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勘界是中法租借广州湾交涉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引起中法之间诸多纠纷。中法在广州湾地理概念理解上的歧见，在1898年4月9、10日交换照会前没有被意识到，清政府也没能利用复照之机及时予以限定。此后，双方在租借地范围问题上各执一词，交涉过程十分曲折。法方纵兵强占，中方则强硬抗争，屡拒法方勘界方案；继而彼此依形势做出一些让步，但分歧难以消除。因硇洲、东海两岛租让之争，中方内部出现分歧。“平石事件”爆发后，外交形势迅速恶化，清廷最终只得授权钦差大臣苏元春对法妥协并签订《广州湾租界约》，继而被迫接受法国多项索补条款。清政府在对法广州湾勘界交涉中的难以作为，折射了中日甲午战争后其应对“瓜分危机”的外交困境。
[关键词] 广州湾租借地；“平石事件”；中法关系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纷纷在中国谋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外交交涉日棘。法国租占广州湾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该事件中，勘界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引起中法之间持续一年多的争执。对此，相关论著虽有不少论述，但由于官方档案的欠缺和研究视野的限制，多侧重于地方官绅和民众的反法斗争，并给予高度的肯定，相反，对中法政府之间的交涉以及清政府的角色却缺乏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清政府表现软弱腐败的误见。实际上，中法勘界交涉的过程十分曲折，清政府并不总是软弱的，也有强硬抗争的一面。本文拟以法国外交文件和台湾地区所藏总理衙门档案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深入探讨中法广州湾勘界交涉的过程、主要分歧以及清政府如何逐步走向对法妥协，以期对法租广州湾案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并以此透视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应对“瓜分危机”的外交困境。
一、勘界问题的缘起与中法初步交涉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继而俄国提出租借旅大，为法国趁机谋占类似租借地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时机。1898年4月9日，法国驻华代办吕班（Henry Dubail)照会总理衙门，提出三款要求，其中之一即是“因和睦之由，中国国家将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在其地查勘后，将来彼此商订该租界四至，租价将来另议”。惧于法国的强硬态度，次日，总理衙门以照录法方照会的方式复照予以允准。“广州湾”是高州府吴川县南三都的一个陆地村坊及其附近港汊海面，在中国典籍中也有确切记载。在清政府官员看来，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法方所理解的“广州湾”则是一个泛化的空间概念，囊括雷州府遂溪县和高州府吴川县的部分陆地和水域、岛屿。然而，事前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既然地名确切，总理衙门在复法方的照会中却没有具体注明，而是依然保留“在其地查勘后，将来彼此商订该租界四至，租价将来另议”这样模糊的表达，这就为法国在查勘日期、“租界四至”上预留了可操作的时间和空间，也为此后中法双方的冲突埋下了祸因。
获得广州湾租借权后，法国采取“先占地后谈判”的策略，迫不及待地前往接收。1898年4月12日，法国外交部便促请海军部尽快派兵进驻广州湾。次日，法国远东舰队指挥官博蒙（Beaumont)少将命令比道里埃尔（Gigault de la Bédollilère)准将赴广州湾建立殖民机构。1898年4月22日，在未照会地方官的情况下，比道里埃尔率领的法国远东舰队单方面采取行动，在雷州府遂溪县登陆，强占海头汛炮台，并于离炮台数十丈之处建桩筑桥。法军的到来使地方民众充满恐慌，加上地方秘密社会组织三点会的煽动，地方民众与法军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终致冲突频发。
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赛（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内外的压力下，清政府采取一面弹压一面交涉的对策以平息事态。6月6日，总理衙门咨行两广总督谭钟麟委派督办钦防候补道潘培楷为广州湾勘界谈判代表。相应地，法国则于两天后派博蒙少将为代表，法国驻海口副领事甘司东(又译作甘斯东或甘杭，Caston Kahn)以翻译身份陪同前往。6月27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赛（又译作德尔卡塞或得尔卡舍，Thophile Delcassé)向法国驻华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发出指示，让其使用最坚硬的语气要求总理衙门立即向两广总督发出训令，“以使他注意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同时也请求中国政府保证我们和平占有租给我们的地域”。广东地方当局虽不愿为法军提供合作，但又恐怕中法启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对。例如，对于六七月间地方民众与驻海头法军的冲突以及7月25日法军占领硇洲岛淡水湾两炮台一事，两广总督谭钟麟一面令高雷两府地方官派兵弹压土民，保护法国人，一面请求清廷致电驻法公使庆常向法国外交部提出交涉，让其约束法军、退兵并静候勘界，同时加紧催促潘培楷前往勘界。在与庆常8月15日的会面中，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赛也表示“速勘界，争端可息”。这就推动了中法勘界谈判的启动。
不过，谈判的进展并不顺利。9月1日，潘培楷如约抵达广东北海会商勘界，然而，博蒙和甘司东均到了河内。经总理衙门向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催促，潘培楷才于9月7日在海口实现与甘司东的会晤。当问及边界范围时，甘司东即执笔在地图上画出“吴川界自调神村起至广（州）湾口门，约计八十余英里，遂溪界亦由调神村起至广（州）湾口门，约计百二十余英里。赤坎一带村庄，均在其内”又明确提出硇洲岛在所必租，理由为“硇洲是广州湾门户，譬诸租人房屋，断未有不租大门者”。在这次试探性会晤上，两人没有形成任何共识。9月10日，潘培楷抵达广州湾，但甘司东“有事一时不能前来”，此后屡次约勘均没能实现会晤。潘氏和高雷地方官在此等候二十多日，其间仅于9月22日接到甘司东的一纸函电。博蒙授意甘司东在函电中提出的勘界要求更甚于9月7日的会晤，即“囊括遂、吴两属滨海四百里地方，所有大小各属分枝水道均在其内”，不仅包括硇洲岛，也包括东海岛甚至遂溪县城，还要求必须将湾内外房屋拆去、高雷两府地方官会同法员会勘并妥为保护照料。潘培楷依据广州湾的实际地域概念进行逐一驳复，称对方所要求的高雷两地陆地以及硇洲岛、东海岛等岛屿均不在原议租借的广州湾内，碍难会勘，而“湾内岛名甚多，分枝水道尤多，究竟是否广州湾内小岛，必须图内注明方能会勘”。两广总督谭钟麟认为法方的要求“无理强横，万难允准”，呈请总理衙门“坚持初议，勿任求宽”。
中法的初步交涉，显示双方对于边界范围的分歧之大。潘培楷、谭钟麟均坚持清政府的范围，据理力争，不愿退让，态度颇为强硬。法方的租地诉求却不可能仅仅满足于此，从其屡约屡爽的行为来看，此时他们对外交谈判似乎并无多大兴趣。共识的欠缺，注定谈判难以为继，除非其中一方主动或被动让步。然而，潘培楷职权小，没有被授予签约权，自然难以迫使其让步。为了实现其租地方案，法国拖延甚至中断与潘培楷的正式交涉，转而通过纵兵强占、利诱地方官民等方式不断扩大实际占地面积，以蠃取外交上的筹码，掌握主动权，迫使清政府让步。截至10月底，法军占据了吴川县的硇洲、麻斜炮台，随即在硇洲、黄坡游历绘图，还在硇洲南港、北港雇工建造灯塔。1899年1月，法国驻广州湾统带马尔基致函吴川知县贾培业，称：“以现在县属北涯岭建造兵栈等房兼囤煤炭用地，西七千五百四十方尺，每尺中二尺七寸合西一尺，该价银若干，函请查明酌给。”与此同时，法军又在遂溪县采取同样的办法，“在海头圩外薯田坡岭处插竹为界，建造兵房”，经遂溪知县熊全萼与马尔基协商，后者同意偿以地价。此外，法军在硇洲、海头等地纪律极坏，殴伤居民、调戏强奸妇女、买卖不遵市价、霸占民地、雇工建灯塔、征丁当苦差等行为时有发生。
广州湾界址尚未勘定，法兵自行占地等行为实际上是不合法的。为了防止民众“滋事启衅”，两广总督谭钟麟饬令高、雷两府地方文武官员切实弹压，同时采取若干反制措施：一是将遂溪知县熊全萼撤任并饬令将地价发还，请总理衙门与法国驻华外交官交涉，制止法军在界务勘定前的占地及擅自购买民地行为。二是上奏清廷，请旨饬令总理衙门向法国发出外交抗议并令驻法公使庆常催请法国外交部“另派公正妥员迅速来粵勘界，抑或仍令该国水师提督及该领事等及早订期会勘”，但务须按照原议，只将广州湾租作泊船囤煤之所，所强占的硇洲、海头炮台等处须在勘界前全行退出。虽然双方勘界代表之间的交涉已处于中断状态，但两国外交部门之间却一直保持着外交接触，而在广州湾范围上依然各持己见。面对法军在事实上扩大占地，清政府并无应对之良策。
二、重开谈判与清政府的强硬抗争
法方一面拖延与清政府官员的正式勘界谈判，一面开展军事行动，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广，高雷两府部分陆地以及东海、硇洲两岛均在其实际控制之下。任由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对清政府必然不利，不仅丢失土地，还使得地方秩序频现危机，因此，总理衙门以及驻法公使庆常屡次催促法国重开谈判。此外，清政府也在地方上作了新的部署。1899年2月7日，署理遂溪知县李钟珏到任，在广东地方当局的授意下，筹办团练甚力，团练不断壮大，无疑增加了谈判的底气，也预示清政府的对法态度趋向强硬。此时，法国方面也有意重开谈判，因为随着土地占据的扩大，更多外交主动权在握，而遂溪团练的组建也增加了其军事行动的阻碍，恢复外交谈判渠道有望巩固已有战果并索要更多土地。
1899年3月，法国海军部和外交部采用了博蒙提出的一份勘界方案，即租借的广州湾海陆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包括高、雷两府的部分陆地以及硇洲、东海两岛在内，法国享有修建和开发海头至安铺铁路的特权。3月1日，德尔卡赛指示驻华公使毕盛以博蒙方案为基础与总理衙门进行谈判，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界务。3月4日，毕盛照会总理衙门，称其已获得法国政府授权代商广州湾界务，希望与总理衙门即行商办，一律勘毕所有界务。3月9日，毕盛亲自来到总理衙门，称两广总督不肯与法方会商广州湾界务，请求在总理衙门商定，意图绕过态度强硬的两广总督谭钟麟，总理衙门则以广州湾勘界事关广东省“地方形势”，“无从遥度，仍应在粵商办”为由予以拒绝。此后，毕盛采取进一步行动，企图迫使总理衙门在事实上成为主要交涉对手。3月13日，毕盛照会总理衙门，送分界节略一件、地图一幅，将博蒙方案和盘托出，称其依据为1898年4月10日总理衙门照会，且“法国所请甚属撙节，而租地之界减之又减，况遂溪、吴川、海康等城紧要之地虽距广州湾匪遥，均在新租界外，而界内各地瘠贫”。与上一年的要求相比，博蒙方案确实做了某些退让，原主张划入租借地的遂溪县城，今已放弃。
博蒙少将建议的勘界图
（图片来源于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尽管如此，博蒙方案还是遭到总理衙门与两广总督的反对。3月18日，总理衙门复照毕盛，以占地太广为由明确予以拒绝，表示“中国允租之地总不能离广州湾海面附近界限，据来图所画界限竟占及陆地百余里之远并及两岛地方，实于原定照会情节不符，至欲修造铁路至安铺港择一停泊之所尤为原议所不及”，中国实在碍难照办，务请“持平改减，另绘租界，以期易于了案”。5月25日，谭钟麟致函总理衙门，指出“广州湾租界初议于岸上租一屯煤之所，得数里足矣。昨见寄到法图，纵横数百里”，“吴川一县已占大半”，“且海头为雷州遂溪县境，一租界而占两府之地，无此办法”。此外，谭钟麟力拒东海岛、硇洲岛的租借，因为“两岛海面为高、廉、钦、雷、琼五府绅商士民出入咽喉之路，两岛若租与他人，是扼其吭而梗绝之，五府千百万众其甘受耶？况跨海而立租界，亦从来所未闻也”。他另绘一勘界图呈总理衙门，“合广州湾纵横百余里为租界，较之九龙地已加倍”，请总理衙门照此与法方定界。在同日致总理衙门的另一函件中，谭钟麟再呈一界图，考虑让出已被法军占领的海头炮台，“以海头炮台为界，沿海岸自西而东划出民地三里计，以便彼族通广州湾之路”，但拒绝修筑铁路的要求，因为安铺离广州湾尤远且不在租界之内，应暂不提及为好。毕盛则称所送界图出自法国政府之意，难再更改，并威胁说如果不允，即自行办理。不过，总理衙门“仍坚持前议，不为耸动”，并电令庆常向法国外交部提出交涉，要求命令法军“静候两国商勘，不得先行妄动”。
5月27日，毕盛又开展新一轮外交攻势，向总理衙门抛出法国单方面拟定的《关于广州湾的协定草案》。该草案共含8个条款，内容包括：租期99年、管辖权归法国、法国得在租借地内建设防御和航运安全设施、租借地和港口行政权归法国、引渡事件应依据中法已有条约相关条款尤其中越边界条款办理、修筑租借地至安铺铁路等。其中，租借地范围与博蒙方案大致相同。毕盛来势汹汹，称将占领“所要求的各主要据点”。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授权高礼睿（Courrejolles)准将对各主要据点进行军事占领，造成既定之事实，以迫使清政府承认。据遂溪知县李钟珏汇报，“法牟带兵百名到县属之麻章圩、赤坎埠、平石、门头至县城七里外之万年桥，并扬言遂溪以万年桥为界，两礼拜后即在赤坎沙湾岭造兵房，县城、麻章、通明汛、东海等处俱要驻兵”，谎称系遵照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协议行事。
在清政府看来，界务尚未商定，修筑铁路等其他条款就更无从谈判。6月3日，总理衙门两次复照毕盛予以拒绝，称：“广州湾租界未议定，碍难遽订条款章程，且所占地界过于宽广，本衙门实难照办。现在接据两广总督来函，并附绘租界新图一纸，核其所指界限较初议已为推广。兹特照绘一纸照送贵大臣查阅，希即允照此图议定广州湾租界。”在另一复照中，总理衙门抗议法军在遂溪的军事行动，要求毕盛电饬高礼睿与粵省商定界址。与此同时，总理衙门令驻法公使庆常与法国外交部交涉缩减租地索求，停止军事措施，以免与居民发生冲突。
总理衙门的回复让毕盛甚为恼火，因为谭钟麟所拟的界图基本上只是“所要求的领土的八分之一”，而且硇洲岛、东海岛甚至所要求的高雷两府大部分陆地和水域都不在租借地范围内。毕盛认为是谭钟麟“加剧了最近出现的混乱”，再次要求对之问责。德尔卡赛则向庆常威胁称“草案不能有何更改”，清政府不能阻挡法军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停止须视清政府“是否应允我人的要求而定”，总理衙门“想拖延定局以改变既成事实是不可能的”。
为了迫使清政府屈服，法军攻势汹汹。6月21日遂溪知县李钟珏报告，“法国画官率兵登岸绘图，从赤坎埠起至县城七里之万年桥止，较法国前寄界图为尤阔”，扬言“绘图后来造兵房”，导致“民心惶惑”。不过，广东地方当局也不甘示弱。此时，恰逢发生英军驱逐九龙城内中国官兵事件，谭钟麟与广东巡抚鹿传霖认为法军“似此不候勘界，恣意强占，其势较英为尤凶”，22日联合上奏清廷，提出“姑置九龙两处不与英争，而于高、雷两郡先为布置，以遏法人之凶锋。兵少力薄，必需添募十营，以资调遣”。同日，毕盛照会总理衙门，称法国水师提督计划收缴租借地内各处之完纳地丁税册籍等件，以便即早筹办管辖新租地界，要求其饬令两广总督设法将在雷州、高州等府所属各处归入广州湾界内，以资法国官员管理，地方官须出示晓谕，避免在接收管理之时产生扰乱，倘有搅扰萌生，应立即严加弹压，若滋生重大事件，必归咎于两广总督。
对于毕盛的无理要求，6月28日，总理衙门复照予以明确反驳道：“贵大臣前交地图四至地段太广，诸多窒碍，国家并未允许，断无交收该处地方地丁税册籍等件之理，此时惟有由贵国水师提督与粵省地方官会商勘定，以免扰乱。若两国未经勘定租界之前，贵国遽欲派员自为掌管，生出衅端，中国不任此责。”次日，毕盛再次照会总理衙门，谴责谭钟麟阻止法国“在该处守卫”。
显然，中法双方在租借地范围上自说自话，交涉步履维艰。总理衙门的驳斥并没能阻止法军的军事行动。6月29日，高礼睿向法国海军部报告，法军于6月24、25日“占领了三个据点，没有发生事故”，并在占据地张贴出告示，“经中国政府决定包括由中国让与的全部领土，尊重风俗习惯，赋税照旧”。高礼睿在函电中不无得意地认为，“协定已贴出并将得到甚好的欢迎”。7月6日，毕盛向法国外交部报告，称占领已完成，但地方官吏拒绝移交行政卷宗且该举动得到总理衙门的赞许，因此“有增强海军司令为数过少的兵力之必要”。在毕盛的请求下，法国政府授予高礼睿“为解决划界问题所必需的权力”。法国急于了结广州湾勘界案，不惜诉诸武力，中法冲突似乎将一触即发。
三、硇洲、东海两岛之争与中方内部的分歧
除了总理衙门的对法交涉受挫外，潘培楷路线的交涉也打破不了僵局。从6月至8月初，潘培楷在遂溪赤坎与高礼睿共会商三次，后者允在吴川县界让出黄坡一圩，遂溪县界则让出万年桥及遂溪县城至雷州大路，但由于索地仍太广，终无成议。法国纵兵强占，引起了清政府官员的忧虑。8月10日，总理衙门上奏清廷，指出“此案相持日久，为患益深，亟宜早日定界，庶可杜其逐渐侵越之谋。前委潘培楷位望较轻，法员不愿与商，谭钟麟身任兼圻，公事繁重，又未便轻易出省”，请求“特派熟悉边情之大员迅往勘定，以清界限而弥衅争”。清廷决定派出广西提督苏元春作为勘界钦差大臣，会同广东督抚妥筹办理。
苏元春身为广西的封疆大吏，素有对法交涉经验，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维护桂越边境和平上有过良好的合作。据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回忆，苏元春出任勘界大臣，实际上是法国人的要求，以便“随意地扩充土地”。苏元春长期守土有功，颇得清廷信任，自然不会拒绝这项任命。得知清政府更换谈判代表的消息，毕盛感到很满意。8月14日，毕盛照会总理衙门表示致谢，同时强横地要求“钦派大员应有权凭，准其无庸咨行两广总督并京都，可以订立了结章程。而该湾租界现本国驻扎海面出入各口并内陆紧要处所，以资守卫，此节应允，不能驳斥。彼此辩论者，惟应商议细节。此事在我国想必须以为章程办理了结”，“至我国水师提督派兵各节，必定碍难停止”。8月19日，毕盛致电法国外交部，信心十足地称道：“如果我们的兵额立刻得到增加，我可预言这一措施乃是十全的。”法国政府最终于10月底决定派军增援高礼睿。8月21日，总理衙门复照辩驳：“苏提督系奉旨特派大员，自有商议了结此案之权，至如何勘定界务之处，应俟苏提督到粵后，与贵国水师提督和衷商办，以期妥速了结。”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过，苏元春迟迟未能启程赴粵。苏元春此时除了勘界钦差大臣职务之外，还兼有视察上海等任务。在法国的催促下，至10月14日苏元春才行抵广州。苏元春与广东督抚会商多日，就“硇、东两岛为五府门户，必当力争”达成共识，谭钟麟还提出可许、不可许诸条原则，要其据理力争。另外，谭钟麟提醒苏元春“法人贪狡，恐难遽就范围，当详审机宜，电商筹办”。10月9日法军攻打黄略村后，遂溪团练与法军关系骤形紧张，为此，苏元春收到消息后，星夜赶往遂溪，一面知会地方官弹压，一面晤商高礼睿。
10月18日，苏元春抵达遂溪海头法军驻地，很快便开始与高礼睿交涉。苏元春“劝令从容置议，商定界址，反复辩论’，“固争不已”，高礼睿不得已作出妥协，同意在法国原议界图中“退出遂溪县属之麻章、黄略、新埠，吴川县属之黄坡、石门、三栢等村，东西八九十里，南北二十里”。相应地，苏元春则在双方分歧最大的硇洲、东海两岛租借问题上作出退让。10月29日，甘司东以电报向外交部长汇报称，苏元春已接受法国的定界要求并已向总理衙门发去电报以便考虑安铺铁路问题，在谈判终结后，还将研究租借地周围的绥靖问题。
苏元春为何违背与谭钟麟的共识，仅在约十天的时间内就与高礼睿达成协议并租让两岛？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苏元春“内重外轻”思想的表现，也是在不占军事优势情况下的务实之举。苏元春后来致函总理衙门自辩：“及从两岛经过，始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广州湾既允作租界，我曰门户，法人亦曰门户，譬如房屋租赁与他人，而不予以门户，必无允理。彼于是早据门户，占定先着，而欲以空言多回实地，虽苏张之舌不能也。说必不行，枉耽时日，不如得其中策，两岛海边任我往来出入，且借此争回内陆险要，纵横约八九十里大小，不下数十村，常作吴、遂屏障，似乎所失小而所得多。”出自遂溪知县李钟珏之手的说帖也说出了苏元春的心声，其中称硇洲、东海两岛孤悬海中，难以扼守，但其为广州湾门户，系法国人所必争，“况现在硇洲、东海，法俱驻兵，欲其退出，其势不能。鄙意莫若弃外海有名无实之二岛，而力存内陆既庶且富之各村。盖弃二岛于大局无碍，若弃内陆百余里千百年诗礼之乡，则人心解体，恐高、廉、雷、琼四府岌岌乎有瓦解之忧，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然也”。其次，苏元春可能急于完成广州湾勘界，以便早日赴江南练兵。为加强防务，应对列强的“虎视鹰瞵”，8月30日，清廷命令苏元春在广州湾勘界事竣后，将广西边防诸军暂交总兵马盛治接统，自挑得力营员并亲率驰赴淮徐一带择要驻扎，一面召募成军。此军“力扼冲要，南北兼顾”，归入北洋军，旋名为武卫先锋军，听荣禄节制。如此重要的任命，苏元春自然倍加重视。赴广州湾勘界前，苏元春曾向荣禄面商选兵方案，在广州湾勘界时，“又奉旨饬给武卫先锋军关防调募成军，当电嘱马盛治即日举办，寻接马盛治回电挑旧补新，业已招齐正副十营，预备调往”。勘界完成后，苏元春上奏保证“腊、正之交必抵淮徐，添募成军，择要驻扎”。可见，淮徐练兵一事甚急，广州湾界务如果拖延太久，势必会对此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苏元春在广西边境积累起的多年对法交涉经验可能也起了作用。苏元春与印度支那官员建立了较好的私人关系，注重以私交促外交“经常需要采取两不得罪的态度，既要满足法国方面的要求，又不能伤害中国上司的感情”。很难说在广州湾勘界交涉中，苏元春未受这种经验的影响。而就法国方面来说，高礼睿认为租借广州湾价值并不大，且“他国租界中国久已允准，法租界较小，延宕一年之久，迄未定议，有伤颜面”，渴望迅速解决事件，但出于广州湾防卫上的考虑，坚决要求租借硇洲、东海两岛。因而，高礼睿愿意让出遂溪、吴川的大片陆地，换取苏元春在硇洲、东海两岛上的妥协。
不过，苏元春将两岛允租给法国，实际上是没有征得谭钟麟同意的，甚至勘界交涉进展情形也未告知谭钟麟。谭氏后来致函总理衙门称，苏元春自10月18日行抵海头“旬日未来一电商及界务”，“其来电只述法提督恫吓之词，并未言界务如何筹议，惟屡以团练与法兵打仗以致界务棘手，请撤遂溪李令钟珏”，直到10月27日，“见其请钧署代奏稿始知与法提督高礼睿已有成议”。谭钟麟因此勃然大怒，上奏清廷弹劾苏元春，请求“立废所定约”，坚持认为“硇、东两岛为五府商民出入必由之道，万不可弃”，并致电指责苏“把硇洲岛和东海岛租让给法国是未经授权的”。苏元春则上奏辩称：“硇、东两岛早为法兵所据，不肯作为通商口岸，且以不允铁路即收回所让各村，情词决绝，并急欲进兵剿除黄略、麻章两村，以图报复。”清廷的态度则摇摆不定，先是在10月31日致电苏元春，指责其未与谭钟麟会商。11月3日，清廷又承认已为法军久占的两岛“诚非口舌所能为力”，反过来指责谭钟麟“身任地方，早应防患未然，保全疆土，岂得临时概诿诸议界大员”，“此时法提督如此嚣张，难保不开兵衅”，质问谭钟麟“捍卫海疆，究竟有无把握”，认为“必须统筹全局，妥拟办法，断非意气用事所能结束”，要求其“详慎审察，与苏元春迅速会商电复勿延”。由此可知，清廷并没有就如何勘界作出明确指示，显然并不愿就此租让两岛。
谭钟麟、苏元春之间的分歧，使得行将完成的勘界谈判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变数。为此，毕盛希望通过与总理衙门的直接交涉获得两岛的租借，但吃了闭门羹，总理衙门表示“中国政府是不能同意的”。毕盛认为总理衙门的这种态度是由于两广总督的“新阴谋产生的”，因为“他继续制造纷乱、煽动居民和怂恿中国政府抗拒我们”。
在开展外交攻势的同时，法国加紧军事上的布置和进攻。11月5日，法军对拥有较大团练组织的麻章发起炮击，遭到当地团练的有力抵抗，小有损伤。为增强军事力量，当天高礼睿向法国海军部发出援兵请求。11月8日，德尔卡赛肯定地回复毕盛称“已经请求印度支那立即派遣两营步兵到广州湾去”，让毕盛向总理衙门声明：“我们兵士在广州湾租借地上已经成为袭击对象的这种侵略行为，以及苏将军所接受了的划界竟被拒绝批准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不友善的行为，这种行为已使我们不得不增援占领军并使我们有权要求赔偿，我们从现时起就要规定赔偿原则。”11月12日，德尔卡赛再次致电毕盛，训令“我们在完全满意以前决不放弃我们的态度”。
法国的外交、军事攻势，对清政府威慑甚大。11月9日，总理衙门在复毕盛的照会中一改此前的强硬语气，称已“电达苏提督，仍与贵国水师提督和商办理，想此案不难从速定议”。11月10日及11月12日，苏元春两次致电清廷，表示“界务重大，何敢擅当？必须地方官上下应手，方能定勘。界事一日不定，则变故一日不已。势必将前议概行翻悔，恃兵力所至，据为己有，后患正无穷期”。隐晦地道出了与谭钟麟之间的矛盾，其言外之意，就是希望得到清廷授权签约。
四、“平石事件”与《广州湾租界约》的签订
就在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而中法关系渐趋紧张之时，“平石事件”突然爆发。11月12日，驻守在吴川县属门头的“笛卡尔”号巡洋舰上的两名下级军官“在门头忙着执行地形测量任务”，“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渡过广州湾的麻斜海湾”来到遂溪县平石村，地方团练见到后“即鸣锣集众”，将二人杀死并割下首级赴县衙请赏。
由于遂溪知县李钟珏在处理该事件上的一时疏忽，事件进一步恶化，李氏晚年忆及此事时懊悔不已。在接见平石村练目时，李钟珏曾“命家人取银五十元”给练目“购棺二具盛尸”，不过，县衙大堂不知情的围观者却误以为是“领赏”，从而受到极大的鼓舞，便“拥出东门，将首级夺取，悬之电杆也”，而李钟珏次日才得知。尽管李钟珏很快便意识到事态的严峻，并采取紧急措施保存两尸体，然而，此事件引起的严重危机正在发酵。
“平石事件”在勘界谈判的关键时期正好授予法方口实，使清政府在外交上相当被动。该事件发生的当天，消息就已传到距事发地不远的法军驻地，而其经过、是非曲直变形为另一个耸人听闻的版本：两个法国军官在与遂溪县属平石村隔海对面的法军舰驻地门头旁边的一座小山上散步，被中国士兵捉住并斩首“尸体被剖开，心被挖了出来喂狗”。这个有诸多夸大和失真之处的版本在法军当中激起很大的仇恨。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高礼睿采取强硬的措施进行军事报复。碰巧事发当天雷琼道周炳勋在平石村附近海面的炮艇“广玉”号上，法军“乃竟迁怒周道”，怀疑其为煽动者。在没有做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当晚高礼睿便下令此前已由法军占领的门头炮台炮轰“广玉”号，并“派兵到广玉，勒令过法兵轮。所有管带亲兵水手等，一概紧闭”。在这批人质中，除了雷琼道周炳勋之外，还有海口参将陈良杰等地方官兵。次日，“始将余人放”，但仍扣留周炳勋和陈良杰。此外，在“法添兵五百余已到”的情况下，11月16日，也就是中法双方勘界代表进行《广州湾租界约》签订的当天，法军兵分三路攻打遂溪县团练组织规模最为庞大的黄略村，“人口死伤甚多，烧毁房屋大小数百座，牲畜杂物抢掠一空，又烧邻近小村十余，百姓荡析流离，惨不忍言”。
此外，法国还决定利用“平石事件”大做文章，试图在对华交涉中实现利益最大化。11月14日，毕盛致电德尔卡赛，声称“在未得到你的指示以前我认为不应向总理衙门作任何声明，也不和它发生任何联系”，同时向德尔卡赛提出包括五项要求在内的处理意见：“撤换广州总督”“贬黜遂溪知县”“全部同意我们的划界协定”“解决沙耐思（Chanès)事件”“处决那些民兵杀人犯”。次日，德尔卡赛回电毕盛，让其把两个法国官员被杀一事通知总理衙门，并立即向总理衙门提出三项要求：“1.对于凶手和应负责的不管怎样大的官员处以惩戒性的刑罚；2.对于舰队司令和苏将军之间所缔结的划界协定予以全部同意；3.对于杀害沙耐思神父和焚烧博罗教堂予以赔偿”，还建议毕盛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采取强硬性的语气，称“如果不赔偿我们损害，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将如何及在什么程度上继续使用我们曾采取过的自由行动”。法国利用事件牢牢掌握外交主导权，此后中法谈判基本是在毕盛这些要求的基础上而展开，也由此超出纯粹的广州湾界务交涉范畴，扩大为包含缉凶、广东地方官员的革职、教案赔偿等多项利益诉求的政治外交事件。
苏元春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立即向清廷汇报，指出“大局全变”。总理衙门则分电苏元春、谭钟麟等，令其将议界、惩凶分为两事，一面向高礼睿交涉送回周炳勋等，速定界议，一面严缉人犯，妥为弹压，清廷则饬令谭钟麟、苏元春详慎会商界务，妥筹办法。不过，谭钟麟“仅以电催苏提督可了则了，省城毫无成见等词致总署”，表现得十分消极。因此，清廷斥责其“显系意存诿卸，沽一己之名，不问大局如何收束，疆臣办事固应如此耶”。就在法国酝酿“捆绑式”外交策略和攻打遂溪县团练的同时，苏元春也在紧急寻找应对之策，以降低“平石事件”的不利影响。苏元春得悉法军意图报复后，深恐法方推翻前议界址和借机增添领土要求，“事处万难”而又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向总理衙门和清廷请示机宜，在此形势下，清廷也不再坚持在两岛问题上对法强硬争执，因为“硇、东两岛虽势为我所必争，诚非口舌所能为力”，于是下谕旨授权苏元春“熟权利害轻重，可了则了”。于是，苏元春与高礼睿“往复电商”，“赶速绘图画定界址”，最终于11月16日议定条约七款并彼此画押签字，是为《广州湾租界约》。
与5月27日的《关于广州湾的协定草案》相比，该条约除了在租借地四至范围和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之外，在租期、租借地管辖权、租借地港口的使用权、引渡事件的处理、铁路修筑等方面的规定实际上是一致的。关于租借地范围，条约第二款规定：
议定在停船趸煤之界，以守卫、备运、兴旺等情，所有租界内水面，均归入租界内管辖，其未入租界者，仍归中国管辖，开列于左:
东海全岛。
硇洲全岛，该岛与东海岛中间水面，系中国船舶往来要道，嗣后仍由中国船舶任便往来租界之内停泊，勿得阻滞，并勿庸纳钞、征税等事。
其租界定在遂溪县属南，由通明港登岸向北至新墟，沿官路作界线，直至志满墟转向东北，至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分中为界。赤坎、志满、新墟归入租界；黄略、麻章、新埠、福建各村均归中国管辖。复由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分中出海水面，横过调神岛北边水面，至兜离窝登岸向东，至吴川县属西炮台河面，分中出海三海里为界（即中国十里），黄坡仍归中国管辖。又由吴川县海口外三海里水面起，沿岸边至遂溪县属之南通明港口外三海里，转入通明港内，分中登岸，沿官路为界。
此约订明并绘图划明界址，互相划界分执后，两国特派委员会勘明确，妥定界址，以免两国争执。
条约附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此，法国获得了842.44平方公里的广州湾租借地，与早期的博蒙方案相比，大为缩小。对于中法双方争执最激烈的硇洲、东海两岛问题，高礼睿也作了一些退让，规定：“硇洲岛，该岛与东海岛中间水面，系中国船舶往来要道，嗣后仍由中国船舶任便往来租界之内停泊，勿得阻滞，并勿庸纳钞、征税等事。”此外，原写入《关于广州湾的协定草案》中的条款“在通达安铺铁路线的地方，法国亦得建设码头、车站、仓库和医院，设立灯塔、浮标和信号。最邻近这一通达地方的深水锚处（当地水流）仅供法国和中国的军舰之用，但这些军舰以处在中立地位为限”，法国也放弃了。
至此，在拖延年余的广州湾勘界问题上，中法双方终于达成了最后的协议。苏元春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卖国贼”“汉奸”，背负骂名。事后苏元春致函总理衙门称，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尚可坚持界定之说”，法国没能趁机在租借地范围上索要更多，另一方面则借此向高礼睿“迫令退兵”，使得“法人攻黄、麻之兵即于是日撤退”，避免法兵“直扑遂溪，此事尚堪设想耶”的严重后果。苏元春的言论虽不免含有自辩之嫌，但不可否认此举是收到一定成效的。
条约签订后，在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德寿的训令下，高雷两府地方官出示晓谕，并于11月28日随同苏元春“会同法员上界弹压土人，扼定界址，先立标记，随后再换界石”，又召集绅耆商民劝谕开导，“俾令各安生业，告知租界章程一切体例，其界外人民勿存吴越之见，重谕以国家息兵爱民万不得已之至意”。因而，民众“各幡然感悟”，情势“尚属相安”。此外，在法国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接受法国提出的免职谭钟麟和李钟珏等多项索补条款。从此，广州湾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了下来。
结 语
勘界问题是中法租借广州湾交涉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也是这一期间中法诸多纠纷的起因。在1898年4月9日、10日法中交换照会前，双方均未意识到彼此对“广州湾”地域概念理解上存在的巨大歧见，清政府也未能及时在复照中明确予以限定。此后，双方从各自对该照会的理解出发，在广州湾范围问题上各执一词，交涉过程十分曲折。从整个交涉过程来看，中方内部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在清廷的默许下，法国的边界要求频频遭到总理衙门、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强硬抵制，致使法国不得不逐渐调整其边界方案。中方内部开始出现分歧是在广西提督苏元春替代潘培楷接手勘界交涉任务后，苏元春允租硇洲、东海两岛而换取法国在遂溪、吴川部分陆地的退让，这种做法遭到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强烈反对。对此，清廷仍饬令两人和衷商办，不希望内部分歧继续扩大影响对外交涉大局。不过，法国志在必得，多次增援军队，并屡次向总理衙门提出问责态度强硬的谭钟麟乃至撤换谭钟麟和遂溪知县李钟珏的要求，试图迫使清政府就范，“平石事件”的爆发让清政府更难以招架。为避免事态的扩大，清廷不得不寻求妥协，授权苏元春签订《广州湾租界约》并随后免职谭钟麟和李钟珏。中法广州湾勘界交涉的过程十分曲折，中法双方均有强硬的一面，也有主动或被动妥协的一面，可以说均系外交的手段，那种不加具体分析便否定清政府的抗争努力的论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在列强掀起的“瓜分危机”中，除了要应对法国租借广州湾的要求，还要同时与德、俄、英等列强围绕租借地等问题进行周旋，难免会捉襟见肘。清政府在广州湾勘界案中的难以作为，折射了中日甲午战争后应对“瓜分危机”的外交困境。
本文原载《史林》2018年第4期，第127-138页，注释从略。
作者：郭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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