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1872-1964年），字桂辛，晚年别署蠖公，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县），一生宦海沉浮，毁誉交织。上世纪前半叶，在波谲云诡的动荡政局中，朱启钤留下了不同凡响的人生履历，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5个历史时期，曾出任北洋政府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一度代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全国政协二、三届委员。
朱启钤热心公益事业，关注市政建设，参与城市规划，一生有三件事至今让人称道不已。一是首次对北京旧城进行科学规划，实施大规模改造，被尊奉为北京城现代化规划和改造的先驱；二是创建“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由此拉开了北戴河现代化管理和发展的序幕；三是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奠定了中国传统建筑坚实的理论基础。
1913年，前清隆裕皇太后去世，国民政府决定在太和殿公祭3天，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奉命负责天安门内外指挥等事宜。督查中，朱启钤发现皇家建筑社稷坛内草莽丛生，荒芜不堪，因此萌发了将这块“地望清华，景物巨丽”的宝地，开辟为北京第一座公园的念头。
社稷坛原是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营造的一座建筑。明代初期，永乐皇帝修建紫禁城时，在遵循“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规制的前提下，同时建造了社稷坛以及祭奉列祖列宗的太庙。1914年，已改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社会贤达、商人共同捐款，创设董事会，出任董事长，将社稷坛改造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即今中山公园）对外开放。朱启钤亲自参与规划指挥，把修缮正阳门时拆除天安门对面千步廊的木料用于公园建设，既节约了开支，又使旧料得到充分利用。朱启钤对园中的千年古柏尤为爱护，安排人员逐一造册登记，落实举措妥善管理。当时，中央公园内建设的主要景点包括：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园中一副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雅俗共赏，广为流传。中央公园是那个年代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一所公园，此后陆续对外开放的则有北海、景山、颐和园、故宫等古迹名胜。
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后，朱启钤高瞻远瞩地认识到，对北京旧城进行全面的科学改造刻不容缓。他向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上报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埂工程呈》，获得批准后，立即在内务部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亲自兼任市政督办，主管城市建设和规划。1915年，在修筑有轨电车道，改造正阳门城楼、箭楼，拆除阻碍交通的瓮城时，由于保守派和风水师的坚决反对，竭力抵制，朱启钤找袁世凯商议。袁世凯不仅表示支持，而且授予了他一把银镐。6月16日，正阳门改造工程在风雨中正式启动。开工典礼上，朱启钤手持特制银镐（重约30两，红木手柄上刻有“内务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以民国四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等字样。这一北京首次旧城改造的历史见证物，现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内。）刨下了第一块城砖。正阳门改造工程打通了北京城的东西轴线，为今天北京的城市改造和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朱启钤
朱启钤主持改造北京旧城时，稳健干练，行必有果。经过反复论证，先后完成了改北京西苑为新华门，拆盘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拆皇城城垣，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子大街，打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建北京环城铁路及东西火车站，改造前门城垣，制订南城香厂新市区建设规划等重大项目。身为贵州籍人士，朱启钤还争取官银一万四千余两，将破败的贵州会馆重修。正是因为朱启钤大刀阔斧地对北京旧城进行富有成效的市政改造和建设，人们赞誉他是北京旧城改造、并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
在大规模改造北京旧城过程中，朱启钤还率先提出了古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特别是在制定古建文物测绘方案时，更是严格执行这一修复原则。1941年，出于对日军溃败时可能破坏北京城内古建筑的担忧，为保证万一毁坏后能“修旧如旧”，朱启钤筹措资金，组织人员，对紫禁城内外的传统建筑进行实地勘查，委托梁思成的弟子张镈率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生，对南起前门，北至钟楼，包括天安门、端门、紫禁城四门、角楼、故宫三大殿、钦安殿和鼓楼等北京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以及太庙和社稷坛两组古建筑群实施精密测绘，制成数百幅详尽图纸，为北京留下了首批古建实测的珍贵资料。如今，“修旧如旧”已成为我国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的重要原则。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朱启钤因遭通缉而退出政界。同年夏天，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立即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旖旎景色所吸引，于是，在莲蓬山南坡建造了别墅“蠡天小筑”以度终年，从此与北戴河结下不解之缘，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这里避暑度夏，直到抗战爆发。北戴河海滨也因为朱启钤的到来，在他和同仁们的努力下，成为当时东亚第一避暑胜地。
早在1893年，北戴河就有外国人居住。1898年，清政府宣布北戴河海滨为中外人士避暑之地后，京津一带的英、美、法、德等大量外籍人士纷至沓来。由于清政府软弱无力，外国教会在北戴河大肆掠夺土地，效仿上海、天津等地租界的办法，成立“石岭会”“东山会”等各种自治组织，代理市政管理和行政事宜，大有蚕食北戴河领土之势。据统计，民国初年，外籍人士每年前往海滨避暑的达千人以上，建造各种洋楼、别墅数百余幢，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先进的公共管理体系。当时，北戴河东部多为外国传教士居住，中部则为石岭会据有，而西部莲蓬山一带因曾是德军营地，所以多是德国人的居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侨民售屋而去，北洋政府的一些上层人士、京津一带的地方豪绅和官僚资本家们，因此竞相在莲蓬山一带置地筑屋。一时，中外势力各自为政，群龙无首。
朱启钤第一次在北戴河休养时，就以他特有的眼光和智慧，敏锐地发现了外国人的叵测之心。他多次指出北戴河是中国的地方，中国人必须组织起地方自治机构，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海滨地区。1917年朱启钤遇赦后，号召在北戴河海滨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1918年7月，朱启钤利用自己广泛、丰沛的人脉资源，发起组织“海滨公益会”，带头捐款大洋4000元，以修建公路为第一步，支持地方投资建设公共事业。在朱启钤的带动下，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以及不少政府官员、军阀、实业家纷纷捐款，交通部北宁铁路局还答应每年补贴4800块大洋，张叔诚则把其父张翼在北戴河购买的一批地皮和家庙（即现在的西山观音寺），无偿捐献了出来。
1919年4月，西山马路修建完成后，朱启钤开始制定会章，启动了一系列成立公益会的筹建工作。6月16日，他联络段芝贵（奉天巡按使）、周学熙（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施肇曾、梁士诒、周自齐、许世英（交通总长）、同功堂（曹汝霖的代称、外交次长）、王克敏、张弧、吴颂平、雍涛、任凤苞、汪有龄、李希明、吴鼎昌（盐业银行总经理）等16人向内务部和直隶省呈文，要求组建“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并提交了拟具的章程。7月21日，内务部下发批文：“该具呈人等发起组织北戴河海滨公益会，捐资先筑马路，徐图兴办卫生慈善等事，用意甚善，检阅会章，亦无不合，应即照准。”
8月10日，公益会在西山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梁士诒（燕孙）为主席，选举朱启钤为会长。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的成立，一举打破了石岭会等外国势力的垄断，收回了地方自治主权，而且取得了行政和公共事务管理权，从而改变了以往洋人随意购赁土地和建造别墅的混乱状态，“争主权，拒外人”的宗旨初见成效。
公益会成立后，朱启钤统一规则，筑路修桥，新建医院，兴办教育。其中，修筑公路方面，开通了西经、东经、金山嘴、鹰角、剑秋、西海滩等街区的干线和支道共36条，长达22公里；新建桥梁、涵洞160余座；在西山事务所东北，利用德兵旧营房新建了莲蓬医院、莲花石公园（位于莲蓬山东侧的半山坡上，园内奇石直立，形似莲房，又有圆石凸出地面，形若荷盖，故取名“莲花石”）；兴办教育，将每年所获利息114元补助刘庄国民小学；在海边修建3座游泳场，加设更衣室和公共厕所；将联峰山、金山嘴、鸽子窝和近海沙滩列为禁止买卖和建房的风景保护区；引进树种，绿化造林，陆续兴建苗圃323亩，植树50余万株，培育银杏、马尾松、虎皮松、罗汉松、龙爪槐、合欢树等十余种名贵树木，以及紫罗兰、虞美人、仙客来、君子兰、郁金香等几十种珍稀花卉和名贵苗木，全面绿化道路、市街和公园。此外，还设立了邮局、银行、电报局、自来水厂等公用设施，重新修缮了当地的古刹名胜，极大地改善了海滨地区的风貌和卫生环境，北戴河的市容市貌因此焕然一新。
可以说，朱启钤主持创建的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包含了一种强烈而朴素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心，它集海滨建设、行政、治安、环保为一体，有效地发挥了建设海滨、繁荣市井、造福大众的积极作用。公益会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不仅使过去渔户荒村的海滨变为华北胜境，而且助力北戴河在市政建设方面形成了避暑胜地的雏形，更为后来发展成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最为可贵的是，它维护了中国主权，制止了外国侵略势力霸占和扩张海滨的企图，其爱国精神激励人心，影响深远。特别是朱启钤担任会长的10年间（海滨公益会代行地方行政机关权力前后共14年，后4年由朱庆澜任会长），对建设北戴河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这也为他复杂的一生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
1932年6月，河北省政府改北戴河避暑地为北戴河海滨自治区，颁定了区自治章程，设自治区公署管理行政建设，公益会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自行解散。
1919年，朱启钤路经南京，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了嘉惠堂丁氏珍藏的宋刻本建筑典籍《营造法式》的手抄本，俗称“丁本”，当即请人缩小影印，次年交商务印书馆按原本大小印行，一时广受瞩目。
《营造法式》自宋代问世以后，历史上有多种版本，如“绍兴本”“崇宁本”等等。由于“崇宁本”失传已久，“丁本”系辗转抄录“绍兴本”三次以上，因此错漏之处很多，且影印本中的原图也相当粗陋。朱启钤就邀请挚友陶湘等人广搜各种公私传本，以“丁本”与《四库全书》中的文渊、文溯、文津各本进行校勘，又参考民间各种《营造法式》抄本与引述过《营造法式》的书文，旁稽博采，补所未备。同时，对书中的建筑术语，援经引史，分类解释，并访求清末工部老吏、旧匠师、样房和算房专人，收购各种建筑烫样、模型和图纸，委托资深的老匠师精心补绘彩色附图，旨在为古建筑研究人员和建筑工匠提供感性的形象材料，将这一绝学发扬光大。当时，参校者有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世五、阚铎、吴昌绶、吕铸、章钰、陶珙、陶洙、陶祖毅等众多名家。1925年，民国版《营造法式》（别称“陶本”）印行出版，该书后来成为举世公认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经典范本，不仅内容上考订校勘得完备准确，而且印制上也精致考究，尤其是彩色套印精益求精，因而受到国内外建筑家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
1925年，以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为宗旨的“营造学会”，在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的积极倡议下宣告成立。朱启钤除了带头出资以外，还将他在北京的寓所辟为学会的临时工作场地。1930年2月，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利用故宫内废弃的十余间旧朝房作为学社总部，朱启钤亲自担任社长，编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为支持学社深入持久地开展学术研究，朱启钤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中美和中英庚款经费，又委托学社成员、清华老校长周贻春专程前往沈阳，邀请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加入学社。1931年秋，梁思成夫妇回到北平，正式加盟营造学社。与此同时，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以及活跃在财界和政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先后加入，营造学社从此风生水起，声名远播。
1932年，朱启钤聘请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担任学社文献部主任，负责搜集、校勘和编辑中国历代建筑史籍，偏重于文献研究；聘请梁思成担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从事中国古建筑实证研究，重在实地考察。梁思成亦不负所托，数年间，深入华北、华中、东北及西南、华东等地，确认了隋代赵州桥、应县木塔、唐代佛光寺等众多后来闻名世界的古建筑。除测绘故宫60余处重要建筑及北平城内的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外，还走访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野外实地详细测绘的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为我国文物保护修缮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实测资料。
梁思成与林徽因
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因北平沦陷而停办。然而，营造学社在成立以后的12年中，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古建筑书刊、专著30多种，围绕我国古建筑的结构、用料、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培养和造就了梁思成、刘敦祯、林徽因、刘士能、陈明达、祁英涛、罗哲文等一大批一流的古建筑专家。此外，由刘敦桢和梁思成分别主编、撰写的《中国建筑史纲》《中国建筑史》，与朱启钤出版的“陶本”《营造法式》，更成为了中国建筑史学的扛鼎之作。
中国营造学社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诚如朱启钤自己所评价的：“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因此，有建筑史家这样评价朱启钤：“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也因此，朱启钤在民国以来的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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