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即今友谊关，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市，是我国九大名关中至今唯一还具有进出国境功能的关隘。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军在这里取得了举世闻名的镇南关大捷，距今已130余年。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欺侮的清政府取得对西方列强的重要军事胜利，也是清军对外作战史中的高光时刻。正如《清史稿》称：“法越之役，克镇南，复谅山，摧强敌，扬国光，实为中西战争第一大捷！”
19世纪60年代初，法国就开始入侵越南，逐渐将越南方六省变为殖民地。后因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为挽国内颓势，其加强了对北圻（越南北方诸省的统称）的侵略，先后强迫越南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意图清除清政府与越南实际存在的宗藩关系，从而完全控制越南，并以此为跳板深入中国西南。这对清政府的政治利益和边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双方冲突终不可避免，中法战争就此展开。
光绪八年（1882年），法人谋占全越。时任广西布政使的徐延旭经清流派人物张之洞、张佩纶举荐，“出镇南关，与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筹防”。所谓清流，多为翰詹科道出身，喜直言弊政，爱争相弹击，成为清廷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进士出身。光绪八年，升任广西布政使。或是看重徐同样乃进士出身，又长期任职广西，还曾与冯子材、赵沃等人赴越南剿匪，熟悉边情，故而得到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和时任侍读学士张佩纶之力荐。此外，张之洞与徐延旭之间还存在着一层特殊关系——张的姐夫为四川布政使鹿传霖，而鹿与徐延旭则是儿女亲家。当然，对法用兵的政治主张一致，才是徐得到力荐的最根本原因。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徐延旭再升广西巡抚，驻军越南北宁。而在此之前，法军已攻陷越南首都顺化，强逼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嗣后，法军进兵越南北圻，攻陷山西，迫使在越与法斗争多年的刘永福的黑旗军不得不退走。
光绪十年（1884年）末，法军进攻北宁。是时，徐延旭驻谅山，将前线军事完全托付予黄桂兰、赵沃二将。据晚清名臣、淮军统帅李鸿章致淮军将领潘鼎新信札透露，黄桂兰本为淮军刘铭传部的旧将，而赵沃则是徐延旭的亲信，黄被迫事事要听令于赵。本为淮军宿将，久经战阵，却要听命于资历远不如己之人，这让黄桂兰倍感窝火，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二人逐渐失和。而据《清史稿·徐延旭传》：“赵沃寡识，桂兰尤侈汰，与越官张登坛日事宴乐。”这一点，在广西通志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编纂的《中法战争历史调查记》中也得到充分证实：据龙州、凭祥等地老人回忆，众人皆异口同声称黄桂兰为“嫖帅”。前方将领间存在激烈矛盾，部队防务松弛且严重扰民，徐延旭非但不予调和、制止，反倒听之任之，且深信黄桂兰部能战。对于空言主战和盲目乐观的徐延旭，一向主张外交斡旋的李鸿章不以为然。他在给潘鼎新的信中讥讽徐延旭为“旷代英雄”，称其“大言谈兵，兴高采烈……不知兵者，皆附和之”。而对于出身淮军的黄桂兰，李鸿章则早有先见之明。为免将来战败牵累淮系，其早在光绪九年四月一日致清廷的奏稿《豫筹越南事宜折》中就打下了埋伏：“淮将黄桂兰现防粤边，所募皆系粤人，而非淮勇。”以此与其划清界限。李鸿章还致信潘鼎新：“黄桂兰于新购枪炮，全未探讨。此次若不阵殉，必干重典，殊为淮军丢脸。”果然，光绪十年二月，法军接连进攻越南北宁、太原。激战中黄、赵二人互不相援，久受其苦的越南民众也转而投向法军，为敌带路助战。很快，北宁、太原沦陷。法军直逼谅山。事后，黄桂兰畏罪自尽，赵沃被处斩，徐延旭则被判斩监候，后改为发配新疆。为此，清廷“追论举主”，张之洞、张佩纶均被苛责。
北宁、太原战事的失利，对清廷朝局产生重大影响。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此将军机处自恭亲王奕䜣及以下大臣共5人全班撤换，史称“甲申易枢”。十七日，清廷授潘鼎新广西巡抚，命接统徐延旭军。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淮军名将，曾深得晚清名臣曾国藩的赏识，令募“鼎字营”，曾先后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可谓久经沙场。光绪二年（1876年），其任云南巡抚。后因军费报销问题与湘军将领、云贵总督刘长佑不和，请假开缺。至光绪十年，其已赋闲在家达数年之久。光绪九年，越南事起，清廷命正在家为母守孝的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李乘机上奏以潘鼎新帮办军务，潘遂得以署任湖南巡抚。而徐延旭等人失利后，又改授广西巡抚，赴镇南关筹防。
李鸿章
对于淮军的这名得力干将，李鸿章对潘鼎新可谓偏爱有加、寄望甚深。其多次致信潘鼎新，劝谕其要万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遇，并告诫其“受任于败军之际”，必须吸取前人教训，充分发挥淮军“讲究利器”的传统和优势，“竭力先做'选将练兵’四字”。为此，李鸿章甚至当起了“后勤部长”，为潘部调拨了“克鹿卜过山炮卅余尊、哈乞开思后膛枪二千支”以及大量子弹。“克鹿卜”（即克虏伯，德国著名兵工厂）炮、“哈乞开思”（即“哈乞开斯”，法国著名兵工厂）枪，皆是当时中国能拿到的最先进的洋枪洋炮，足见李鸿章对潘鼎新的支持力度之大。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替潘分析道：“自北宁至谅山、高平，山岭崎岖，人烟稀少，离水过远，就地既无可掳掠供给，辎重粮药又难于赍运，势难深入。”李甚至还致信张佩纶，请其向清廷转达不要动辄催促潘进攻，而应以“慎固边防为亟”。此外，李鸿章还指示潘鼎新：广西梧州到龙州的电线即将架设完成，望其不忘以电报形式，将前方战事随时向他汇报。
应该说，李鸿章的主张和态度对潘鼎新产生了重大影响。光绪十年三四月间，法军扬言要以舰队进攻琼州、台湾等地。在此情形之下，经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牵线，李鸿章与法使福禄诺密议和约，承诺从北圻撤兵，但遭到清廷主战派彭玉麟、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新任的内阁军机们亦多偏向主战。一时之间，清廷为是和或是战竟日舌战，莫衷一是。至该年七月四日，法国舰队突然炮轰福建马尾炮台及船厂，导致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六日，清廷不得不下诏与法人正式宣战。故自光绪十年闰五月以来，清廷一会儿要求潘鼎新退兵，一会儿又要求其坚守。这让身处前线的潘极感为难，一方面他希望贯彻执行李鸿章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其又不能违抗朝廷严阵以待、不得退缩的严旨。败军之害，莫过于主帅犹豫不决、进退失据。虽然该年下半年，在湘军苏元春、陈嘉部的配合下，潘也取得了观音桥、郎甲、纸作社等战胜利，但至十二月法军大举进攻，潘鼎新调王德榜部、冯子材部来援，二者皆因故未至，以致谅山失陷。但令潘鼎新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后，即便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情况下，他依然被革职回籍。
潘鼎新调不动王德榜部、冯子材部，既源于军队派系间的门户之见，又由于潘自身言行的咎由自取。王德榜，字朗清，湖南江华人，早年为湘军首领曾国藩部下，后改隶于左宗棠之楚军，曾参加过新疆收复战。光绪十年，经左宗棠保荐，募“定边军”，开赴前线。左宗棠保荐王德榜，不仅因王久为湘军宿将，当时正在籍扫墓，离广西较近，更因刘永福乃王之旧部。据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载：“（刘永福）旧隶王前藩司德榜部下，充当勇丁，撤营后由粤西流入越南。”派王前去，自然方便情报搜集及与刘联络呼应。而当时，楚、淮两系因权力争夺矛盾日深，特别是作为两系首脑的左宗棠和李鸿章，近年来更是因为政见迥异而势同水火。有此一层，王德榜自然难与潘鼎新共事。不仅如此，王德榜还与帮办苏元春不恰。苏元春，字子熙，广西永安（今蒙山县）人。苏本为楚勇大将席宝田“精毅营”旧部，曾随席征战于赣、皖、黔等地。光绪十年，潘鼎新荐其才，诏署提督。苏部称“毅新军”，乃示其不忘旧主之意。潘举荐苏出任帮办，是因为楚勇系出湖南新宁，与曾、左的湘、楚二军不是一脉。但在王德榜看来，其独当一面之时，苏不过是一个小小营官，资历远不如己，且又是潘所荐，其和苏的关系自然难睦。故二人在越南丰谷、谷松之战中，均败不相救。
再看冯子材。冯子材，字萃亭，又作翠亭，广东钦州人（今属广西）。冯乃绿营出身，咸丰年间曾跟随向荣、张国梁镇压太平军。咸丰末年，清廷江北、江南大营先后被太平军设计攻破，唯有冯子材镇守的丹阳坚不可拔，足见其军事才能非泛泛可比。且冯带兵一向爱兵如子，其部亦不骚扰百姓，在士兵和群众中威信很高。光绪十年，法越事起，经淮军名将、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以及清流派人物、时任署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举荐，被命襄办广西关外军务。张之洞推荐冯子材不难理解，但与李鸿章关系极为密切的张树声为何也要推荐冯子材？这是因为张树声虽为淮系，但其在对法问题上却是主战派，与李鸿章主张完全相左。张不仅大力推荐冯子材，更遣其旧部、时任广西右江镇总兵的淮军宿将王孝祺率其部“勤军”协助冯子材。对于冯子材，潘鼎新打心眼儿里不认可，李鸿章则更加不看好，其致信潘称：“（冯子材）年已七旬，前在镇江仅能守，嗣往越南剿土匪有声，然非法人之敌也！”的确，在潘、李看来，当时冯子材已67岁高龄，其部“萃军”皆系临时招募的两广兵丁，军械装备更多是原始的大刀长矛，岂能与能征善战、装备精良的淮军相提并论？光绪十一年正月，法军先是攻陷谅山，接着又进犯镇南关，后炸毁关楼，并在关前立下“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的木牌以示威。危急时刻，冯子材率部来到镇南关前，却被潘鼎新冷言告知守关用不着他，令其“仍顾东路”。如此对待一名百战有余的老将，冯心中自然不快。而对于由潘鼎新举荐、此时已为“帮办”的苏元春，冯子材亦“以其新进出其右，恒悒悒”。
以上这一切，正是镇南关大捷之前弥漫在清军各部中的敏感气氛——湘、淮、粤各系将帅各怀心思、互不信服，大有“唐九节度之师”的意味。所谓“唐九节度之师”，典出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命九节度使围困相州，但因害怕各节度使拥兵自重，便不设统帅，导致各军互不隶属，号令不一，最终大败。据潘鼎新之子潘永龄《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原跋》：“（谅山之退）盖事权不一，唐九节度之师所以败也。”潘永龄之言诚然为开脱之辞，但并非毫无道理。光绪十年正月，清廷命时任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出镇南关节制关外诸军，岑却两次上奏请免节制楚、粤各军，这是因为岑虽为广西西林人，但其既非湘系，又非淮系，主要影响力在云南，故湘、淮、粤各军根本不买其账。而作为淮系出身的潘鼎新，即便是谅山之败后清廷严谕各部均归其调遣，但他对前线各军的掌控力也并不比岑好多少。
可以说，中法战争发展至光绪十一年一二月间，对于清政府而言，形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是时，广西大震，自南宁至桂林，居民纷纷收拾家当，准备外出避难。关键时刻，还是老将冯子材站了出来。其建议于关内十里的关前隘，跨东、西两岭之间，筑长墙三余里，外掘深堑，同时又于东、西两面的小青山、凤尾山构筑堡垒及炮台，打造前沿防御阵地。关前隘，即今凭祥市隘口村至东盟水果城一线，西为今往友谊关口岸大路，东为今往浦寨、弄尧互市区大路。在此筑墙构垒，正所谓扼敌咽喉，堪称明智。而战事的最终结果也充分证明正是这项决策以及冯子材的个人感召力，对大局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
长墙筑成后，冯子材自率“萃军”守中路，命王孝祺“勤军”屯于其后约半里；苏元春“毅新军”及其旧部陈嘉“镇南军”俱屯于关前隘后五里的幕府（今凭祥礼茶村一带），岑毓英系的蒋宗汉“广武军”及方友升亲军屯于幕府后30里的凭祥（今凭祥市区），以随时策应；魏刚鄂军屯艾瓦（今凭祥叫隘互市点至平而关一带）防艽封（今越南七溪）来敌；王德榜的“定边军”屯油隘（今凭祥油隘互市点），防敌自侧后包抄，且可伺机出击；潘鼎新“鼎军”屯于幕府后60里的海村（今龙州县鸭水村），镇守后方。部署甫定，便接越人密报，法军将偷袭清军西侧后路。冯子材、苏元春遂分兵埋伏于扣波、艽封一带，大败来犯之敌。二月五日，冯子材部还与王孝祺部连夜出关袭击文渊（今越南同登）之敌。
二月初七日，法军尽起谅山之众，直扑关前隘。时潘鼎新在营戴罪立功，广西巡抚由李秉衡代理。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政声颇佳，时称“北直廉吏第一”。因得张之洞举荐，任广西按察使。法越事起，其于龙州办理西运局、医局，深得各军信任。法军大举来袭之际，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王孝祺主张“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得到前线各部一致首肯。于是，冯子材与各军统领相约：“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法军以开花大炮开路，继之以枪队，火力凶猛。小青山炮垒五座被敌攻占三座，法军居高临下，炮击关前隘，法军前队已薄长墙。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冯子材大声疾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遂亲率其子冯相荣、冯相华跃出，与敌肉搏。诸军见此，无不感奋，皆拼死力战。王孝祺部守左，陈嘉、蒋宗汉部守右，苏元春部力助冯子材挡中路。王德榜部出油隘，袭击法军辎重，截断其前线粮草军械供应。各部皆先后力攻小青山炮垒，最终夺回失守的三垒。此时，关外游勇、客民受冯子材感召，纷纷前来助战。七、八日双方共鏖战两日，法军因辎重被截，弹药无继，最终溃败。初十后，清军发起反击，一举攻克文渊，收复谅山。
以上便为镇南关大捷。镇南关大捷对法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加之法国舰队在久攻台湾不下转而进攻宁波镇海口，遭湘军欧阳利见部痛击，舰队司令孤拔中炮受重伤，后一命呜呼。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法政府不得不主动向清廷求和。光绪十一年三月，清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议和。至四月，双方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战争结束。捷后，各军裁撤。而潘鼎新因谅山之败被革职回籍，这离其重任封疆大吏不过两年，不禁慨叹这一切“有关运数”。战后，苏元春实授广西提督，充分认识到国家边防的重要性，遂于广西边境一线的崇山险隘中修大、小连城，构筑炮台130座，并从德国购进先进的克虏伯大炮安放其上，而且还在边境各口开辟圩场，鼓励中越边民贸易。至今，大、小连城遗址仍在，多处炮台及所置克虏伯大炮依然挺立其上，苏元春开辟的部分圩场仍是今日中越经贸往来频繁的互市通道。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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