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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10、商鞅——战国三杰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公子虔诬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尸身被运至咸阳车裂，全家被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商鞅出身于卫国公族，有学者以此推测他是卫国国都帝丘之人，但该地对应的现今地名仍存争议，主要有安阳市内黄县和濮阳市濮阳县两类说法。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据说他后来投奔秦国时就携带李悝所撰的《法经》，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投奔秦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 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酝酿变法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施展变法
颁布垦草令
主词条：垦草令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变法
主词条：商鞅变法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
第二次变法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
商鞅初行变法一年，秦民都说法令不便，太子甚至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本来要处罚太子，但考虑到太子身份尊贵，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秦民不得不服从新法。十年之后，秦民都适应了新法，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之前说新法不便的民众中有人又说新法方便，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将他们迁徙到边疆，此后百姓都不敢妄议法令。后来公子虔又触犯法令，被处以劓刑。
开疆拓土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秦孝公则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七千人并占领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
公元前353年，赵成侯派使者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兵分两路救援赵国，一路齐军与宋国景㪨、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同年，魏军主力攻破赵国首都邯郸，但在桂陵之战被另一路由田忌、孙膑所率领的齐国军队击败。楚宣王也派大将景舍率兵救援赵国，夺取了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于公元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在上郡要地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以东修建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来阻止秦军的进攻。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
公元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同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时魏惠王说：“寡人真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商鞅因战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基础的商鞅）
兵败被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
商鞅变法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为平民进入上层打通了通道，使秦国欣欣向荣，日益强大。但却打破了延续几百年的贵族的世袭制，因此得罪了贵族势力。商鞅在秦孝公病重期间，独揽军政大权，使秦国内部权力斗争激化。
因此，在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势力便罗织罪名，诬其谋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骗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於，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华县）〕。秦惠文王派兵征伐，结果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原华县）西南〕失败战死。 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王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
商鞅虽然被杀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
主要影响
法家思想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商君学派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轶事典故
徙木立信
商鞅在起草了新法、尚未颁布之际，害怕百姓不信，就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一个三丈高的木头，招募能将其搬到北门的民众，许诺赏十金。民众感到奇怪，没人敢应募，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一个人应募，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金，然后才颁布新法，是为徙木立信的典故。
一士谔谔
商鞅辅佐秦孝公十年，贵族都怨恨他，有一个叫赵良的人劝商鞅辞官纳地，急流勇退，并提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商鞅不听。
主要作品
主词条：商君书
《汉书·艺文志》在法家论著中记载商鞅著有《商君》29篇，兵家权谋论著中著有《公孙鞅》27篇。其中《公孙鞅》已失传，现存的《商君书》共有24篇，其中第16篇刑约和第21篇御盗内容已失传。
《商君书》又称《商子》，是由商鞅的言行和思想及法家后学著作汇编而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品之一。书中主张依法治国、重农抑商、重战尚武、重刑轻赏，贬斥儒家学说、纵横家及游侠。
此外，《汉书·艺文志》在农家论著中记载有《神农》二十篇，颜师古引刘向的《七略·别录》认为此书疑为李悝和商鞅所著。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蔡泽：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太史公自序》：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桑弘羊：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刘歆：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班固：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
诸葛亮：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
司马贞：①“里奚致霸，卫鞅任刻。”②“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杜佑：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
王安石：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陈启天：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毛泽东：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商鞅徙木立信论》）
负面评价
商鞅执法严酷，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旧唐书》甚至将商鞅称为酷吏。
司马迁：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旧唐书》：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
贾谊：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赵蕤：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
后世纪念
商鞅墓
商鞅墓，又名商君墓。商鞅被车裂后，法家的后学者收殓商鞅的遗骨准备偷运回商鞅故里卫国安葬，在黄河德丰渡口被秦国守军截获，当地百姓与守军便将商鞅遗骨草草埋葬于附近的秦驿山之下，后来法家的后学者寻访至此为商鞅立了墓碑。上书“商君之墓”。商君墓位于今陕西省合阳县城东23公里处的洽川镇风景名胜区秦驿山脚下，墓高三米多，直径十余米。1970年解放军某部在此修建营房时将商君墓夷为平地。
商鞅广场
商洛市（因出土有带有“商”字的瓦当，确认系公元前340年秦封给商鞅的封邑）最大的广场——商鞅广场，坐落于广场中心的大型主题性城市雕塑“商鞅”也成为该市的标志性雕塑。
广场中心的商鞅雕塑高9米，“商鞅”左手持简，身佩宝剑，刚毅果决，庄严威峻，雕塑背后是一堵总长33.8米的浮雕文化墙，主要讲述商鞅变法前后的历史风云。
史书记载
《史记·秦本纪》
《史记·商君列传》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商鞅于第八十七回《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登场，第八十九回《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中有详细记载。
还有多部以商鞅为主人公，以他的生平为原型的长篇历史小说，如现代作家江来、肖芬的《商鞅》以及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
《战国三杰》、《历史事件—商鞅变法相关人物》、《春秋战国时期卫国主要名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著名人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代表人物》、（书籍 《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主要人物）
二十四-11、李冰——战国时期水利家
李冰（生卒年、出生地不详），号称陆海，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今成都一带）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许多水利工程，其中以他和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几千年来，该工程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后世为纪念李冰父子，在都江堰修有二王庙。都江堰也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历史治水名人。
他在修完都江堰后，在四川什邡洛水镇修建水利工程，后病逝于此，葬于洛水镇旁边的章山之上。被后人尊为川主。在洛水旁边的高景关和洛水之间的地段关口两侧后人修建有大王庙、二王庙纪念李冰父子。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为李冰陵园题字。
人物生平
李冰，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原灌县）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成都平原富庶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这是中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境开凿滩险，疏通航道，又修建汶井江（今崇庆县西河）、白木江（今邛崃南河）、洛水（今石亭江）、绵水（今绵远河）等灌溉和航运工程，以及修索桥，开盐井等。他也修筑了一条连接中原、四川雅安市名山区派出所与云南的五尺道。老百姓怀念他的功绩，建造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故事。
建在都江堰渠首的二王庙是老百姓对李冰父子治水伟业的纪念。其中的碑刻多是对灌区水利工程维护的技术要领。而每年的清明时节，当地的居民都会在二王庙举行祭祀活动和开水（岁修完工后放水）典礼。李冰现代已成为都江堰灌区老百姓所崇拜的神灵，而与水有关的宗教活动则加强了在灌区管理中政府与用水户之间的联系。
身世
关于李冰的籍贯，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直到1999年，山西的李氏后裔李保生读了一本名叫《都江堰》的书，书中提到了李冰的族属、生地至今不详。想起自家族谱中有对“始祖李冰赴蜀治水”的记载，他激动万分地给都江堰市政协发了一封信，从此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并经各方确认李冰籍贯为山西运城。但也有不同的说法，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便认为，对于李冰的身份和祖籍在史学界本身就是一个谜团，现代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山西，一是陕西。由于佐证不够，都无法得到证实。李保生一族家谱，52代之前都没有记载，很难成为直接证据。“历史上还是存在很多家谱的总序里将前代名人列为始祖的现象。”为何家谱只记录了第52代到70代呢？李保生解释：家谱修订之风在清朝才盛行起来，早先一般人家不会修订家谱。就是他的姓名在史籍中的记载也残缺不全。《史记 河渠书》记“蜀守冰”，有名无姓。《汉书 沟洫志》记“蜀守李冰”，算是名姓齐全。《史记》和《汉书》简约地记载了他“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的事迹。史家们根据各种典籍推算他是秦昭王时期人，约在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前后担任蜀郡太守。李冰最后因积劳成疾死在了治理石亭江的工地上。《蜀中名胜记》什邡条载“章山后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古蜀记谓：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城化(治)，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唐书 地理志》载：“大郎(王)庙，在治(什邡)北50里，大蓬山之阳，蜀太守李冰神祠。”附近的古迹后城治，今后城大队，李冰逝于此。《唐书 地理志》记有：“大郎(王)庙，在治北五十里，大蓬山之阳，蜀太守李冰神祠。”
儿子
二郎神为李冰儿子始见于北宋，五代蜀政权对灌口二郎封以王爵，被蜀人当作“护国”神祇，入宋后由于王、李之乱受到牵连二郎神被禁祭祀，在宋仁宗末年二郎神以李冰儿子的身份复祭复封，宋仁宗下旨钦定父子关系，割断二郎神与地域（蜀地）的联系。
史书记载
《元史》 本纪第三十四 文宗三：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
《清史稿》 志五十九 :世宗朝，....灌县祀秦蜀守李冰，封敷泽兴济通裕王，子二郎，为承绩广惠英显王。
名字记载
李二郎有载的名字一共三个，分别为李昱、李泰、李兆。
1、李昱
元代李稷《白云宫创建二神灵感祠之碑》：郎君讳昱，蜀郡守李冰第二子也。佐其父除水患有功，庙食灌口，川人号护国灵应王。开宝七年，去王号。嘉祐八年，封灵惠公。元祐二年，改感应公。崇宁初，进昭惠灵显王。
2、李泰
元代汪寿昌《昭惠灵显真人祠堂记》： 昭惠灵显真人泰，蜀郡守李冰次子也。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应感公庙 在望云门内草场庵，郡民立祠以祀。神姓李，名泰，秦时人，号灌口二郎。
3、李兆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蕲州，二郎庙在州治西。永康导江县高济王次子，即秦李兆也。
文献记载
李冰父子部分文字记载朝代
出处
摘录
宋朝
《德隅堂画品》
秦蜀守李冰之子开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于灌口，世所谓灌口二郎者也。
《独醒杂志》
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号曰：“灌口二郎，
《事物纪原》
元丰时，国城之西，民立灌口二郎神祠，云神永康导江县广济王子。王即秦李冰也。《会要》 所谓冰次子郎君神也。
《元祐初建关三郎庙记》
李冰去水患庙食于蜀之离堆而其子二郎以灵化显圣。
《成都古今集记》
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湔江，
《续资治通鉴长编》
封灵惠侯为灵惠应感公......“尔父守蜀，建三江之利，功施于后世。尔亦以神显于西土，父子庙食，相传至今。
《舆地纪胜》
六朝梁李膺《治水记》：“蜀守父子擒健蛙，囚于离堆之趾。”
《宋会要》
宋太祖干德三年平蜀，诏增饰导江县应圣灵感王李冰庙....神即冰次子，川人号护国灵应王。
元朝
《重建清源庙碑》
清源为之首称，按史神姓李氏，蜀守讳冰之子....
《大元一统志》
普德庙:在州北五里博溪水上相传以为秦时蜀守李冰之次子葛洪称其次子佐父治水后仙去会要所谓冰次子郎君俗谓之二郎者也。
《昭惠灵显真人祠记》
昭惠灵显真人，秦蜀郡守李冰次子也。
《龙兴重修敷佑中庙碑》
神父姓李讳冰，秦时为蜀太守.....神与父累封王爵于后，赐神号为清源。
《白云宫创建二神灵感祠之碑》
郎君讳昱，蜀郡守李冰第二子也。佐其父除水患有功，庙食灌口川，
明朝
《重修仁佑祠记》
仁佑祠者祀秦蜀守李冰之子二郎神也。
[嘉靖]《常熟县志》
清源妙道真君庙，在介福门内神，秦蜀郡太守李冰之子尝除蜀都江之蛟孽有水功....，
《嘉靖蕲州志》
二郎庙在州治西，神永康导江县高济王次子，王即秦李冰也，
《少室山房笔丛》
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梓童神姓张名亚子灌口二郎姓李.....
《正德蓬州志》
川主祠即二郎神也，世传李冰置石犀以压水恠二郎驱灌口蛟以助治水有功故祠在。
《万历嘉定州志》
知州胡凖建川主庙城北一里正统十年知州冯志学建祀秦太守李冰子二郎。
《万历江宁县志》
清源观在县南聚宝门外梅冈俗呼为二郎观元至正初重建，李桓记畧云按史神姓李氏蜀守冰之子...
《遣张仙画乃作灌口像》
水次郎君是别姿....何知却是李冰儿。
《嘉靖四川总志》
二郎庙有二，一在仁寿治东一在左护卫东俱祀李冰之子。
《万历安邱县志》
二郎庙，祀蜀太守李冰子也，
《元史节要》
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徳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
清朝
《蜀都碎事》
蜀刺史李冰行至湔山.....，其子二郎神，封为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
《蜀故》
二郎神，李冰之子也，
《乾隆灌县志》
秦太守李冰便其子二郎作五石犀以压水怪穿石犀溪于命曰犀牛里。
《乾隆枝江县志》
李冰有功于蜀而子为二郎神蜀祀之.....
《江津县志》
即今灌县都江堰口奉敕封建二王庙神也。前庙所祀秦蜀守李公冰之子二郎君，后庙所祀乃李公也。
《显英宫创建大殿东楼碑记 》
王号大安，李姓冰名，秦孝王时为蜀守...其子二郎，灵迹数现，厥功亦伟。宋徽宗封为清源妙道真君，
《通俗编》
蜀人奉二郎神，谓之川主’.......盖李冰之子也
《宋稗类钞》
蜀中灌口二郎。云是李冰第二子。
《光绪丹徒县志》
二郎庙在大一都三图兵燹后同治初重修按二郎神见元史文宗本纪秦时蜀郡太守李冰为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仁佑王二郎盖李冰之次子也
《庐陵县志[康熙]》
应感公庙在望云门内草场庵按旧志云宋元丰初郡民立祠以祀李泰泰秦时人号灌口二郎佐其父囚孽龙有功
《道光贵阳府志》
川主庙祀蜀太守李冰及其子灌口二郎四川会馆也。
《重修灌口二郎神祠碑》
秦蜀守李冰凿离堆，然后沃野千里，号称陆海。考厥成功，实其子二郎以神力佐之也。
《钦定大清会典》
通佑王为秦蜀守李冰英显王为其子二郎神。
《光山县志[乾隆] 》
二郎庙在城南五十里官陂畈。相传神为秦时蜀郡守李冰之子，佐父疏岷江，有神勇，尝入水斩蛟。蜀人祀之灌江上，所谓灌口二郎神者也。
《汶志纪略[嘉庆]》
河坪川主庙在县西祀蜀守李冰及太守之次子二郎
《于迈草》
二王庙庙祀秦守李冰子二郎，史称凿离堆辟沫
《嘉庆恩施县志》
北城外二郎祠，祀李冰子二郎，
《同治郏县志》
二郎庙，在南街全平由云二郎者泰蜀郡守李冰之第二子也。
《同治巴县志》
云顶寺祀川主李冰次子俗称二郎治水曾歌乐山上故名寺。
《嘉庆成都县志》
二郎庙在府城东祀李冰之子国朝雍正八年勅赐封祭详见祀典。
《宸垣识略》
二郎神为秦蜀将李冰之子凿离堆江有功于民蜀人祀之....
《雍正江油县志》
川主祠在王枕山俗谓二郎神乃秦蜀郡太守李冰子佐父锁水怪以靖水灾，元至唐年父子馔封王蜀皆祀之。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四川灌县谨案神即秦蜀守李冰及其子以治水有功蜀人称冰曰川主予曰二郎神二郎神庙所在有之元封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 。
《续文献通考》
是年二月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英惠王其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
《四川通志》
二郎庙在府城东祀李冰之子
《乾隆直隶泸州志》
二郎庙在州东大江岸祀秦太守李冰之子.
《元书》
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为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
《光绪新修潼川府志》
赐紫山旧通志在县北一里有帝君神祠士民祈嗣多应俗呼赐子山又传秦李冰次子所谓二郎神者曾于此斩大蛇人思其德故名次子山。
《光绪荆州府志》
李冰有功于蜀而子为二郎神蜀祀之
《大清一统志》
二郎庙在府治西秦蜀郡太守李冰子二郎佐父治水有功元至顺六年加封为英烈昭忠灵显仁祐王。
《历代神仙通鉴》
「加封李冰为圣德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显圣仁佑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应感公庙，在望云门内草场庵，郡民立祠以祀。神姓李，名泰，秦时人，号灌口二郎。佐其父，囚孽龙，有功，蜀人祀之。
《翁心存诗文集》
赛神曲....二郎神传蜀守子，八角庙报番君功。
民国
《续修江津县志》
秦蜀守李冰使其子二郎除水怪，
《庐陵县志》
应感公庙在望云门内草场庵案旧志云宋元丰初郡民立祠以祀李泰秦时人号灌口二郎佐其父治水斩蛟有功..
《钟南淮北区域志》
（碑亭）巷西有二郎庙，所奉者蜀灌口二郎神李冰子也。
《续遵义府志》
川主庙在凤朝关外祀秦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
《金堂县续志》
俗名普惠宫，祀秦守李冰及二郎，
《江安县志》
清雍正五年勅封李冰兴济敷泽通佑王子二郎承续广惠显英王俗称川主二郎君是也
《巴县志》
旧传李冰次子二郎佐父导水，驻节山上。
《桐梓县志》
又按桐初隶蜀，故祠祀川主李冰之子二郎。
《都江堰功小传》
二郎为李冰仲子，喜驰猎，
《方志通义》
灌口二郎神为秦昭襄王时华阳太守李冰之子治水有功者也而俗传为封神榜中人.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事物纪原》，《都江堰文献集成》，《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功绩
都江堰
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学家，都江堰的设计者和兴建的组织者。中外驰名的都江堰位于四川省中部岷江中游，整个工程是由分水堰、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主要工程组成的。它的规模宏大，地点适宜，布局合理，兼有防洪、灌溉、航行三种作用，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二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确保了当地农业生产。
古代蜀地(今四川)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四川人民世世代代同洪水作斗争。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秦为了将蜀地建成其重要基地，决定彻底治理岷江水患。同时派精通治水的李冰取代政治家张若任蜀守。李冰为蜀守的时间，没有明文记载，大约在秦昭王三十年至秦孝王之间(公元前277—前250年)。
李冰到蜀郡后，亲眼看到当地严重灾情：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岷山的岷江，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到灌县附近，进入一马平川，水势浩大，往往冲决堤岸，泛滥成灾；从上游挟带来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河床，加剧水患；特别是在灌县城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常造成东旱西涝。到任不久，便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
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沿岷江岸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水情、地势等情况，制定了治理岷江的规划方案。李冰发现开明所凿的引水工程渠首选择不合理，因而废除了开明开凿的引水口，把都江堰的引水口上移至成都平原冲积扇的顶部灌县玉垒山处，这样可以保证较大的引水量和形成通畅的渠首网。李冰创筑的都江堰，史籍记载甚为简略。但以这些记载为基础，结合现今都江堰工程结构分析，可以基本确定李冰修建的都江堰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及渠道网所组成。
在修筑分水堰的过程中，采用江心抛石筑堰失败后，李冰另辟新路，让竹工编成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装满鹅卵石，然后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终于战胜了急流的江水，筑成了分水大堤。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犍尾堰(都江堰唐代之名)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此法就地取材，施工、维修都简单易行。而且，笼石层层累筑，既可免除堤埂断裂，又可利用卵石间空隙减少洪水的直接压力，从而降低堤堰崩溃的危险。
分水大堤前端开头犹如鱼头，所以取名叫“鱼嘴”。鱼嘴是在宝瓶口上游岷江江心修筑的分水堰，因堰的顶部形如鱼嘴而得名。《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壅江作堋”的“堋”就是指鱼嘴。它将岷江分为内外江，起航运、灌溉与分洪的作用。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东股的叫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小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灌溉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分水堰两侧垒砌大卵石护堤，*内江一侧的叫内金刚堤，外江一侧叫外金刚堤，也称”金堤”。分水堰建成以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有水旱灾了。
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飞沙堰也用竹笼装卵石堆筑，堰顶做到适宜的高度。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以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涡作用，有效地冲了泥沙在宝瓶口前后的沉积。鱼嘴的分水量有一定的比例。春耕季节，内江水量大约占六成，外江水量大约点四成。洪水季节，内江超过灌溉所需的水量，由飞沙堰自行溢出。
宝瓶口是节制内江水量的口门。为了控制内江流量，李冰父子作石人立在江中，作为观测水位的标尺。《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水则，说明李冰已基本掌握了岷江水位涨落的大致幅度。《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就是指李冰开凿宝瓶口。因“崖峻阻险，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劈开玉垒山，凿成宝瓶口。宝瓶口不仅是进水口，而且以其狭窄的通道形成一道自动节水的水门，对内江渠系起保护作用。被分开的玉垒山的末端，状如大石堆，就是后人称做的“离堆”。此外，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做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宝瓶口这一岩石渠道，十分坚固，千百年来在岷江激流冲击下，并未被冲毁，有效地控制了岷江水流。清宋树森“伏龙观观涨”一诗云：“我闻蜀守凿离堆，两崖劈破势崔巍，岷江至此画南北，宝瓶倒泻数如雷。”李冰修成宝瓶口之后，“又开二渠，由永康过新繁入成都，称为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入成都，称为内江”。这两条主渠沟通成都平原上零星分布的农田灌溉渠，初步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道网。
李冰还作石犀，埋在内江中，作为岁修时候淘挖泥沙的深度标准。岁修的原则是“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是说淘挖淤积在江底的泥沙要深些，以免内江水量过小，不敷灌溉用；“低作堰”是说飞沙堰堰顶不可修筑太高，以免洪水季节泄洪不畅，危害成都平原。后人把这六字诀刻在内江东岸为纪念李冰父子而建的二王庙的石壁上，很是醒目。岁修的方法是：每年水量最小的霜降时节，在鱼嘴西侧，用杩槎（就是马扎）在外江截流，使江水全部流入内江，然后淘挖外江和外江各灌溉渠道淤积的泥沙。到第二年立春前后，外江岁修完毕，把杩槎移到内江，让江水流入外江，然后再淘挖内江河槽，进行平水槽和飞沙堰的岁修工程。清明节前，内江岁修完毕，撤除杩槎，开始放水灌溉。杩槎是一种简单、有效的临时性截流装置，是由三根大木桩用竹索绑成的三脚架，中设平台，平台上用竹笼装卵石压稳。把适当数量的杩槎横列在江中，迎水面加系横、竖木头，围上竹席，外面再培上粘土，就可以挡住水流，不致渗漏。
都江堰的修成，不仅解决了岷江泛滥成灾的问题，而且从内江下来的水还可以灌溉十几个县，灌溉面积达三百多万亩。从此，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富庶之地，获得“天府之国”的美称。
其他
除都江堰外，李冰还主持修建了岷江流域的其他水利工程。如“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布，经什邡、郫，别江”；“穿石犀溪于江南”；“冰又通笮汶井江，经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自湔堤上分羊摩江”等等。上述水利工程，史籍均无专门记叙，详情多不可考。
李冰任蜀守期间，还对蜀地其他经济建设也做出了贡献。李冰“识察水脉，穿广都(今成都双流)盐井诸陂地，蜀地于是盛有养生之饶”。在此之前，川盐开采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多依赖天然咸泉、咸石。李冰创造凿井汲卤煮盐法，结束了巴蜀盐业生产的原始状况。这也是中国史籍所载最早的凿井煮盐的记录。李冰还在成都修了七座桥：“直西门郫江中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中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亦)曰笮桥；桥从冲治桥而西出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这七座桥是大干渠上的便民设施。
意义
李冰所作的这一切，尤其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对蜀地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江堰等水利工程建成后，蜀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的岷江水患被彻底根除。唐代杜甫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从此，蜀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水利的开发，使蜀地农业生产迅猛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西汉时，江南水灾，“下巴蜀之粟致之江南”，唐代“剑南(治今成都)之米，以实京师”。渠道开通，使岷山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而且有名的蜀锦等当地特产亦通过这些渠道运往各地。正是由于李冰的创业，才使成都不仅成为四川而且是西南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同时成为全国工商业和交通极为发达的城市。
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它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它设计之完备令人惊叹！我国古代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颇为著名的还有芍陂、漳水渠、郑国渠等，但都先后废弃了。唯独李冰创建的都江堰经久不衰，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和运输等多种功能。
李冰为蜀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永远怀念他。两千多年来，四川人民把李冰尊为“川主”。1974年，在都江堰枢纽工程中，发现了李冰的石像，其上题记：“故蜀郡李府郡讳冰”。这说明早在1800年前，李冰的业绩已为人民所传颂。近人对李冰的功绩也极为赞赏。1955年，郭沫若到灌县时，题词：“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
治水传说
关于李冰治水的传说，东汉以后不断有所增附，唐代导江县（今都江堰市）已建李冰祠。北宋开始流传所谓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治水等神话。在民间传说中，神话人物二郎神的原型就是李冰之子，《太平广记》有传，范成大指称冰擒神锁镇于伏龙观，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该书又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1974年在都江堰市岷江（外江）发掘出一尊东汉建宁元年（168年）雕刻的李冰石像。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后世纪念
祭祀活动
纪念李冰的活动始于何时，史无明文记载，已无从查考。东汉李冰圆雕石像的出土说明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代，灌区人民已经开始纪念李冰了。南朝齐明帝建武时(公元494—498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都江堰渠首“望帝祠”迁到郫县，以原庙改祀李冰，名祟德庙。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712—756年)，褒封李冰“神勇大将军”。唐玄宗幸蜀，赐封李冰为“司空相国”。唐代“春秋设斗牛”纪念李冰。五代后蜀时封李冰为大安王，又封应圣灵显王。宋太祖赵匡胤治修崇德庙，扩大了庙基，增塑了二郎像。伏龙观也成了纪念李冰的庙宇。陆游有《伏龙洞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诗，足以说明李冰在宋代已经封王。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改封李冰“广济王”，定为每年祭招一次。宋代中期改为春秋二祭。宋代的祭招活动，规模宏大。范成大《离堆行》中有“到羊五万大作社，春秋伐鼓苍烟根”的诗句。《独醒记》中说：“水康军祟德庙招李冰父于……词把之盛，每岁用羊四万余头。凡买羊以祭，偶产羊羔者亦不敢留。”
《灌县乡土志》亦说：“唐宗时蜀民以羊把李王，庙前江际皆屠宰之家。”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祭祀规格为“帛一、羊一、系一、登一、删一；箕二、簇二；豆四、尊一、爵三、炉一、蹬二”；二郎祭品与冰同。典礼程序为：主祭官公服，行二跪六叩礼，奠帛、读祝；送神、望燎；告礼成，退。祝文为：“维神世德，兴利除。作绷穿江，舟行清宴。灌溉三郡，沃野千里。膏破绵络，至今称美。盐并没开，蜀用以饶。石人镇立，蜀害以消。报祟功德，园朝褒封'兹值春灌，理宜肃恭’。这种祭规格一直沿用到明末。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加封李冰“敷泽兴济通佑王”，并赐“绩垂保障”额。光绪三年(公元1887年)加封李冰“通佑显英王”，并赐“功昭蜀道”额。次年加封为“通佑显惠襄护王”，赐“陆海金堤”额。灌区为李冰立庙很多，称为川主庙。
1938年，四川省政府颁定《祟祀显英王庙伏龙现典'礼仪式’》。程序为：举行祟把敷泽兴济通佑显惠襄护王、承绩广惠显英普济昭福王典礼，全体肃立；奏乐，设迎神位；还神；授花；引赞导主祭，官恭谊王位前立正；唱纪念歌；进席，献帛；进爵，献爵；进食，献食；主祭官诣读祝位前肃立读祝’；全体向李二郎父子位前行三鞠躬礼；奠爵；焚祝帛；奏乐；设送神位送神(唱民工歌送)；礼成，鸣炮。祭：把时，先到伏龙观祭李冰，再到二王庙祭二郎。官祭一般清明岁修完毕结合放水庆典二道举行。祭完李冰父子后即到杨泅庙江边祭招后鸣饱放水。
官祭之外，还有民祭。传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是二郎生日，后两日为李冰生日。因此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川西受益区人民不辞艰苦跋涉，扶老携幼，带着祭品，来庙祭拜，每日多达万人以上。《灌县乡土志》中说：“每岁插秧毕，蜀人奉香烛，把李王，络绎不绝吁。”
李冰陵园
2200多年前，已近晚年的李冰，累死在什邡洛水的石亭江治水工地上。并葬在洛水的章山上。
一说有专家考证，李冰本就是什邡人，属蜀山氏后裔，古今人们都落叶归根的习惯的。按常理推断李冰病逝在洛水，和他一起修水利的他的儿子应该把他带回李冰的故乡安葬。
为纪念伟大的李冰，什邡市在章山上修建有李冰陵园。据说这是他的衣冠冢，真正的陵墓在章山后岩的公墓治某处一个秘密地点。《新唐书》记：“什邡，武德二年析雒置，有李冰祠山。”明万历年间曹学全所著《蜀中名胜记》称：“什邡公墓化（治），上有升仙台，为李冰飞升之所。”《古蜀记》也说：“李冰功配夏后（夏禹王），升仙在后城化（治），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章山后岩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为人们拨开层层迷雾，洗去满头雾水。根据众多著名学者王家佑、李仲屿、冯广宏、罗开玉、徐式文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史籍特别是《重修金相寺碑记》里的记载，以及国内外著名文史水利学家的有关著述论证和考察，后城山升仙台被确认为李冰卒逝之地，而章山后岩有大冢的公墓治，则是李冰的真正葬所。
蜀人崇奉李冰，尊为川主，什邡城乡建川主庙达10余处。还流传李冰礼斗上苍、羽化飞升的传说。1991年春，什邡重修李冰陵园。陵园大门前塑巨大的李冰站立石像，大门上石阶处有九龙石雕、陵园碑记、祭坛，依山而砌的石梯为蜀中第一长梯。石亭中有1993年9月22日江泽民为李冰陵园的题词：“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瑰宝”。陵门由张爱萍将军手书的“秦李冰葬所”作门额，山顶为李冰墓园，墓园周围有反映古蜀人生活风貌的各种图案，墓前还有石龟、石碑等。
李冰陵园2008年地震后一直处于恢复修建期。结合什邡市旅游发展，什邡市早已把李冰陵园的重建事宜提上日程安排。竣工的有道路、李公湖，陵园暂在恢复修建中。地震前要收取门票，地震后暂未收取。陵园门前有几家农家乐可以住宿、就餐、休息。陵园后面不远有佛家的大鹏寺可以礼佛、住宿、品尝素斋。农家乐下面还有李公湖。在洛水和高景关之间的公路（2008年地震北京援建什邡的北京大道）旁还有后人纪念李冰父子修建的大王庙、二王庙。
纪念邮票
1980年11月20日我国发行了《J58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四枚，第2枚就是李冰
书籍出版
2022年，《水房子》在网络平台和部分实体书店上架，用诗歌为李冰写的传记。
《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家》、《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李冰的儿子》、
二十四-12、张仪——秦相
张仪（?一前309年），魏国安邑（今山西运城万荣）人，中国战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家、纵横家。
张仪早年师从鬼谷子，后曾游历于楚国、赵国，不被重用，愤而入秦，以连横之策被秦惠文王重用，并两度出任秦相。张仪入秦后，多次领兵攻打韩、赵、魏等国。前328年，与公子华拔魏蒲阳；前325年，魏、韩两国互尊为王以抗秦，张仪率兵攻占魏国的陕（今河南陕县）；前324年，张仪拥戴秦惠王正式称王，更年号为秦惠王元年；前316年，张仪与司马错灭蜀，并乘机攻取巴，设立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张仪任秦相之后，多次出使山东六国，以连横之策游说山东诸国，以破合纵之策，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变为连横事秦。张仪被秦惠文王封为武信君。前311年，张仪出使燕国未回而秦惠文王死。次年，秦武王即位，与张仪不和。张仪害怕被诛杀，于是逃到了魏国。张仪任魏国相国一年以后，于前309年卒于魏国。
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10篇，是张仪作品及其相关资料的汇编。此书汉以后亡佚。传世的一件战国铜戈上有“十三年相邦仪之造”和“咸阳工师”的铭文，当是秦惠文王十三年张仪任相邦时所监造。张仪两任秦相期间，分化合纵，蚕食列国领土，攻克巴蜀，使秦国的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人物生平
张仪受辱投秦
张仪是魏国人，当初曾和苏秦一起师事鬼谷子先生，学习游说之术，苏秦自认为才学比不上张仪。张仪和苏秦完成学业之后，就去游说诸侯。后来，苏秦说服赵肃侯，而得以去游说各国诸侯实行合纵的联盟，但他担心秦国趁机攻打各诸侯国，盟约还没结缔之前就遭到破坏。苏秦考虑再三，找不到一个能派往秦国为他工作的合适人选，于是他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仪来投奔他。
于是张仪前往赵国，呈上名帖，请求会见苏秦。但是，苏秦却对张仪不理不睬，招待张仪的时候也只是用给仆人和侍女所吃的饭食，并且还当众羞辱张仪，说张仪那么有才能，竟弄得穷愁潦倒到这种地步，是不值得收留的，说完就把张仪打发走了。张仪这次来见苏秦，本以为是旧交，可以求得好处，谁知反而受到羞辱，一气之下，想到各国诸侯中只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便前往秦国。苏秦在张仪离去后，暗中派人资助张仪到达秦国，并且帮助他见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用张仪为客卿，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这时，帮助张仪的人才说是苏秦故意激怒他，为的是张仪今后有更好的发展。张仪说：“唉呀，这些权谋本来都是我研习过的范围而我却没有察觉到，我没有苏先生高明啊！况且我刚刚被任用，又怎么能图谋攻打赵国呢？请替我感谢苏先生，苏先生当权的时代，我张仪怎么敢奢谈攻赵呢？”
张仪秦国任相
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秦惠文王派遣公子华和张仪围攻魏国的蒲阳，攻打并占领了蒲阳。张仪趁机劝说秦惠文王把蒲阳归还魏国，而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作人质。张仪又趁机劝说魏王道：“秦国对待魏国如此地宽厚，魏国不可不以礼相报。”
魏国因此就把上郡十五县和少梁献给秦国，用以答谢秦惠文王。于是，秦惠文王就任命张仪为相（古代官名），位居百官之首，参与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秦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农历四月，魏惠王、韩宣惠王为了对抗秦国，互尊为王。于是，秦惠文王派张仪为将讨伐并占领了魏国的陕（今河南陕县），把那里的魏人全部交归魏国。秦惠文王命张仪修筑了上郡要塞。秦惠文君十四年（公元前324年），张仪拥戴秦惠文王正式称王，更年号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惠文王二年（前323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和齐、楚两国的相国在啮桑（地名）会盟。
张仪魏国任相
秦惠文王三年（前322年），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去魏国担任国相，打算使魏国首先臣事秦国而让其它诸侯国效法它。魏惠王不肯接受张仪的建议，秦惠文王大发雷霆，立刻出动军队攻克了魏国的曲沃、平周，暗中给张仪的待遇更加优厚。张仪觉得很惭愧，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回敬来报答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六年（前319年），魏惠王去世，魏襄王即位。张仪又劝说魏襄王，魏襄王也不听从。于是，张仪暗中让秦国攻打魏国。魏国和秦国交战，魏国战败。秦惠文王七年（前318年），韩国、赵国、魏国、燕国、齐国率领匈奴人一起进攻秦国，秦国还击打败了韩国申差的部队，斩首八万二千，诸侯们震惊慌恐。秦惠文王八年（前317年），张仪再次游说魏王退出合纵盟约，臣事秦国。于是，魏国宣布退出南北合纵，请张仪担任中间人与秦国和解；张仪回到秦国，重新出任国相。次年，魏国重新臣事秦国。
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张仪、司马错救援苴国和巴国，趁机吞并了蜀国。张仪贪图巴国和苴国的富饶，又攻取了巴国，擒获了巴王，设立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将三郡土地分为三十一县。并在江州筑城。
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14年），魏国又背弃了秦国加入合纵盟约。秦国就出兵攻打魏国，夺取了曲沃。
张仪戏楚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国想要攻打齐国，但忧虑齐、楚两国已经缔结了合纵联盟，于是便派张仪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
楚怀王听说张仪来，空出上等的宾馆，亲自到宾馆安排他住宿。说：“这是个偏僻鄙陋的国家，您用什么来指教我呢？”
张仪游说楚怀王说：“大王若能听从我的意见，就请和齐国断绝往来、解除盟约，我愿意奏请秦王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土地，让秦国的女子作为服侍大王的侍妾，秦、楚之间娶妇嫁女，永远结为兄弟国家，这样向北可削弱齐国而西方的秦国也就得到好处，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楚怀王非常高兴地应允了张仪。大臣们来向楚怀王祝贺，唯独陈轸劝谏楚怀王不要轻信张仪。楚怀王说：“我不费一兵一卒即可获得秦国六百里地，满朝臣子都在（为这一消息感到）庆贺，唯独你在阻止我，你想干嘛？”陈轸回答：“不是这样的。以臣看来，商於一带的土地非但不能得到，反而会换来秦国和齐国联合起来。秦、齐二国一旦联合，届时必定会祸患临头。”楚王要他继续说下去，陈轸则说：“秦国之所以对我楚国如此谨慎，只因为齐楚二国。如今大王，则会使楚国孤立无援。秦国又怎么会偏爱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而白送商於六百里地呢？张仪回到秦国之后一定会背弃对大王的承诺，若是向北与齐国断绝关系，只会招来西边秦国的祸患，两国的军队一定会一起攻打楚国。我替大王想了下对策，倒不如我们在与齐国暗中合作、表面断交，派人跟随张仪去秦国。假如秦国把土地割让给我们，再与齐国彻底断交也不算晚。若他们不将土地割让出来，那也符合我们的策略。”楚王却说：“希望陈先生闭上嘴，不要再讲话了，等着我得到土地便是。”于是，楚国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废除了盟约，楚怀王把楚国的相印授给了张仪，还馈赠了大量的财物，派了一位将军跟着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张仪回到秦国，假装没拉住车上的绳索，跌下车来受了伤，一连三个月没上朝，楚怀王听到这件事，说：“张仪是因为我与齐国断交还不彻底吧？”就派人去往宋国，借了宋国的符节到齐国辱骂齐宣王，齐宣王一气之下斩断符节，转而与秦国结交。秦国、齐国建立了邦交之后，张仪开口便说：“我有秦王赐予我的六里封地，愿把它献给楚王。”张仪才上朝。楚国使者则说：“我奉楚王的命令，来接收商於之地六百里，从来没听说要收什么六里土地。”楚国的使臣只得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结果秦、齐两国共同攻打楚国，夺取了丹阳、汉中的土地。楚国又派出更多的军队去袭击秦国，楚军大败，于是楚国又割让两座城池和秦国缔结和约，结束战争状态。
张仪被囚楚国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秦国要挟楚国，想得到黔中一带的土地，要用武关以外的土地交换它。
楚怀王说：“我不愿意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愿献出黔中地区。”秦惠文王想要遣送张仪，又不忍开口说出来。张仪却主动请求前往。秦惠文王说：“那楚王恼恨先生背弃奉送商於土地的承诺，这是存心报复您。”张仪说：“秦国强大，楚国弱小，我和楚国大夫靳尚关系亲善，靳尚能够去奉承楚国夫人郑袖，而郑袖的话楚王是全部听从的。况且我是奉大王的命令出使楚国的，楚王怎么敢杀我。假如杀死我而替秦国取得黔中的土地，这也是我的最高愿望。”于是，张仪出使楚国。楚怀王等张仪一到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靳尚对郑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袖说：“为什么？”靳尚说“秦王特别钟爱张仪而打算把他从囚禁中救出来，如今将要用上庸六个县的土地贿赂楚国，把美女嫁给楚王，用宫中擅长歌唱的女人作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就会敬重秦国。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宠爱而尊贵，这样，夫人也将被鄙弃了。不如替张仪讲情，使他从囚禁中释放出来。”于是郑袖日夜向楚怀王讲情说：“作为臣子，各自为他们的国家效力。现在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王就派张仪来了，对大王的尊重达到了极点。大王还没有回礼却杀张仪，秦王必定大怒出兵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搬到江南去住，不要让秦国像鱼肉一样地欺凌屠戮。”楚怀王后悔囚禁了张仪，于是赦免了张仪，像过去一样优厚款待他。
张仪游说诸国
游说楚王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张仪从囚禁中放出来不久，没有立即离开楚国，而是又去游说楚怀王。
张仪向楚怀王提出：他可以向秦王建议不要黔中之地，但请秦王派太子来楚国作人质，楚国派太子到秦国作人质，把秦国贵女作为侍候楚怀王的姬妾，两国永结兄弟邻邦，不相互打仗的策略。此时，楚怀王虽已得到张仪，却又难于让出黔中土地给秦国，想要答应张仪的建议。屈原反对说：“前次大王被张仪欺骗，张仪来到楚国，我认为大王会用鼎镬（古代两种烹饪器鼎和镬）煮死他，如今释放了他，不忍杀死他，还听信他的邪妄之言，这可不行。”楚怀王说：“答应张仪的建议可以保住黔中土地，这是美好有利的事情。已经答应了而又背弃他，这可不行。”楚怀王最终答应了张仪的建议，背离了“合纵”与秦国结盟亲善。
游说韩王张仪离开楚国，就借此机会前往韩国，游说韩宣惠王说：“韩国地势险恶，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就会发兵占据宜阳，截断韩国的上党地区，再东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之宫、桑林之苑就不再属于大王所有了。要是阻塞了成皋，截绝了上党地区，那大王的国土就要被分割了。早归附秦国就安全，不归附秦国就危险。如果制造的是祸端却要想得到福报，计虑粗浅，结怨很深，违背秦国而顺从楚国，要想国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替大王谋划，还不如替秦国效劳。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臣事秦国，进攻楚国，秦王必然高兴。攻打楚国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惠王听从了张仪的主意。张仪回到秦国作了汇报，秦惠文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
游说齐王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又派张仪向东游说齐国的齐湣王说：“天下强大的国家没有超过齐国的，大臣及其父兄兴旺发达、富足安乐。然而，替大王出谋划策主张合纵的人，都为了暂时的欢乐，不顾国家长远的利益。如今秦、楚两国嫁女娶妇，结成兄弟盟国。韩国献出宜阳，魏国献出河外，赵国在渑池朝拜秦王，割让河间来奉事秦国。假如大王不臣事秦国，秦国就会驱使韩国、魏国进攻齐国的南方，赵国的军队全部出动，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菑，即墨就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国家一旦被进攻，即使是想要臣事秦国，也不可能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它。”齐湣王说：“齐国偏僻落后，僻处东海边上，不曾听到过国家长远利益的道理。”就答应了张仪的建议。
游说赵王张仪离开齐国，向西到赵国游说赵武灵王说：“如今秦国相约齐国、韩国、魏国的军队，准备进攻赵国。所以我不敢隐瞒真实的情况，先把它告诉大王左右亲信。我私下替大王考虑，不如与秦王在渑池会晤，面对面，口头作个约定，请求按兵不动，不要进攻。希望大王拿定主意。”赵武灵王答应了张仪的建议，张仪才离去。
游说燕王张仪又向北到了燕国，游说燕昭王说：“大王最亲近的国家，莫过于赵国。赵襄子凶暴乖张，六亲不认，大王是有明确见识的，那还能认为赵国可以亲近吗？赵国出动军队攻打燕国，两次围困燕国首都来劫持大王，大王还要割让十座城池向他道歉。如今，赵国已经献出河间一带土地臣事秦国。如今，假如大王不臣事秦国，秦国将出动军队直下云中、九原，驱使赵国进攻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所以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它。”燕昭王听信了张仪的建议，说：“我就像蛮夷之徒一样处在落后荒远的地方，这里的人即使是男子大汉，都仅仅像个婴儿，他们的言论不能够产生正确的决策。如今，承蒙贵客教诲，我愿意向西面奉事秦国，献出恒山脚下五座城池。”
张仪回到秦国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张仪返回秦国报告，还没走到咸阳的时候，秦惠文王就去世了，秦武王即位。秦武王从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等到继承王位，很多大臣说张仪的坏话：“张仪不讲信用，反复无定，出卖国家，以谋图国君的恩宠。秦国一定要再任用他，恐怕被天下人耻笑。”
诸侯们听说张仪和秦武王感情上有裂痕，都纷纷背叛了连横政策，又恢复了合纵联盟。秦武王元年（前310年），大臣们日夜不停地诋毁张仪，而齐国又派人来责备张仪。张仪害怕被杀死，就趁机对秦武王献策：“为秦国国家着想，必须使东方各国发生大的变故，大王才能多割得土地。如今，听说齐王特别憎恨我，只要我在哪个国家，他一定会出动军队讨伐它。所以，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才的人到魏国去，齐国必然要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在城下混战而谁都没法回师离开的时候，大王利用这个间隙攻打韩国，打进三川，军队开出函谷关而不要攻打别的国家，直接挺进，兵临周都，周天子一定会献出祭器。大王就可以挟持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功业啊。”
秦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准备了三十辆兵车，送张仪到魏国。
张仪重返魏国
齐湣王听说张仪在魏国，果然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襄王很害怕。张仪说：“大王不要担忧，我让齐国罢兵。”就派遣他的门客冯喜到楚国，再借用楚国的使臣到齐国，使臣对齐湣王说：“大王特别憎恨张仪；虽然如此，可是大王让张仪在秦国有所依托，也做得够周到了啊！”齐湣王说：“我憎恨张仪，张仪在什么地方，我一定出兵攻打什么地方，我怎么让张仪有所依托呢？”使臣回答说：“这就是大王让张仪有所依托呀。张仪离开秦国时，本来与秦王约定说：'替大王着想，必须使东方各国发生大的变故，大王才能多割得土地。如今齐国特别憎恨我，我在哪个国家，他一定会派出军队攻打哪个国家。所以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才的人到魏国，齐国必然要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在城下混战而谁都没法回师离开的时候，大王利用这个间隙攻打韩国，打进三川，军队开出函谷关而不要攻打别的国家，直接挺进，兵临周都，周天子一定会献出祭器。大王就可以挟持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功业啊。’秦王认为他说的对，所以准备了兵车三十辆，送张仪去了魏国。如今，张仪去了魏国，大王果然攻打它，这是大王使国内疲惫困乏而向外攻打与自己建立邦交的国家，广泛地树立敌人，祸患殃及自身，却让张仪得到秦国的信任。这就是我所说的'让张仪有所依托’呀。”齐湣王赞同使者的说法，就下令撤军。
张仪去世
张仪出任魏国相国一年以后，于秦武王二年（前309年）死在了魏国。
张仪历史评价
苏秦：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
景春：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甘茂：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
李斯：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司马迁：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太史公自序》：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
刘向：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扬子《法言》曰：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诸葛亮：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
左思：四海齐锋，一口所敌，张仪、张禄亦足云也。（李周翰注：四海诸侯虽齐锋攻秦，一言以说，乃能敌之。）司马贞：仪未遭时，频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韩後蜀。连衡齐魏，倾危诳惑。陈轸挟权，犀首骋欲。如何三晋，继有斯德。
徐夤：荆楚南来又北归，分明舌在不应违。怀王本是无心者，笼得苍蝇却放飞。
温会：危轩重叠开，访古上裴回。有舌嗟秦策，飞梁驾楚材。
姚向：秦相驾群材，登临契上台。查从银汉落，江自雪山来。司马光：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而仪、秦、衍最著。
苏轼：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邵雍：“廉颇白起善用兵，苏秦张仪善纵横。”
徐钧：再攻再相梁不悟，六百六里楚云何。苏秦反覆何须道，反覆如君事更多。
陈普：虎狼纵暴互奔驰，狐魅纷纭擅肆欺。三二百年天地裹，十棚木偶弄婴儿。
张仪人物争议
苏秦张仪年辈问题两千多年来，苏秦和张仪一直被说成是战国合纵连横斗争中的对手，苏秦大搞合纵，而张仪坚持连横。但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却表明：苏秦的年辈比张仪晚，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的主要活动均在张仪身死之后。张仪在秦国任相时，苏秦还没踏入政坛。不同于《史记》与《资治通鉴》所言。
张仪轶事典故
张仪折竹
典出《拾遗记》。张仪是战国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年轻时替人家抄书，遇到没有见过的好句子就写在掌中或腿上，晚上回到家中，就折竹刻写，久而久之，就集成册子。后人遂以“折竹”或“张仪折竹”形容勤奋刻苦学习。
张仪张仪受笞
张仪完成学业，就去游说诸侯。他曾陪着楚国国相喝酒，席间，楚相丢失了一块玉璧，门客们怀疑是张仪拿的，就说：“张仪贫穷，品行鄙劣，一定是他偷去了宰相的玉璧。”于是，大家一起把张仪拘捕起来，拷打了几百下。可是张仪始终没有承认，大家只好释放了张仪。张仪的妻子又悲又恨地说：“唉！您要是不读书游说，又怎么能受到这样的屈辱呢？”张仪对他的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舌头还在呀。”张仪说：“这就够了。”
张仪出任秦国国相以后，写信警告楚国国相说：“当初我陪着你喝酒，我并没偷你的玉璧，你却鞭打我。你要好好地守护住你的国家，我反而要偷你的城池了！”
张仪中伤陈轸
陈轸，是游说的策士，和张仪共同侍奉秦惠文王，两人都得到国君的赏识，于是两人纷纷争宠。张仪在秦惠文王面前中伤陈轸说：“陈轸用丰厚的礼物随便地来往于秦楚之间，应当为国家外交工作。如今楚国却不曾对秦国更加友好反而对陈轸亲善，足见陈轸为自己打算的多而为大王打算的少啊。而且陈轸想要离开秦国前往楚国，大王为什么没听说呢？”秦惠文王很生气，找来陈轸问是怎么回事。陈轸巧妙地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化解。陈轸在秦国过了一整年，秦惠文王最终还是任用张仪做宰相，而陈轸投奔楚国。
张仪墓地
张仪墓位于开封市区东北七公里新曹门遗址边宴台河村，在村南北街中段西侧，原为长方形高台，其土质坚硬，经年被人掘土使用竟成凹坑，1994年仲秋，市有关部门重修张仪墓，并立有《整修张仪墓碑记》一通。张仪墓长方形，似砚（古墓不似今墓圆形，大皆为长方形），故墓附近村落（原为张仪后代守墓所居）乃称“砚台”，复因其南三公里的张耳墓亦似砚台，为示区别，张耳墓称南砚台，张仪墓称北砚台，位于今开兰公路北侧。明清时期，黄河南移，靠近开封城垣，且屡次决口，北砚台村北被冲出一大河口，群众遂改称为北砚台河。复因村西北一公里处系宋宴台遗址，砚、宴谐音，传来传去砚台河就成了宴台河了。
《张仪的人物关系》、《鬼谷子四大入世弟子》、《战国时期纵横家》、《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著名人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宰相》、《运城市名人》、
二十四-13、荀子——辞赋之祖、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
荀子(前340年-前245年)，名况，字卿(一说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两汉时因避汉宣帝询名讳称孙卿。战国晚期赵国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国，因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稷下学宫的主要思想家田骈已于齐襄王时故去，齐国需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子因此三次出任祭酒一职。后齐国有人诋毁荀子，于是便前往楚国，被春申君任命做了兰陵（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县令。春申君去世后，荀子被免职，在兰陵（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一直居住，直至去世。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有着相当显著的贡献，所著《荀子》一书，又名《荀卿子》，集中体现了其学术主张理论思，强调“礼”在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礼”不仅是一个人人生的最高准则，而且也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其次，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首倡性恶论。认为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因此更加注重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荀子还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其言“天行有常”，不信鬼神，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命题。对于荀子而言，宇宙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人物生平
世系
《元和姓纂》载“晋有荀林父生庚裔荀况”，而关于春秋时期荀氏的记载见于（桓王）十三年（公元前678年）“晋曲沃灭荀，以其地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左传》僖公九年《传》正有“荀息”亦称“荀叔”之文，所以原氏黯即为荀息，被封荀国故地以地为姓。
荀氏的传承为荀息生逝敖，逝敖生荀林父，荀林父曾为晋国中行将，故后裔别为中行氏，林父生荀庚，庚生荀偃，偃生荀吴，吴生荀寅。荀寅在与赵鞅的斗争失败后，中行氏族人为了避祸，又纷纷改回荀氏，这就是赵国荀氏的由来。
游学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xún）子于五十岁（有学者认为传抄时误将十五改为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国，到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为他的两名弟子为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
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入秦
他曾入秦，对秦国政治予以肯定，说“秦四世有胜，数也，非幸也”，同时又对秦国重视刑法吏治，轻视仁德士君子的方略不以为然，谓之“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荀子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兰陵。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均为其门下高足。著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因为荀子受历代学者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梁启超胞弟）。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
主要影响
思想观点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明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
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荀子有取于“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1.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见于他的《天论》一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
2.“天行有常”的思想
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礼论》）
3.“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1.“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
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确认人在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在道德修养方面，作为前提与起点的，是荀子主张的性恶论。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认为，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是不会为善的。对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命题。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3.“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
性恶论的价值在于：（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2）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3）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性恶论的限制在于：（1）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3）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性恶论的目的：性恶，或性善，对儒家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如此的人性论奠基可以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
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依血缘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还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工具化的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荀子讲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
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
1.“明分使群”的社会（礼、义）起源说
以往的儒家学者都曾建筑过自己的外王学，而且大都把这种外王学的正当性诉诸于天道、天命，很少有人能够从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证明自己的外王学。荀子的经验知识的立场使他得以面对现实，回到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
荀子注意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且得以优异于动物的地方，是人能群，即人能组织社会。而人所以能“群”者，在于“分”。“分”即是建立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将社会协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面对自然、战胜自然。“分”是组织社会的根本法则。而“分莫大于礼”。通过圣人的治礼作乐，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以解决基于物欲的争斗。“分”的标准就在于“礼义”，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关于分靠什么维系，荀子有两个说法：一是“分何以能行？曰：义”。一是“分莫大于礼”。显然前一种说法侧重于道德教化；后一种说法则侧重于礼法制度。
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出发，荀子提出了“名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以论证礼乐教化之必要性。
2.“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隆礼重法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1）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2）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未爆杂用的先河。
3.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
荀子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儒效》）。“法后王，一制度”即是把一切都纳入新兴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制度与范围上来。
“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1.“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立足于经验的认识发展阶段
依据其自然主义思想，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所谓“知”就是主观与客观有所合。“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认识就在于以“人之治”和“物之理”。他将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缘天官”、或“天官意物”：“天官”就是人的感觉器官。在这一阶段人首先依靠感觉器官来把握事物。第二阶段，“心有征知”：荀子把思维器官称为“天君”或“心”，其功能为“征知”。“征知”就是对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析和验证，形成概念和判断。
2.“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
荀子认为人在认识上的最大隐患在于“蔽于一曲而訚于大理”，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需要“解蔽”。而“解蔽”的方法就是靠“心”的“虚壹而静”。所谓“虚”就是不让已有的知识妨碍即将接受的新知。心能同时兼知两物，如果能做到使两物不互相妨碍以影响认识，谓之“壹”。不以混乱的胡思乱想淆乱正常的认识就是“静”。即要在认识中排除干扰、精力专一、发挥思维的能动性。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叫“大清明”，这是认识的最高状态。
3.“学至于行之而止”的知行观
在知行观上，荀子提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的命题。他认为认知的落脚点在于“行”，“行”不仅是知的来源，也是知的目的。但荀子的所谓行，不可作社会实践理解，而是指人的道德行为。因而所谓“学至于行”，也就是“学至于礼”，让主观的道德行为符合现实的社会道德规范，最终达到“德之极”（《劝学》）的地步。
4.“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
对名实关系，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的思想，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所以有名”，即制名的必要性：“明贵贱”、“辨同异”、统一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秩序。“明贵贱”是指伦理和政治上的正名，使贵贱有等，亲疏有别。“辨同异”，是由伦理的正名发展到逻辑和法律的正名，要区别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野和各种等级称谓。（2）“所缘以同异”，即名称同异的根据：“缘天官”，使同类同情者，共约其名以相期。（3）“制名之枢要”，即制名的原则：“同实同名”、“异实异名”、二者一致则用“共名”的原则，以及“约定俗成”、“稽实定数”的原则。
对比孔孟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作品一览
《荀子》
劝学第一
修身第二
不苟第三
荣辱第四
非相第五
非十二子第六
仲尼第七
儒效第八
王制第九
富国第十
王霸第十一
君道第十二
臣道第十三
致士第十四
议兵第十五
强国第十六
天论第十七
正论第十八
礼论第十九
乐论第二十
解蔽第二十一
正名第二十二
性恶第二十三
君子第二十四
成相第二十五
赋第二十六
大略第二十七
宥坐第二十八
子道第二十九
法行第三十
哀公第三十一
尧问第三十二
史籍记载
荀卿，是赵国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而多空洞的论辩；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难以实行；淳于髡，若与他相处日久，时常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所以齐国人称颂他们说：“高谈阔论的是邹衍，精雕细刻的是邹奭，智多善辩，议论不绝的是淳于髡。”田骈等人都已在齐襄王时死去，此时荀卿是年最长，资历深的宗师。当时齐国仍在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卿曾先后三次以宗师的身分担任稷下学士的祭酒。后来，齐国有人毁谤荀卿，荀卿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官，便在兰陵安了家。李斯曾是他的学生，后来在秦朝任丞相。荀卿憎恶乱世的黑暗政治，亡国昏乱的君主接连不断地出现，他们不通晓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所迷惑，信奉求神赐福去灾，庸俗鄙陋的儒生拘泥于琐碎礼节，再加上庄周等人狡猾多辩，败坏风俗，于是推究儒家、墨家、道家活动的成功和失败，编次著述了几万字的文章便辞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当时赵国也有个公孙龙，他曾以“离坚白”之说，同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展开论辩，此外还有剧子的著述；魏国曾有李悝，他提出了鼓励耕作以尽地力的主张；楚国曾有尸子、长卢，齐国东阿还有一位吁子。自孟子到吁子，世上多流传着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详叙这些著作的内容了。
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卫和防御的战术，竭力提倡节省费用。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也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
《风俗通义·穷通》记载：“齐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在公元前286年，齐灭宋，《盐铁论·论儒》谈到齐闵王骄傲自大，“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这时，荀卿向齐相进说：“处胜人之势，会胜人之道”，指出：当今巨楚在我前面牵系着，大燕在我后边威逼着，劲魏在我右边钩取着，……一国策谋，三国必然乘机进犯，这样，齐国必然导致四分五裂，国家将有灭亡的危险。（《荀子·强国》，下引本书，只注篇名）意见未被采纳，孙卿去楚国。在齐襄王在位时（公元前283年—公元前265年），荀子第二次回到齐国，“荀卿最为老师。”他三次被推为祭酒（年高望重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范雎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到秦国见过秦昭王。昭王问：“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回答说：“形胜”“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之至”；然而“殆无儒”，是“秦之所短”。由于秦国实行法治，荀子以儒治国的思想就行不通了。
齐人有人谗言荀子，于是荀子离开了齐，来到楚国。公元前255年被任为兰陵县令。但有人认为荀子对楚国来讲是个危险。所以荀子又辞楚来到赵国，赵国拜其为上卿。后来楚国有人向楚相春申君进言请荀子回楚。于是春申君派人请回荀子，复任兰陵县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杀害，荀子罢了官。不几年就去世了。
荀子的著作，在汉代流传的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编订，删去重复的，定著三十二篇。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称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以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县（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籍贯争议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荀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
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荀城）。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首都，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
荀子生地问题《史记》说的很明确，“荀卿，赵人也。”《史记》记载了很多将相和名人的出生地。有两种记载方法，一种是直接说他是哪国人，这某国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某国的首都，比如说“孟轲，驺人也。”“驺”是驺国的国都，孟子是山东邹县人。等等。另一种是谈到这个国家的某某地。举例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
《史记》记载荀子说是“赵人”，“赵人”就是邯郸人。司马迁写《史记》时，原来意义上的赵国已不复存在，刘邦封自己与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其封地就是邯郸。此时山西的安泽仍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山西的安泽，本来属于韩国，后归赵国。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在《孟轲、荀卿列传》中称荀子为赵人就是说他是邯郸人，他不可能再去考察安泽、中牟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荀子故里应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首都邯郸。荀子的祖上可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卿族荀氏，但荀氏封地于战国时期并不属赵，因而指今山西南部的临猗、新绛或安泽几个地方为荀子生地都是没有根据的。
后世纪念
荀子墓
荀子墓位于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东南一公里处，黄土堆积的坟丘。东西长10米，南北宽8米，东西两端高7米，中间高3米，上面遍布刺槐，墓前有石碑两块：一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立，碑额篆书为“补建荀子墓碑”，碑文及署名已不清；另一块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立的，上刻“楚兰陵令荀卿之墓”。197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投入巨资，墓地已建成为大型仿古式陵园。
荀子雕塑
在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修建有纪念一代儒学家荀子的荀子文化园，山顶矗立着大儒的雕像，俯瞰着这片赋予了他生命的热土和汲取了甘甜乳汁的沁河。
荀子雕像底座8米，象征全县8万人民之深情，像高19.67米，寓县域面积1967平方公里之广义，托起荀子这位令故里人永世引以为骄的时代超人。园林专家提供的信息说，如此高大的花岗岩雕像当数全国之最。
荀子纪念馆
荀子纪念馆，是2014年根据文献记载复原的景观，位于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条历史文化街区串城街。建于2013年，2015年前完工。这个建筑是为了纪念邯郸荀子而建。
影视形象
2020年电视剧《大秦赋》许还山饰演荀子。
历史评价
唯物思想家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中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儒学地位
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
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荀子的著作》、《中国古代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中国古代十大哲学家》、《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运城市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