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世界上距离军事分界线最近的首都，直到现在，这座亚洲的现代都市仍旧笼罩着战争的阴影。
时光倒流，在战争的迷雾中我们寻找到了一群特殊的华人，他们就是朝鲜战争中韩国军队特别情报部队的队员。
这群特殊的华人，他们曾出生入死为韩国作战，每个人都有着一段不平常的故事。然而战争过后，这段华人故事却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过去的战争岁月如今已凝固成沉默的墓碑。
韩国军队特别情报部队，是在“6·25韩战”（朝鲜战争）中以搜集情报为主、作战为辅的一支部队，队员要从陆地、海上或者空中渗透到朝鲜发动袭扰和搜集情报。
在这些登陆到朝鲜后方的特工人员中，要属空投人员的伤亡最为惨重，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执行任务的队员们大都很年轻，但最终活下来的却所剩无几。
其中有一位特殊的队员，名叫罗亚通。在众多的韩国军官当中，他是一位中国人，也是当年韩国军事情报部队华人特别分队（SC支队）的队长。
战争过后，罗亚通曾在小学里当过30年的教师。从学校退休后，他又到一家中文报社打工，晚年的罗亚通在当地华人圈里是个受人尊敬的长者。
人们都知道他是位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但人们却很少知道，他曾经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军官。
那个时候，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是相当光荣的事情，罗亚通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热血沸腾地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潮流中。
1951年，23岁的罗亚通风华正茂，那时他已经是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179师直属炮兵营的一位青年军官。
刚到朝鲜时面对美军的优良装备，许多年轻的中国军人，还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1951年春天，志愿军发起了第五阶段战役。但是由于战线过长，装备和补给又严重不足，美军在空中和陆地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发动了全面反攻。
“我们被包围了，包围以后我们还想着怎么突围出去。和他们也是打了，可是我们伤亡惨重。我是炮兵教员，随身只能带步枪，只能先保护好炮兵和自己。”
“要是我们是指挥官还可以呀，但我们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被人家包围后就被俘虏了。没有办法，我们已经牺牲很大了。”罗亚通回忆道。
这次战役共损失了8000多名志愿军，其中5000多人被俘。这是志愿军自开战以来损失最为修重的一场战役。也就是在这场成役中，罗亚通被韩国军队俘虏。
罗亚通在解放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而审问他的韩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军官，很多都曾经在黄埔军校留过学，他们没有把罗亚通送进战俘营，而是劝他留在韩国军队。
1951年冬天，罗亚通脱下志愿军军服，加入了韩国军队。
罗亚通毕业于黄埔军校，他对自己在解放军中的政治前途，本来就有所担心。于是在被俘后，他打算另谋生路，叛变投靠了韩国人。
1952年，韩国军事情报部队让罗亚通筹建一支由在韩华人组成的特别分队（SC支队），派到朝鲜去做情报工作，因为他们这些人渗透进去比较方便。
“我们会说中国话。我们碰到中国军队，就说是会讲中国话的北朝鲜人；碰到北朝鲜的军队，我们就说是志愿军，北朝鲜军队就不会查我们了。韩国人就想利用这一点。”
至今，罗亚通还与当年幸存的战友保持着联系，他们常常约定在汉江江边见面。
汉江是韩国的母亲河。在战争时期，这条全长1300里的河流曾经是交战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人们休闲的场所。
80多岁的王竹三，是当年罗亚通的战友之一。他是当年第一批报名参加部队的华人，也是战后幸存并且健在的队员之一。
王竹三参加部队的初衷与罗亚通不同。朝鲜战争开始后，韩国华人对北朝鲜军队十分畏惧。
“那个时候人民军到韩国来，做了一些不怎么好的事，他们抓老百姓去干活，还不给饭吃，对我们华人华侨也是如北。”
“他可不管你是华人，还是韩国人。战争嘛，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很多人都被杀了，后来我们都撤退到釜山，大家自动组织起来，打的口号是保护华侨。”
如今，罗亚通和王竹三已经有五六年没见面了。至今，罗亚通仍然对王竹三当年在军队的表现赞赏有加。
“王竹三过去是在我们部队任第二排的排长，韩国人叫分队长。他这个人精明强干，虽然个子不大，但是动作特别快。在军队里面他是考核第一的，作战训练各方面都特别有经验。”
据罗亚通讲，其实在部队里像王竹三一样能干的队员是非常多的，但最终能像他这样幸运的毕竟寥寥无儿。战争的残酷，使他们都逃避不了成为炮灰的命运。
1952年1月，这支由200多名华人组成的韩国军事情报队4863部队（HID）SC华人分队，先在釜山进行秘密封闭训练，随后由美国空军将100多名执行人员陆续空投到交战区。
“大家都站起来一个跟一个。只要到门边，到地方红灯亮了，美国人就踢我们的腿说go，就是把我们推下去，你不下去也把你推下去。”
“美国人做情报有时候他不管你死活呀。要派的时候，就派飞机把你降下去，你死就死活就活，拿人命不当回事。跳伞的人很多没有回来，十分之九啊，没几个回来的，只回来了两三个。”
“这两三个也就是运气好吧，没被人家抓住或者没有摔死，有时候伞打不开就摔死了。每次飞机飞过去，人家一听到这个飞机声音就出来了。有时候你刚落地，人家就把你抓了。能够落下来，把降落伞收拾好跑上山或者到哪去，能够跑掉就已经万幸了。”
当时北朝鲜的人民军和志愿军，都对韩国派遣的军事情报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防范，因此，特别分队的每次行动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停战协议是1953年7月27日签的字。我们最后一次空投就在15号，派我率领30个人到北朝鲜的盖马高原甲山打游击。我们进去后走了5天就被人民军发现包围了，最终只剩三个中国队员，负责电台的两个韩国人，加上我共6个人找了条船冲出来。”
“人民军发现我们后，拉了一门炮来打。有一发炮弹落在我们的船附近，差点就翻了。我们使劲地往南逃，逃了一天一夜终于遇上了美国军舰。空投的30人最终只有我们6个人回来。”
当时，SC华人分队中的许多队员，落入到北朝鲜后就失去了消息。他们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死。
朝鲜战争中有40余万韩国军人阵亡，这其中就包括100多名华人支队的队员。当然除了SC支队外，还有一些在韩华人也加入韩军参战，甚至还有两人成了“功臣”。
罗亚通说：“两年多时间，我们从陆地、海上、空中失踪和战死的华人超过了100人，最后只生还了10名执行队员呀，特别悲惨。”
“战争让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每一个家庭都经受了战争的苦难。我这个队长感觉对不起队员，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华侨！”
金亭义，就是当年特别分队失踪的队员之一。
1952年3月，在一次行动中，金亭义和10名队友被空投到北朝鲜执行秘密任务，从此家人就没有了他的音讯。
金亭义的弟弟金亭智说：“要是能知道他怎么了，是打仗打死了或怎么的，总是得有个消息。这什么消息也没有，更让人难过。过年过节儿女都来了，就二哥没有，我母亲就不大吃饭，就是想二郎想的。”
金亭义的母亲是韩国人，老人直到去世仍旧相信儿子还活着，嘱咐家人一定要到北朝鲜寻找失踪的儿子。
金亭智说起二哥加入韩国军队的原因非常简单：“韩国好像是我们第二个家，觉得是跟中国一样的。所以比如有人损害的话，我们也得保护这个家，因为在这里住的关系。”
从朴素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他们对韩国的热爱和责任感。但这个用他们的生命换来和平的国家，对他们的牺牲却无动于衷。
韩国是一个不会忘记战争的国家，战争的伤痕至今仍旧深藏在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所有的韩国人似乎都记得他们的人民所受到过的苦难、他们的战士所做出的牺牲。
但几乎没人会注意到还有100多位华人也同他们一样，为了战争付出的昂贵代价，更没人会注意到幸存至今的华人士兵，在当下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首尔龙山地区的韩国陆军总部旧址，现在是韩国战争纪念馆。这里陈列着朝鲜战争中9500多件战争遗物。
罗亚通和王竹三常常来到战争纪念馆。在纪念馆一侧的石碑上，记录着朝鲜战争中韩国所有参战阵亡者的名字，他们也在这里寻找着战友的姓名。
“就是我们看到韩国留的文件，各地都有了，就是缺少我们华侨的。我们当时是一腔热血帮助韩国打仗，结果韩国把我们忘掉了，所以我们觉得不公平。”
“我们给你们出力，我们失踪和战死的超过100人，现在我们怎么样，阵亡记录一个也没有。所以韩国对我们太那个了，感觉好像我们出的力，流的血都有点白费了，白死了。”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SC华人分队损失的队员超过100人，幸存下来的10名队员被韩国政府授予保国勋章。但是韩国政府认为这些华人不是韩国人，因此不能享受退役军人的待遇。
罗亚通因为这件事内心常常充满了不安：“因为这个部队，除了我上面有个负责人以外，我就是队长二把手了，管理作战，管理情报的都是我。可是后来我们战死、失踪这么多人，我这个队长的责任很重大。”
“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家庭，对不起在韩华人，所以现在我感觉很内疚。如果我能够争取到韩国对我们有所交代的话，好像我这个责任就减轻了。我不想白白叫他们的孩子牺牲了。”
金亭智的二哥金亭义在执行任务中失踪，他觉得在战争阵亡者的名录上应该有哥哥的名字。他说他们全家并不是为了政府能赔偿什么，只要是能知道二哥怎样死的，给个纪念留个碑，也算是给后代留下了点什么。
金育安是特别分队队员幸存者金圣亭的儿子。
他让我们看了他父亲留下来的勋章和照片并告诉我们，他父亲对自己曾经的军队经历特别重视，战争结束后父亲自谋生路开了一家餐馆，经商成功后一直念念不忘那段战争的经历，即使是照全家福也不忘记戴他的勋章。
“这些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勋章，一直保存着。这个勋章属于是鸽子嘛，以和平命名的勋章。这个勋章是6.25参战的所有旅韩华侨都有的保国勋章。”
“这也是6.25参战以后，韩国政府给我父亲的，比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奖章要高一等。这个奖章后面有一个字据，字据写的是保国表彰曾经参加战争的军人，这些都是他特别爱惜的东西。”
“这张几乎更惨，是父亲放弃了中华民国国籍才得到的。不说了，为了让韩国政府承认华人参战的历史，获得应有的荣誉，他放弃了曾经的国籍，换取了政府领发的勋章和参战证书，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2002年，金圣亭因病去世，金育安一直在为这段华人参战的历史四处奔波，这也是他父亲的遗愿：“对我爸爸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如果过了这几十年以后，这些所谓的历史可能慢慢地被淡忘掉了。”
“目前我积极想要做的是为了这些当事者，就跟韩国政府要求，能否得到一个精神上的补偿或者荣誉。然后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给他们树个碑，把当时参战的人员的名字列上去做个记录。以后希望我们住这儿的华侨们，也能知道一下当时6.25参战的还有华人。”
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幸存者的心里，想得已经不再是侥幸活下来的欣慰，他们反思更多的是这个特殊华人群体在战争中的生命价值。
前几年韩国国会正准备通过一项赔偿法，对在战争中执行特别任务的军人进行补偿，罗亚通他们就抓紧时间向各个部门反映情况。
2002年情报局接收了他们的资料，后来说能发给他们医疗补偿金，罗亚通他们还收到情报局寄给他们的医疗补偿金申请表格。
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罗亚通他们填完表，交了所需资料，情报局突然又说不能接受了。据说是因为有关特殊任务执行者的事情，已经交给了国防部管，他们说这事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
为此，罗亚通还去拜会韩国民间团体，也就是曾经参战过6.25战争的那些老兵们，跟他们商讨一下有关于参战同志们的所谓补偿或者一些待遇的问题。
他们准备通过HID协会帮助他们搜集资料，提一些资料的问题，然后由HID直接跟国防部联系。
HID是韩国军事特别情报部队的缩写代号，在韩战期间，这支部队主要在北朝鲜和志愿军阵地活动，因此伤亡失踪的人员很多。
战争结束后，这个协会专门为参战者提供帮助。但HID的基本要求是那些曾经参战的队友要加人他们的会员，缴了会费，他们才会给你一点点整理资料。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为了让死去和幸存的队员得到应有的补偿，罗亚通还在执行着他一生中最后的任务。
战争结束后，罗亚通无法回到大陆，也没有选择去台湾。1964年他在这里娶了一位韩国妻子，生下一儿一女。
如今，罗亚通最开心的事，就是远嫁到印尼的女儿带着他特别疼爱的两个外孙女来看望他。比起那些阵亡的战友，能够尽享天伦之乐的罗亚通，觉得无论如何也是幸运的。
战争使无数家庭破裂，也使这些华人队员与祖国大陆骨肉分离。在战后的岁月里，罗亚通每年都会到公墓悼念战友。但是在他心中，这里并不是自己最后的归宿。
“每年我们都来祭祀。现在我们年纪大了，自己还是想回家了，我到现在70多岁没回过家没祭祀过亲人，还是想回家去看一看。”
“不管怎么样中国现在也进步了，所以到现在我还计划回去看一看，我想这个计划总能实现吧，在三年五年以内我想我总要回去一次看看。”
“我想人民政府也进步了，过去虽然我们犯了错误，现在年限久了就能既往不咎了吧。现在国民党的上将大将都回去了，何况我这个小小的人物，回去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就是当年那群参战华人的真实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遭遇的命运都不同，不过这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如今也怪不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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