘书处外，并分设公安、财政、教育、工务、卫生、公用等六局，各设局长一人。
市长，六局局长连同所属有关主管人员，合组成市行政会议，凡各局所属提出之建议，或施行时发生困难问题，或事权涉及二局以上引起争论，而市长不便或不愿独断解决者，均照例提出行政会议决定之。
市政厅为行政机关，此外并设市参事会及市审计处，前者为市政咨询机关，首任参事会主席钟荣光（惺可）先生，乃粤中名人，岭南大学即系其所创办，并会任校长。后者为市财政监督机关，首任处长刘纪文（后会任广州，南京两市市长）。
1921年2月中旬，市政厅长孙科宣布就职。2月15日为广州市建立日。
三，市府人事概述
公安局的名称，系余就美国市制中之Bureau PublicSatty移译而得，亦即警察署或局，首任局长由当时兼职省警察听之魏邦平兼任。
惟其人颇自负专断，对于市政改制甚不谓然，故终其公安局长任内，未尝出席过市行政会议。事无巨细有关该局者，均交由其主任秘书陈恭绶代拆代行。陈亦常以公忙，未会足履市厅，公务往迁，不过派人代为传达而已。
1921年1月，警察厅改为公安局。“公安局”名第一次出现。
余于第二次任市长时，公安局长一职乃由吴铁城接任，厅局间的隔阂始得泯除，当时六局中责任最繁重而事情最难办者厥为财政局，因为它不仅是负责市政的度支，即革命中心机构的大本营，无论军费政费，亦多赖其筹维乃得度过难关。因此，历任财政局长多存五日京兆之心，而不能久于其位。
就余记忆所及，在前后三次接掌市政合计不满五年期间中，曾任财政局长者不下五六人之多，依其到任先后为序即蔡增基、李思辕、邓召荫、陈其瑗和李禄超等。
广州市政厅成立时候的办公地点。位于现在的海珠广场旁。
教育局长始任为许崇清，似未尝换过人。
工务局局长初为程天固，此人后来曾任市长以及驻墨西哥余巴西等国公使。程天固离职后，继任者为林逸民，他是美国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余在铁道部任时，曾派任为连云港港务局长，现留居美国。
卫生局长初为闽人胡宣明，他是美国纽翰▪霍浦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博士，在任仅数月，因其不通粤语，办事不便而辞职。其继任人为李奉藻与司徒朝，两人都是医师出身。
孙科发表长文，向市民解释“什么是市政厅”以及六个局的各自职责。
公用局名称，亦余所称，亦余所创，即英文之Bureauof Publtei Uulity，掌管自来水、电灯、电话与交通车辆等事。自来水原属公营，电话亦系市有，惟电厂则属商办。公用局长由李作荣、冯伟等先后负责。
余初接管市政时，身边本无干部，临事乃邀留美时同学与返国后所认识的同志友好数人襄助为理。记得市长办公室总务科长是刘启明，他系早年檀香山归侨，后改名刘维炽，号季生。
机要秘书杨耀焜（星垣），亦旅檀归侨，曾任教于檀岛华侨学校，星垣年齿较长，人多以杨老师称之，为人木讷诚恳，守口如瓶，凡事经其手无宣泄者。余后任职中央政府交通、财政、铁道各部，皆随左右专办私人书札。
市政厅开始办公。
另有冯百砺者，会在菲律宾任党报主笔多年，返粤后受余邀约，亦屈就市政厅秘书职。老同志许直臣，当国父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彼即为加盟入会之一员，尝任隆记报撰述，华文学校教员，市政改组时返粤，年已近七十，复改名许翥号蛰伸，余委为市立图书馆馆长，后来又任香山县县长。
还有林缪琚者，亦旅檀香山老党员，余童年在檀香山茂宜岛，初入天主教士所立之圣安东尼小学（St Anthony School）时，会寄居林先生家，林鳏居，有子三，长经、仲飞、季晓，均于余多岁，余初任市长不数日，忽见渠来访，目的在求一差事，明说以不须弄翰墨者为宜。
余考虑数日，祇有市政厅尚缺阍人，彼竟乐就，不以为忤。迨至陈炯明叛变，仓皇离去，彼遂不知所终。
又，一日余在治河督办处办公，忽有年长访客求见，因未持名片，口操新会口音，左右不知为何许人，欲挡之门外，余以为不可，乃延入，一见惊讶，盖即余在茂宜岛先伯孙眉公所立家塾之启蒙老师黄端祥镜湖先生也，相见甚欢，彼并无所求，谓已告老乡居，因闻余在省城，特买舟专程求一晤而已，事隔五十余年，记忆犹新，感慨系之。自此一晤，老师亦不再来，其终竟如何，非所知
1927年的孙科。
四，市財源
民国十二年春，陈逆炯明被粤军许崇智等奉国父命回扫荡后，余等自香港，澳门再度会合于省城，余亦奉命二次接长广州市市长职务，清查市库，竟不名一钱。
回忆于半年前，陈逆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市府负责首长被迫星散时，市库所存于广东省银行之备用现款，计尚有一百数十万毫银，未及提出。
1921年，广州市成立之初，省财政厅与市财政局互相争夺财权。
今再度接事，乃竟分文无存，都被叛军抢掠尽净。
国父于驱除叛逆后不久，从上海回粤，乃将广州城对岸之河南水泥厂（粤人称为士敏土厂）前后两座洋楼，改为大元帅府，余之办公处所——市政厅与治河处，均位于河北南堤，小汽艇渡河到达南岸，需时不过十五分钟，至为方便，以故余每日早晚必渡河到府探访消息及听候命令。
其时府方急务，每日都为筹款问题，国父亦不时亲下手令，着市长筹给xx军事餉或经费若干，余常身带一小册子供记录此类数目及应支付日期，以免有误。
总之，为付筹应是项开销，平均每日必需三、五万元毫洋，每月则累积至百数十万元，如是者逾年，至粤局比较统一，军人逐渐就范时，军饷之由市厅负担者，始得以减轻。
1923年，广州市区由滇军、桂军、湘军控制，因为军费不到位，经常骚扰财政厅。
因当时革命政府尚偏处广东一隅，不能在别的省市宽筹财源，而革命工作的推展又刻不容缓在需要钱，广州市是广东最称富饶之区，自不能不给予政府全面支持，市财政除了负担上述钜額的度支外，其本身的各种建设，更非钱莫办。
原来在市政公所时期，其开办工程等初期经费，概由省财政厅拨付。市政厅成立后，举凡市政建设，人事支出等，均需自行筹措。
在此情形之下，势不能不广开税源以济时艰，是故在余第一、第二两任市长内，大半时间都耗费于筹款筹餉筹革命经费中。
上面说到从前市政公所开办工程的初期经费，是由省财政厅拨付。所谓初期经费，实即拆城费用，等城垣拆卸后，方出卖城墙拆下之砖石可供筑造之用者，以充继续施工之挹注。
孙科，经常被命名为“太子”。
市厅工务局成立后，亦萧规曹随，以拆城为筹款之补助办法。但此项收入究属有限，所谓杯水车薪，实不足应付市府之行政，建造等浩大开支，如不加强税捐的征收，则一切都无无从着手。
谈到税捐的征收，旧日之省警察厅，以及改制后之市公安局，对于市内警察经费之维持，亦有其自收自付的独立办法，有一种叫做「房捐警费」的，即系由该局直接征收，凡在市区内之商铺厂房乃至一切有业权住户之民居楼屋，每月例须缴纳房捐。
依据官厅公布之估价税率，由主管派警员按户按月征收，抗缴或逾期者，并得科以罚款，因此，公安局可以不靠市财政局发放经费，也能自给自足。
长堤开辟马路前后对比。也即现在的长堤大马路。
至于教育、卫生两局本为祇有支出，毫无收入的机构，自应由财政局拨给经费。工务局直接亦无收息，但因工务建设的成果，可说是生财机关。盖开马路可以由财政局向沿路民家店铺，征收筑路估定之受益费。在美国都市，此项收入名“特别固定捐”，市政府对于西濠口之盖渠筑太平南路，以及后来对沙面隔岸沙基马路之开辟都用此种估定捐受益费办法，结果都很成功，很满意。
公用局因有取缔车辆（包括人力车、兽力车、舆轿、汽车等）之责，亦有牌照费的少量收入，勉资挹注。
六局中，财务收支最大者，当然应数财政局，在革命期间，大宗的收入来源，计有左列数类：
甲、拆城开路所剩馀下来的畸零地段。城墙在未拆除前，两旁的空闲地段，本属废地，不可以利用为建屋基址，故无经济价値。一旦拆除，改筑马路大道，则前此无用废地，转瞬间变为黄金地带。企业商人，归国侨胞，都趋之若鹜，争相竞买，为市府辟一意外财源。
乙、街坊庙产。广州之老城新城，每街每巷，都有公共庙产，其始由住民或善男信女所零星捐赠，积累有成，则购为私有，财政局乃公告市民，开办街坊公产之申报，查实后一一标售，并给申报人以应得之奖金。
1923年，市区内60多处庵、道、观被公示拍卖。
丙、长堤沿江北岸码头地位。广州市北岸长堤东西距离颇长，由西濠口至东堤、沿岸皆系渡船或专业船只停泊处所，除开「天字码头」及「海关码头」等保留公用外，所余码头地址尚多。财政局乃经过公告，招商承标，其产权仍属市有，使用权则移转为商有商用，除承标价値须当时缴清外，尚有码头租应分期缴纳者。
丁、征收税捐。往日在广州有所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虽经市局整理，存优汰劣，仍有不少税捐为他处所无者。粪捐即其一例，以故吾人在粤时，尝开“天下未闻屎有税，广州惟有屁无捐”的语，令人捧腹，致其不得不尔的理由，前文已备言矣，兹不重复。
总之，国家处非常时期，祇有大家竭尽所能，出钱出力，共度难关，始克有济，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至于征收的方法，不一定由财政局或其附属机构经办，时尚沿用招商承办之老办法，财政局得将某项捐税公告招商承办，以报价最高者为得主，承包商报价若为一百万而实收二百万，则多余之数悉归包商自理，局方可以不问。
华林寺也被拍卖。红色部分是被拍卖的地块。
五，初期业绩
余接长市政之初，前任市政公所已拆通南城接连永汉路之永汉门（原似为永清门），但北通财政厅新署（杨永泰任内所建）之双门底重门，因属重要古迹，其上置有「铜壶滴漏」之古代时计，相传为汉时遗物，故暂予保存。
新市厅经过考虑，以双门底虽系重要古迹，但阻碍交通，不得不拆。
消息传出后，所有城内之所谓「九大善堂」绅士与「七十二行商」，联合一致反对拆迁双门底并移置「铜壶滴漏」，鼓励无知市民，指为破坏风水古迹，必将祸贻全城，甚且醵资雇买流氓小贩，于夜间举行提灯游行，沿途大叫口号。
后经余召集善堂商董等详加解释并晓以革命大义，风潮始息，「铜壶滴漏」后迁置于海珠公园。
开马路前的北京路与中山五路交界处（圆圈处）。
工务局此期工作，集中于继续拆城，先拆南城，次及西城，东城，最后祇保留北城一段不动，原因是南城拆后，改筑惠爱路疏导东西交通，拆卸东城，亦可打通东郊东山一带新兴住宅区。
至于西城则接连西关，其地为广州人烟最稠密之区。西城北段，后改筑太平路。
南段因有西濠口，乃六脉渠一大出入水渠口，欲改造马路，祇有将西濠大渠加盖，马路建造在盖上，此举又闹出大风潮，盖善堂商董，多以西关为彼等之根据地，其地地盘低洼，每遇雨季，西江水涨，便成泽国，一若台北盆地。
好在当我们提议改西濠为马路时，余所兼管之治河处，经由外籍柯总工程师Maior Qlivercrona之设计，已在西北江上游之芦苞建筑新式活水闸，作用正在防阻西北江水涨使西关无被浸之患。
但一般市民对于新治水工程的作用，毫无理解，甚至上层阶级如善堂商董等亦然，他们遂故技重演，开会，游行，接二连三，闹个不停。余不得不再召开谈话会，并介绍柯总工程师向大家解释，事态始告缓和。
西濠盖渠筑路完成后，马路两旁商铺地价立即高涨，受益者始知其利何止十倍于往昔，至此从前持激烈反对态度者，今乃额手称庆矣。
上图为1907年前后的西濠口。下图是1930年代的西濠口。也即现在的人民南路珠江口一带。
工务局首任局长程天固，系余昔日加大同学，惟所学为政治经济而非土木或建设工程。所幸局中有几位好工程师。
一位为伍希侣，原系广州通商初期所谓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之一的伍家后裔，曾留美专攻土木工程设计，广州著名开路工程，其始计大都出于其手。
一为彭回，檀香山美籍华裔，亦专研究土木工程，彼之著名业绩在疏浚广州之六脉渠，原来广州城系濒临珠江巨镇，所有食货转输惟江是赖，公共卫生亦靠珠江，六脉渠即珠江之支流，每逢潮涨，江水入注，洗刷全城支渠所积污秽，一俟污水，自然冲涌奔流珠江以出海，故于维持全城之卫生清政推行之始，我们就注意及此。
时彭回任总技师，余遂委以清浚六脉渠之责，彭为人不苟然诺，但一经受命，则不辞辛劳，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计，是能勇于任劳怨者。旋据彭君报告，始知原日六脉渠其阔十丈者，今只得三五尺，深浅亦如之，且渠道路线湮灭已久，稽考古籍图案，都不可寻，彭本人率领助手不得不实地跟踪访寻。结果发现渠面多半被人民非法霸占，有在渠上筑室者，今欲清理路线，加以修浚，实太费苦心，然彭君终能完成其事，诚値得大书特书矣。
曾任卫生局局长的彭回。
余所记忆技师中第三人为杨锡宗，亦留美人才，有一事迄今未忘者为广州中央公园之设计，在市政公所时代，即由杨董其事，余接管不久，亲往视察，见园之设计，有如几何图案，园址本为旧日抚台衙门，后半部多为百年古木，应予保存不动，杨则不顾，凡彼认为有碍其几何图案者，皆将之砍伐，待余临视时，祇有大榕树一株尚归然独存于后花园。
后闻在刘纪文市长任内，因辟建市府合署大楼，后花园悉被征用，则此硕果仅存之古木，想亦不保矣。
上图为第一公园（人民公园）建成时候，古树基本被砍。剩下为数不多的古树。下图此树位于广州市政府大院内，树龄约300年左右。
六、三次职辞职经过
从民国十年到十五年，我曾三度主持广州市政。
第一和第二两次的任职，我在前面已经约略谈到，不再重复，至于第一次的离职是在十一年。
这年六月十六日，陈逆炯明的部将叶举作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国父脱险抵海珠海军司令部，坐镇永丰舰上平乱，翌晨，余即携同家人避居隔江之岭南大学某美籍教授住宅，并即报告国父，请示进止。承谕此刻急需在军饷经费，着赶赴香港，澳门，向亲友同志设法。
余奉命后，单身趁省港轮船抵达香港，即访候杨西岩、伍学熀、林护及永安公司之郭泉与孙智等旅港忠实同志协商筹款，一切尚称顺利。嗣以家人寄居岭大当非久计，商诸罗延年同志，承指示并介绍认识港商蔡宝善、蔡君慨邀余举家住其宅。
余在港暂居约二周，始搭船过澳门，至龙田村家慈寓所，共叙天伦之乐，旋复返港，与诸同志谋讨逆平乱事，幸而所谋皆奏效。
不出一年，陈逆逃遁，广州亦随之光复。
1928年的孙科。
第二次辞职是十三年。是年夏，广东革命根据地愈趋稳固，本省及各外籍军人亦渐次就范，总理遂决定发动对北方的军事行动，以讨伐曹锟，吴佩孚诸封建军阀，建立北方革命的基础，乃派孔祥熙赴北京联络冯玉祥，鹿钟麟等倾向革命的北方军人，复命余辞去市政职务，前往东北访问张作霖。
时奉直之战已发，张子学良正督战于山海关外，余奉命即日准备，将市长职务移交后任，临去前曾亲草告别市民书发表，遂由广州出发，从海道自香港趁船到上海，再转船去日本，经门司复换船至朝鲜之釜山，改乘火车经汉城，平壤，过安东直抵沈阳，此为余第二次辞广州市之职。
1931年的孙科。
余离粤后，由李福林承乏遗缺。李为粤中民军统领出身，时已任军长，虽仅略识之无，但为人诚实可靠，对大本营之拱卫颇着劳绩，然以军人兼理市政，多感不便，不久亦复请辞。其继任人则为外交世家之伍朝枢（梯云）先生。
国父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馆病逝，余随诸同志由林森（子超），孔祥熙（庸之）等先生领导，办理公祭及移灵西山碧云寺等善后事宜，前后经过约三个月期间。
始告竣事，余即南下返沪寓稍为休息，再于六月中，下旬回抵广州，时粤中同志正协商改制，撤消大元帅府，由中央委员会推选同志，行合议制，创立国民政府。创立国民政府，国府委员中余亦忝列一席，嗣省政府亦随之改组，余复受命兼省府委员暨建设厅长。为时不久，广州市长伍朝枢先生因事去职，中央又命余兼理市长缺，是为余第三次主持该市市政。
不一年，中央决议誓师北伐，推任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领诸军北向前进。黄埔军校学生军表率群雄，所向无。十五年冬，师次南昌、武汉，中央遂又决议成立国民政府各部，余乃受任交通部长，因急于北上，未及在粤成立部之组织。
俟抵武汉时，始成立交通部于汉口平汉铁路局大楼，余既随中央北上，所有在粤职务，若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治河督办兼市长等地方职务，均以无法兼顾，乃于十六年春一并辞去，专任中央工作，至此余于广州市政不复发生关系。
所幸继任同志，如林云陔、刘纪文、程天固、欧阳驹等，均能努力建设，遂使广州市政声闻遐迩，为中外所瞩目也。
1948年的孙科。
七、内几件难忘的事
01
为温雄飞贷其一死
某日晚上，余在大元帅府闻有粤人某叛逆，私通陆荣廷，自南宁秘密到广州，想图谋不轨，已为军警拘捕，明早当押赴东较场执行枪决。翌晨七时，余以电话询问公安局长吴铁城，「昨日所捕逆犯，已执行，」吴答尚未，大约当日午前必可执行。余即于是日上午八时急渡江至元帅府晋见国父，承问此来何事。余禀告，闻军警方捕获逆犯温雄飞，将于今日执行枪决，拟请收回成令，俾以自新机会，国父当即首肯，下令公安局取消前令。查温雄飞本亦同盟会员，民元前旅居旧金山，会加入少年中国学社，为「少年中国晨报」写文章，并会受檀香山党机关「自由新报」之聘，承乏卢信遗缺为主笔。
民元返国，当选国会议员，乃从兹与军阀政客发生关系。余于民元前一年在旧金山与之相识，深知彼系一书生，断无造反本领，乃力为成全，宥其一死。渠后在南京任立法委员，亦余所提名者，行宪后，立法委员之产生改为选举，则不知所终矣。
02
邓铿（仲元）遇刺殒命
在陈炯明酝酿叛变前期，发生一件惊动中外的暗杀案，即粤军参谋长邓铿之遇刺而死。
民国十一年三月廿四日，天气晴朗，适逢星期休假，仲元邀余相偕去东北郊外瘦狗岭一带驰马。是日早膳后即乘车出发，经沙河而进，驰马至午后四时乃回沙河，就店用晚饭毕，回城已约在夕阳西下时。是日驰骋郊外，心旷神怡，尽欢而归。不料翌日三月廿五日，仲元因友人自香港九龙乘火车来城，准时驱车到大沙头车站候迎来客，即在站前下车时被凶手开枪击倒，伤中要害，虽经医生急救，仍不治而死。
事后陈炯明闻报，照例下令追缉，企图掩盖天下人耳目，时国父偕胡展堂先生等在桂林闻讯，固知杀邓铿之主使人必为陈炯明，因恨邓赞助革命军之北伐也，
邓铿遗像。
1934年7月25日这一天，广州各大报纸开始出现了“仲元中学校”的字样。广东仲元私立中学正式诞生。也即现在的仲元中学。
越秀山上的仲元图书馆。
03
发生「沙基惨案」
在余第三次接长市政时，仍继续开辟新马路其中沙基一段，由于其地毗邻沙面英法租界，相隔一狭窄水道，与沙面有两道桥梁可通行人。
沙基开路，先须拆除沿途店铺，业主且须让地，所需经费不资，因援例探行前述特别估定受益费办法，凡拆迁铺面，收用民地，及建设路面一切费用，都由该地店主负担，毫无怨言。
所以然者，亦因开路成功后，沿路地价，突飞猛涨，交通比前更为方便，市况亦较前繁荣得多之故。
查沙基一带为米粮业集中之区，所有业主，多系豪商巨商，开路所影征地，征费，故均得轻而易举，顺利进行。
当沙基开路尚未完工时，于十四年六月廿三日忽然发生巨祸，即所谓「沙基惨案」是也。
这一事件原起于我方学生民众抗议帝国主义的迫害，发动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沙基时，对岸的英法水兵，突然向行列开枪，死伤不计其数，遂造成广州的空前惨案。
事后平息，工务局继续施工将沙基马路完成，于翌年行开路通车典礼，遂在惨案发生地点，建碑立石，再正式命名为「六月廿三路」，以纪念惨案死事者，
上图为当日游行现场，下图为惨案现场。
04
「南堤小憩」俱乐部之设
缘本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前，先由总理指派若干同志任临时中央委员，负责起草总章，筹设市，区党部及小组，同时聘请苏俄人鲍罗廷为党的顾问，指定廖仲恺与余等数人与鲍谈话，作为改组的参考。
廖、鲍等尝假南堤市政厅会议室为商谈之所，市政厅的毗邻，有一商建新楼，亦位于南堤，当经吴铁城等发起，租得该新楼二层全座，设立「南堤小憩」俱乐部，为从政同志聚餐，休息，谈话之场所。总理亦尝假以为特别活动之用。如当时，总理曾应沈卓吾同志之请求，用粤语，普通话讲演，灌制留声片，即系假「南堤小憩」为之，此种录音片经黄季陆同志之整理，现尚保存，并已有复制品发行。
05
英国领事詹美逊之老气横秋
余在广州市长任内，时常与沙面之各国领事有所接触，记得当时各领事中，最为老气横秋，目中无人者，当以英总领事詹美逊（Sir JamesJamieson）首屈一指。陈炯明任省长时，一年一次邀约各国领事欢宴，于省长致词毕，詹以领袖领事身份起立致答词，因彼年轻时原为英外务部派来广州专攻粤语之官学生，以故粤语异常流利。
此次致词，循外交惯例，彼当然以英语为之，而以我方交涉专员李锦纶充任通译，但李父虽系广东台山人，早年旅美，娶美籍德裔妇人为妻，锦纶遂在美国纽约生长，十余岁时随父归乡，略读语文，程度不深。稍长，复返美入神道学院，毕业后再回粤，为教会作宣教师，所以对普通话语文，不太深究。
这次詹的讲词中，多引述「论语」一书，当讲至「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一段，李不知出自何典，译成粤语，遂不可解，詹为之忍俊不禁，立用粤语加以朗诵，在场同人均觉难过，李更甚焉，可见詹某之恶作剧，总在使人下不了台也。
其时余与市府同人，均属年当力强，所谓不知天高地厚者，詹某则已近六十退休之年，宜其看我们一群靑年，不在眼内。
不数年，北伐成功，余已担任国府高级首长，一次坐邮船由香港返沪，不期与渠遇于船上，则见其前倨后恭，判若两人。
民十七年春，余随胡展堂、伍梯云先生奉命出国考察，又在英伦本岛碰见詹某，英国帝国派往海外之高级官员，在任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及其退休归国，则一如常人，无复当年威风，詹盖其一例，其次则为曾任香港总督之金文泰（Sir Ceci Clementi），所谓举一反三，余不多赘。
06
美国副领事之跋扈
程天固长工务局时，建议将长堤西段自博济医院围墙起往西一带，拓宽路面，以利于交通。因事关改善路政，便利行人，自然邀得市府批准。
在未施工前，工务局会同财政局，先向博济医院交涉，请其将该院面临长堤马路边沿之砖砌围墙，予以拆除，并移去砖石，俾便马路施工。博济则认为拆墙让地，应由市府当局与之商妥补偿，始肯执行，因而迁延多时，未克实现。
工务局乃竟下令限期拆迁，苟仍推托，自当由局派工匠代为拆移，双方争持未决，该院竟向美国领事馆告状，指为损害美侨产权，请求援助，美领事馆亦未经事先正式向市府提出交涉，即指派一年轻副领事，直然来市长办公室求见。
余时尚未知来意，立予该副领事接见，该副领事年少无知，出言不逊，竟向余恐吓，谓工务局拆迁令如不立予撤回，领事馆将下令停泊于沙面对岸白鹅潭之美国炮艇，限时开炮轰击市政厅。
余聆此无理吓诈，立予驳斥，并要求其上级提供书面请求，再行处理，至此彼亦自知理亏词穷，始行退出。
余即通知工务，财政两局会同博济协商补偿损失问题，事乃获得和平解决，而拓宽路面亦得如期完成。惟以一副领事，胆敢开口即以兵舰开炮，来恐吓革命政府之地方长官，足以证明当时的帝国主义者，厉行所谓「炮艇政策」（Cunboat Policy），诚非虚语，
按，博济医院当时尚为美籍基督教传教士所主办，若干年后，始将产权移转于岭南大学，准备作为岭大开办学院之附属医院，
07
陈友仁的湖北口音
陈友仁，绰号「黄脸老番，」生长于西印度群岛中之特立尼达（Trinicdad），父母均广东惠州客家人。因自幼离乡，从当地习惯，日常在家中亦只操英语，所以友仁根本不懂普通话。
友仁童年性聪明，毕业当地中学，即考入英国牛津或剑桥，研究法学，考取大律师（Barrister at Law），仍回特立尼达执业。
民国成立，急思归国一新眼界，遂于六、七年间单身返国，住北平数年，创办英文日报，鼓吹革命。
国父在粤开府，友仁乃南来追随，初任大本营英文秘书，旋又受命为大本营航空处长，例须宣誓就职。
但友仁不识语文，不能说普通话，颇感困窘，同辈郭泰祺（复初），乃将誓词以拉丁字母音译为普通话，由郭口授，念熟后始就职，当时观礼者咸异之，莫名其妙，佥谓友仁何以能操湖北口音也。
又一次，美国驻北京公使麦慕瑞（Mac Murrary）来广州访问，时陈友仁以外交代表资格，在芳村寓所晚宴款待。时方暑热，饭后群集在花园草地聊天，友仁在余旁，美使坐正对面，美使知友仁不懂国语，乃问：“陈先生居广州已有年，能说粤语否？”陈答：“我来此不久，尚未学会，维北京话还可以”，美使随员翻译官某，立操北平普通话对陈有所话说，陈向余耳语，问，「他说些什麽，」余不得不为之翻译，好在围坐草地者，座席隔离颇远，美方人员不一定听得见耳。
北伐军到达武汉时，友仁尝担任外交，乘胜收回汉口之英法租界，不平等条约之终于废除，实自友仁收回汉口租界始。
陈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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