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一月的一天，皖南地区的夜空无限昏喑、阴沉……突然，一阵激烈的、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
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开始行动了。这是在日军侵入中华民族国土的时刻，民族败类发动的一场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罪恶战争。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丧心病狂的蒋介石，为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他置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强烈愿望于不顾，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纠集了八个师的兵力，向抗战有功的皖南新四军，挥起血腥的屠刀……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南新四军只有九千多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新四军面对气焰嚣张、装备精良、数量达我九倍之敌，毫无惧色，奋起反击，浴血苦战七昼夜，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有一千多人冲出重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壮丽战歌！
我是冲出重围的一千多名新四军战士中的一个。作为一个一九三四年投身革命的红军战士，作为当年新四军中一个普通的下级指挥员，作为数千死难烈士的生前战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当时的险恶形势、战友们浴血奋战的情况公诸于世，以此告慰先烈，激励奔波于四化大业的后来者。
一、阴霾下的皖南山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新四军军部驻扎在泾县的云岭，部队频繁出击，在铜陵、繁昌一带抗日、抓汉奸，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叶挺军长直接指挥下的繁昌保卫战，一举粉碎了三千多名日军其势汹汹的大“扫荡”。战士们和日本兵拚刺刀，白刃格斗。这一场硬仗不仅使日伪军胆战心寒，国民党顽军也吓得服服贴贴，不敢轻举妄动了。一力四O年，我们热热闹闹地过了新年，杀猪宰羊，开了庆功会。军威大振，民心大快。
谁知，不到一年功夫，形势忽然紧张起来。
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泾县云岭，我在军直特务团一营二连当排长。我们特务团负责军部的保卫工作，常常能从参谋、干事和其他人员口中听到些“最新消息”。我们已经知道：国共两党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磨刀霍霍，要对皖南新四军下毒手，党中央掌握了这些情况，几次来电催我们北移。
一九四O年十二月一天上午，在军部大礼堂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叶挺、项英先后讲话，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副军长项英的讲话。他身材矮胖，一向笑容可掬，但此刻脸绷得铁紧。首先，他讲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对我们在皖南取得的胜利和发展感到害怕，想把我们从这里挤走，搞掉我们在皖南的立足点。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大阴谋！是破坏抗战，同共产党搞摩擦的具体表现。国共两党矛盾愈来愈尖锐，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
项英说：“国民党第三战区让我们尽早离开皖南，中央也有指示让我们到敌后抗日。我们可以走，但现在不走。为什么不走呢?因为国民党第三战区尚未最后答复我们所要求的条件——按规定发给我们军饷、服装和弹药等装备。发了，我们就走。我们是上前方打鬼子的，没有武器，让我们拿什么去打呢？”
叶挺同志也讲了话。他和平时一样，面部表情严肃，高大魁伟的身躯挺得笔直，手里拎着那根与他形影不离的“文明棍儿”，说话简短而有力……他在讲话中主要强调部队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发。
会后，战士们情绪高涨，有说有笑地修工事、挖地堡。不时地有人问我：“排长，上边不是叫我们准备北移吗?那还挖这个干什么？”
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没好气地回答他们：“你们问我，我问谁去?”后来提问题的人多了，我就反问他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一切行动听指挥！”战士们回答。“好！”我挥挥手，继续说，“我现在正式告诉大家，挖地堡、修工事、储备半年以上粮食，这就是上级的命令，以后，大家别问了。”
这一招真灵，战士们不再问了，可仍在干活、唱歌和说说笑笑的间隙交头接耳，嘀嘀咕咕。我不再去管他们。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悬着好几个大问号呢！但那时，整个部队情绪乐观、饱满，大家都认为；国民党那些“熊兵”，只会欺负老百姓，上不得阵，经不住打，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实际情况却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险恶得多，国民党军队已在我皖南新四军部队周围布置了五十二师、一O八师、四十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七九师、六十二师，新七师等八个师，并构筑了碉堡、工事。蒋介石已秘密下达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的命令。还下达了“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的手令。不仅如此，日本侵咯军与国民党军队还做了心照不宣的配合：严密封锁长江沿岸，出动大批人马“扫荡”茅山地区。
一九四一年元旦，新四军军部下达了出发命令，进行了战斗编组，除军部机关外，共编成三个纵队。新一团为第一纵队，第三团为第二纵队，我们特务团和第五团为第三纵队。连以上干部每人发银元十五块，团以上可能是五十元，北移路上暂由个人保管，到达目的地后交公。每人还发了一个米袋，里面有四五斤米……大家一边收拾行装，一边猜测：究竟走哪条路线呢？当时上级并没向基层干部传达行军路线，但人们对此异常关注，军中早已流传着很多说法。最早听说部队要向东走，到苏南与陈毅同志领导的一支队会师，还说一支队方面已派人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后来，又听说国民党第三战区不让我们走这条路。据领导同志讲，国民党要我们直接向北穿过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区，在天为渡口渡江北上。当时还流传着一些其它说法，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三条路线。第一条：是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北渡到天为地区。这条路线，路程近，地形熟，群众条件好，距离国民党军队较远，同时，在天为地区还有我江北游击队和挺进团接应。不利的是：蒋介石已将我军北移消息公开广播，日军加强了对长江江面的封锁，国民党当局增派了两个师。第二条；是经宣城县周王村、黄渡（即该县的誓节渡）到溧阳，在镇江东渡到苏北。这条路线也比较近，并已有一千多名非战斗人员在一个月以前由此路安然到达苏南。不利的是，日军正在茅山地区“扫荡”。第三条路线：是经茂林、宁国，绕道天目山到溧阳，再待机北渡。这条路是向南走，路程远，敌人多，群众基础差。
这三条路线是国民党当局同意的，其中前两条是我军与国民党谈判时提出的，并经党中央同意的。第三条路线是国民党当局提出来的，但当时项英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要走第三条路线，结果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天空乌云滚滚，皖南的山林阴霾笼罩。但皖南新四军九千多名指战员的心中却充满热血，昂首挺胸，阔步踏上了凶险而艰难的征途。
二、尸横遍野的茂林丛山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晚八时左右，皖南新四军从云岭向茂林进军，在蒙蒙细雨中踏上了征程。
六日下午，前面传来了消息：我军先头部队在隆德一带遭到顽军阻击，战斗仍在进行中。上级命令我们原地待命。我们特务团与军部是分头行动的。消息传来：指战员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背信弃义感到非常愤恨。人人摩拳擦掌，准备狠狠教训一下这些“不守信用”的顽固派。那时，我们大多数人未认识到局势已到最危急的关头，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挑衅。
在茂林待命的头两天里，我们不断地听到上边传来消息，说前边打了胜仗，大家情绪更乐观了。
九日，上级正式发出通报，说我军取得很大胜利，打垮了敌人一个师，给另外两个师以重创。上级命令我们原地休息两天，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听说部队一举击溃敌人三个师，大家都非常高兴，有些小战士乐得直蹦。那天，从附近老乡那里买来猪肉、鸡等，大家一齐动手，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地吃了顿“庆功宴”。
饭后，和军部的同志谈起眼下的形势，他们面带忧虑，讲到了军部首长的意见分歧：项英主张固守待援，而叶挺认为这里不能呆，应马上突围，拿出两个团，一个当前卫，一个当后卫，掩护部队迅速转移。
在这以前，我们也听到军部参谋、干事们的议论。大家一致赞成突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一直在茂林滞留了五天。
十日拂晓，敌人开始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前边的作战部队未能冲出重围又都退了回来。我们特务团也和敌人接火了。
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依仗兵力、装备和地形方面的绝对优势，向我方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已经打红了眼，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退。可是打退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敌人漫山遍野，多得数不清。
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形势下，我皖南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无比愤慨，以实际行动与敌人血战到底。战斗最激烈时，我们互相鼓励说：“坚持住，一支队老大哥很快就会来接应我们的。”实际上，一支队当时活动在苏南，离我们还相当远，根本来不了。就是真的想来，也很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进入皖南。
我们在一座小山上足足守了两天两夜，伤亡是惨重的。山坡上、阵地里到处是敌我双方的尸体。部队在激战中大量减员，战斗力明显下降。十三日下午三四点钟，我们特务团侧翼的教导团坚持不佳，退了下来。敌兵潮水般地从那里涌了过来。形势更加恶化了。上级命令我们营立即夺回山头阵地，但我们连续冲锋两次都没成功，部队伤亡进一步增加。黄昏时，敌人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成营成连的国民党兵，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轮番冲击。在孤立无援、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我们团三天没吃饭，子弹所剩无几，被迫退了下来。与此同时，其它各路部队也先后退了下来。军部和其它各路部队全挤在一个狭小的山坳里，敌人从四面的山上向我们射击，我军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战友从身旁倒下去。
茂林小山上的战斗，是我几十年戎马生涯中，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里，所遇到的最险恶、最被动、最窝火的一次战斗。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山坳里，又气又急，肚子饿得咕咕叫。敌人泼水似的向我们扫射，我们却半天才开一枪——子弹也快打光了。三天的紧张战斗里，我们几乎连口水都没喝，昏昏沉沉之中，忽听有人喊道：“马肉！”
在机枪子弹和曳光弹交织而成的白光中，我看到很多人围着一口大行军锅，那里热气腾腾，肉香扑鼻，馋得人几乎要流口水。我也扑了过去，和别人一样，从大锅里捞出一块热得烫手的马肉，在子弹的嘶叫声中不顾一切地大吃起来。战事紧迫，形势逼人，没有人去问是谁杀的马，什么时候煮的马肉，也根本没有功夫细嚼慢咽。但这块热腾腾、香喷喷的马肉，却使我终生难以忘怀。我之所以能和其他战友一道拚力冲出重围，这块马肉无疑是有很大功劳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三天多紧张战斗里滴水未进的情况下，饥饿也是我们的一个大敌。很多战友没能杀出重围，不仅仅是由于受伤，由于敌人火力的封锁，当时精疲力尽而又不能进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半夜里，枪声骤然激烈起来。部队经过迅速整顿，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分头突围。我们特务团和教导团与军部一路，猛地向敌人发起冲锋，满山都响起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振耳欲聋的喊杀声，很快就冲破敌人对我军驻地石井坑的包围，杀向了黑黝黝的丛山。
被我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吓呆了的顽军，马上清醒过来，机枪又象泼水般地扫射起来。
我们团担任后卫，借着枪弹的闪光和火光，随着先头部队和军部迅速地向大康王开进。可以说，这一段的突围是顺利的。不料，大康王已被敌人控制，他们在那里设置了一个包围圈。我们未及落脚，他们又张牙舞爪地扑上来了。我们只好横下一条心，跟敌人拚，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他们。可敌人仍然一批又一批地冲了过来。
火光、子弹的闪光照亮了皖南的茫茫夜空。
血，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皖南的丛山峻岭。
一场中国人追杀中国人、反动派残害抗日有功将士的罪恶战争，继续在中国，在皖南的丛山中进行……
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皖南的天空灰暗而阴沉，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下午四点钟左右，上级突然传令停止射击。枪声停下来了。国民党顽军也停止了进攻。刹时间，战场上突然陷入令人难以适应的沉寂。偶尔，有稀稀拉拉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着。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打了?
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喑地里猜测纷纷。不久前，在激战的间隙里，我们曾听说项英副军长失踪了。这次，又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我们就听说了：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更惨重的损失，叶挺将军准备亲自下山和敌人谈判。
这意外的消息使我们每个人都格外地紧张起来。大家心里都翻腾着一大堆问号和惊叹号——此时此刻，军长下去和敌人谈判，会不会遭到不测?
——杀红了眼的敌人，能和我们认真地进行谈判吗？
——小心！一定要让军长多加小心哪！
我们静静地伏在山坡上临时修起的工事里，心里焦急万分，一个劲儿想高声呐喊，敬爱的军长啊，你能听到战士心里的呼声吗?
我们不眨眼地注视着通往山下的小道，每双眼睛都含着泪，每颗心都燃着火！
叶挺军长出现在崎岖的山道上，十几个人簇拥着他。
叶挺军长镇定而从容地向山下走去。他身穿灰色的军装，象往常一样整洁而洒脱。他高大的身躯挺得笔直，象往常一样保持着威风凛凛的军人风度。他象往常一样，手里拎着那根时刻不离身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手杖。关于这根手杖，军中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传说啊。人们说：那是军长的护身宝物，行走坐卧，行军打仗，时刻与军长形影不离。这手杖里有把利剑，一按机扭，就会自动跳出来。那年开庆功会，战士们一个劲儿鼓掌，军长明白了大家的心思，微笑着，当众亮出了那把寒光闪闪的长剑。听传说，那支剑还能放电呢！小警卫员说那是“电刀”……
叶挺军长神态自若地走到了山下。
几个国民党军官领着一群兵围了上来，为首的军官向叶挺军长敬了个礼，听不清双方说什么，只看见军长激动地打着手势，大概是在怒斥敌人的背信弃义。
远处，开来两辆美式吉普车，还有一大群骑兵。
叶挺将军在一块山石上坐下，一个多小时后上了小汽车。
马达轰鸣，烟尘滚滚，叶挺军长就这样走了。
从此，再没有回来……
山上响起一片抽泣声，所有在场的新四军指战员都伤心地流泪了！这些在战争中摸爬滚打了几年、十几年的硬汉子，受伤流血，忍饥挨饿，从不皱一下眉头，血战之后仍然情绪不减，士气不衰，可此时此刻，在军长离去的时候，他们哭了，放声地哭了。
山风吹干了眼泪。
可是，什么样的山风能够拂去新四军战士心上的 阴影呢?
多少热泪能洗雪我们心上的悲愤和痛苦呢？
四、我们杀出了重围
“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有种的，跟我往外冲！”一个湖南口音的人振臂高呼。当时，湖南籍的新四军干部大多是老红军出身的领导人。部队被打散了，我们连的同志非死即伤，所剩无几。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立即想办法冲出去。于是，大家马上行动起来，从敌人身上摘下子弹袋、扒下军装，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也赶忙收拾了几十发子弹，捡起一顶国民党的军帽跟了上去。
我们这支“混合组编”的突围队伍大约有四五十人，大家猫着腰，飞快地向前跑。
在山沟里跑了一整夜，谁也顾不得饥饿和疲乏。中途，我们不时地与小股敌人遭遇，能打的就毫不客气就地消灭；能唬的，就仗着有人穿着国民党军装往外唬。我们还经常抓几个俘虏，不打不骂，只是问清番号和口令，以应付随时可能遇到的敌人。有时，我们还利用各地方言、乡音蒙混敌人，实在混不过去，就猛打猛冲。就这样，我们距离敌人越来越远，枪声也越来越少。
这天天亮时，我们来到一条河边，一清点人数，只剩下二十多人，正好有条船停靠在岸边，船上的老人同意我们乘船渡河。突然，枪声大作，我们背后出现一股敌人，约二三十人，一边喊一边向我们开枪。当时，我们的子弹不多了，大家卧倒在堤坎上，枪口对着敌人。敌人也慌忙卧倒，胡乱地打着枪，谁也不敢过来。我们抓紧时间分两批渡河时，我让大家把帽子摘下来放在堤坎上较显眼的地方迷惑敌人。等他们发现上当时，我们已经安全渡到对岸。
过河后，再也没遇到敌情，走了一段路，大家由于几天没吃饭，腹内空空，头昏眼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时，我们在一位老乡家里，受到热情的款待。大嫂张罗着要为我们做饭，我们因急着赶路谢绝了，只吃了些锅巴就匆匆上路了。大家边走边感叹，这里的群众条件多好！
当夜，我们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大概日军以为新四军都死绝了吧，我们没遇上什么麻烦，顺利地来到长江边。江边有些船只，象是在等我们。原来，江北的二支队早就在江边布置了人，专门负责接应由“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同志。我们心里高兴极了。
过江后，在当地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驻在无为县藕塘的第二师师部。在藕塘休息三天之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回忆起激战中的日日夜夜，心中百感交集！多少战友在征途上洒尽了热血！多少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壮烈牺性！多少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士兵胡里胡涂地陈尸在皖南丛山之中！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已是中国人民鲜血染红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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