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传统文化：中华古圣先贤 你知道多少？ 九

中华古圣先贤    你知道多少？

【摘要】“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中华古圣先贤”就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英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中，中国古代有许多人，因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为圣人。那么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圣人，他们又因何成圣的呢？“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天地之间有一股堂堂正气，它赋予万物而变化为各种体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正气”在各行各业里靠这种正气万物生生不息，生长流传。但“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能量的“正负”之间，产生的效果，天壤之别。笔者乃“百无一用的书生”，然懂得“位卑未敢忘忧国”；现实中“文化断层”日显突出，必须“亡羊补牢”，防微杜渐------；

【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华文明保留下来了？除了“自然因素”外（靠的是地理，靠的是文化，靠的是历史，靠的是政治），中华文明的两个属性是关键: 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改变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恩格斯说：“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得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与动物界分开。”（“上古文明”从有巢氏造房、燧人取火开始，经过房居、熟食等初级分化而产生初级文明——自我创造；大禹治水、五谷栽种等产生农耕文明——自强不息；仓颉造字后，产生了记录文明——文明之光；炎黄部落产生社会文明——井然有序；皋陶让我们产生司法文明——公平和谐；神农氏让我们产生医药文明——救死扶伤；王亥、范蠡让商业繁荣社会经济——繁荣昌盛；甘德、石申、鲁班、张衡等让人类科技大放异彩——领引世界；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顾恺之、王羲之、东方朔、司马迁等，让华夏大地充满智慧和人文情怀——中庸之道！等等文明之光闪耀世界！姜尚、霍去病、岳飞、关羽等让我们懂得封狼居胥、精忠报国——“虽远必诛”等等中华文明！）以后不在我们华夏文明下一段5000年历史，从现在开始，有你，有我，有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女来帮忙实力书写。（反观“西方文明”，从普罗米修斯的盗火开始，就是“强盗逻辑”，宣扬的就是自私自利的“掠夺行为”-------）】

《中华古圣先贤图解》设计理念：“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是阴阳学说的一种体现。天与圆象征着运动；地与方象征着静止；两者的结合则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文字释文：1、《中华古圣先贤人物（成就一览）》2、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3、顾绍骅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为了国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松懈意味停滞不前，放纵等于毁灭！

接上期：

二十九-1、汉文帝刘恒——“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7月4日），西汉第五位皇帝（前180年11月12日～前157年7月4日在位）。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汉惠帝刘盈异母弟，母为薄姬。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代王。汉高祖去世后，吕后临朝称制，汉惠帝英年早逝，诸吕掌握朝中大权。吕后去世后，太尉周勃联合丞相陈平等人粉碎诸吕势力，迎立代王刘恒进京继位，史称汉文帝。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废除肉刑，实现国家强盛，百姓小康，开启“文景之治” 的发端。汉文帝谨慎对待诸侯国势力过大及匈奴入侵中原等问题。对待诸侯王，采用以德服人、以武平乱的态度。对待匈奴，采用和亲止战的方式，营造安定团结、休养生息的政治局面。

后元七年（前157年）驾崩于未央宫，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葬于霸陵。汉文帝曾经亲自为母亲薄太后尝药，深具孝心，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

人物生平

身世背景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亲薄姬在秦末原为魏王魏豹妾。楚汉之争初期，魏豹附汉而叛汉，乃为汉将韩信、曹参败俘，后被汉将周苛所杀。因此，薄姬成了俘虏，送入织室织布。后刘邦见她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岁余不得宠幸。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初，刘邦坐在河南宫内成皋台上，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位美人相伴，她们在一起谈笑当年与薄姬的约定。汉高祖听到后，问她们笑什么，两人将实情全部告诉了汉高祖。刘邦内心感到伤感，怜悯薄姬，当天就把薄姬召来并与她同房。薄姬说：“昨夜我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肚子上。”汉高祖说：“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在河南宫内成皋台生下儿子刘恒。自薄姬生下儿子刘恒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邦。

初封代王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在亲征平定代地诸侯陈豨的叛乱后，册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其后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另一方面，汉初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母亲的悉心教导，养成了谨慎沉静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这为即位后成功应对功臣问题与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登基为帝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忠于刘邦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皇孙朱虚侯刘章兄弟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考虑到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评估了诸王和外戚势力后，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反而引起了疑心，属臣们也意见不同：代国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为由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马上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夏启延续夏禹那样。卦师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步步为营，深怕中计，丧命黄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代邸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进入代邸商量，期间刘恒西向两次辞让、南向三次辞让，在五让天下后，终于同意即皇帝位。随后刘恒让刘兴居清理宫掖，确保万无一失，才住进了未央宫。选择良辰吉日，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巩固皇位

汉文帝入京，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即位后，下定决心要尽快整合皇权体制，以恢复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运转能力。

因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张武为卫将军和郎中令，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恢复了爵位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的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

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文帝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文帝有功，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而文帝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汉文帝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汉文帝很快也答应了。

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任命周勃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丞相职务。

再后来，派有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汉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确实很宽容。

汉文帝巩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①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汉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②封赏功臣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中央。随新帝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立窦氏为皇后。

镇压叛乱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文帝的即位，使得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文帝三年（前177年），皇位继承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汉文帝派兵镇压，叛军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宽俭待民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病重去世

文帝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文帝在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月乙巳日（7月10日），葬于霸陵（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

为政举措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政治

①司法改革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②刑制改革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详见汉文帝刑制改革）。

③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④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⑤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⑥礼制改革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鲁人公孙臣上书，称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将有黄龙出现，应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但丞相张苍认为汉为水德，被文帝罢免。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纪出现所谓黄龙，正是土德之应，文帝乃拜公孙臣为博士，开始策划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赵人新垣平因善于望气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议下建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并亲自祭祀，同时让博士诸生摘取六经文句作《王制》，并讨论巡狩、封禅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让人拿一个刻着“人主延寿”四字的玉杯，献给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后来有人告发新垣平所称之神异都是在欺君，文帝就灭了他三族，从此懈怠于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务，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虽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亲自前往。

经济

①安民为本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②减省租赋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③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④废除盗铸钱令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

⑤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军事

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对匈奴的国防政策亦是如此。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陆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陆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民族

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匈奴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汉文帝在位期间，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附近）；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南越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历史评价

两汉

袁盎：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脩之，过曾参孝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

司马迁：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路温舒：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

贾捐之：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

许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刘向：①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之休息，以俭约节欲自持，初开籍田，躬劝农耕桑，务民之本，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结，所谓治安之国也。其后匈奴数犯塞，侵扰边境，单于深入寇掠，贼害北地都尉，杀略吏民，系虏老弱，驱畜产，烧积聚，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京师震动，无不忧懑。是时，大发兴材官骑士十余万军长安，帝遣丞相灌婴击匈奴，文帝自劳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边置屯待战，设备备胡，兵连不解，转输骆驿，费损虚耗，因以年岁谷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时不升一钱。……太宗时民重犯法，治理不能过中宗（即汉宣帝）之世……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蚀，地数震动，毁坏民庐舍，关东二十九山，同日崩溃，水出，河决酸枣，大风坏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推此事类，似不及太[中]宗之世，不可以为升平。②故若文帝之仁贤，不胜其善，世俗褒扬，言其德比成王，治几太平也。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桓谭：“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遂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通而蔽也。”

班固：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师下以德，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荀悦：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排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冯唐首白屈于郎，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

魏晋

曹丕：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文帝慈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

曹植：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

王朗：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

刘渊：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

唐宋

李世民：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

虞世南：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懍懔乎几近于王道。

司马贞：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何去非：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

苏辙：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

钱时：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

朱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

陆九渊：夫文帝之为君，固宽仁之君也。然其质不能不偏于柔，故其承高、惠之后，天下无事，不知上古圣人弦弧剡矢、重门击柝之义，安于嫁胡之耻，不能饬边备、讲武练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举入边者数四，甚至候骑达于雍甘泉，仅严细柳、㶚上、棘门之屯，虽拊髀求将、御鞍讲武，而志终不遂。使其有学以辅之，而知高明之义，必不至于此矣。

明清

邱濬：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谢肇淛：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

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

王夫之：①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②夫文帝而幸非纵欲偷乐之主也，其未免于田猎钟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义之腴，建中和而兴王道，诸侯奚而不服，风俗奚而不移，廉耻奚而不崇？而先导谀以冀讎其说，文帝幸不为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谊虽欲自异于李斯也不能。乃后世或犹称之曰“善诱其君以兴治”。下恶得有臣，上恶得有君哉！

爱新觉罗·弘历：①贾谊初请改正易服，且谦让未遑，何以于黄龙之见即议雍祀？彼新垣平等之怪诞，非有以乘其间乎？文帝，三代下令主，于此不无遗憾。②玉杯尚可假刻，日却何能复中？新垣平之荒诞，与文成（李少翁）、五利（栾大）无异，文帝早觉而诛之，庶几不惮改过耳。

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

现代

毛泽东：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吕思勉：然则文帝乃中主，虽有恭俭之德，人君优为之者亦多。即以西汉诸帝论：元帝之宽仁，殊不后于文帝，其任石显，亦未甚于文帝之宠邓通也。文、景之致治，盖时会为之。王仲任（王充）治期之论，信不诬矣。

亲属成员

关系

姓名

简介

父亲

刘邦

西汉开国皇帝

母亲

薄姬

追尊为高皇后

正室

代王王后，四子皆夭

窦漪房

立为皇后

妾室

慎夫人

封为夫人

尹姬

封为姬

儿子

序列

爵位

人物

生卒年

长子

汉景帝

刘启

前188年－前141年

次子

梁孝王

刘武

？－前144年

三子

代孝王

刘参

？－前162年

四子

梁怀王

刘揖

？－前169年

女儿

序列

爵位

人物

简介

长女

馆陶公主

刘嫖

嫁堂邑侯陈午

次女

昌平公主

嫁绛侯周胜之

轶事典故

出生奇闻

传说刘恒生于军中，长大后不知道父亲是谁，长大后每天在代城东门外祭父。刘邦多次梦见一个小孩在祭祀自己，派使者到代，果然发现了刘恒，于是就将他立为代王。

宠信邓通

邓通是深受汉文帝宠信和喜爱的佞臣。一天，文帝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刘恒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文帝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邓通从此富可敌国。邓通既蒙文帝宠爱，感激涕零，更加想要有所报答才行。

一天，文帝的毒疮突然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刘恒痛得钻心，整天伏卧床上，哀号不已。一帮御医药开了不少，文帝吃了却不见疼痛稍减分毫，最后竟痛得晕了过去。邓通在旁急得抓耳挠腮，一见皇帝竟昏死过去，于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竟一下子扑到文帝身上，也不管那脓血有多污秽腥臭，就张开嘴巴，对着文帝背部的烂疮就吸。说来也奇怪，邓通才吸了几口，文帝的疼通便减了几分，竟悠悠地醒了过来。邓通又吸了几口，然后伸出舌头，往疮口里舔了几舔，文帝竟觉得一下子疼痛全消了。等他舔完，文帝扭过头一看，见是邓通，大受感动，心想关键时刻又是邓通对自己最忠心，总算不负对他的一番提拔和宠爱。以后几天里，邓通又给他吸了几次，文帝的疮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文帝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爱我？“邓通说；“那自然是太子。“这时正好太子刘启进来问安，文帝便叫刘启来给他吮疮。刘启无奈，跪在榻前，对着刘恒溃烂的背，勉强把嘴巴凑上去，还没碰到疮口，竟一个恶心，呕吐起来。文帝见了大不高兴，刘启只好怏怏退出。

后来刘启听说邓通曾为刘恒吮疮，大为愧恨，从此记恨在心。几年后文帝驾崩，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那个相士的话，饿死街头。

亲幸宦官

文帝时，有赵谈和北宫伯子两名宦官，经常得到文帝的亲幸，然而两人的受宠程度都比不过邓通。

宦官赵谈凭借汉文帝的多次宠幸，便意图谋害忠臣袁盎，袁盎很担心，便趁着赵谈与汉文帝同车外出时，俯伏车前说：“我听说与天子一同乘车的都是天下英豪。如今大汉虽然缺乏人才，陛下奈何只与刀锯之余(受过阉割者)共同乘车？”汉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便哭着下车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同子参乘，袁丝(袁盎字)变色”。后世亦常引此典故，讽喻宦官身份之卑。

传统节日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夜、灯节。相传，刘恒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叫元宵。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隋书·音乐志》日：“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废除肉刑

西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在西汉的齐国（在今山东淄博市），有个被人称为淳于公的太仓令淳于意因为犯了罪要受刑。在当时，受刑就是受肉刑，这是残害人身体的刑罚。按照汉朝的法律，官员犯罪要解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审。

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就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个贵妇得了重病，请淳于意到家诊治。贵妇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但是贵妇家人再三恳求，淳于意只好勉强给她服了几服草药。不久，贵妇病重逝世。贵妇的家人一口咬定是淳于意错开药方，把病人置于死地，并把淳于意告到了官府，昏庸的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判淳于意有罪，须受肉刑。当时肉刑有三种：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由于淳于意曾做过官，所以要被押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离家那天，感叹自己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现在自己有难，谁也帮不上忙。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决定陪父亲去长安，替他申冤，家人再三劝阻都没用。

临淄相距长安两千余里，缇萦随父亲好不容易到了长安，淳于意被押入狱中，等待处罚。

缇萦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她靠着敲打皇宫外设置的报警用的“路鼓”，才得以向汉文帝上书申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就仔细阅读起来。缇萦的奏章是这样写的：“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他如今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了小女子缇萦的上书，觉得这个小姑娘说得有道理，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并自我责备道：“据说舜帝在位的时候，若有人犯罪，便在其衣服上做记号，或让犯人穿戴与众不同的服饰，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和羞辱。惩罚虽如此之轻，可百姓却没有犯法的，这是多么高明的统治啊！现今的法律中有三种肉刑，即黥刑、劓刑和刖刑，戕害人的生理，但作奸犯科的行为却依然屡有发生，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我的德行不足以服人，且对百姓的狡猾不明。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所以说，若不对百姓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使他们走向犯罪。《诗经》上说：“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如同百姓的父母一般。”现在有人触犯了法律，尚未对其进行教育，便施以肉刑，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想改恶从善，却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同情这种人。肉刑到了断人肢体、毁人肌肤的地步，终身也无法去掉，这种刑罚使人痛苦不堪，多么不道德啊！难道身为百姓父母的君王就能对此称心如意吗？现在下令废除肉刑，已经定罪尚未施刑的要予以纠正，不再施刑。此外，犯罪之人无论量刑轻重，只要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期满后即可免罪成为平民。要注意完善这条法令……”

于是，文帝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作风俭朴

汉文帝以作风俭朴、爱惜民力著称。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想修一个露台，但想到要花费百金，就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作罢。此外，他常穿绨衣，并命自己宠爱的慎夫人所穿衣服不得拖到地上，帏帐不得绣花纹，给天下人做榜样。自己的陵墓霸陵都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

后来，汉武帝曾问东方朔教化的办法，东方朔提到文帝身为天子，统治四海，却身穿黑色的粗衣，脚着生皮制成的鞋，用皮带系剑，以莞蒲为席，不治兵器，絮衣无饰，收集上书所用布囊，连缀成官中帷幕，以道德、仁义作为准则。因此全国节俭蔚然成风，教化大兴。不过后来刘向向汉成帝指出此说荒诞无稽，因为未央前殿一直都很豪华，无须以书囊作帷幕。

亲尝汤药

汉文帝时大臣袁盎曾提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后来这个故事成为二十四孝中的“亲尝汤药”。

后世纪念

主词条：    霸陵

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因其外形酷似埃及金字塔，被国外汉学家称为“东方金字塔”。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霸陵在白鹿原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内部以石砌筑，并有排水系统，墓门、墓道、墓室以石片垒砌，工程十分浩大。但估计，后来排水系统被沙石堵塞，以致墓门后来被水冲开，墓室结构遭到破坏。霸陵最迟在西晋即遭盗掘，并在当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

史料索引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

东汉·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

影视形象

1986年电视剧《真命天子》：廖启智饰演汉文帝；

1988年越剧戏曲电视剧《汉文皇后》：曹银娣饰演汉文帝；

1991年电视剧《孝的故事》：天曙饰演汉文帝；

2004年电视剧《辛追传奇》：田征饰演汉文帝；

2010年电视剧《大风歌》：刘牧饰演汉文帝；

2010年电视剧《美人心计》：陈键锋饰演汉文帝；

2015年系列微电影《二十四孝》之《亲尝汤药》：黄朋饰演汉文帝。

词条图册 

《刘恒的人物关系》、《中国历代著名皇帝》、《秦汉时期历代皇帝》、《汉朝时期代王》、《汉高帝皇子》、《西汉代国历代藩王》、《西汉君主》、《刘姓历史名人》、《庙号为太宗的皇帝》、《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人物》、《汉朝历史名人》、《汉朝有庙号的皇帝》、（《史记》中有本纪的人物、《汉书》中有纪的人物）、

二十九-2、晁错——西汉政治家、文学家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汉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

生平经历

太子智囊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晁错出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州），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献策御边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文帝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廷策问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景帝宠信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景帝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进言削藩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

景帝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七国之乱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腰斩东市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重农贵粟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纳。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坚定削藩

继承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打击“父兄大臣”的思想，赞扬“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的政策，坚决主张“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态度坚决。同时，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并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学成就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不发空论。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立论犀利，措施亦切实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纳。

内容上更为正大，意境上更为壮阔。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

艺术特色上，晁错的政论散文，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此外，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如《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主要作品

《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有文31篇，多数已佚。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散见于《汉书》的《爰盎晁错传》《荆燕吴传》和《食货志》，主要有《言太子知术数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复言募民徙塞下》《令民入粟受爵疏》《论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

清人马国翰有其著作辑佚，新中国建国后有《晁错及其著作》（中华书局，1975年）， 《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

人物评价

司马迁：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桓谭：“忠臣高节，时有龙逢、比干、伍员、晁错之变；比类众多，不可尽记，则事曷可为邪？庸易知邪？虽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观览，亦可以为戒。”

班固：①错为人峭直刻深。②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

王夫之：入粟而拜爵免罪，晁错之计，亦未失也。其未为失计者，非谓爵可轻而罪得以赀免也，谓其可以夺金钱之贵而授之粟也。轻意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输。三易以趋苟简之利便，而金夺其粟之贵，则宁使民劳于输，官劳于收，吏劳于守，而勿询其便。此参数十世而能纯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

李贽：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

鲁迅：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苏轼：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梅曾亮：晁错以术数授景帝，景帝悦之，用其计削七国。七国反，景帝乃诛错。君子日：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为盗，虽至愚者不出此。错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

死因解读

人物性格

晁错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法家思想主张性恶论，强调法律的作用，锐意改革。基于这样的理念，法家人物多以冷峻的面目出现。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晁错为国深谋远虑，奋不顾身，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隔阂甚至怨仇。

强行削藩

贾谊和晁错都谏言削藩，文帝没有采纳，这与当时的治国理念和形势有关。汉朝在武帝之前的治国理念是道家学说，都是道家派，只不过汉景帝的态度比较温和，因而削藩不但触动了诸侯藩王的既得利益，朝内也有不少反对者，而晁错的德行节义并不足以镇服众人。

苏轼认为削藩需要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晁错的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却未论及可行性，没提出可操作方案；也不具备“徐为之图”的条件。北宋田锡也认为晁错未考虑周全。

谏帝亲征

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为他人留下了口实。苏轼就认为晁错“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议杀袁盎

晁错与袁盎素来互相仇视，晁错任御史大夫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濞贿赂的事情，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死刑。刘启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贬作平民。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打击袁盎，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袁盎得到消息后惊慌恐惧，星夜拜访窦婴，表示愿晋见以当面陈述。汉景帝召见袁盎，袁盎便献策：“今计独斩错”，可平定叛乱。故晁错之死，直接原因与袁盎有关。

景帝取舍

汉景帝考虑的不仅仅是吴楚联军能不能罢兵的问题，他还要看没有造反的诸侯的反应，诛杀晁错，起码可以稳住这些诸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大臣团结一致抵御叛军，周亚夫、郦寄、栾布、窦婴等肩负重要使命的大臣基本上都跟晁错不和，同时， “牺牲”晁错，吴楚联军就失去了反叛的旗号。故而，景帝权衡利弊后，对斩杀晁错的奏章批曰：“可”。

晁错为了削藩而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爱国之情，千年以来一直为人赞颂，司马迁云：“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班固也说：“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

后世纪念

晁错墓

晁错墓位于许昌市烈士陵园西北角，现呈圆形土丘状，高约10米，占地336.4平方米。墓冢南面有一石碑，高约2米，宽约1米，上书“汉御史大夫晁公之墓”，赵体行楷，双钩刻石，圆润秀美。石碑上有墓志铭：“公讳错，颍川人，才大而气雄，早受知遇，临事敢言，史称为峭直深刻，以此受戮然，当时冤之……”，落款“乾隆三年戊午冬至日许州府教授苏门孙用正谨”。墓冢东侧有一块石碑，注明晁错墓冢为许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晁错祠堂

主词条：晁错故里

晁错祠堂位于晁错故里——河南禹州城南晁喜铺村，原祠堂已被毁，后于2003年重建。祠堂外有晁错碑，祠堂内有晁错塑像。

（注：晁错墓图片来源；晁错祠堂图片来源）

《晁错的主要作品》、《汉朝御史大夫》、《历史事件—七国之乱相关人物》、《河南禹州历史名人》、（《史记》中有列传的人物）、

二十九-3、贾谊——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属河南）人，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

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汉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其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人物生平

少年得志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汉高后五年（前183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针砭时弊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谪居长沙

汉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汉文帝时，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汉文帝五年（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

再入宫廷

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被赦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但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政论天下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英年早逝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贾谊32岁，随梁怀王入朝，梁怀王刘揖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主要影响

思想学说

儒家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法家

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

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道家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政治贡献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  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文学成就

散文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等）

贾谊散文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论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赋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

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辞清而理哀”（刘勰），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受庄子寓言影响，以人鸟对话展开，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同时此赋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马积高《赋史》）。

主要作品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十卷，共五十六篇，已散佚不全。明人辑有《贾长沙集》，今人辑有《贾谊集》。

贾谊主要作品

作品体裁

代表作品

政论散文

《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

辞赋

《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簴赋》

历史评价

历代评价

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刘向：“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刘歆：“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刘勰：“贾生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

苏轼：“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李东阳：“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

归有光：“若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

王夫之：“王安石之于谊似矣，而谊正......然则世无逆求于已，已未豫图其变，端居臆度而欲四海而经营之，未有能济者也。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

袁枚：“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远过晁、董。而卒之天夺其年，岂非命耶？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过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盖深于情者也，所以为贤也。”

鲁迅：①“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②“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

毛泽东：“（《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诗词评价

诗词评价

评价人物

篇名

诗词

李白

田园言怀

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

刘长卿

长沙过贾谊宅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李商隐

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王安石

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徐积

和杨掾月蚀篇

君不见汉朝贾生文有馀，其心大勇其才疏。当时如必用其术，纷纷不免危其躯。

毛泽东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后世纪念

主词条：贾谊故居

贾谊故居又名贾太傅故宅、贾太傅祠，位于长沙市解放西路与太平街口交汇处，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汉武帝时期，由皇帝敕命修缮贾谊故居，从明朝成化元年始，形成祠宅合一之格局。湖湘人民极重视对故居保护，历代毁建相继，均以贾谊井为中心，原址不变。

现贾谊故居为1998年重修，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有：门楼、贾谊井、贾太傅祠、太傅殿、寻秋草堂、古碑亭、碑廊等，有《贾谊生平事迹陈列》。

史料索引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班固·《汉书·贾谊传》

《西汉太中大夫》、《贾姓历史名人》、（《昭明文选》中收录的贾谊作品、《史记》中有列传的人物、《昭明文选》收录的作者）、《河南省知名文人》

二十九-4、汉景帝刘启——“文景之治”

汉景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3月7日），姓刘，名启，其父为汉文帝刘恒，其母为孝文窦皇后窦氏（即窦太后）。中国西汉第六位皇帝（前157年7月12日—前141年3月7日在位）。

刘启10岁时被立为太子，期间误杀刘濞太子，被刘濞怀恨在心，暗中伺机谋反。后元七年，汉文帝逝世，刘启登基皇帝。即位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夺各诸侯王的封地。景帝三年，刘濞联合其他6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刘启杀掉晁错企图平息叛乱无果，又任命周亚夫为将，历时三个月终而平定叛乱。刘启乘势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景帝十六年，驾崩于未央宫，享年48岁，谥号孝景皇帝，葬于阳陵（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刘启继承了文帝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重农抑商，轻徭薄赋，实行三十税一，厉行节俭，减轻刑罚，振兴文教，略修礼仪。同时采取“南抚劲越，北和强胡”策略，继续与匈奴和亲，对南越安抚，注重积极防御，在匈奴接壤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景帝之治，取得了“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的治绩。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刘启，汉惠帝七年（前188年）出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文帝刘恒的儿子，母亲是窦氏。

刘启出生时，父亲刘恒在代国为代王。刘启在刘恒几个儿子中排行居中。刘恒为代王时，与代王后生有四子，刘恒未即位之前代王后便已去世。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刘恒被拥立为皇帝后，代王后所生四子都相继病死。刘恒即位数月，公卿大臣请立太子，而刘恒诸子中刘启最大，于是就被立为太子，母亲窦氏被立为皇后。文帝又先后任命张相如和石奋为太子太傅。

刘启为太子时，吴王刘濞的世子刘贤入京，陪伴刘启喝酒下六博棋。刘贤的师傅都是楚人，从而使他养成轻佻、剽悍的个性，平时又很骄矜，与刘启博弈时，为棋路相争，态度不恭敬，刘启就拿起棋盘打刘贤，不料把他打死了，汉文帝派人将其遗体送回吴国去埋葬。从此刘濞怨恨刘启。

登基为帝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汉文帝去世。同年六月丁未日（7月12日），太子刘启继承帝位，是为汉景帝，尊祖母皇太后薄姬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窦氏为皇太后。

平定藩王

参见词条：削藩、七国之乱

刘启即位后，先提拔晁错担任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

刘濞已经暗中准备了四十来年，他私自铸钱，又煮盐贩卖，为了积蓄力量，他还招纳逃犯，谋反之心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晁错极力主张刘启削夺各王的封地，即削藩。

刘启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决定先削夺吴国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见朝廷开始动手，不愿束手就擒，在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联合各地诸侯王打着诛杀晁错、安定国家的旗号反叛作乱。这次叛乱共有七个诸侯王参加，史称为“七国之乱”。

刘启知道了七国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三十六个将军去攻打吴国、楚国；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国；派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国、赵国的军队。

窦婴向刘启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刘启召袁盎进宫相见，趁机劝说刘启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刘启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便杀了晁错。

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刘启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刘启趁机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立子立后

七国之乱前夕，刘启之弟梁王刘武来朝，刘启酒后戏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梁王辞谢，但仗着窦太后支持，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七国之乱平息后，刘启于前元四年（前153年）四月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

刘启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嫁给尚未婚配的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厌恶馆陶屡次给刘启进献美女而拒绝这桩婚事，刘嫖十分恼火，于是为女儿和（刘启和王娡之子）胶东王刘彻订了婚事。

在此之后，刘嫖不时在刘启面前说栗姬的坏话外加称赞刘彻。刘启也认为刘彻德才兼备，所以对他格外宠爱。

有一次，长公主刘嫖和刘启说，栗姬经常让宫女们在背后用巫术诅咒唾骂皇帝喜爱的妃子。刘启听后，对栗姬生出厌恶之心，但是因为以往和栗姬感情深厚，仍旧存有善念。后来，刘启生病时曾试探栗姬，说：“我百岁之后，你要善待其他妃子和她们的儿子啊。”栗姬当时怀有愤恨之心，不但没有答应刘启，反而口出恶言。刘启对栗姬彻底失望，但是隐忍没有发作。

前元六年（前151年）农历九月，刘启废黜皇后薄皇后。

前元七年四月乙巳日（前150年6月3日），王娡被立为皇后，同月丁巳日（6月15日），王娡的儿子刘彻被立为太子。  刘荣被废时，窦太后想趁机立梁王为嗣，但被大臣袁盎阻止。梁王派人杀了袁盎等人，景帝对梁王的不满达到极点，后因不忍窦太后伤心，并未处置梁王。

因病去世

刘启很节省，在位时他极少兴建宫殿楼阁。

后元三年正月甲子日（前141年3月7日），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于是病中为太子刘彻主持加冠（成年礼）典礼。

不久，刘启病死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8岁。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谥号“孝景皇帝”。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

主要成就

参见词条：文景之治

政治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汉景帝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军事

对于匈奴的小股骚扰，景帝也没有大规模地反攻，而是以大局为重，注重的是积极的防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将领，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经济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景帝时期，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

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下令将田租减掉一半，也就是将十五税一降到了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

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的汉昭帝时代。

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法律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陆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文化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景帝末年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文翁开创了郡国官学。

对于思想，景帝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初期，朝廷流行的黄老学派，即以黄帝和老子命名的学派，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景帝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让包括儒家学说的其他各派存在、发展，这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以及被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外交

外交方面，景帝继续采取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同时在匈奴的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

历史评价

司马迁：①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②“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

桓谭：“盖父子至亲，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设，及景、武时栗、卫太子之事。”

班固：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曹植：景帝明德，继文之则，肃清王室，克灭七国，省役薄赋，百姓殷昌，风移俗易，齐美成康。

司马贞：景帝即位，因脩静默。勉人於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一朝吴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衅，拒轮致惑。晁错虽诛，梁城未克。条侯出将，追奔逐北。坐见枭黥，立翦牟贼。如何太尉，後卒下狱。惜哉明君，斯功不录！

虞世南：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苏辙：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帝之为太子也，吴王濞世子来朝，与帝博而争道，帝怒以博局提杀之。濞之叛逆，势激于此。张释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邓通，文帝之幸臣也，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帝违众而用之，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周亚夫为大将，折吴、楚之锐锋，不数月而平大难，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梁王武，母弟也，骄而从之，几致其死。临江王荣，太子也，以母失爱，至使酷吏杀之。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与文帝俱称贤君者，惟不改其恭俭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陈侯平国、蔡侯般，皆以无道弑，而弑皆称臣，以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犹称贤君，岂非躬行恭俭、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

钱时：景帝嗣服虽不如文，而此数事所以厚民元气、养国命脉者，则能遵守无所变乱，是以相继四十年，海内富庶，风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独称文景欤。

胡寅：文、景养天下厚矣，稽诸仲尼之告冉有者，则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日：“孝文恭俭，景帝遵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窃以为不然。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人，无事则谦抑如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惴惧失措。其大较悬绝如此。而又以无宠废正后，而夫妇之义薄；无罪废太子，而父子之恩睽；过爱梁王，轻许传位，而兄弟之好不终；信谗用私，诎申屠嘉，戮晁错，杀周亚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视乃考益相辽矣。独节俭不妄费、育民以致丰富一事，为克遵前业耳，夫岂可与成、康同得美称哉？

爱新觉罗·弘历：①错之罪在欲自守，然此际断不可诛之。至其赞画，纵不得为合宜，然其识过明代方（孝孺）、黄（子澈）辈甚远。景帝既与定计，旋为仇口所动，斩谋臣以谢叛人，及知其无济，而又悔之，其识见卑鄙，不更出建文下乎？②景帝之治，远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屡矣。独其休息爱民，尚不失蒙业而安耳。史臣以之并拟成、康，未免失实。

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汉文帝刘恒，西汉第五位皇帝。

母亲：文帝皇后窦氏（窦漪房），即窦太后。

后妃

薄皇后，薄太后侄孙女，无子失宠，被废。

王皇后王娡（原为金王孙之妻，生女金俗，王儿姁的姐姐），生汉武帝刘彻。

栗姬，生临江闵王刘荣、河间献王刘德、临江哀王刘阏于。

程姬，生鲁恭王刘馀、江都易王刘非、胶西于王刘端。

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刘彭祖、中山靖王刘胜。

唐姬（唐儿），生长沙定王刘发。

王夫人王儿姁（王皃姁），生广川惠王刘越、胶东康王刘寄、清河哀王刘乘、常山宪王刘舜。

子女

儿子

爵位

人物

生卒年

母亲

简介

临江闵王

刘荣

？- 前148年

栗姬

原为太子，后废为临江王。

河间献王

刘德

？- 前130年

栗姬

临江哀王

刘阏于

？- 前153年

栗姬

鲁恭王

刘余

？- 前128年

程姬

江都易王

刘非

前168年 - 前128年

程姬

长沙定王

刘发

？- 前129年

唐姬

汉光武帝刘秀先祖。

赵敬肃王

刘彭祖

？- 前92年

贾夫人

胶西于王

刘端

？- 前108年

程姬

中山靖王

刘胜

？- 前113年

贾夫人

蜀汉昭烈帝刘备先祖。

汉武帝

刘彻

前156年 - 前87年

王娡

广川惠王

刘越

？- 前135年

王皃姁

胶东康王

刘寄

？- 前120年

王皃姁

清河哀王

刘乘

？- 前136年

王皃姁

常山宪王

刘舜

？- 前114年

王皃姁

女儿

序列

爵位

母亲

简介

长女

平阳公主

王娡

嫁曹寿

次女

南宫公主

王娡

嫁张坐

三女

隆虑公主

王娡

嫁陈蟜

陵墓

汉景帝刘启葬在阳陵。阳陵，是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上，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西安市高陵区三县区。

阳陵始建于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至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竣工，修建时间长达28年，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

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

影视形象

年份

影视类型

剧名

饰演者

图集

1996

电视剧

《汉武帝》

刘毓滨

汉景帝(3张)

1997

电视剧

《孝感动天之缇萦救父》

王维德

2001

电视剧

《大汉天子》

孙万清

2005

电视剧

《汉武大帝》

焦晃

2010

电视剧

《美人心计》

马睿灏

高昊

词条图册

《刘启的人物关系》、《秦汉时期历代皇帝》、《西汉历代太子》、《西汉君主》、《历史事件—七国之乱相关人物》、（《史记》中有本纪的人物、成语典故《金屋藏娇》中的人物、《汉书》中有纪的人物）、

二十九-5、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之子。

刘彻初封胶东王，七岁被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继承皇位，在位五十四年，功业甚多：对内，为加强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又制订左官律和附益法，严禁诸侯王参政；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提拔有才之士为侍从，以备顾问；裁抑相权，依靠亲信、近臣及宦官参与决策，从而形成中外朝制。又设十三州刺史部，加强对郡国的控制；为解决财政困难，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制度；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建立正规的察举制度，令郡国举孝廉及秀才、贤良方正等；实行尊崇儒术的文化政策，设五经博士，在京师长安兴建太学，又令郡国皆立学官。对外，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又征服闽越、东瓯、南越、卫氏朝鲜，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但他迷信神仙，热衷封禅和郊祀，巡游各地，挥霍无度，并多次卖官鬻爵。在位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农民起义频繁。又重用宦官，酿成“巫蛊之祸”，导致太子刘据自杀。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下轮台诏，拒绝桑弘羊募民屯田轮台的建议。两年后驾崩，传位幼子刘弗陵。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刘彻好文学，尤喜辞赋，代表作有《秋风辞》《悼李夫人赋》等。

人物生平

立为储君

刘彻之母王娡在怀孕时，汉景帝刘启尚为太子。王娡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醒来告诉刘启后，刘启认为这是高贵的征兆。刘彻还未出生，他的祖父汉文帝刘恒就驾崩了。刘启继位，是为景帝，不久刘彻出生。刘彻是汉景帝第十子，亦是王娡唯一的儿子。

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四月二十三日，汉景帝立栗姬所生的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刘彻亦同时被封为胶东王。刘彻的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向栗姬为其女陈氏提亲，被栗姬拒绝，而王娡却许诺让刘彻娶陈氏，因此刘嫖不断向景帝诋毁栗姬而赞誉王娡，栗姬亦曾出言不逊而触怒景帝，天平遂逐渐向王娡母子倾斜。前元六年（前151年）薄皇后被废黜后，王娡暗中指使大行令奏请立栗姬为皇后，使景帝对栗姬的不满达到极点，于是处死大行令、疏远栗姬，在前元七年（前150年）正月废刘荣为临江王。四月十七日，景帝立王娡为皇后；二十五日，立时年七岁的刘彻为皇太子。

刘彻成为储君后，景帝拜卫绾为太子太傅、王臧为太子少傅，让他们辅导刘彻。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十七日，刘彻行冠礼。十天后，景帝驾崩，刘彻继位。

建元初政

刘彻即位初年，太皇太后窦猗房、皇太后王娡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在朝中有很大影响力，刘彻也必须“奏事东宫”，也就是将国家政务向太后汇报。建元元年（前140年）六月，刘彻罢免了丞相卫绾和御史大夫直不疑，将两位外戚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分别任命为丞相和太尉。另一方面，刘彻也分别任命儒者赵绾和王臧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窦婴和田蚡都喜好儒术，赵绾和王臧又是鲁诗学和春秋谷梁学大儒申公的弟子，所以从这套执政班子可以看出刘彻的崇儒意志。他还命令丞相等内外大臣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派人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召申公，申公见了刘彻后，强调治国需要“力行”而非“多言”，刘彻喜好文词，故对申公不甚满意，但毕竟已征召而来，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同时议定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及巡狩封禅等儒家礼制。

不过，太皇太后窦猗房崇尚黄老之学，阻挠儒学改革。同年十月（按汉初制度为建元二年十月），御史大夫赵绾请求刘彻不要再将政务汇报给太后，窦太后大怒，斥责他又是一个新垣平，于是用自己搜集到的赵绾、王臧等非法牟利的罪证，要求刘彻将赵、王二人下狱治罪，二人皆死于狱中。窦婴、田蚡也被罢免，改以开国功臣后裔许昌、庄青翟为丞相、御史大夫。明堂等儒家礼制也被废弃。

另一方面，馆陶大长公主自居拥立刘彻之功，对刘彻各种请求，令刘彻厌烦。刘彻按约定娶的馆陶大长公主之女陈皇后起初获得独宠，但她不仅“骄妒”，而且长年无子，使刘彻对她有所疏远。此时王太后告诫刘彻说：“你刚即位，大臣还没有完全服从，就先搞明堂，惹恼了太皇太后，如今又忤逆大长公主，肯定会严重得罪她们。妇人容易取悦，你一定要十分慎重！”于是刘彻不得不稍微尊重馆陶大长公主与陈皇后。在此期间，刘彻韬光养晦，沉湎于微行和狩猎。同时，他亦进行了一些对外开拓的准备工作和初步活动，如派张骞出使西域、派严助征讨闽越等。

掌控朝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刘彻得以完全掌权。他借口许昌、庄青翟办理丧事不力，将二人罢免，起用舅舅田蚡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刘彻对田蚡几乎言听计从，以致田蚡专横跋扈，“权移主上”，后经刘彻敲打才有所收敛。而对于窦氏势力则日益疏远，终于在元光四年（前131年）借灌夫骂座之事而处死了窦婴，不久田蚡亦死。此后，刘彻起用功臣外戚以外的官吏乃至出身微贱之人，如主父偃、公孙弘、张汤等，并拜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打破了非列侯不得为丞相的惯例，开启了先拜相再封侯的先河；又提升御史大夫的地位，让御史大夫张汤取代丞相的作用，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作用也大为缩小。

另一方面，刘彻宠幸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卫子夫，而陈皇后则嫉妒卫子夫，屡次加以迫害，刘彻遂于元光五年（前130年）以巫蛊为由废黜陈皇后，迁其于长门宫。  元朔元年（前128年），年近三十的刘彻终于得到了第一个儿子刘据，遂于同年立刘据之母卫子夫为皇后，六年后立刘据为皇太子。同时起用卫子夫之弟卫青、外甥霍去病来开疆拓土，新设大司马之职来安置这些军功外戚。卫青等深知刘彻对窦婴、田蚡以外戚身份操控朝政、招揽宾客之事恨之入骨，因此行事低调，以“和柔”取悦刘彻，避免触犯刘彻的皇权。

对于地方诸侯势力，刘彻一方面以推恩令进一步缩小其权限与土地，另一方面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平息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的未遂叛乱，巩固了中央对诸侯王的控制。元鼎五年（前112年），因列侯不肯助兵攻南越，刘彻以献给朝廷的酎金成色不足为由，褫夺了106名列侯的爵位，从而敲打了消极应付中央的诸侯势力。元鼎五年（前112年）以后，刘彻开始频繁巡行郡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征伐四方

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政策，汉朝的国力在刘彻即位后已相当厚实。而刘彻自即位以来，就一改汉初的战略防御政策，积极进取，征伐四方，力图实现“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的局面。刘彻开疆拓土的用兵对象首先在南方。建元年间，刘彻两次出兵闽越，都不战而胜。这令刘彻颇有成就感，坚定了他征伐四方的意志。他派严助向反对出兵的淮南王刘安传达自己的意思，强调“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即汉朝是天下万国的宗主，具有征伐四方、扶危平乱的使命，其对外用兵的合法性也在于此。

刘彻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灭胡”，即消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建元年间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迁徙到西域的匈奴世仇大月氏结成军事同盟。但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扣押，逃脱后亦未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汉朝，因此与大月氏结盟“灭胡”的计划没有实现。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派人来汉朝要求和亲，朝中分为大行令王恢为首的主战派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经过一番争论，刘彻采纳了主和派的主张，准备再对匈奴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到了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向刘彻提出了马邑之谋，试图利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境，在马邑谷中设伏灭之。刘彻批准，但该计划因行动不周而没有成功，王恢下狱自杀。此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更加频繁地入侵汉朝边塞。

在这种情况下，主父偃、严安等刘彻近臣提议恢复与匈奴和亲，以换取国家的稳定。但刘彻并未对匈奴让步，而是果断提拔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自元光六年（前129年）以来，卫青等将领连年出塞，大破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建筑朔方城，使汉朝在对匈斗争中逐渐居于主动地位。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右地，开拓河西走廊，浑邪王部四万余人降汉，其后陆续设置四郡（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隔绝了羌人和匈奴的往来，控制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发动“度幕”作战，深入漠北，大破匈奴，从此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但汉朝也付出了相当的损失，再加上霍去病在入塞两年后去世，此后“久不北击胡”，对匈奴的攻势告一段落。

对匈奴的战事告一段落后，刘彻又剑指其他方向，继续开疆拓土。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派安国少季、终军等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兴内附。但南越丞相吕嘉不愿归汉，于翌年杀死南越王赵兴及其母汉女樛氏，安国少季、终军等汉使亦遇害。刘彻遂派路博德、杨仆等发兵消灭南越，设置南海等九郡，将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地区并入版图。此后几年，又陆续平定西羌、卫氏朝鲜、东越、西南夷等政权或民族，将今青海东部、朝鲜半岛北部、云贵高原等地并入版图。

后期倾轧

主词条：汉武帝后期农民起义、巫蛊之祸

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阴出土宝鼎，被认为是祥瑞之兆，此后刘彻命令讨论封禅事宜，并在三年后完成封禅泰山的盛典，改元元封。封禅泰山是治定功成的象征，但刘彻并未停止用兵的步伐，还将兵锋移至更遥远的西域大宛，于是有了太初年间李广利西征大宛之役，经过数年苦战，终于斩大宛王，屯田于轮台、渠犁，初步控制西域。但匈奴在西域仍然保持较大的影响力，导致西域小国选择“两属”以自保。而匈奴经过十余年“休养息士马，习射猎”，元气有所恢复，再加上卫、霍已死，便拒绝按刘彻要求派太子入质汉朝，重新成为汉朝边患。因此刘彻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下诏征讨匈奴，企图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然而前后数次征战皆不利，李陵、李广利等将领都投降匈奴。刘彻用兵数十年，造成民力疲敝，到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超过二百万人，不在户籍者四十万，出现了“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

刘彻重用酷吏的恶果也日益凸显，到了天汉年间，社会动荡，“盗贼”四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等。刘彻称之为“东方群盗”，一面加强关中的安保和纠察，严防关中豪杰与其交通；一面派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领兵镇压暴动，并派绣衣直指暴胜之等诛杀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吏，数年后才将“东方群盗”的领袖擒杀殆尽。但仍其残部仍啸聚山林，难以剿灭，刘彻乃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除了社会危机的萌生，宫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元朔末年以后，随着卫子夫色衰爱弛，刘彻又宠幸王夫人、李夫人等，生下多名皇子。皇太子刘据长大后，“仁恕温谨”，对刘彻的穷兵黩武屡屡进谏，刘彻认为刘据不像自己，父子遂有所隔阂，卫子夫母子对此非常不安。刘彻发觉后，对卫青说：“汉家万事刚刚开创，加上四夷侵略欺侮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就无所效法，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会安定，为此不能不让百姓劳累。如果后世又有像朕这么做的，这是重蹈已经灭亡的秦朝的覆辙。太子敦厚，喜欢安静，必定能安定天下，不让朕担心。要寻求一个守文之主，还有比太子更好的吗？听说皇后和太子心怀不安，哪有什么值得不安的？你去把朕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母子。”卫子夫听说后，脱簪请罪。刘据每次进谏征伐四夷时，刘彻就笑道：“我来干劳苦的事，把安逸留给你，就不行吗？”

尽管如此，刘彻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未缓解，朝中也分化为“用法大臣”为主的反太子派和所谓“宽厚长者”为主的亲太子派，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死后，刘据就更加孤立。 [35]  太始三年（前94年），刘彻新宠赵婕妤怀孕十四个月，生下皇子刘弗陵，刘彻大喜，以与尧帝出生前怀孕的月数吻合为由，将赵婕妤的寝宫门命名为“尧母门”。这向外界传递出刘彻欲以刘弗陵取代刘据的信号，导致反太子派和亲太子派之间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终于酿成了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祸”。刘据兵败自杀，妻妾子女都遇害，卫子夫也自杀，卫氏家族随之被诛灭。翌年，刘彻得知镇压刘据的丞相刘屈氂欲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储君，便处死刘屈氂，又诛杀了在外征战的李广利以及已被刘据杀死的江充等人的家族，清洗了反太子派，并建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表怀念。为太子伸冤的高寝郎田千秋则获得提拔，数月即超升至丞相。不过刘据唯一幸存的孙子（后来的汉宣帝刘询）仍被关押在长安狱中，在负责治狱的丙吉的保护下得以平安成长。

雄主迟暮

征和四年（前89年）春，刘彻亲赴东莱求仙，适逢暴风骤雨，流高潮涌，无法出海，停留十余日后返还。在封泰山、禅石闾以后，刘彻召见群臣，追悔以往的过失，命遣散方士，停止求仙。同年，搜粟都尉桑弘羊等请求在轮台屯田，刘彻下《轮台诏》，否决其议，并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自此以后，刘彻不再出兵，而且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明与民休息之意；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推广代田法和先进农具。

后元元年（前88年），江充余党马通、马何罗等谋刺刘彻，近侍官员金日磾发觉，与另外两名近侍官员霍光、上官桀合力粉碎阴谋，保护了刘彻。此时刘彻年近七十，时日无多，开始安排后事。刘彻诸子中，齐王刘闳早死，昌邑王刘髆因刘屈氂之狱而被排除出皇位继承序列，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因违反法度而被疏远，刘旦派来请求入京宿卫的使者亦被刘彻斩杀，以示警告。这样一来，幼子刘弗陵成为唯一人选。刘彻为防止后宫干政，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并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与桑弘羊四人为辅政大臣，确保自己身后政局的平稳过渡。

后元二年（前87年）春，刘彻病重，迁居于郊外长杨宫、五柞宫。期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刘彻趁机下令处死关押在长安狱中的所有犯人，包括刘据之孙，却被丙吉极力阻止，刘彻遂感慨天意如此，放弃屠狱之令。不久后的二月十二日，弥留之际的刘彻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次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在刘彻卧室内床下拜受顾命。二月十四日，刘彻驾崩，三月下葬于茂陵。谥号孝武皇帝。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十三年后，刘据之孙刘询继承皇位，是为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年）追上刘彻庙号为“世宗”。

为政举措

政治

官制改革

刘彻为了强化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对官制进行了如下改革：

废止太尉一职，后新设大司马，以卫青、霍去病充任，但只是给贵戚的尊宠之位，并不负责军政。因此宰相之职从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变为二府（丞相、御史大夫）。

起用近臣参与决策，以制衡丞相权力。刘彻提拔一批有才干的士人，在宫中充当皇帝近侍的将军、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刘彻用近臣参与决策的代表性的例子有用严助之策否决田蚡之策，出兵攻闽越、救东瓯，以及用主父偃之策行推恩令来削弱诸侯王，临终前所托孤的四大臣亦皆为近臣。由此逐渐形成了侍中为代表的“中朝官”和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官”的二元体制。

赋予宦官职权。刘彻所重用的“近臣”除了士人，还有宦官。因为他“游宴后庭”，所以让宦官主管机密事务的上奏，开启了宦官掌管尚书(主管群臣奏章等文书)的先河，称之为“中书谒者”，同时设中书谒者令、中书谒者仆射，均由宦官担任。然而刘彻后期，宦官苏文、常融等人诬陷太子刘据，最终酿成巫蛊之祸。刘彻在位时，伴随着皇权的增强，宦官势力进一步发展，活跃于内朝，刘彻设置中书谒者令，以宦官充任，出纳诏令及掌管内朝机要。中书令的设置，从制度上来说，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的先河。这是两汉宦官制度史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范式。

加强监察官职，元狩五年（前118年）在丞相府增设司直一职，协助丞相检举不法。元封五年（前106年）依据《禹贡》《职方》等古籍，分天下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来监察州内陆方官及豪强。征和四年（前89年）设司隶校尉，监督朝中百官和京畿七郡。刘彻在位后期，还有非常设的绣衣直指（绣衣使者），代表皇帝处理盗贼及重大案件。

法制改革

刘彻坚持法治方针，对犯法的皇亲国戚也不纵容，不惜处死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并嘉奖提拔了逮捕自己另一外甥（异父姐金俗之子）的义纵。但也有例外，如因倡优郭舍人巧妙求情而饶恕了自己的乳母（东武侯郭他之母，因家人犯法被迁徙边塞）。

为了强化法制，刘彻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命中大夫张汤、赵禹修订律令，最终确立了汉律的框架，即律、令共计359章，死刑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13472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强化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的规定，即主管官吏故意放跑罪犯就与犯罪者同罪；同时“缓深故之罪”，即放宽对官吏制造冤假错案的治罪。由此引发了刘彻在位时期的严刑峻法和酷吏盛行之风。刘彻还打击关东社会的豪侠，迁徙关东豪侠于关中、并族诛豪侠郭解，以促使汉律下沉到关东基层社会。此外，刘彻在位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实现了司法的初步儒家化，开启了春秋决狱的先河。

刘彻在位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刘彻为此派绣衣直指诛杀镇压不力的官吏，并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用人政策

汉初以来，朝廷要职被列侯（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垄断，并通过“任子”的方式世代为官。刘彻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大胆提拔人才，并量才任用，这种用人方针体现在他于元封五年（前106年）所颁求贤诏书（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中。他所提拔的人才中，不乏出身下贱或寒门之人，文有主父偃、卜式、公孙弘、儿宽、朱买臣、桑弘羊等，武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甚至晚年还提拔了匈奴俘虏金日磾为顾命大臣。后世班固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因此刘彻一朝所创造的业绩“后世莫及”。

刘彻还从制度上完善人才提拔机制。他大力发展察举制，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少三次下诏举贤良文学，得到董仲舒、东方朔、公孙弘、严助等人才。元光元年十一月（前135年），刘彻下诏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使察举成为定制，孝廉亦成为察举制的核心科目。

刘彻一方面大胆提拔人才，慷慨封赏，另一方面“性严峻”，对官员要求苛刻，认为“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因此动辄诛杀不称职或欺骗自己的官吏。他在位期间前后有十三位丞相，其中病死四人，因罪免职四人，因罪自杀二人，处死三人，其余官员被下狱处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汲黯曾为此劝谏刘彻不要滥杀官员，但刘彻不以为然。

削弱诸侯

刘彻在汉景帝削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削弱诸侯王的措施。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根据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国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元狩元年（前122年）粉碎淮南王、衡山王的叛乱阴谋后，刘彻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贬抑诸侯国官吏为“左官”，规定曾仕王国官吏者不得在中央任职；后者禁止朝臣交结诸侯、为其谋利。经过刘彻的一些列削藩措施，诸侯王权势、封地愈益缩减，名存实亡。

巡行郡国

自元鼎五年（前112年）以后，刘彻开始频繁巡行郡国，其足迹北至塞外，南及湘衡，东到大海，西逾陇山，遍及五岳四渎。刘彻出巡的目的有：考察地方政情、巡察郡县地方吏治；体察民情，劝课农桑，推广教化；统筹军事，安境定边，等等。在此期间完成了封禅泰山、祭祀明堂、治理黄河等壮举。不过，刘彻巡行也包含求仙问鬼等消极方面。

区划调整

西汉王朝奉行以关中为根本的地缘战略，借以内控诸侯，外御匈奴。刘邦时重在控内，并以洛阳作为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刘彻时重在御外，而对关东诸侯的统治由军事镇绥为主转向政治控制为主，洛阳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出于适应地缘战略转变的需要，刘彻对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结构进行了调整。元鼎三年（前114年），刘彻应楼船将军杨仆之请求，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是为“广关”。此后，汉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刘彻东徙函谷关，旨在将整个崤函山区括入关内，以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异己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设置弘农郡，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并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以弥补函谷关东迁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刘彻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

历法改革

刘彻推行“易正朔”的政策，在任内对纪年方式、历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影响深远。文、景二帝时期，汉朝有“改元”的措施，但未建年号。刘彻即位后，亦每六年一改元，但即位三十余年来没有建号，而是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等来称呼。五元（即元鼎）三年（前114年），朝廷中有关部门建议更改纪元的命名方式，废掉以前的简单数字排列法，代之以某种“天瑞”来纪元。翌年，汾阴出土宝鼎，遂将五元命名为“元鼎”，并将一、二、三、四元分别追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的年号。三年后，刘彻封禅泰山，改元元封。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才正式启用年号纪元，不过在最后两年又未建年号，后世习称后元。年号制度成为之后中国绝大多数帝王所采用的纪年方式，并影响了东亚各国，延续至今。

在创造年号纪元的同时，刘彻亦着手改订历法。汉承秦制，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刘彻命邓平、唐都、落下闳等据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记录，另造新历，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是为太初历。太初历采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采用二十四节气，首次规定以没有中气的月分为闰月，并计算出交食周期和推步五大行星位置的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经济

发展农业

刘彻对农业极为重视，其农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兴修水利。刘彻在位时期是继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兴修水利的高潮，关中兴建了六辅渠、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水利工程，在西北边疆亦设置“渠卒”，负责水利。

整治漕运。刘彻接受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引渭穿渠”，以便关东粮食顺利运到关中，发动数万人用三年时间修起了三百里漕渠，大大改善了运输条件，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而且还有一定的灌溉作用。同时，为了避开砥柱山一带的险要河道，他命人在秦岭劈山开路五百余里，修筑褒斜道，使“漕从南阳上溯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水下渭”，但褒水和斜水的河谷都过于陡峭，落差太大，水流湍急，加之水中多礁石，无法行船，所以开通褒斜道的预期目的未能实现。

治理黄河。刘彻在位前期，河水（黄河）连年决口于瓠子，给沿岸百姓造成深重灾难。刘彻派郑当时、汲黯率十万军民堵口，但由于水势太大，堵而复决，当地民众又几次堵口，但都没有成功。元封元年（前109年），刘彻封禅泰山回来途中，亲临瓠子，下了死命令，“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实决河”，终于堵住了决口。为了防止河水再一次泛滥成灾，又发动民众修好了黄河分洪的两条渠道，于是“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改革农业技术。刘彻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和牛耕，改进农具，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西汉社会转危为安，为昭宣中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扩张财政

刘彻在位时四处用兵，汉朝七十年的积蓄逐渐不敷使用，民间的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坐拥大量财富，却“不佐国家之急”。因此刘彻的经济政策以扩张财政为中心，与“民”争利，实行了以下措施：

①币制改革

汉初币制混乱，且允许郡国铸钱，导致私人铸币现象严重。刘彻鉴于富商大贾“蹛财役贫”导致“黎民重困”日益严重的现实，决定展开币制改革。他先从文帝四铢钱改三铢钱，又从三铢钱改半两，再改半两为三铢，又改三铢为白金三品，反复变动币制，收效甚微，并造成通货膨胀。元狩五年（前118年），刘彻统一发行五铢钱，规定五铢钱周边和中间方孔的四周隆起，规定钱径、孔径、厚度，文重一致。但因为郡国分散铸币，铸币质量难以统一，为盗铸留下了空隙，盗铸依然屡禁不止。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下诏停止郡国铸钱，以前所铸钱币一律熔毁，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非上林三官钱不得流通，违者严惩。至此，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

此外，刘彻还以恢复古礼为由，出台了白鹿皮币，要求诸侯朝见时用现钱换取白鹿皮币，用来衬垫贡品玉璧。获取白鹿皮并不难，制造成币极为容易，但却人为规定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币价值40万钱，目的就在于让诸侯向朝廷多缴纳钱，以解决财政难题。

②算缗、告缗

元光六年（前129年），刘彻首次下达算缗令，但只是对有市籍的商人收运输车税，十年后再次下算缗令则是针对全体商人、手工业者，一律按资产征收财产税。经商及高利贷资本2000缗钱收一算（120钱一算），手工业者减半；商人一车收二算，普通人减半；船五丈以上收一算。采取财产自报，但很多商人、手工业者都隐瞒不报或少报，于是刘彻鼓励告缗，命杨可主持，一旦被举报隐匿财产，就罚戍边一年，没收财产，并将其中一半赏给举报者，于是告缗之风盛行，官府又往往从严处置，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朝廷收入随之大大增加。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对新秦中（河套地区）边防状况不满，杀了北地太守以下官员，并鼓励民众去新秦中畜牧，换取免于告缗的特权；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又命令能给甘泉仓捐献粟米者就可以终身免役并免于告缗，于是民众纷纷捐献粟米，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③盐铁酒官营

元狩四年（前119年），刘彻宣布盐铁官营，以盐官、铁官来管理，禁止民众私自铸铁煮盐，违者在左脚加釱。盐官的主要作用是组织生产盐务并转运及收取盐的专卖税，铁器则从制造到销售都是官营，由此极大增加了朝廷的收入。此外，铁器官营官销还延缓了铁兵器的外传，保证了汉军的武器优势。但另一方面，官方垄断的铸铁业产生出的很多铁器性价比很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力。

天汉三年（前98年），为了补充军费，刘彻听从少府的建议，榷酒酤，禁民酿酒，由官府专卖。

④均输平准

元鼎二年（前115年），刘彻根据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桑弘羊的建议，在中央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京的物品转运至各处贩卖，从而增加朝廷收入，抑制商人垄断市场，稳定物价。元封元年（前110年）又在京师长安设平准官 , 利用均输官所存物资，根据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实行均输和平准使得朝廷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行为。但由于用人不当，一些负责均输、平准的官吏与商人勾结，反而导致物价上涨。

⑤卖官鬻爵

刘彻在位时，卖官现象已较为普遍，多次颁布“入物补官”、“入羊为郎”等诏令。

刘彻在位期间，主要是大规模对外战争、大兴土木工程和刘彻本人的挥霍无度，引发财政危机，前代主要以钱来计价，刘彻时期开始出现以黄金作为计量单位。刘彻在位时期的卖官鬻爵直接导致了吏治的破坏，是汉代卖官鬻爵史上的转折点。卖官鬻爵必将导致吏治腐败，刘彻实现了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过程。

由于刘彻在位期间的巨额财政支出，卖爵所得收入不足以维系开支，故刘彻开始卖官，多次颁布“入物补官”、“入羊为郎”的诏令。刘彻在位时期是整个两汉时期颁布卖官鬻爵诏令最多的一个时期。

文化

尊崇儒术

刘彻刚继位就表现出崇儒的意向，他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第一次举贤良文学时所进的学“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都不录用，同时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召鲁诗学和春秋谷梁学大儒申公，让申公师徒商议明堂等礼制，但不久就受挫于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

建元五年（前136年），刘彻设置五经博士，重申尊崇儒术。元光元年（前134年），刘彻第二次举贤良文学，丞相田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录取数百名儒者，后来儒生公孙弘又做了丞相，引领天下学子竞相习儒。在尊儒的过程中，刘彻又最为重视公孙弘、董仲舒等所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并让太子刘据学习《春秋公羊传》。

当时，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过刘彻并未真正采纳，而是采取了“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方针，也就是将儒学提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保留了诸子百家之学。在治国实践过程中，法家思想受到重视，与儒家思想糅杂并用，从而形成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被后人归纳为“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

征书藏书

刘彻在位时，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刘彻感慨书籍缺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广开献书之路，命令诸子百家之书都收入秘府，经过百年的努力，终于使“书积如丘山”，保存了大量古代宝贵文献。当时政府藏书处所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皇宫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

设立学校

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建议设置博士弟子50人，跟随五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他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太学。这些博士弟子毕业后往往入朝为官，从此朝廷百官“彬彬多文学之士”。此外，刘彻还命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一如文翁在蜀郡所立学官。

设立乐府

刘彻在位时，在掌管雅乐的大乐官之外创立乐府于上林苑，掌管俗乐，负责收集民间的歌谣。主持乐府事务的“协律都尉”由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司马相如等参与其中，同时制定了乐府收集民歌的“采诗夜诵”制度。为了记录民歌，乐府使用一种叫作“声曲折”的记谱法，可以把民歌的曲调记录下来。在《乐府诗集》中记录了吴、楚、燕、齐、郑等各地诗歌，使各地民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集整理。乐府的设立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军事

军制改革

刘彻在位时，为了强化京师长安的安保，在既有的南军、北军之外设立期门军、羽林军，专募强健勇武子弟为兵，又设置八校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其中中垒校尉隶属于北军。

征伐四方

刘彻即位后，一改之前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出击周边四夷，对外战争贯穿其在位大部分时间，对匈奴、闽越、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西羌、车师、楼兰、大宛等国家或民族发动了至少二十八场战争，灭南越、闽越、东越、朝鲜等，降伏车师、楼兰、大宛、西羌、西南夷等，大大降低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刘彻一系列战争“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使中国“千万年皆食其利”。刘彻对外战争情况如下表：

年代

用兵对象

军队构成

主要将领

结果

建元三年（前138年）

闽越

会稽兵

严助

闽越逃亡，东瓯归顺

建元六年（前135年）

王恢、韩安国

闽越杀其王郢而降，南越遣子入侍谢恩

元光六年（前129年）

匈奴

四万骑

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

仅卫青一路取胜

元朔元年（前128年）

三万骑以上

卫青、李息

卫青首虏数千人

元朔二年（前127年）

卫青、李息

大胜，收复河套，置朔方郡、五原郡

元朔五年（前124年）

十余万，多为车骑

卫青、李息、公孙贺、张次公、苏建、李蔡、李沮

俘虏一万五千人，畜百万

元朔六年春（前123年）

十余万骑

卫青、公孙敖、公孙贺、苏建、李广、李沮、赵信

斩数千级

元朔六年夏（前123年）

卫青大胜，首虏一万九千级；李广无功；赵信败降

元狩二年春（前121年）

一万骑

霍去病

大胜，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俘浑邪王子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元狩二年夏（前121年）

霍去病、公孙敖

霍去病大胜，逾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俘二千五百人，斩三万二百级；

公孙敖失道

元狩二年夏（前121年）

一万四千骑

张骞、李广

张謇失军期；李广力战败逃

元狩四年（前119年）

十万骑、步兵数十万

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公孙敖、李广、赵食其

卫青、霍去病在漠北大获全胜，卫青围单于，单于突围；霍去病封狼居胥，禅姑衍，临瀚海；李广、赵食其失道，前者自杀，后者赎死。单于远遁，漠南无王庭

元鼎五年（前112年）

南越

天下罪囚、江淮以南楼船、夜郎兵共二十余万人

路博德、杨仆、郑严、田甲、何遗

翌年南越亡，置南海等九郡

元鼎六年（前111年）

西南夷

巴蜀罪人

郭昌、卫广

灭且兰、邛都、莋都；夜郎、冉駹等降，置牂牁等五郡

元鼎六年（前111年）

西羌

陇西、天水、安定骑士、中尉卒、河南、河内卒共十万人

李息、徐自为

平西羌，置护羌校尉

元鼎六年（前111年）

东越

楼船、步卒

韩说、王温舒、杨仆

东越降，迁其民江淮间

元鼎六年（前111年）

匈奴

二万五千余骑

公孙贺、赵破奴

出塞二千余里，不见匈奴人而还

元封元年（前110年）

十八万骑

刘彻（御驾亲征）

单于匿漠北，不敢战

元封二年（前109年）

朝鲜

天下死刑犯

杨仆、荀彘

朝鲜杀其王右渠而降，置乐浪等四郡

元封二年（前109年）

西南夷

三辅罪人、巴蜀兵数万人

郭昌、卫广

灭劳深、靡莫；滇国降，置益州郡

元封三年（前108年）

车师（姑师）、楼兰

属国骑及郡兵数万

赵破奴、王恢

虏楼兰王、破姑师

元封六年（前105年）

昆明

长安亡命之徒

郭昌

并昆明地，属益州郡

太初元年（前104年）

大宛、轮台（仑头）、郁成

天下谪民、恶少年约十万，属国骑数千

李广利

丧师大半，三年乃克，屠轮台，斩郁成王，大宛贵人杀王而降，获宝马三千而还

太初二年（前103年）

匈奴

二万骑

赵破奴

全军覆没，赵破奴被俘

天汉二年（前99年）

三万骑、五千步卒

李广利、公孙敖、李陵

李广利斩首万级，汉兵二万战死；李陵率步兵五千，杀匈奴万人，力屈投降

天汉四年（前97年）

七万骑、十四万步卒

李广利、公孙敖、韩说、路博德

战皆不利而还

征和三年（前90年）

十三万人

李广利、商丘成、马通

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商丘成、马通未交战

征和四年（前89年）

车师

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

成娩

破车师，迫使其臣服汉朝

巩固边防

刘彻巩固边防的措施主要有：

移民实边：刘彻延续文帝以来的移民实边政策。在元朔二年（前127年）招募十万民众充实朔方“新秦中”地区。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水灾，民多饥乏，移民七十余万于关西，并充实朔方、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边郡，此外也有迁徙会稽郡的。对于西南边陲，也有“募豪民田南夷”的措施。

军事屯田：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发动漠北战役，对匈奴王庭纵深进行打击，匈奴受到重创，单于险些被俘。此后匈奴实力大损，无力大举南侵。刘彻利用战略空窗期，命令从朔方到令居通水渠、置田地，动员官吏士卒五六万人屯田，其后更动员六十万士卒屯田于上郡、朔方、西河以及河西四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军的供应问题，开启军事屯田之先河。伐大宛后，又各安排数百士卒屯田于轮台、渠犁，设置使者、校尉以管辖，一方面保持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接济出使西域的汉使。不过到了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请求在轮台屯田，刘彻下《轮台诏》，否决其议，暂时撤去西域屯田。

兴建长城：自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天汉元年（前100年），刘彻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修筑边塞的行动，兴建起了长达2000公里左右的新的长城，使长城向西延伸到玉门关。

设部都尉：对于各边郡，刘彻在原有的都尉之外设立若干部都尉，以强化边防。

民族、对外关系

对匈奴

汉初为了休养生息，对匈奴采取守势，实行和亲政策，互通关市。刘彻即位后，对匈奴表面上维持既定政策，甚至还提供匈奴更多物资，以麻痹匈奴人，而暗中则积蓄力量，以“灭胡”为目标，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匈奴世仇大月氏结成军事同盟。张骞途中被匈奴扣押，最终没有实现这个计划。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派人来汉朝要求和亲，朝中分为大行令王恢为首的主战派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经过一番争论，刘彻采纳了主和派的主张，准备再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到了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根据商人聂壹的建议，向刘彻提出了马邑之谋，试图利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境，在马邑谷中设伏灭之。刘彻批准，但该计划因行动不周而没有成功，王恢下狱自杀。此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更加频繁地入侵汉朝边塞。不过匈奴仍然依赖汉朝物资，所以关市仍然维持。

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等四将在关市伏击匈奴人，揭开了汉匈全面大战的序幕。到元朔二年（前127年）取得初步战果，即收复了河套地区，在此筑朔方城，不过另一方面也放弃上谷郡北面的造阳之地九百里。元狩二年（前121年），经过霍去病的打击，匈奴浑邪王四万余众降汉，原属匈奴右地的河西走廊被汉朝控制，后来汉朝在此设置四郡，列置亭障，成为进军西域的前哨，而匈奴的力量因此被极大削弱，乃至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悲歌。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动员数十万军队深入漠北，展开对匈奴的最大打击，卫青追击至阗颜山赵信城，伊稚斜单于险些被俘；霍去病则大破左贤王，封狼居胥山。从此单于庭从代郡、云中塞外远迁漠北，对汉朝腹心地区的威胁基本解除。但汉朝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死亡数万人、损失战马十余万匹，再加上霍去病不久去世，因此汉朝也暂停了对匈奴的打击，只是强化对新秦中（河套）地区的戍守，双方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伊稚斜单于逃跑后，一面养精蓄锐，一面听从赵信的缓兵之计，派人向汉朝卑辞求和，请求恢复和亲。但此时汉朝已居于战略优势，不再满足像之前那样和亲，而是要求匈奴臣服于汉，匈奴不从，扣押汉使任敞。乌维单于即位后，刘彻为了迫使匈奴臣服，派公孙贺、赵破奴出塞北伐，但未见匈奴一人。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亲率十二部十八万骑巡边出塞，登临单于台，“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并派郭吉传达他的旨意，要求匈奴要么来战、要么称臣，乌维单于扣押郭吉，流放北海，仍继续养精蓄锐，不与汉朝交锋。其后匈奴又多次遣使恳求恢复和亲，刘彻派熟悉胡俗的王乌出使匈奴，提出了匈奴送太子为人质的条件，乌维单于佯装接受，但迟迟不送来太子；后来又扬言要入朝见刘彻，当面约为兄弟，刘彻乃在长安修单于邸，准备迎接单于入朝。然而不久乌维借口匈奴使臣死在汉朝，扣押汉使路充国，又派小规模部队侵犯边塞，汉匈交涉破裂。到了乌师庐单于（儿单于）时期，汉匈关系更加紧张，互相扣使者达十多批。

太初元年（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弑杀儿单于，约降于汉，刘彻命公孙敖在塞外修受降城以待之。翌年，刘彻认为受降城还是离单于庭太远，便派赵破奴领兵二万骑出击，行至朔方西北二千余里之浚稽山，左大都尉败露被杀，儿单于派兵追击赵破奴，最终在受降城外四百里围歼汉军，不过在进一步攻击受降城时，儿单于病死。从此汉匈战端再开。汉匈在西域亦展开竞争，李广利伐大宛时，匈奴欲阻拦，未果。大宛平定后，刘彻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下征匈奴诏，立誓要报刘邦平城之围、吕后受辱之耻。且鞮侯单于新立，地位不稳，便对汉示好，释放路充国等人，刘彻亦派苏武护送扣押汉朝的匈奴使者出使匈奴，并携带大量礼物，但单于桀骜不驯，苏武亦因其副使张胜卷入一场未遂的反单于政变中而被扣押并流放北海，刚有所好转的汉匈关系再次转入恶化。刘彻遂于天汉二、四年及征和三年（前99、97、90年）发兵出击匈奴，均失利，李陵、李广利先后兵败投降。刘彻虽然解除了匈奴对汉朝腹心的威胁，但最终未能得到匈奴的臣服，直到他死后三十多年的汉宣帝甘露年间，匈奴终于臣服于汉朝。

对西域

刘彻即位以前，西域本来是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设置僮仆都尉来监管西域诸国。刘彻开始积极经营西域，断匈奴之右臂，同时达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目标。经过张骞的两次出使以及河西走廊归属汉朝，刘彻在元封以后展开了对西域诸国的外交和军事攻势，其举措主要有：

拉拢西域中较大的国家乌孙，起初欲说服其东徙，没有成功；其后又相继下嫁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与之结成联姻关系，“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对西域诸国采取经济利诱，一面派使“以赂遗设利朝也”，即通过财物来让西域诸国入朝，一面对西域使节夸耀汉朝富强，每次刘彻巡行东海，都会带着西域使者，厚赏财帛，设角抵、奇戏及酒池肉林，让他们观看府库积累，西域使者往往被汉朝的广大强盛所震撼，汉朝也获得了葡萄、苜蓿等西域特产。

对于亲匈奴或反汉的国家，则予以军事打击，武力平定了车师（姑师）、楼兰、轮台（仑头）、郁成、大宛等国，尤其是在李广利三年苦战平定大宛以后，大宛以东诸国“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朝见天子，留作人质。

通过刘彻的一系列举措，汉朝初步确立了对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西域都护，使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最终纳入汉朝版图。

对百越

参见：越人内迁

对于浙江南部、福建的东瓯、闽越，刘彻采取内迁政策，将东瓯人主要安置于今江西省，东瓯王改封为彭泽王，又有一支南迁到今吉安市；而闽越迁到江南的无锡、庐山附近、江淮之间、淮北地区、汉水流域、黄河口等地，比较分散。

对于今越南中北部的交趾、九真地区的骆越（雒越），刘彻则因俗而治，继续赋予当地酋长“雒将”以自治权。

对西南夷

建元六年（前135年），刘彻听取的唐蒙的建议，开始经略西南夷。起初采取“厚赂”政策，派唐蒙、司马相如等深入西南夷，以物质利诱西南夷酋长同意汉朝在当地“置吏”，遂开犍为郡。元朔三年（前126年），由于刘彻集中精力对付匈奴，所以暂停对西南夷的经略。元狩元年（前122年），刘彻从张骞那里得知西南夷可以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就派使臣数批使团出使西南夷，为当地昆明夷所阻。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南越后，刘彻正式开始对西南夷用兵，武力讨伐不服从汉朝的酋长，经过郭昌等数年用兵，陆续消灭且兰、邛都、莋都、劳深、靡莫等反汉部落；迫使夜郎、冉駹、滇等内附，汉朝册封其君长为王侯，并分其地为六郡。在平定西南夷的同时，刘彻采取移民实边、开通道路等政策，加强了西南夷与内陆的经济、文化联系，使西南夷逐渐形成了以南中大姓为中心的社会。

边郡管理

刘彻在位时，开疆拓土，设立不少新的郡县，在河南地设三郡（朔方、五原、西河）、岭南设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朝鲜设四郡（乐浪、真番、临屯、玄菟）、河西设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西南夷设七郡（犍为、牂牁、越巂、武都、汶山、沈黎、益州），这些新开拓的郡是为“初郡”，汉朝一方面任命太守、都尉加以管辖，另一方面保留当地民族的自治权，授其首领为王侯。 [88]  另外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边郡设五属国，管理匈奴降人；设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分别管理羌人和乌桓人。

丝绸之路

刘彻在位时，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命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联合大月氏的战略目的，却联络了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使丝绸之路逐渐畅通。此后不少人争相请求出使，刘彻都予以批准，一年之中甚至多至十余批使团。由于道路遥远，汉朝使团“常乏食，死者过半”，另一方面由于匈奴对西域犹有影响力，汉使必须给西域小国币帛才能得到食物，更有甚者“禁其食物以苦汉使”，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李广利平定杀害汉使的大宛以后，汉使在西域丝绸之路的待遇才大为改善。此后刘彻又派了十多批使团出使大宛以西各国，求奇珍异宝，并宣扬平定大宛之威德。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之际，曾在大夏看到汉朝蜀地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发现了一条经由身毒和西南夷的与蜀地相通的商贸道路，是为南方丝绸之路。刘彻得知后，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身毒，但被西南夷中的昆明夷所阻，未能到达身毒。元狩三年（前120年），刘彻在长安开凿昆明池，以备在滇池作战。昆明虽然后来被汉朝击溃，但仍不断作乱、阻碍使者，使刘彻未能打通南方丝绸之路。

刘彻平定南越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亦纳入汉朝视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汉朝往来。

历史评价

两汉

司马迁：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

董仲舒：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刘询：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

夏侯胜：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贡禹：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

刘歆：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伏波、楼船之属，灭百越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氐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将远遁漠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蕃，百蛮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桓谭：汉武帝才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获前圣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图，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乃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闻西夷大宛国有名马，即大发军兵，攻取历年，士众多死，但得数十匹耳。又歌儿卫子夫因幸爱重，乃阴求陈皇后过恶而废退之。即立子夫其男为太子。后听邪臣之谮，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信其巫蛊，多征会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此可谓通而蔽者。

班固：

①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②世宗晔晔，思弘祖业，畴咨熙载，髦俊并作。厥作伊何？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宪章六学，统一圣真。封禅郊祀，登秩百神；协律改正，飨兹永年。

③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崔骃：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

应劭：世宗攘夷辟境，崇演礼学，制度文章，冠于百王矣。

杜笃：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票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坑岸，获昆弥，虏（亻+数）侲，驱骡驴，御宛马，鞭駃騠。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侯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氐、僰，寥狼卬、莋。东摩乌桓，蹂辚濊貊。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觿。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世盛，世借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

孔融：昔孝武继统，将弘祖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

荀悦：孝武皇帝规矩万世之业，固后世之基地。内修文学，外耀武威，以延天下之士，先王之风粲然可考者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而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当此之时，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焉。

魏晋、隋唐

曹丕：孝武帝承累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阜，府库余金钱，仓廪畜腐粟，因此有意乎灭匈奴而廓清边境矣。故即位之初，从王恢之画，设马邑之谋，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载之间，征匈奴四十余：举盛余，逾广汉，绝梓岭，封狼居胥，禅姑幕，梁北河，观兵瀚海，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纳休屠昆邪之附，获祭天金人之宝。斩名王以千数，馘酋虏以万计。既穷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积聚，虏不暇于救死扶伤，疲困于孕重堕殒。元封初，躬秉武节，告以天子自将，惧以两越之诛，彼时号为威震匈奴矣。

曹植：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蛮，恢拓土疆。简定律历，辨修旧章。封天禅土，功越百王。

刘渊：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

王敦：汉武雄略，亦惑江充谗佞邪说，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终能克悟，不失大纲。

庾信：献书路广，藏书柱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

王珪：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

李世民：

①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

②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

③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

虞世南：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马周：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

司马贞：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王无竞：汉家中叶盛，六世有雄才。厩马三十万，国容何壮裁[哉]！东历琅琊郡，北上单于台。好仙复宠战，莫救茂陵隈。

两宋

赵恒：昔汉武事边，逞一时之志，不顾中国疲敝，诚不足慕。然迄孝宣世，天下无事，四夷请吏，亦其余威之所及也。

赵顼：

①汉武帝亦能用人材。

②武帝自为多欲耳。

③汉武帝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

赵构：武帝以雄心，内慕神仙，外攘夷狄，穷边黩武，天下骚然矣，非用损以持盈也。

赵昚：汉武帝时，兵威震慑万里之外，又何可当！但失之已甚。

余靖：昔武皇之抚运，绍炎汉之重熙。拓蛮夷之境，则卫青、去病之勋立而民疲于干戈矣；惑神仙之谈，则少翁、栾大之宠崇而吏烦于祠祀矣。悦韩嫣之佞而处以副车，则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谮而诛及戾园，则父子之恩绝矣。举其大概，何昏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谥，曾不为“灵”若“厉”，而反壮其武庙为世宗，亏周公之法，败三王之制。当时洪儒硕生如夏侯胜、黄次公议其乐章，遽抵诏狱，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废而复兴，不失旧物，然后始谓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虽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兴，姬道再盛，庙在迭毁，亦无异号。暨乎汉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绁婴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义，省刑罚，弭兵革，服节俭，而囹圄空虚，宇内太平，庙称太宗，斯又宜矣。孝武虽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恶谥，固亦幸矣，尊之为宗，无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远略，高出百王，西开夜郎之境，东建朝鲜之郡，匈奴徙庭，瓯越请吏，修典礼，向儒学，登封告成，而汉之制度于是乎备，若如所论，不亦过乎？曰：邦土虽辟，兵已黩矣；远夷虽服，民已耗矣；乐府虽盛，雅亦乱矣；泰山虽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惫，可胜道哉？末年下哀痛之诏，进筦榷之术，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谓汉家杂以霸道，愚于武帝观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庙弗毁，后嗣何以观乎？西汉称宗者四，而东汉无复区别，至于安、桓，亦有庙号，其失自武帝始。

苏轼：

①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②武帝罪戾，有增无损。

③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余，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至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余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无及矣！

孔武仲：班固曰：“武帝之雄材大略而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余取本纪质其行事，以谓武帝承文景之后，兵休民乐，海内富实，不能躬践法度，以追二帝三代之隆，而甘心四夷，虚内事外，敝天下之力，殚生民之财，其末年愀然自悔，弃轮台之地，封丞相为富民侯，盖亦晚矣！其雄材大略安在？而固之言如此，颇疑史臣褒扬先帝之辞，而非天下之公言也。然其在位数十年间，天下之士争立于其朝，内则文章制度炳然可观，外则匈奴遁逃，西域、南越皆为郡县，其措置宏大，后世之所不及，岂其皆无所长而能至此与？......大宛之役，封列侯，拜九卿，庆赏滂沛，以劳还师之功，其于罪恶甚多，皆略而不问。其能容有功者如此。隆虑公主，帝之姊也，方其病也，预入金钱以赎其子之罪，帝虽许之，及主子犯法，帝流涕而言曰：“法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法，何面目入高庙乎！”卒使伏法。其用刑不私如此。余所谓阔达之大度，果敢之明断也。故王师屡动，而将帅无逗挠之计；奸宄数发，而社稷无倾危之忧。威行方外，利及后世，卒于建功天地，庙号世宗，彼亦有以致之也。及其末年，眷顾霍光属以大事，光遂能戡定逆乱，以安少主，立孝宣以中兴，推其本原，则武帝之功尤为俊伟。何者？霍光，阶闼之臣耳，未尝参国议、与民政也，又非有公卿之荐、士大夫之誉也。帝亲察其才，擢之于近侍之中，而付之以社稷之重，比方周、召，曾不置疑。而光卒能拥持大业，不负垂死之托，则帝之知人善任，岂易及哉？昔齐桓公得管夷吾于鲍叔，以称霸于一时；汉武自举霍光，而功业施乎三世，则武帝之明，优于齐桓远矣！凡武帝之所得，焯焯如此，则所谓雄材大略者，非史臣之私论，乃天下之公言也。

何去非：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强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嫚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候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奋，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待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被远矣。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昧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而猥曰：“文、景为是慈俭爱民，而武帝黩于兵师祈祀。”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秏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

司马光：

①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②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好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是以好儒愈于文、景，而德业后之。

刘敞：

①武帝固英雄，总揽皆轶材。南并桂林地，北守单于台。军费累万金，马迹穷九垓。时独卜大夫，规规输其财。忠义岂不然，告缗自此开。茫茫文景后，田野卒污莱。孰谓将相谋，竟贻黔首哀！晚悟富民侯，后时信悠哉。

②洪波漏金堤，河伯独不仁。不有封禅行，安知愁吾民？ 翩翩海滨子，自以通鬼神。黄金成虚言，鸿飞邈无因。武安玩天时，独秉万国钧。怆似宣房诗，郎吏终负薪。寂寞千载间，真伪共沉沦。何乃忘谤书，世固无直言。

李纲：茂陵仙客，算真是，天与雄才宏略。猎取天骄驰卫霍，如使鹰鹯驱雀。战皋兰，犁庭龙碛，饮至行勋爵。中华强盛，坐令夷狄衰弱。追想当日巡行，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亲总貔貅谈笑看，黠虏心惊胆落。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英风如在，卓然千古高著。

胡寅：

①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练，而昧于节要，岂有匿形致敌、覆三十余万人而不露者乎？其不为虏所败也，幸矣。

②使武帝以待公孙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张汤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职，则此数十年间，辅导建明、谏止救正之事，岂可胜计？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损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许昌、薛泽、蔡义、赵周之徒相继爰立，一善不闻。故班固赞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将军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独丞相阙焉，其有以哉！

③李广结发与匈奴战，功伐既高，将略又出卫、霍之右，曾不得苴茅之赏，而栾大佩六印。汲黯忠直爱君，汉庭无与为比，晚节弃逐，愿为中郎将出入禁闼，竟不可得，而公孙卿为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才数十年，见其覆车，而躬蹈前辙，乡者慕用儒术之志，益以荒矣。故资禀过人而有所惑者，未易可解。此乃学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

④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应为六十八岁），精神意虑，鼓舞倦矣，而能尽知昔日狂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虽云不敏，而去遂非者远矣。彼既往之愆，与化俱徂，元可系执，而自新之善，照映方来，使人反复味之，叹慕而兴起，可为帝王处仁迁义之法，秦穆公不得专美于前矣。世之议者，乃与吕政（秦始皇）等比而致疵，夫岂尚论之当哉？

王十朋：武帝英雄类始皇，甘心黩武国几亡。晚年赖有知人术，解把婴儿付霍光。

洪迈：

①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而巫蛊之祸，罗织之狱，天下涂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后世闻二武之名则憎恶之。

②汉武帝天资高明，政自己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人，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为长吏者常若亲临其上，又安有不尽力者乎？惜其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间不见德泽，为可恨耳！

朱熹：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欲讨匈奴，便把吕后嫚书做题目，要来掩盖其失。他若知得此，岂无“修文德以来”道理？又如讨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马，此是甚气力！若移来就这边做，岂不可？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汉武狂，然又不纯一，不足言也。

陆九渊：武帝之为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质不能不偏于刚，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后，贯朽粟腐，愤然欲犁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耻。然不知舞干格苗、因垒降崇之事，不止卫青、霍去病之师，而穷贰师之兵，至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虽下轮台哀痛之诏，亦无及矣……使其有学以辅之，而知沉潜之义，不至于此矣。呜呼！富庶之效，虽辽于虚耗之报，而拊髀之叹，有不如轮台之哀。尧、舜、三王之心，吾于汉武帝末年之诏而知之，此吾以重惜其无学以辅之也。

明清

朱元璋：

①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

②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如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

③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辑民庶，以安区宇，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

④胡人为中国患，自古有之。以汉高祖之威，总三十万众，犹困于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较，虽数被侵扰，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略，欲雪白登之耻，发兵致讨，威服边陲，凡五出塞，而后匈奴始服。虽疲劳中国，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岂少哉！

朱棣：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

朱瞻基：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至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闇。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

刘基：武帝英雄之才，气盖宇宙，而司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启其夜郎筇筰、通天桂馆、泰山梁甫之役，与秦始皇帝无异，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轮台之诏，然后仅克有终。文不主理之害，一至于斯，不亦甚哉？

李贽：

①西楚继蚩尤以兴霸，孝武绍黄帝以增廓，皆千古大圣，不可轻议。

②孝武帝乃大有为之圣人也，当其时拓地几二万余里，视汉高所遗不啻倍之。虽民劳财伤，骚然称费，精力亦几竭矣，然历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十余年，边城不闭，兵车不用，虽抱孺子于天下之上，而单于且稽颡来朝矣。盖至于易姓更主，而百姓犹案堵如故者，然后知其为孝武之赐而不自知也。

爱新觉罗·弘历：

①至汉武帝在汉室，为振作有为之主。且兴贤使能，独持纲纪。虽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岂得直书其名，与秦政、曹丕并论乎？

②汉武尚文学，其中邃于经术者，首推董仲舒，乃以为江都王傅。而所擢用者，前如赵绾、王臧辈之庸碌，后如庄助、吾丘辈之浮夸，所谓叶公之龙而已。

③世之论武帝者，以为穷奢极欲、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贬之矣。然余则以为犹有可嘉焉。何也？人莫难于知过，莫难于悔过，莫甚难于改过。武帝即位以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繁刑重敛，崇尚方术，内侈宫室，外伐四夷，中外疲敝，远近困乏，实无以异于秦皇。而秦皇身死国危，为天下笑，武帝殁后，称为世宗，上配太祖，子孙承之，历数世者，岂非轮防悔祸之功哉？盖武帝英眀之主，其向之所为者，固溺于一时之私而不自知。及其翻然改过，旋乾转坤，视昔之所为，恍如二人，非英俊眀智，其能如是乎？至于兴太学、举孝亷、修祭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考礼仪，则又有功于后世者。虽然，与其知过而能改，孰若无过之为全哉？况天子一时之过，即天下无穷之害也。使武帝而无前非，加之以休养生息、用贤进能，虽古之贤君，亦何以过哉？

④秦皇汉武恒并称，吾谓其言未当也。秦皇坑儒武重儒，一端足以定高下。求仙封禅勤土木，黩武之类过弗寡。然其大过在钩弋，理无因子杀其母。祸防吕雉特忍残，投鼠忌器喻宁假？表章六经黜百家，则其得在兴俊雅。瑕瑜不掩斯可耳，汉史摘失其得舍。入于蚕室怀恨深，载笔纪事由司马。

叶方霭：汉孝武承文、景休息之后，人给家足之余，穷兵黩武，神仙土木，无所不事。藏钱经耗，赋税既竭，鬻爵算缗，均输平准，利析秋毫，以奉战士。不戢自焚，竟有巫蛊之祸。所杀人之子多矣！是非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哉？至其末年，下哀痛之诏，弃轮台之地，封承[丞]相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实百姓。其悔虽已晚，然其顺天道，因民心，扶衰起坏，挽回大命，延及子孙，其效可谓捷矣！故充其不爱其亲而敢恶于人之心，登年载毒至于反中其身。一念之善，在于恤民，犹能以危为安。甚哉，君人者之不可以不爱人也！

王夫之：

①武帝之劳民甚矣，而其救饥民也为得。虚仓廥以振之，宠富民之假贷者以救之，不给，则通其变而徙荒民于朔方、新秦者七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给予产业，民喜于得生，而轻去其乡以安新邑，边因以实。此策，晁错尝言之矣。错非其时而为民扰，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故善于因天而转祸为福，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伤者乎！史讥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然则疾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

②武帝平瓯、闽，开南越，于今为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云之民，画塘水三关以绝之，使渐染夷风，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移而南，天且歆汉之功而厌宋之偷矣。安挟私以讦武帝，言虽辩，明者所弗听也。

③武帝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有是心，为是言，而岂不贤乎？戒后世以为情，立大法、谨大防以为才，固通志成务者所不废也。然而终以丧德而危天下者，才利而遂无所择，情动而因滥于他也。因是而慕神仟、营宫室、侈行游，若将见为游刃有余之资，可以唯吾意而无伤；而淫侈妖巫之气，暗引之而流。无他，才无所诎而忘其诎于道，情无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固其得于天者，偏于长而即有所短。而方其崇儒访道，董仲舒、儿宽之流，言道言性，抑皆性道之郛郭，而味其精覈，无能儆所不逮，而引之深思以自乐其天也。虽然，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宋神宗唯不知此，而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为小人假绍述以行私之口实。则武帝之为此言也，其贤矣乎！

赵翼：

①汉书武帝纪赞……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②史称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兴文治，建武功，为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蛊之祸。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帝大感悟，召见，即拜为大鸿胪。不数月，遂为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当时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亦于此可见矣。

③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赏罚严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袁枚：武帝英雄主，叱咤动八荒。旌旗十八万，遗耻雪高皇。马来大宛国，头悬南越王。秋风歌一曲，援笔能文章。

吴裕垂：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首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太史公为李陵而遭腐刑，其大不足于武帝，而多所讥讽明矣。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听为，又岂宋人所敢议乎？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爱新觉罗·载湉：

①横汾之歌何壮哉，俯仰千古真雄材。宝鼎出兮祠后土，性好奇兮志用武。

②富庶承文景，雄才奋武皇。右文兴学校，威远服氐羌。可惜居明盛，无能戒怠荒。仙踪虚海上，战骨暴沙场。佞喜江充用，忠难汲黯匡。穷奢财用匮，虽悔亦何偿！

现代

孙中山：

①秦皇、汉武、元世祖、拿破仑，或数百年，数十年而斩，亦可谓有志之士矣。拿破仑兴法典，汉武帝纪赞，不言武功，又有千年之志者。

②文王以百里而兴，亦以有良政治感化人耳。传武力者，莫如秦皇、汉武，而终归失败，足为佐证。

毛泽东：

①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

蔡东藩：综观武帝生平，多与秦始皇相类，惟初政时尚有可观，至晚年轮台一诏，力悔前愆，更为秦皇之所未闻。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卒免亡秦之祸者，赖有此耳！且命立少子，委任霍光，顾托得人，卒无李斯、赵高之祸，斯亦武帝知人之特长。

吕思勉：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武帝之侈官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汉武帝东征西讨，所开拓者颇广，后世盛时之疆域，于此已略具规模，读史者或称道之。然汉人之议论，则于武帝多致讥评。何哉？予谓是时之开拓，乃中国之国力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国之国力为之大耗，实功不掩其罪也。……此其所为，与隋炀帝亦何以异？获保首领，没于五柞，岂不幸哉？……汉武帝之举事也，好大喜功，而不顾其后。……语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理，不可诬也。汉世迷信本深，武帝纵恣尤甚。事祠祭，求神仙，民脂民膏为所浪费者，盖不知凡几。而又喜怒任情，刑杀不忌，惑于女谒，而不能守法。恶之既稔，安得不变生骨肉之间，祸起宫廷之内哉？

翦伯赞：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范文澜：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材大略的特征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

田余庆：

①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长期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②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象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不过，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专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皇帝，却不多见。

黄仁宇：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喜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

杨生民：汉武帝时代离我们今天已经很遥远了。虽然如此，汉武帝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发展生产、科技等方面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远照耀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勇于悔过的改革精神，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辩证处理继承、发展关系的精神，勇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精神，以及那时中国各族人民惊天动地的英勇奋斗精神，将永远启迪、激励着后人奋进。汉武帝时代，中国迈向世界强国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今天仍然有可资借鉴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辛德勇：汉武帝一生都在祸国殃民，终其一生，并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其祸国殃民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盐铁专卖、均输等措施疯狂搜刮民财，而且严刑峻法，压迫民众；同时，还大量徵发民众从军，四方出击，扩张领土，不仅耗费巨额资财，还使无数生灵涂炭。在其晚年，对外出征作战虽然明显减少，但这并不是其治国路线发生了改变，而是汉朝的疆域已经达到中原政权所能扩张的极限，是没的打了，而不是不想打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是由暴君汉武帝完成了暴君秦始皇开始的社会大变革。完成这一变革的具体时间，大致可以定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所谓“太初改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认识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才能更好地评判其是非功过。……若是让我从感情上对汉武帝做一个评价，那倒十分简单明了，就八个字——独夫民贼，恶贯满盈。

人际关系

刘彻的家庭成员中，嫔妃应不止此数，史载刘彻“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女儿亦恐不止此数。以下仅录见于正史及其注疏书中所记载者。

关系

称号

姓名

备注

祖辈

祖父

汉文帝

刘恒

祖母

孝文皇后

窦猗房

外祖父

共侯

王仲

刘彻即位后追封

外祖母

平原君

臧儿

燕王臧荼孙女

父辈

父亲

汉景帝

刘启

母亲

孝景皇后

王娡

平辈

异母兄弟

共十三人，参见刘启词条“家族成员-子女”目录

胞姐

平阳公主

刘氏

嫁曹寿、夏侯颇、卫青

南宫公主

刘氏

嫁张坐、耏申

隆虑公主

刘氏

一说为刘彻妹，嫁陈蟜，其子昭平君陈某娶刘彻女夷安公主

异父姐

修成君

金俗

王娡与前夫金王孙之女，刘彻即位后方知有此姊，接回长安，封修成君

妻妾

正妻

皇后

陈氏

野史记载名为陈阿娇，刘彻姑母馆陶公主与陈午之女，因巫蛊被废

思后

卫子夫

原为平阳公主家歌女，元朔元年（前128年）立后，巫蛊之祸时自杀

嫔妃

孝武皇后

李氏

即李夫人，出身倡女，昭帝时被霍光追尊为孝武皇后

齐王太后

王氏

即王夫人，刘彻追封齐王太后

婕妤

赵氏

即钩弋夫人，刘彻死前一年被刘彻处死，一说忧死

婕妤

尹氏

即尹夫人，出身倡女

娙娥

邢氏

即邢夫人

李氏

即李姬，无宠

子女

儿子

戾太子

刘据

卫子夫所生，元狩元年（前122年）立储，巫蛊之祸时自杀，孙为宣帝刘询

齐怀王

刘闳

王夫人所生，元狩六年（前117年）封齐王

燕剌王

刘旦

李姬所生，元狩六年（前117年）封燕王，后卷入上官桀谋反案而自杀

广陵厉王

刘胥

李姬所生，元狩六年（前117年）封广陵王，后涉嫌诅咒宣帝而自杀

昌邑哀王

刘髆

李夫人所生，天汉四年（前97年）封昌邑王，子刘贺曾做过27天皇帝

汉昭帝

刘弗陵

钩弋夫人所生，刘彻临终前立为皇太子

女儿

当利公主

刘氏

卫子夫所生，又称卫长公主，嫁曹襄、栾大

鄂邑长公主

刘氏

生母不详，又称盖长公主，曾抚养汉昭帝，后卷入上官桀谋反案而自杀

诸邑公主

刘氏

史记索隐称其母为卫子夫，死于巫蛊之祸

石邑公主

刘氏

史记索隐称其母为卫子夫，生平不详

阳石公主

刘氏

生母不详，又称德邑公主，死于巫蛊之祸

夷安公主

刘氏

生母不详，嫁刘彻外甥昭平君陈某

（以上主要参考资料）

轶事典故

命名奇谈

野史《汉武故事》记载，刘彻尚在王娡腹中时，景帝梦见刘邦托梦，生子可取名为“彘”，于是在刘彻出生后的名字是刘彘，立他为太子时，景帝说：“彘者，彻也。”于是改名刘彻。

另一野史《汉武帝内传》则记载，刘彻出生前，景帝梦见一只赤彘（红色野猪）从云中降下，直入崇芳阁，醒来时就坐在阁下，然后看见“赤龙如雾，来蔽户牖”，阁上出现丹霞，丹霞散后，赤龙仍在栋宇之间盘桓。景帝询问卜者姚翁，姚翁回答是吉兆，生于此阁者“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但也是“大妖”。后来景帝又梦见神女捧日以授王娡，王娡吞下。王娡怀孕十四个月生下儿子，景帝就取名刘彘。三岁时，景帝抱刘彘于膝上，问刘彘“乐为天子否？”刘彘回答：“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景帝便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以其“圣彻过人”，改名为“彻”。

关于《汉武故事》的这则记载，安作璋等学者曾经作过辨析，指出这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其一，此说不见于《史记》、《汉书》。其二，西汉已有非常严格的避讳制度，若刘彻初名“彘”，时人应避讳，而他在位时就有人以“彘”为名。如《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甚至武帝同父兄弟长沙王刘发之子，也名刘狗彘。元朔五年(前124年)，刘狗彘封为洮阳侯。因此，武帝初名即当为“彻”。

金屋藏娇

野史《汉武故事》记载，刘彻还是胶东王时，馆陶长公主刘嫖把他抱在膝盖上，问：“你想娶媳妇吗？”胶东王说：“想。”长公主指着左右长御百余人，刘彻都不要，指着女儿陈阿娇（即陈皇后）说：“那娶阿娇好吗？”刘彻回答：“好啊！如果阿娇嫁给我，我就盖一栋黄金屋，把她藏之于内！”馆陶公主大喜，最终刘彻和陈阿娇结为夫妻。

微服私访

建元三年（前138年）起，刘彻开始频繁微服私访于关中地区，他挑选了陇西郡和北地郡擅长骑射的良家子，称为“期门”，作为自己出行时的贴身护卫。往往在夜漏下十刻才出行，自称“平阳侯”。到早上，就到山下奔驰打猎，或徒手与熊罴搏斗，往往会践踏庄稼，导致民怨沸腾，告发于鄠县和杜县的县令。县令想去谒见“平阳侯”，刘彻身边的期门就要鞭打县令，县令大怒，让手下官吏呵斥制止，扣押下几名期门，这几人出示了皇家物品后才被释放。刘彻夜出夕还，后来甚至携带五日粮食，回来时正好赶上去长信宫向太后请安，刘彻乐此不疲。后来，大家都知道是刘彻屡次微服出行。但刘彻因为畏惧太后，不敢去很远。丞相与御史明白刘彻心意，就让右辅都尉在长杨以东巡察，右内史调集民众在馆所随时伺候。刘彻又自己设置更衣之处，从宣曲宫向南有十二处行宫，有专供午休更衣的，夜晚就在各行宫住宿，他最常去的是长杨宫、五柞宫、倍阳宫、宣曲宫。随后考虑到微行扰民，便让太中大夫吾丘寿王负责扩建上林苑。据野史记载，刘彻一行在微服私访时投宿一家旅店，差点被老板当做“群盗”杀掉，却被老板娘放走。刘彻回宫后召见并嘉奖了这对夫妇，但此后几乎不再微服私访。

宠爱韩李

据《史记·佞幸列传》记载，刘彻还是胶东王时，就与学伴韩嫣“相爱”。当了太子后，愈发亲密，后来发展到常常与韩嫣一起睡觉的地步。韩嫣擅长骑射，并响应刘彻“灭胡”之志，学习匈奴战法，由此更加得到刘彻的宠幸，官拜上大夫，赏赐无数。后来江都王刘非入朝，在上林苑打猎时，看到韩嫣的盛大排场，误以为是皇帝，跪拜道旁，韩嫣还真的像皇帝一样疾驰而过。刘非发现他不是皇帝，就在皇太后王娡面前告了韩嫣的状。王娡从此厌恶韩嫣，后来得知韩嫣在后宫的奸情，派人赐死韩嫣，即使刘彻为其谢罪也搭救不了。后来刘彻又宠幸一个叫李延年的擅长音乐的宦官，情形与韩嫣类似，连同其妹李夫人一起受宠。但李延年后来也因“出入骄恣”，与其弟皆伏诛。

求仙问鬼

刘彻以热衷求仙问鬼著称，先后七次巡海求仙，并在建章宫神明台建造铜仙人承露盘，高二十丈，为铜铸仙人伸掌捧铜盘玉杯，来承接天上的甘露，将甘露掺和玉屑饮服，以求得仙道长生。刘彻一生多次被方士所骗。元光年间就开始宠幸方士李少君。李少君炼丹未成而先死，刘彻仍然以为他“化去不死”。又有一个方士齐人李少翁因能为刘彻宠妃王夫人招魂而得宠，被刘彻拜他为文成将军。后来他的方术不灵了，鬼神不至。于是他把帛书偷偷给牛吃下，假装不知道，说牛肚子里有异物，杀牛得书，上面讲得很怪。刘彻认识他的笔迹，问献牛的人，果然是伪造的，于是将李少翁处死，而将事隐秘下来。后来又有人推荐方士栾大，栾大提起李少翁被处死之事，刘彻不承认，说李少翁是吃马肝而死的。栾大被拜为五利将军、地士将军、天士将军、大通将军，封乐通侯，刘彻还把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后来栾大因为东海求仙失败而被腰斩。再后来，刘彻又宠幸一个叫公孙卿的方士。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求仙东莱失败后，刘彻才幡然悔悟，承认没有所谓仙人，命令遣散方士，停止求仙。

由于刘彻热衷求仙问鬼，所以关于他的神仙鬼怪故事也就非常多，例如他和西王母之间的青鸟使者、歌声绕梁、东方朔偷桃等故事，在甘泉宫和玉女下围棋、后因欲霸占玉女而被其唾面得病的故事，以及死后在市集卖玉杯的故事，等等。

广修宫苑

刘彻在位时，大兴土木，即位后就大规模扩建上林苑，并在原有的未央、长乐二宫外又筑建章、明光二宫。此外还兴建了柏梁台、通天台、飞廉馆等建筑。东方朔曾形容刘彻“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其宫苑之富丽堂皇可见一斑。

柏梁高宴

元鼎二年（前115年）春，刘彻在长安城内建柏梁台。台高二十丈，用香柏为殿梁，数十里之外都能闻到其芳香。刘彻在台上摆酒设宴，诏群臣一起作诗，会作七言诗的才能参加。柏梁台诗是中国最早同时也是很完整的七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山呼万岁

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在封禅途中，率众登上了中岳嵩山东麓的一座山峰，此时吏卒皆闻大山"呼万岁者三"。于是吏卒皆恭维刘彻说：“这是中岳山神在迎接陛下。”刘彻大悦，于是封所登之峰为万岁峰。同时，下令祠官大规模增建祭祀嵩山的“太室祠”，并划嵩山下三百户设立“崇高县”，免除一切赋税、徭役，专管祭祀岳神之事。后来发展为“呼嵩”的朝仪，为历代所传承，“万岁”也成为了皇帝的专属。

主要作品

刘彻不但是政治家，也是一位爱好文学、提倡辞赋的文学家。后人将其诗文整理为《汉武帝集》二卷（今佚），因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集的皇帝。清代严可均所辑《全汉文》第三、四卷就收录刘彻的诗文，包括《李夫人赋》《秋风辞》以及制、诏、册书、策书、敕书、玺书、报书、鼎文、刻石文共100篇。  另有与群臣联句的《柏梁台诗》，但被认为是后人伪托。

刘彻所创作的歌曲颇多，有《瓠子歌》（两首）《天马歌》《西极天马歌》《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落叶哀蝉曲》《白麟之歌》（《朝陇首》）《宝鼎》（《景星》）《帝临》《华烨烨》《天门》《芝房之歌》（《齐房》）《象载瑜》（《朱雁之歌》）《日出入》十五首歌曲的歌词传世。另有《盛唐枞阳之歌》《交门之歌》内容失传。

人物争议

出生年日

《史记》《汉书》均记载，刘彻在孝景四年、七年、十六年分别为四岁、七岁、十六岁。因古人计虚岁，故刘彻当生于汉景帝元年（乙酉年，公元前156年）。而两书中的孝景王皇后传记又记载，刘彻于景帝即位后出生而孕于文帝去世前，即受孕时间在汉文帝后七年六月己亥（公元前157年7月6日）之前，两者之间尚可调和。

然而，《汉武故事》称“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即刘彻生于景帝元年七月七日（公元前156年7月31日），如此则孕期超过十三个月，非正常孕期。就此至少可有三种推论：

《汉武故事》所记不误。《汉书·外戚传》记载，刘彻晚年宠妃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刘弗陵。这样，上述超过十三个月的孕期客观上亦有可能；然而，同为异象却不一同记载，仍有疑问。

《汉武故事》所记月日不误，年份错误。准此，则刘彻当生于汉文帝后七年七月七日（公元前157年8月10日），而《汉书·孝武本纪》所记刘彻年岁为周岁；这与古人言虚岁的一般状况相违背。

《汉武故事》所记月日错误，年份不误。《汉武故事》以志怪为主，本非记述史实的著作，所记日期“七月七日”当不可信，而乙酉年仍可得到《史记》《汉书》的印证。

晚年路线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下轮台诏，拒绝桑弘羊等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屯田的建议。西汉后期的刘向指出“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班固则在《汉书·西域传》中强调下轮台诏是出于“深陈既往之悔”，并称赞刘彻晚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因此轮台诏历来被视为哀痛诏乃至罪己诏，是刘彻晚年幡然悔悟的象征。当代历史学家田余庆在1984年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学术论文《论轮台诏》，系统性地阐述了刘彻晚年从“兴利开边”到“守文”的路线转变。他认为刘彻与其太子刘据之间早就存在“兴利开边”和“守文”的路线之争，并且是导致“巫蛊之祸”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频繁的农民起义、刘屈氂案的东窗事发、对匈奴用兵的失利以及田千秋为太子讼冤等警钟，刘彻及时悔误，利用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之机发布了罪己诏（轮台诏），将汉朝的路线调整为“守文”，扶大厦于将倾，从而造就了昭宣中兴。

这一观点几成定论，然而也有质疑的声音。如陈苏镇认为“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并且刘彻到死都无意调整自己的路线，而是要求继承者延续自己的未竟事业，所以昭宣时期依然在继承并推进“武帝事业”，到宣帝时大体完成，汉元帝时期才调整了路线。陈金霞亦认为刘彻在轮台诏中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谈不上是罪己诏。

2014年以来，学者辛德勇发表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并著书《制造汉武帝》，逐条推翻田余庆的观点。他认为：

轮台诏只是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政治路线；

刘彻和刘据之间不存在路线之争，真相是刘据不堪父亲暴虐，诅咒刘彻早死，被发觉后引发巫蛊之祸；

田余庆认为刘彻父子之间的路线之争以及刘彻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史籍，而是出自小说《汉武故事》；另一依据是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被推定为刘彻下达给太子的遗诏，其中有告诫太子“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并以胡亥为戒等内容，但这道遗诏未必是刘彻所写，更有可能是刘邦的遗诏；

《汉武故事》的作者为南朝王俭，他所描写的刘彻父子之争意在影射当时（刘宋时期）宋文帝刘义隆与其太子刘劭之间的矛盾，内容系以汉代某些史事为原型而杜撰，不可用作研究刘彻的史料；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一个幡然悔悟、痛改前非的刘彻形象，希望以此劝谏同样热衷于兴利开边的宋神宗。

有学者李浩对此进行批驳，其观点为：

刘彻晚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资治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

遍检《资治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司马光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资治通鉴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

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班固早已在《汉书》中强调刘彻晚年悔过，《资治通鉴》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

《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德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此外，亦有学者认为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另一方面不能得出刘彻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的意向。

后世纪念

茂陵

刘彻葬于茂陵，位于兴平市东北12公里处。建元二年（前139年）开始建筑陵墓。茂陵封土为覆斗形，现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0米。底边长:东边243米，西边238米，南边239米，北边234米。至今东、西、北三面的土阙犹存，茂陵陪葬墓尚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等人的墓葬。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刘彻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衣，“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康居国王赠送刘彻的玉箱、玉杖，以及刘彻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以金箱，一并埋入陵内。

一百多年后，赤眉军入长安，茂陵被掘空，宫廷档案《茂陵书》很可能便是在此时从茂陵中被取出。《茂陵书》现已失传，但部分内容被臣瓒、张华等转载，为后世对西汉政区地理和秩禄职官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武帝台

刘彻出巡外地，留下多处古台遗迹，主要有三：

昌黎碣石山仙台顶，又称汉武台。后唐太宗东征高句丽班师时，曾在此汉武台刻石纪功。

沧州武帝台古遗址。位于沧州渤海新区中捷产业园区以东5公里处，面积约1300平方米。武帝台下部基址为西汉遗迹，上部系后世修筑。《魏土地记》载：“章武县东百里有武帝台，南北有二台，相距六十里，谷云汉武帝东巡海上所筑。”《大清一统志》载此为南台，北台在今沙井子村（今天津大港），已被夷为平地。

陕西黄陵县汉武仙台，位于黄帝陵左侧，高24米，台旁立一石碑，上书“汉武仙台”四字，为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闰七月所立，落款为“池南唐琦书”。此台始建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史记·封禅书》记载，刘彻“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有“登台一次，增寿一年”之说。

祠庙

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良甫河村有汉武帝庙，当地村民于每年农历三月廿五举行武帝庙会，祭拜刘彻神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平安。2017年12月，澄城武帝庙会入选陕西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西省合阳县西北武帝山西峰山亦有汉武帝祠。武帝祠现存献殿系民国初年重建，明万历四年（1580年）所建献殿、正殿毁于火灾。1998年春，群众自发投工捐料，整修了南天门和献殿、重塑了武帝像。

影视形象

《刘彻的人物关系》、《西汉历代太子》、《秦汉时期历代皇帝》、《汉朝有庙号的皇帝》、《西汉君主》、《历史事件—巫蛊之祸相关人物》、《历史事件—漠南之战相关人物》、《历史事件-汉匈河南之战中的人物》、《庙号为世宗的皇帝》、（成语典故《金屋藏娇》中的人物、《汉书》中有纪的人物、《古诗源》中收录的作者、《史记》中有本纪的人物、《昭明文选》收录的作者）、《影响世界的100位帝王》、

二十九-6、董仲舒——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西汉哲学家。

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汉武帝尊重。

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人物生平

幼年好学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大董故庄村在衡水东南，邻近齐鲁，北靠燕赵，西界三晋。

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董仲舒出生于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

传授儒学

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讲学，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

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曾走出家门，设坛教授，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看一下。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出任江都国的国相。他治理江都国，主要是以《公羊》为指导，通过推究“自然灾异”、“阴阳运行错误”的原因，然后在求雨时能关闭阳气，释放阴气，使天下雨；止雨时，能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使雨停止。在江都国，他这样做，从来都没出现错误。后来，他被废为中大夫。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天人三问

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规劝刘非

董仲舒对策后，被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刘非不要称霸。董仲舒为江都易王相六年，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之类的活动。

罢官教书

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东山再起

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端对他还比较尊重。

称病辞官

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遂于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也就结束了他的仕禄生涯。董仲舒晚年对什么事情都不过问，只是埋头读书、著作。

虽然他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有大事，还常派人到他家向他请教，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看法。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董仲舒虽然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铁官营的政策。

家中病逝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大一统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天人感应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以德治国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

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个人作品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人物评价

《汉书》：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仲舒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发展儒学做出巨大贡献。

皮锡瑞：“董子传《公羊》，《春秋繁露》所载，皆言经义，且皆与《公羊传》合。是董子之于经学，尤为专门名家。”

《董子祠堂记》

《史记·汉书传》

《汉书·董仲舒传》

《史记·儒林列传》

《新论·本造》

《太平御览》

人物轶事

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他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

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到南方学习，看人家的花园是怎样建的，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学孔子的《春秋》，背先生布置的诗经。

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头都顾不上抬一抬。

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之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成为儒学大师。

有客老狸

有一次，董仲舒放下帷幕讲课，有个客人来拜访，董仲舒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客人又说：“要下雨了。”董仲舒便和他开玩笑说：“住在巢里的知道刮风，住在洞里的知道下雨。您不是狐狸，就是鼷鼠。”客人就变成了一只老狐狸。

后世纪念

董仲舒墓

董仲舒墓的位置有两种说法。

一说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下马陵街。董仲舒墓位于古南城墙和平门内以西600米处马道以北，唐代、明代修城，此墓皆得保存于城内，官吏军民至此下马，以示崇敬，故称“下马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此墓封土周长40多米、高6米，墓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汉董仲舒墓”碑一通。20世纪50年代此墓损坏严重。现封土残高2米，封土前有西安市人民政府所立青石保护标志。1956年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说陪葬汉武帝的茂陵，位于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茂陵以北约500米处的策村东南约250米处，为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据村民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策”为名。

董子祠遗址

大董故庄村村东北现有始建于唐朝的董子祠遗址，宋、元、明、清等各朝代名士曾在董子祠留有诗作。

1948年，董子祠被拆除。后群众自发重建了约14平方米的董子祠，遗有《景州重修董子书院记》碑首、龟座残件等”。

2005年10月18日，来自浙江、山西、河南、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市的数十名董氏后裔共聚广川镇，参加董仲舒思想暨董氏渊源研讨会，并在董子祠举行了董氏后裔祭祖仪式。

董子文化园

董子文化园包括董子宗祠、董子书院、董子旧宅、董子典故园、董子研究会馆、董氏宗亲会馆、碑林等。董子宗祠正殿、时空台、董子舍园遗址和董仲舒衣冠冢已完成建设或修缮。

董子文化园采用的是汉式建筑风格，由九部分、七进院组成，全园整体布置为坐北朝南，董子故居、应诏对策、下帷讲学、三不窥园、相事骄王、德主刑辅、董子祠——鸿儒殿七进院落构成文化园的主体。该建设项目已被列为省重点文化建设项目。

董仲舒石像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统治阶级在他的家乡立祠雕像，从山西运来巨石，聘请丁名工匠。相传，石头运到河北枣强县旧县村就是运不动了，人们以此当做董子故里，在此建了董子庙，雕刻了一尊石像安放于庙中。

石像位于旧县村西几十米处。坐式，双手捧一笏板，高2.5米，重约4吨。像前左右各有一聋男哑女守侍，庙前有一石碑。像背后刻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旧县村施财弟子管正尊韩安辅妻姚氏”。1946年土改时，庙被拆除，石像置于露天。“文革”中“批林批孔”，又被推倒，鼻面和笏板多处被损坏，石碑移到他处。1982年九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项目。

景县董子公园

以董子的“大一统”思想为设计理念，以董子文化为底蕴，强力打造融合交通、环境、山水、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现代中式公园，该园绿地面积11.92公顷，绿地率76.74%，绿化覆盖率77.67%，园内种植雪松、黑松、法桐和榆叶等植被。该园以两轴、一心、一环、一带、十个景点的景观格局，塑造出轴线景观区、中心广场娱乐区、动感休闲区、自然山水区、生态森林区五大功能版块，彰显稳定的山水格局、积淀的文化印记、艺术的语言表达、活力的动感画卷、生态的恬静森林五个设计愿景。该园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阴阳平衡”。其中“阴”应的是湖面与平地，“阳”则是隆起的山体与林带。活动场地与水体聚合，人与自然互动，印证董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

词条图册

《中国古代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国内外知名哲学家》、

二十九-7、司马相如——“赋圣”、“辞宗”、汉代文学家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字长卿，一说蜀郡成都人，一说巴郡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详见“人物争议”部分）。“汉赋四大家”之一，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被誉为“赋圣”、“辞宗”。

少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病免，客游梁。善辞赋，作《子虚赋》。及梁孝王卒，归家，贫无以自业，往依临邛令王吉。临邛富人卓王孙女卓文君慕相如之才，与之私奔。乃于临邛买酒舍，令文君当垆卖酒，身与庸保杂作。卓王孙乃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夫妇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武帝读《子虚赋》，大为赞赏，遂召之。作天子游猎之赋，得任为郎。数岁，拜中郎将，奉使巴蜀，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内附，边关日益开广。又通灵山道，作孙水桥，以通邛、莋。后拜孝文园令，旋病免。所著赋尚有《大人赋》等。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人物生平

景帝时期

司马相如原名犬子，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皆载明司马相如出生于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据清代《四川通志》记载：“汉司马相如成都人，侨居蓬州（今四川蓬安）”。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用钱换了个官职，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

武帝赏识

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相如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子虚赋》作于司马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时在汉景帝年间，但是并没有得到景帝的赏识，景帝不好辞赋。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在位。刘彻看到《子虚赋》非常喜欢，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犬）杨得意是蜀人，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且更有文采。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又对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

相如出使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相如担任郎官数年，正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为唐蒙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唐蒙又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巴、蜀百姓大为震惊恐惧。皇上听到这种情况，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的本意。司马相如在那儿发布了一张《喻巴蜀檄》的公告，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唐蒙已略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修路二年，没有修成，士卒多死亡，耗费钱财。当权者多有反对者。这时，邛、笮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皇上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拢络西夷。相如等到达蜀郡，蜀郡太守以下官吏都前往郊外迎接，县令负弩前驱，蜀人都以迎接司马相如为荣。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夷，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相如还京报告皇上，皇上特别高兴。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可惜好景不长，被人告发接受贿赂，遂遭免官。岁余，被重新启用，仍为郎官。

因病免官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相如已因病免官，家住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所忠前往茂陵，而相如已经死去，家中没有书。询问相如之妻，她回答说：“长卿本来不曾有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长卿还没死的时候，写过一卷书，他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就把它献上。再没有别的书了。”他留下来的书上写的是有关封禅的事，进献给所忠。所忠把书再进献给天子，天子惊异其书。如《遗（wèi，魏）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没有收录，收录了他在公卿中的作品。

主要成就

辞赋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还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散文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历史评价

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子虚赋》，《上林赋》，《司马相如上书谏猎》，《长门赋》，《凤求凰》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古琴曲，演义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

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出版图书

司马文园集

作者名称 司马相如

轶事典故

琴挑文君

刘武去世后，因不得志，称病辞职，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四川临邛（今邛崃市，属四川省直辖成都市代管），生活清贫。临邛令王吉与相如交好，对他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可以来我这里看看。”于是相如在临邛都亭住下，王吉天天拜访相如，相如托病不见，王吉更显恭敬。

临邛富人卓王孙得知“（县）令有贵客”，便设宴请客结交，相如故意称病不能前往，王吉亲自相迎，相如只得前去赴宴。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久仰相如文采，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司马相如佯作不知，而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因司马相如亦早闻卓文君芳名。文君听出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敬慕之情。宴毕，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于是文君深夜逃出家门，与相如私奔到了成都。卓王孙大怒，声称女儿违反礼教，自己却不忍心伤害她，但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女儿。 [9]

司马相如的家境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

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大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材；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着富足的生活。

犬子由来

据太史公《史记》的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

最开始，“犬子”之称，其实并无小名之意，只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

名琴绿绮

梁王慕名请司马相如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

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成语红拂绿绮中的绿绮指司马相如以绿绮琴挑文君的典故，成语指能于流俗中识名士、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古代奇女子。

长门买赋

相传汉武帝陈皇后被打入长门宫后，日夜愁闷悲苦，听说成都人司马相如是天下写文章的妙手，就向他奉上百斤黄金，请他写下《长门赋》来打动武帝，又得亲幸。

人物争议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亦沿袭此说，故世人多以此论定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但也有蓬安人一说，如清代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主张：“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据《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典籍记载，相如县有“相如坪”“琴台”“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支持“蓬安说”的学者相关论文汇编为《相如故里在蓬安》一书，但也有人认为“蓬安说”只能证明司马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但司马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 《史记》等提出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后世纪念

琴台故径

琴台故径位于成都市通惠门，相传为司马相如弹琴处，并在此处与卓文君相遇。其时司马相如弹琴，卓文君卖酒。诗圣杜甫曾有《琴台》一诗记载。此后成都市将琴台故径延伸成为琴台路。

驷马桥

位于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横卧着一座小桥，它就是古今闻名的驷马桥。往北过桥是个三岔路口，直行便是驷马桥街，右拐则叫驷马桥路。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位于成都北，现存升仙湖），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即今日之沙河。《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就不再从此桥过，表示一定要功成名就、志在必得。

艺术形象

影视作品

时间

名称

饰演者

1983年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

金宏

1997年

《凤求凰》

柳云龙

2001年

《大汉天子》

伊扬

2005年

《凤求凰》

焦恩俊

词条图册

《司马相如的文学作品》、《汉赋四大家》、《王扬枚马》、《四川省知名文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史记》中有列传的人物、《古诗源》中收录的作者、《昭明文选》收录的作者）、

二十九-8、东方朔——“智圣”、西汉辞赋家

东方朔（约前161年—前93年？），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辞赋家。

东方朔博学广识，能言善辩，善于以诙谐的语言和方式，陈说国政大事，甚得汉武帝赏识。其事迹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汉武帝即位，征辟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拜为郎。后任常侍郎中、太中大夫等职。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汉武帝面前谈笑取乐，曾言政治得失，上陈“农战强国”之计。汉武帝始终视为俳优之言，不以采用。

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名篇。诙谐风趣，义理精辟，言辞才辩，独树一帜，文采风格，卓然一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亦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文。明朝张溥汇为《东方太中集》。

人物生平

公车署上书

东方朔约生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早年喜欢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爱好儒家经术，广泛地阅览了诸子百家的书。汉武帝即位初年（建元元年，前140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更是写了三千片竹简的内容上书，这些竹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而武帝则花了二个月的时间才读完。

据《汉书》记载，在自荐书中，东方朔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开始读书，经过三年的刻苦，读的书籍已经够用；在十五岁时学习击剑；十六岁学《诗》、《书》；阅读量达到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又开始学习兵法和作战常识，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贲，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这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吧！”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

待诏金马门

由于公车令奉禄微薄，又始终未得汉武帝召见，东方朔很是不满。为了尽快得到汉武帝的召见，东方朔故意吓唬给汉武帝养马的几个侏儒：“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听后大为惶恐，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问明原委，即召来东方朔责问。东方朔终于有了一个直接面对皇帝的机会。他风趣地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侏儒身高三尺，我身高九尺，然而我与侏儒所赚奉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粮食。”汉武帝听后捧腹大笑，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待诏，至此东方朔稍微得些亲近。

初升常侍郎

汉武帝有一次玩射覆的游戏时把壁虎藏在盂中，却没有人猜中。东方朔向武帝自请说：“臣曾学《易》，请允许我猜猜是什么。”于是他将蓍草排成各种卦象，回答道：“我认为说它是龙却无角，说它是蛇又有足，肢肢而行脉脉而视，善于爬墙，这东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于是汉武帝赐给东方朔十匹帛。

后来武帝又让东方朔猜其它的东西，而东方朔每猜必中，皆有赏赐。东方朔也因此被汉武帝宠幸的伶人郭舍人嫉妒。郭舍人对汉武帝说东方朔狂妄自大，其实并没有真本领，猜中只是偶然。并向汉武帝请求与东方朔一决高下。郭舍人用树上的寄生出题，不料东方朔竟也猜中。败后的郭舍人依然不甘心，又向东方朔出谜语，然而东方朔应声就答，没有谜语能够难住他，在场的所有人亦非常惊讶。此后，汉武帝便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东方朔也终于受到了汉武帝的喜爱和宠幸。

拜太中大夫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常常以平阳侯的身份出游狩猎，出游的时间也从一天到五天。后来，这样的游玩已经不能为汉武帝所满足。加之路途遥远又被当地的百姓厌烦，于是汉武帝萌生了修建上林苑的想法。在估算完修苑囿所占农田的价值之后，又派人划出占地所属县的荒地以抵偿农民。

做此决策之时东方朔恰好在场，便向武帝谏言上林苑所处之地的物产富饶及地势险要，若修以林苑则是不恤农时、非富国强民之计。并列出不可修建上林苑的三个原因。又举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大兴土木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最后献上《泰阶六符》希望汉武帝能够观察天象的变异而自省自己所做的事情。汉武帝因此拜东方朔为一千石太中大夫之官职，加给事中之衔，并赏赐黄金百斤。

免职复中郎

东方朔有一次喝醉了酒，进入殿中后在殿上小便，而此举被其他官员弹劾。因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将东方朔贬为庶人。让东方朔在宦者署待诏。

后来，汉武帝的姐姐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因杀人被捕入狱，汉武帝在隆虑公主死前曾答应其姐用黄金千斤、钱一千万预先赎昭平君一死。然而当昭平君真的犯下杀人死罪之时，汉武帝又不想违逆法律的准则，让查处此案的法官依法判决。因违背了对姐姐的诺言而难受。东方朔这时却举杯向武帝祝寿，汉武帝认为东方朔的话说的不是时候就先行离开了。傍晚的时候才诏见东方朔问其原因。东方朔便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讲述悲伤的情绪对身体寿命的影响，酒是最好的消愁之物，故以酒祝寿显明陛下的刚正不阿，又可以为陛下解哀愁。于是汉武帝又任命东方朔为中郎之职，并赏赐布帛百匹。

将死多善言

东方朔又举荐他的儿子做郎官，其子后升为谒者，经常奉汉武帝之命持节出使。及东方朔老，临终前规劝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武帝说：“如今东方朔说话竟如此正经。”并对此感到惊奇。过了不久，东方朔便生病去世了。古书上说：“鸟到临死时，它的叫声特别悲哀；人到临终时，它的言语非常善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东方朔终其一身最高职务为一千石的太中大夫，在“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朝，东方朔未能立下青史书名的政治功绩，然其以近侍的身份与汉武帝君臣相伴多年，亦对汉武帝的行为举措做出了一定影响。

东方朔利用其接近汉武帝的机会，察言观色，一有机会便直言切谏在修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在昭平君杀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执法，在主人翁事件上谏武帝矫枉风化。诸如此等，不一而足。

文学成就

东方朔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据史书记载其与枚皋多有辞赋，然而存世的却很少。

东方朔作品

个人作品

冠名伪作

《答客难》

《屏风》

《东方朔占》

《非有先生论》

《皇太子生禖》

《东方朔岁占》

《封泰山》

《殿上柏柱》

《海内十洲记》

《神异经》

《平乐观赋猎》

《黄帝朔书》

《责和氏璧》

《从公孙弘借车》

《东方朔书》

《试子诗》

《感应经》

《七谏》

《射覆经》

人物评价

刘向：“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

杨雄：“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

桓谭：“东方朔短辞薄语，以谓信验。人皆谓朔大智，后贤莫之及。”

班固：①“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及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②“东方赡辞，诙谐倡优，讥苑扞偃，正谏举邮，怀肉污殿，弛张沉浮。”

夏侯湛：①“先生瑰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颉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驰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若乃远心旷度，赡智宏材。倜傥博物，触类多能。合变以明策，幽赞以知来。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经目而讽於口，过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济开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桀，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寮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备论者也。”②“矫矫先生，肥遁居贞。退不终否，进亦避荣。临世濯足，希古振缨。涅而无滓，既浊能清。无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视污若浮。乐在必行，处沦罔忧。跨世凌时，远蹈独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踪。邈邈先生，其道犹龙。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栖迟下位，聊以从容。”

司马贞：“滑稽鸱夷，如脂如韦。敏捷之变，学不失词。淳于索绝，赵国兴师。楚优拒相，寝丘获祠。伟哉方朔，三章纪之。”

王安石：“平原狂先生，隐翳世上尘。材多不可数，射覆亦绝伦。谈辞最诙怪，发口如有神。以此得亲幸，赐予颇不贫。金玉本光莹，泥沙岂能堙。时时一悟主，惊动汉庭臣。不肯下儿童，敢言诋平津。何知夷与惠，空复忤时人。”

趣闻轶事

史载故事

割肉遗妻

东方朔做常侍郎的时候，汉武帝有一次在伏天赏赐肉给侍从。然而负责分肉的太官丞却迟迟未来。东方朔便独自拔剑割肉，并对他的同僚们说：“伏天应当早点回家，请允许我接受天子的赏赐。”随即把肉包好怀揣着离去。后来太官丞将此事上奏汉武帝。武帝便问东方朔：“昨天赐肉，你不等诏令下达，就用剑割肉走了，是为什么？”于是东方朔脱帽跪谢请罪。汉武帝说：“先生站起来自责吧！”东方朔再拜说：“东方朔呀！东方朔呀！接受赏赐却不等诏令下达，这是多么无礼呀！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呀！割肉不多，又是多么廉洁呀！回家送肉给妻子吃，又是多么仁爱呀！”汉武帝听罢笑着说：“让先生自责，没想到你竟反过来称赞自己！”于是又赐给他一石酒、一百斤肉，让他回家送给妻子。

岁更其妇

东方朔任郎官时，汉武帝时常给他赐食。东方朔每次吃完后便把剩下的肉揣在怀里打包带走，衣服脏了之后汉武帝又赏赐他绸绢。东方朔便将汉武帝赏赐的财物全部用于娶长安城年轻漂亮的女子。然而每位女子都是娶回来一年就被抛弃，再重新迎娶。

大隐于朝

汉武帝身边的郎官大多数人认为东方朔是疯子，武帝则认为东方朔若是不行荒唐之事，身边的郎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而东方朔自己则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隐居在朝廷中的人。古时候的人皆隐居深山之中。东方朔时常在酒席中饮酒畅快之时便唱：“隐居在世俗中，避世在金马门。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茅舍里面。”

驺牙归义

有一次建章宫出现了一只长的像麋鹿的动物，但是没有人认识这只动物。汉武帝便命令东方朔来看。东方朔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请赐给我美酒好饭让我饱餐一顿，我才说。”武帝应允。吃过酒饭，东方朔又说：“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陛下赏赐给我，我才说。”武帝再次答应。于是东方朔说道：“这只动物叫驺牙。当远方有前来投诚的事情，驺牙便会先出现。它的牙齿前后一样，大小一致而没有大牙，所以它叫驺牙。”后来过了一年左右，匈奴浑邪王果然带领十万人来归降汉朝。武帝于是又赏赐东方朔很多钱财。

后世传说

善哉瞿所

汉武帝游上林苑时看见一棵好树，问东方朔树名，东方朔说：“此树名叫善哉。”汉武帝暗中让人标记这棵树。过了数年之后，再次问东方朔此树之名，东方朔回答说：“此树名叫瞿所。”武帝于是说：“东方朔欺骗我很近了啊，此树的名字为何与之前说的不一样呢？”东方朔回答道：“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昨日的善哉今日已长成瞿所。生老病死，万物成败，哪里有定数？汉武帝于是大笑。”

怪哉怪哉

汉武帝游幸甘泉宫，看到驰道中有一只红色的小虫，头部的牙齿耳鼻都有，但是没人认识。汉武帝于是让东方朔来观看，东方朔看完之后回答说：“此虫名叫怪哉。曾经此地关押了很多无辜的人，众人哀愁怨恨，都仰首叹息：“怪哉怪哉！”藉此而感动了上天，因愤而生，所以名叫怪哉。此处必定是当年秦朝的狱所。“汉武帝当即翻阅地图，果然如东方朔所说。汉武帝又问：“如何驱赶这种虫子呢？”东方朔回答：“但凡有忧愁的人，以酒则解愁，陛下用酒灌它自然就消失了。”于是武帝使人将虫子放置在酒中，过了一会儿果真消散。

上林鹿死

汉武帝时有人因为擅自杀了上林苑的鹿，被有司判为死罪。东方朔对武帝说：“这个人确实该死，理由有三：一是使陛下因为一头鹿而杀人，这是第一个该死的理由；让天下人知道陛下看重鹿而轻人命，这是第二个该死的理由；匈奴有犯边的急情，需要鹿的角撞死匈奴兵，这是第三个该死的理由。”汉武帝听了之后不说话，然后赦免了杀鹿的人。

不死之酒

汉武帝斋戒七天，遣峦大带来数十名男女去君山寻不死药。峦大得不死酒而归。汉武帝想要喝时，东方朔说：“我能识别这酒的真假，陛下请看。”说罢便饮了一口。汉武帝烦怒想要杀了东方朔，东方朔说：“陛下如果杀了臣，就证明这酒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喝了能够不死，那么陛下就杀不死臣。”于是汉武帝赦免了东方朔。

劫后余灰

汉武帝凿昆明池，挖了非常深，挖出来的都是灰黑色的灰，没有土。举朝官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此汉武帝召来东方朔问。东方朔说：“臣愚昧不知道这个原因，陛下可以尝试去询问西域的胡人。”汉武帝认为东方朔不知道，又难以找到西域胡人询问。待到汉明帝时期，外国的胡人来到洛阳，当时有人记起东方朔所说的话，便试着问武帝时期灰黑色的东西。胡人说：“天地的大劫快要来临时，就会有劫烧，那灰黑色的东西便是大劫燃烧后余下的灰烬。”世人才知东方朔所言是真。

偷王母桃

《汉武故事》记载，东郡 (今山东、河北、河南交界一带，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贡给汉武帝一矮人，其高七寸，衣帽 具全。武帝常令在桌案上行走。疑其为山精， 召东方朔问。东方朔见矮人，问道：“巨灵，你为何到此，你母还家未?”矮人不答，指东方朔对武 帝说：“王母种桃，三千年一结实。这小儿不良， 已经偷过三次，因此得罪王母，被贬谪来此。”武帝大惊，始知东方朔非凡世之人。后世王母蟠桃会之传说，即源于此。【东方朔偷桃：  东方朔偷桃的典故源于传说：汉武帝寿辰之日，宫殿前一只黑鸟从天而降，武帝不知其名。东方朔回答说：“此为西王母的坐骑'青鸾’，王母即将前来为帝祝寿。”果然，顷刻间，西王母携7枚仙桃飘然而至。西王母除自留两枚仙桃外，余5枚献与武帝。帝食后欲留核种植。西王母言：“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原地薄，种之不生。”又指东方朔道：“他曾三次偷食我的仙桃。”据此，始有东方朔偷桃之说。东方朔并以长命一万八千岁以上而被奉为寿星。后世帝王寿辰，常用东方朔偷桃图庆典。“寿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被绘画和文房用品等用作题材。】

人物争议

生卒年份

对于东方朔的生年，学界一度采信《洞冥记》的说法，认为东方朔生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但也有人批评其为小说家言、不足凭信，也有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等说法。据《汉书》收录的东方朔自荐书，东方朔在应“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征的年份，已经二十二岁，而汉武帝征求“方正贤良”等人才，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结合古人一般计虚岁的情况，东方朔应生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也有学者认为东方朔写作上述自荐书不一定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当年，并推算东方所得生年大致在汉文帝后元三年至五年（前161年-前159年）之间。

至于东方朔的卒年，有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太始四年（前93年）、征和二年（前91年）、后元二年（前87年）等不同说法。

人物身世

东方朔被视为东方姓的一位始祖。据《洞冥记》，东方朔的父亲为张夷（字少平），母亲田氏在东方朔出生后不久即去世，东方朔本人为邻居抱养。然据东方朔本人的说法，是“兄嫂”将其养大。此外，王充的《论衡》中收录有关于东方朔本姓金的说法。

后世纪念

东方朔庙会

因史书载东方朔为“射覆”高手，每猜必中。故民间多有关东方朔相术占卜方面的传说，而占卜的盲人对其更是备加推崇，占卜技艺代代相传，每年三月三对其供奉跪拜，尊称占卜鼻祖。每到农历三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东方朔崇拜者自四面八方赶到东方朔祠和东方朔墓，供奉跪拜，年复一年，延续不断。后来又逐渐增加了秧歌、高跷、舞狮子、民乐表演、物资交流等内容，时间也由曾经的一天延长为三月初三至初五共三天。这就是名闻遐迩的神头三月三庙会，即以纪念东方朔为主题的经济文化活动。自汉朝兴起，晋朝时盛极一时，且历经千余年延续不衰。虽然文革期间一度中断，但后来又得以恢复。

东方朔公园

东方朔公园原名东方公园，是取东方朔之复姓“东方”。2014年10月，正式更名东方公园为东方朔公园。东方朔公园位于山东德州市陵城区城区中心地段，东邻政府北大街，南接陵州东路，西靠青年街，北倚文庙路，占地220亩，是2008年县委、县政府投资1.6亿元建设的重点民心工程。该公园由青岛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专家徐飞鹏教授设计，处处讲究布局对称，自北端的文化艺术中心向南依次为中国结广场、东方朔塑像、历史广场、文化长廊、泰山石、玉带桥，组成一条主轴线；武术广场、滑冰场，舞蹈广场、戏曲广场，休闲林地、小游园等东西对称排列。公园原以“东方”命名，是取东方朔之复姓“东方”。2014年10月，正式更名东方公园为东方朔公园。

东方朔牌楼

在湖北黄石市铁山区龙衢湾入口处，有座始建于明代成化年初的古牌楼，当地人称据东方朔牌楼。据当地的《陆氏家谱索引》记载，东方朔牌楼古时只有石坊，石坊有三门，正中门楣正面额书“上古仙踪”，背书“岁星瑞桃”，两边门楣正背面各额书一至今尚少人认识的古楚文字。宋真宗时这青石坊曾维修过一次，元末红巾军与元军激战时被毁，那四个古楚文字，明代重修时被描存在陆氏宗祠之中。

明永乐末年，龙衢居士岁贡士陆凤翥首倡重修并亲笔临摹陆柬之手迹，重书“上古仙踪”和“岁星瑞桃”。明代成化年间，村民在此基础上，重修建了一座两丈高的青石牌坊，名曰“上古仙踪”，以纪念西汉大学士东方朔。

青石坊耸立在东方山西麓、走马寨的登山古道上，石坊四周古木参天，溪流清澈，水流悠悠。遗憾的是，这珍贵的石坊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做了碉堡，陆凤翥临摹的陆柬手迹，被几个陆姓农民收藏，在“文革”“破四旧” 时被砸碎铺了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铁山区人民政府重新修缮了这座东方朔牌楼。

艺术形象

小说形象

在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到访方丈仙山时，东方朔已成仙，道名曼倩。孙悟空见到他，笑道：“这个小贼在这里哩！帝君处没有桃子你偷吃！”东方朔朝上进礼，答道：“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你偷吃。”他的师父东华帝君叫他不要乱说，让他去给孙悟空看茶。

影视形象

1996《汉武帝》——张彤饰演

2001《乌龙闯情关》——钟汉豪饰演

2001《大汉天子》——陈道明饰演

2004《汉武大帝》——扬大为饰演

2005《凤求凰》——谢钢饰演

2008《东方朔》——程前饰演

2012《仙女湖》——王岗饰演

词条图册

《东方朔的著作》、《西汉太中大夫》、《中国古代神童》、

二十九-9、司马迁——西汉史学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87年），字子长，世称“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其父为太史令司马谈，为《史记》发凡起例。是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早年生活在家乡，十岁随父入京，先后向古文大师孔安国、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了《尚书》《春秋》公羊学，对儒、道等各家学说有广泛的学习。初任郎中，奉使西南。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并开始着手编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被处腐刑，出狱后，发愤著书，于征和元年（前92年）左右完成了这部巨著，完成不久后即去世。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文章风格、写作技巧、语言特点对后世学者影响较深，也为后代小说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成为后代戏剧的取材对象，并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是中国史书的典范，也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还著有《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作品传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生年有争议，参见“人物争议”部分），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        ，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山。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为官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何遗受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駹震恐，请求臣服并设置官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莋、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复命。

父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贤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       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讨论改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同年，武帝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史记得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曾官至宰相，与司马迁之女生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就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主要成就

文史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思想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天文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名言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家族世系

历史时期

家族关系

姓名

简介

颛顼

先祖

（不可考）

天官

战国

八世祖

司马错

秦国武将 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六世祖

司马靳

秦国武将 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秦朝

高祖

司马昌

秦始皇时期铁官

汉朝

曾祖

司马毋怿

汉高祖时期市长

祖父

司马喜

五大夫爵位

父亲

司马谈

汉武帝时期太史令 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本人

司马迁

汉武帝时期太史令、中书令 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长子

司马临

后改姓“冯“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次子

司马观

后改姓“同”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女儿

司马氏

嫁丞相杨敞

女婿

杨敞

汉昭帝时搜栗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丞相，安平侯

外孙

杨忠

汉宣帝时安平侯

外孙

杨恽

汉宣帝时左曹、中郎将、光禄勋

历史评价

汉代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彪：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班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汉明帝在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下诏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魏晋

魏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张辅对司马迁和班固作了如下比较：“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朝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59]

晋代著作《西京杂记》中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唐宋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朱熹：①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②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③司马子长动以孔子为证，不知是见得，亦且是如此说。所以伯恭每发明得非细，只恐子长不敢承领耳。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毛泽东曾在与师哲的谈话中叹息司马迁的遭遇，并说“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人物争议

生年争议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众说纷纭，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张守节、王国维等主张的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二是司马贞、桑原骘藏、郭沫若等主张的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谤书”争议

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对本朝（汉朝）多有负面描述，即所谓“述汉非”的问题，因此许多人认为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故在《史记》中诽谤汉朝来泄愤，故有“谤书”的争议。如东汉末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此外王肃、李贤、刘知几、李几、王夫之等均有类似批评。有学者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并非私人泄愤所作的“谤书”。司马迁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 “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

后世纪念

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北宋宣和七年（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此司马迁祠的寝宫背后，有司马迁的墓。实际上这不是埋葬墓，只是后人建造、西晋时修缮的。现存圆形坟丘，高2.15米，周边13.19米，墙面铺装以八卦、花纹砖饰。坟丘之上是一株五叉分枝的大古柏。

影视形象

《司马迁》，仇永力饰演司马迁

《大汉天子》，李晟毓饰演司马迁

《大汉天子2》，李晟毓饰演司马迁

《汉武大帝》，王往饰演司马迁

《司马迁的人物关系》、《中国古代史学家》、《秦汉时期主要历史人物》、

二十九-10、落下闳——古天文学家

落下闳（前156年—前87年），字长公，西汉时期天文学家，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他创制《太初历》，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历法结构；提出浑天说，创新中国古代“宇宙起源”学说；发明“通其率”，影响中国天文数学2000年。

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由故乡到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他和邓平、唐都等合作创制的历法，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

人物简介

落下闳[Hóng]（前156年—前87年），复姓落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太初历的主要创立者。汉武帝时任待诏太史，浑天说创始人之一。曾制造观测星象的浑天仪，创制“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律历”，在天文学上有较大的影响。其在家乡阆中蟠龙山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民间观星台，改制了观测仪器浑仪，近代天文学史家朱文鑫说：“自汉落下闳作浑天仪，始立仪象之权舆”，后来的天文历法家如贾逵、张衡、祖冲之等人，则是在落下闳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的。落下闳完善了古代天文学说浑天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先进的宇宙结构理论基础。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承前启后，对于推动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个人经历

落下闳醉心于天象观察，后在家乡小有名气，经同乡、太常令谯隆和太史令司马迁推荐，被汉武帝征召入京，与当时的官家天文学家唐都、邓平一起研制历法。此历被汉武帝采用，于“太初元年”颁行，故称其为“太初历”。

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落下闳在天文学、数学、农学上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也已经被学术界公认，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为“中国天文史上最灿烂的星座。”

2004年9月16日，经国家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已将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从此，落下闳真正成为一颗璀璨星座永恒的闪耀在星空中。

主要贡献

中国古代有四大科学门类成果突出，即农学、医学、天文、数学，简称“农、医、天、算”。落下闳在这些方面均打下好的基础。他不仅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在上述学科领域的成就，而且大大加以了发展。

《太初历》的制订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历法大改革，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天文学上的巨大贡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盛赞他是世界天文学领域一颗“灿烂的星座”。并且把落下闳所处的时代的东西方天文成就作了一个比较，共列成了十大成就，其中落下闳的成就有三个。落下闳虽然己经逝世两千多年了，但“落下闳星”却永远闪耀在茫茫太空。

编制《太初历》

第一，编制《太初历》。

西汉建立初始，仍沿用秦代历法，即颛顼历。至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历经100余年，误差积累已很明显，出现朔晦月见等实际月象超前历谱的现象。另外，按当时的推算，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甲子日的夜半，恰逢合朔和冬至，合乎历元要求。于是，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建议改历。汉武帝同意，并下诏广泛征聘民间天文学家。

落下闳在同乡谯隆的推荐下，从四川来到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参加改历工作。

在改历过程中，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与邓平和唐都等20多人以及官方的公孙卿、壶遂和司马迁都各有方案，相持不下，最后形成了18家不同的历法。经过仔细对照比较，汉武帝认为落下闳与邓平的历法优于其他17家，遂予采用，于元封七年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因而新历又称为太初历。太初历在行用后，受到包括司马迁、张寿王等人的反对，张寿王甚至提议改回到殷历。然而孰优孰劣，还要以实测为准。为此朝廷组织了一次为期3年的天文观测，同时校验太初历和古六历的数据，结果表明，太初历更为符合天象。从此太初历便站稳了脚跟，而且一直使用了将近200年(公元前104—84年)。

为了表彰落下闳的功绩，汉武帝特授他以侍中之职，落下闳却坚辞不受，而邓平则被任命为太史丞。

《太初历》的优点

太初历仍用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但取29+43/81日为一朔望月，由于分母为81，所以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法。它在很多方面超越颛顼历，归纳起来主要有：

1、与农业生产结合

太初历采用夏正，以寅月为岁首，与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的农业节奏合拍。

2、无中气之月为闰月

太初历规定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在二十四节气中，位于偶数者，即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叫做中气。凡阴历月中没有遇到中气的，其后应补一闰月。这种方法显然要比以前的年终置闰法更为合理。

提出浑天学说

第二，提出“浑天学说”。

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天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

落下闳第一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他知道《太初历》存在缺点：所用回归年数值（356.2502日）太大，有预见地指出“后八百年，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事实上，每125年即差一日，到公元85年就实行改历。）

落下闳创制的浑仪（包括浑天仪和浑天象），形象地展示了宇宙模型。他通过长期观测和科学运算，用事实论证了浑天说理论和天体运行规律，最终制定出优于其它17种历法的“太初历”，是浑天说对盖天说的有力的否定。汉代大文学家、天文学家杨雄的论述，《史记》《旧唐书》等记载，均证明是落下闳创造了浑仪。

发明通其率

第三，发明通其率算法。

在数学方面，他发明“连分数（辗转相除）求渐进分数”的方法，定名“通其率”，现代学者称之为“落下闳算法”。“落下闳算法”比采用类似方法的印度数学家爱雅哈塔早600年，比提出连分数理论的意大利数学家朋柏里早1600年，它影响中国天文数学2000年。

他发明的“通其率”算法，用辗转相除法求渐近分数，为历法计算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应用辗转相除法求渐近分数，与应用连分数法求渐近分数其计算程序是一致的。在《汉书·律历志》中称“闳运算转历”，可见《太初历》的数学运算是由落下闳承担的，包括日法81的计算、“上元积年”的计算、太极上元“的计算，等等。吕子方研究得出，日法81的计算是来自于连分数求出渐近分数。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第八编第六节”三统上元与超辰法“中，提出落下闳是通过求解不定方程，计算”上元积年“。李文林、袁向东提出，有可能”上元积年“是作为一次同余式求解。吕子方提出”太极上元“的计算落下闳也是应用的连分数求出渐近分数。这种算法落下闳本人称之为”通其率“。数学家何鲁为吕子方《〈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一文作序时写道：“'通其率’三字即有求连分数意。率者，比率。通，谓可通用者，其数甚多，取其适者或密近者，可也。”中国数学史界经过20世纪后半叶约半个世纪的探索讨论，已认定：“通其率算法不仅是天算家简化分数数据的重要方法，亦是处理周期现象中一次同余问题的有力工具。“我们可以公正地称“通其率”算法为“落下闳算法”。“落下闳算法”的主在要程序，即通过辗转相除求出一系列渐近分数，用以解决多种数学问题。中国古代历法计算中的“强弱术”“调日法”“求一术”等等，都源于“落下闳算法”。从现代数学和观点看，“落下闳算法”可以实现用“有理数逼近实数”，以及“最佳逼近”等，是具有普通意义的数学方法。

确立正月为岁首

落下闳在实测的基础上，考订历代重大的天文数据，改革了不合理的岁首制度，改定为从孟春正月为岁首，即《太初历》一年的开始，依照春、夏、秋、冬顺序，至冬季阴历十二月底为岁终，使农事与四季的顺序相吻合，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其次改革了置闰方法，使节令、物候与月份安排得更为准确。《太初历》采用的岁首和科学的置闰法，中国的阴历一直沿用至今。他通过巨大天文数据测定，在天文学史上首次准确推算出135月的日、月食周期，即“朔望之会”，认为135个朔望月中，至少有23次日食，根据这个周期，人类可以对日、月食进行预报，并可校正阴历朔望。

因此，确立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日制度是落下闳又一伟大功绩。

落下闳确立正月为岁首后，人们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新年”，民间习称“过年”，民间也就有了“春节”的说法一直沿用至今。所以，今天，我们也就尊称落下闳为“春节老人”。

24节气纳入历法

落下闳第一次将24节气纳入历法，此一作法，奠定了春节的基础，同时也是遗惠千秋万代的创举。

24节气是中国古代农业学的一大独特的创造，完整的记载于《淮南子·天文训》（公元前140年左右），几千年来对中国的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落下闳的贡献是告诉人们将24节气中太阳移到黄道上24个具有季节意义的位置的日期，首次编入《太初历》之中，并规定节气（即立春、惊蛰、24节气中是奇数项的气）可以在上月的下半月或本月的上半月出现；而中气（即雨水、春分、谷雨等，24节气中是偶数项的气）一定要在本月出现，如果遇到没有中气的月份，可以定为上月的闰月。

这种置闰原则一直沿用一千多年。北齐（公元 550--577年）张子信发现太阳视运动不均匀现象。现在知道因为地球公转轨道是椭圆，所以节气的间隔也应该是不均匀的，这称为定气。直到清朝才开始在历法中使用定气，从而对“落下闳置闰法”作了改进：即在农历中，仍采用落下闳制订的“以无中气月置闰”的方法，但如果在同一年（或相邻两年）当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无中气月，要首先把冬至定在农历十一月，再对闰月作出取舍。

落下闳制定农历十一月为子月，以寅月即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的农历月为闰月，以135个月为交食周期。这些特点都是开创性的。有些已成为传统，至今仍在发挥功能，例如，中国人的春节、过大年。落下闳的贡献在农业中、生活中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

人物影响

《太初历》颁行之后，汉武帝封落下闳为侍中（顾问），他辞而不受，回到阆中继续研究天文；并将他的渊博知识传给后代。在他的巨大影响下，汉唐时期的阆中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研究中心，人才荟萃，群星灿烂。

西汉末，阆中出现了著名天文学家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三国时期的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天文学家。现今周氏祖孙住宅所在街道被命名为“管星街”。唐代天文学家、风水大师袁天罡、李淳风，定居阆中研究天文、数学，后终老于阆中。早在唐代就有天宫院、淳风寺的纪念性建筑，并有袁天罡墓、李淳风墓，现已成为阆中风水文化旅游的朝圣和体验地。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纪念会，到国际天文组织以他的名字命名小行星，以及各类辞书、典籍、方志的记载，各类报刊杂志和影视作品的宣传，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落下闳这位世界杰出科学家。阆中人民更是万分珍惜他给家乡带来的荣誉，不仅以建观星楼、命名七里新区“长公大道”、复建“星座苑”、创办“春节老人”网站、发行落下闳纪念章等形式纪念他，把他作为永远学习的榜样，我们用这些方式让这位伟人永远在我们心中闪光。

春节老人

西方有“圣诞老人”，中国有“春节老人”。

每到春节期间，有“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美称的四川阆中，在古城街巷里，人们常会看到身着红色吉庆古装、手持法杖、面容慈祥的白发白须老人，在忙着给人们送发红包，恭贺新年快乐、平安吉祥。这就是中国“春节老人”落下闳的化身。

落下闳是谁？他怎么会被称为“春节老人”？这要从春节习俗说起。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是中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欢庆丰收、喜望来年，一年中最放松、最欢快的时候，可谓中华民族的“嘉年华”。据记载，中国人过春节已有四千余年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农历纪年，每年第一个月叫元月（或正月）。不同朝代，元月日期不相同。夏朝以孟春元月为正月，商朝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可见那时，元月是岁首，春节是迎春，迎新年与迎春天，两者时间不一定相同。真正把“迎接新年”与“迎接春天”统一起来并沿用至今的人，是阆中人落下闳。

落下闳，姓落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四川阆中）。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5年），历法由于多年未修以至于非常混乱，与天象严重不合而影响农业生产。汉武帝下旨编造新历，除依靠以司马迁为首的官方天文学家，还广泛征召民间天文学家进京修历。在同乡谯隆推荐下，落下闳应征入京，与唐都等人修制了一部历书，他担任主要运算工作。经比较鉴定，汉武帝认为落下闳等制定的历法优于其他17部历法，于是在公元前104年将其公布实施。当年改元“太初”，这部历书就叫《太初历》。《太初历》采取了当时先进的计算方法，一直被历朝历代沿用，其间只作过几次小的修改。这也是中国有史记载使用时间最早、历时最长、最科学完整的历法。

《太初历》中，首次将二十四节气编入，与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的农业节奏合拍，并制定了确定闰年的方法和以“雨水”这个节气所在的月份为正月、“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孟春”是春季第一个月，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第一天，称为“元旦”。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常会出现在春节前后。从此，中国人迎接新年与迎接春天真正吻合了。

由于落下闳是在历法上确定春节的天文学家，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春节老人”。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落下闳是世界天文领域中“灿烂的星座”。2004年9月1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春节，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阆中这座古城，因其孕育了天文历算大家落下闳，又因其春节民俗文化活动既有全国各族各地的共性特征，又独具川北民俗特色，故被全国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授予“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美誉。

又是一年春节到，莫忘先贤落下闳。

落下闳故居

落下闳故居，又称星座苑、落下闳纪念馆、中国春节老人的家 ，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春节文化之乡——四川省阆中古城核心保护区内，是为纪念世界杰出的古天文历算学家、中国“春节老人”——落下闳而复建的一座串珠式二进民居院落。

落下闳故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房屋21间，为木质穿斗结构，雕花门窗，青瓦屋面。2006年1月29日（农历丙戌年春节正月初一）正式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瞻仰。

据了解，星座苑（落下闳故居）由民间人士投资改建和经营，坐落在古代天文学研究中心、落下闳故里——阆中市马王庙街14号，其东侧是管星街。

纪念馆着重展示落下闳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和伟大精神。其主要展室共12间，第一展馆（主展馆）：落下闳塑像，第二展馆：生平业绩；第三展馆：历法样板；第四展馆：浑天始祖；第五展馆：天数在蜀；第六展馆：春节老人；第七展馆：益民创举；第八展馆：群星朗聚；第九展馆：永恒纪念；第十展馆：书房；第十一展馆：起居室；第十二展馆：生活用房。

据悉，第一展馆的落下闳坐像是阆中籍著名雕塑家伍明万教授亲自完成。坐像上方悬挂一方匾额，上面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集字“炳曜千秋”，盛赞落下闳的功业。该铜像高约1.2米，重约200公斤，材质为青铜。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四川省阆中历史名人》、

二十九-11、孔安国——西汉官吏、经学家

孔安国（前156年-前74年），字子国，汉代鲁国人，孔丘后裔，孔滕字子襄之孙，孔忠字子贞之子。西汉官吏、经学家，著有《古文尚书》《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作品。

经典序录误作十二世孙。约自汉景帝元年，至汉昭帝末年间在世，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武帝时，官谏大夫，临淮太守。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府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皆蝌蚪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又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

人物关系

孔忠（字子贞）二子：长子孔武，次子孔安国。孔忠之父孔腾（字子襄）。孔腾之兄孔鲋。

安国少学《诗》于申培（申公），受《尚书》于伏生（伏胜），学识渊博，擅长经学。汉武帝时任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司马迁的今文经学老师是董仲舒）。《史记》作者司马迁研究《尧典》、《禹贡》等古文，也曾向他请教。后世尊其为先儒。

据传，汉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天《尚书》多16篇，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今传《尚书孔氏传》，一称《孔安国尚书传》，明清学者定为后人伪托。

个人著作

孔安国在汉武帝时曾任谏大夫，传《古文尚书》于都尉朝、司马迁、兑宽，开创了西汉《古文尚书》学派。关于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又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朝尉，而司马迁亦从问故。

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参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首列“古经四十六卷”，班固自注曰“为五十七篇”。这里的“古经”，即后世所称的《古文尚书》，亦称《逸书》。另据说孔安国著有《尚书孔氏传》。）

《古文尚书》及《尚书孔氏传》后均佚。东晋梅赜献今存本《古文尚书》及《尚书孔氏传》，对梅赜所献；宋儒开始怀疑，经清儒考定为后人伪作。

出版图书

尚书正义

作者名称 孔安国

《尚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尧、舜以来经夏、商至各代不少珍贵史料。由于经秦火之劫，它在传承过程中有缺佚，并出现了多种版本，有所谓今古文真伪之辨。 校点前言 尚书正义序 卷第一 尚书序 卷第二 虞书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夏书 卷第七 卷第八 商书 卷第九 卷第...

人物评价

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备也。虚，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见，以正三秋也。”其民夷易，鸟兽毛毨。集解孔安国曰：“夷，平也。老壮者在田，与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集解孔安国曰：“北称幽都，谓所聚也。”索隐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盖是也。正义案：北方幽州，阴聚之地， 命和叔居理之。北方之官，若周礼冬官卿。便在伏物。索隐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谓人畜积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书作“平在朔易”。

今案：大传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据之而书。日短，星昴，以正中冬。集解孔安国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节也。”马融、王肃谓日短昼漏四十刻。郑玄曰四十五刻，失之。其民燠，鸟兽氄毛。集解徐广曰：“氄音茸。”骃案：孔安国曰“民入室处，鸟兽皆生氄毳细毛以自温也”。

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索隐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度数也。而日行迟，一岁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月行天一匝，又逐及日而与会。一年十二会，是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过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岁余六日。又大岁三百六十六日，小岁三百五十五日，举全数云六十六日。其实一岁唯余十一日弱。未满三岁，已成一月，则置闰。若三年不置闰，则正月为二月。九年差三月，则以春为夏。十七年差六月，则四时皆反。以此四时不正，岁不成矣。故传曰“归余于终，事则不悖”是也。信饬◇集解徐广曰：“古'敕’字。”百官，众功皆兴。

人物轶事

据《孔子家语后序》与《孔子世家谱》，孔安国作《论语训解》等书既成，恰逢巫蛊事而不能上，自博士迁临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由于《孔子世家》记孔安国，兼记至其子孔驩、孙孔昂，可证孔安国寿考未必甚短。《孔子家语后序》与《孔子世家谱》云其六十岁卒是有道理的。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事有四次：元光五年、太始元年、征和二年春、征和二年七月。孔安国献书未成，《汉书·楚元王传》记在“天汉以后”。而后三次巫蛊事皆在天汉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安国“早卒”，显然与此不合。《汉书·艺文志》记其献书在“武帝末”，再结合《孔子世家谱》“自博士迁临淮太守，六年以病免”的记载，孔安国此次献书，当在征和二年为宜。安国卒年必在司马迁《孔子世家》成篇之前、孔安国献书之后。

据王国维的考证，司马迁所亲著《史记》，最晚为《匈奴列传》李广利降匈奴，其时为汉武帝征和三年，此后事迹皆为后人续补。故孔安国卒年必在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之前，其生年则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左右。我们再来验证一下这个结论。《汉书·儒林传》称孔安国曾作谏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称武帝元狩五年（前121年）初置谏大夫，其时孔安国接近而立之年。《孔子家语后序》曾称孔安国“年四十为谏大夫”，则安国为谏大夫当是元封元年（前110年）以后的事情。《汉书·儒林传》称“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则司马迁从孔安国问学当在安国任谏大夫后，其时孔安国四十岁左右。《汉书》孔光本传称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据《资治通鉴》，孔安国为博士是元朔二年（前127年）的事情。另据《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初置于汉武帝元狩六年（117年），则孔安国任临淮太守必然是此之后的事情，何况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考证元狩六年孔安国博士犹在职。孔安国任谏大夫、博士与临淮太守年龄符合《史记》、《汉书》记载。又《孔丛子》记载孔臧与孔安国书信中称其为侍中，则孔安国任博士之前还曾任侍中。孔臧有“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臣乞为太常”一语，孔臧任太常之时，孔安国已为侍中。

《汉书》、《资治通鉴》及刘跃进师《秦汉文学编年史》皆认为孔臧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封太常，则孔安国为侍中当是元朔二年（前127年）之前的事情。《资治通鉴》即将孔安国为侍中的时间系于元朔二年，其时安国当在二十三岁左右。《连丛子》说他 “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应该是这个年龄的事情。另外，孔臧《与从弟书》说安国献书时为侍中，刘跃进师考证孔安国献书在汉武帝元光五年（130年），我们的考证与之相合。安国任侍中年龄及行事符合史料记载。孔臧，孔安国胞兄，其父孔藂字子产，汉高祖时藉功被封为蓼侯。据《史记》，孔臧于汉文帝九年嗣父爵，汉武帝元朔二年拜为太常，元朔三年坐事免。而《连丛子·叙书》记孔臧“在官数年，著书十篇而卒”，即云“数年”，非仅一年，可见《史记》云“元朔三年坐事免”有误，刘跃进师《秦汉文学编年史》将孔臧免官系于元朔五年（124年）是有道理的。孔臧卒年当距其免官不远。

谭正璧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曾推定孔臧约前201年至前123年间在世，这样的话孔臧与贾谊几乎同时，与《鸮赋》中孔臧所说的“昔在贾生”矛盾。我们认为，既然孔臧在汉文帝前元九年（前171年）已经嗣爵，且其为孔安国从兄，则孔臧比孔安国至少要长二十三岁；如孔臧在《与子琳书》中说孔安国“少小及长，操行如故”，从“少小及长”中蕴含的语气分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结合上文所证孔安国生卒，我们假定孔臧比孔安国年长三十岁，则其生年上限当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左右，其袭爵时年龄甚幼。从其免官至卒，假定为十年，则其卒年当在汉武帝元鼎三年（114年）左右。

《尚书》记载

孔安国家藏本。根据《史记·儒林传》，伏生的孙子不能传《尚书》。而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则颇善《尚书》。孔安国家藏《古文尚书》，比28篇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几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大概就是用今文来定章句。后来司马迁也从孔安国学《尚书》。孔壁本。鲁恭王坏孔宅，得古文《尚书》。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是本多出16篇；又有孔安国家人献于国家之说。但以常理推之，既是鲁恭王坏孔宅所得书，似乎此本就不应有孔安国家人再献之事。孔安国家藏本和孔壁本很可能并不是一个本子。

古文《尚书》的各种版本西晋永嘉之乱后，全都亡佚了。此言既是你要找的孔安国已经流失，更不会有解释了。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颐）上献了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证明了这原来是一作伪案。由于伪孔传古文《尚书》经文完整、注解详明，它受到人们的重视。

唐初，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对《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五部经典的全部训义作总整理，这样就有了170卷的《五经正义》，高宗时更明令“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五经正义》中的《尚书正义》所用正是伪古文《尚书》。唐天宝年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今字本”，其中有改错之处。唐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开成石经中，成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天宝改书后，旧本逐渐亡佚。可靠的伏生传下的今文《尚书》28篇，居然是依靠着伪造的古文《尚书》而流传至今。

野史逸闻

孔安国是山东人，经常练运气闭气，服用铅炼的丹，活到三百岁面容还像儿童。他隐居在潜山县山中。追随他的弟子有好几百。他常常绝食后关在屋里修身养性，一年半后才出屋，却变得更年轻了。如果不入室修炼，就和平常人一样的进食。没有什么和人不同之处。孔安国为人老成持重，尤其非常珍惜道术的秘密，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有个别侍奉他五六年的弟子，如果他认为这个弟子品格志向都很好，才把道术传授给他。有个叫陈伯的安乐县人，要求侍奉孔安国，安国就收他为弟子，考察了三年，看他学道的志向坚定，就对他说：“我从小就勤奋刻苦地寻求道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但仍没有得到'八石登天’的神丹和成仙的方术，只得到了可成地仙的方术，只能不死而已。我过去曾拜一位海边的渔翁为师，这渔翁就是战国时越国的宰相范蠡。他改姓埋名以躲开乱世，在海边当了渔人。他看我修道志坚，传授给我服用丹药的秘方，使我能超脱人世。就是像大但、司诚、子期、姜伯、涂山这些人，都是活到千岁以上，而且越来越年轻。我得道以来服药三百多年，曾给过崔仲卿一个仙方，当时他八十四岁，已经服药三十三年了，我看他现在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头发胡须都不白，牙一颗也没掉，你可以去找崔仲卿向他学道。”于是陈伯就去侍奉崔仲卿，得到了他的仙方，结果也得以长生不老。还有一个叫张合的人，他妻子已经五十岁了，服了崔仲卿的药后，竟变成了二十多岁的人，八十六岁上又生了个儿子。孔安国又传授了几个人，都活到四百岁，后来都进山继续修炼去了。也有吃了仙药仍不能得道成仙的，那是由于他们夫妻房事没有节制的原因。

藏书之家

少学《诗》于申培，受《尚书》于伏生，学识渊博，擅长经学。元朔五年（前124年），被诏为博士，专攻古文《尚书》历任都尉、谏议大夫、临淮太守等职。据传，汉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天《尚书》多16篇，他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目录学家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一文中亦记其：“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可见，他曾向皇室进献过古文《尚书》等书。今传《尚书孔氏传》，一称《孔安国尚书传》，明清学者定为后人伪托。晚年，作有《古文尚书传》、《论语训解》、《古文孝经传》、《孔子家语》等书。《史记》作者司马迁研究《尧典》、《禹贡》等古文时，曾向他请教。后世尊其为先儒。

《孔安国的人物关系》、（《昭明文选》收录的作者）、

二十九-11、伏生——汉代时期经学家

伏生（伏胜，字子贱），汉人，享年100岁。邹平人（今山东滨州市邹平市韩店镇苏家村人），曾为秦博士。

秦时焚书，于壁中藏《尚书》。汉初，仅存二十八篇，以教齐鲁之间。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以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乃使晁错往受之。今文《尚书》学者，皆出其门，世传的今文《尚书》皆出于他。

初被载于司马迁《史记》。

人物简介

伏生，名胜，字子贱，秦朝济南郡邹平人。自幼嗜古好学，博览群书，对《尚书》研读尤精，为儒学博士。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下令禁止民间私藏经书，伏生冒诛杀之罪，将《尚书》匿藏于壁中。秦末兵起，伏生流亡异乡。刘邦平定天下，伏生返回故里，求其所藏《尚书》，损失大半，仅剩28篇，抄录整理，教授于齐鲁之间，主要弟子有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后闻伏生之名，乃下令召见，然伏生年逾九十，不能赴京，汉文帝遣太常使掌故晁错亲赴邹平。伏生年事已高，言语不清，使女儿羲娥代言，传授《尚书》28篇，传41篇，后世称《今文尚书》。尔后，曲阜孔壁中发现古文《尚书》，无今文佐证的，凡16篇，既不能读，也无人能解，谓之“逸书”。因此人谓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有《尚书》而无伏生，人亦不能晓其义，历代学者赞誉伏生为“尚书再造。”

人物生平

伏生系孔门弟子宓子贱后裔。秦统一后，朝廷设博士70员以备顾问，伏生即为其一。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

秦亡汉立，儒家学派逐渐复兴，汉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有28篇保存完好，这便是成为中国古代史宝贵资料的《尚书》。伏生壁藏《尚书》并将其传播的事迹传到朝廷，汉文帝非常重视，欲召他进朝，但此时伏生已年愈九十，不能出行。于是文帝派时任太常掌故之职的晁错到章丘伏生家中，当面授受。伏生因年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他的话只有其女羲娥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生言于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晁错。终于将伏生胸藏《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

自此迄后世，《尚书》之为学，伏生实为传授的渊源。以后伏生弟子又据他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属“外传”之体。后人评伏生传书之功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西汉思想文化界，是今文经学的天下，在文、景、武、昭、宣诸帝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皆为今文经学派，其中《尚书》一经所立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博士，悉出于伏生门下。由于伏生对传授《尚书》的特殊功绩，后世今文经学家将其与在汉武帝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相提并论，合称“董伏”。

济南伏氏，自伏生至东汉献帝皇后伏寿，在秦汉时期，历四百余年，世传经学，号为“伏不斗”。伏生与他的今文《尚书》对中国儒家经学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尚书》学后来发展成三家，即欧阳生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

文献记载

南陵无双谱

尘嚣其上竟焚书，劫后壁藏方有余。

皓首传经众人叹，蓬门积德万年欤？

当年博识胸中授，今日观花网内锄。

但得流光霎时老，何妨一笑曳青裾。

汉书·儒林传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八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

藏书

秦时为博士官，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秦始皇焚书时，他将《尚书》等书藏于旧宅墙壁之中，而后流亡他乡。汉定后回乡自求其书，已损失数十篇，仅存28篇。至汉文帝时，国家四处征求能通《尚书》研究者，竟然无人能应。闻他能治《尚书》，遂召前往，他已90余岁，老不能行，文帝遂派晁错等人到他住地学习，既以教于齐、鲁之间。西汉时，精通《尚书》者，多出其门下。撰有《尚书大传》，早佚，现存《尚书》28篇，相传由他传授而存。

伏生所藏的《尚书》原本以秦朝流行的小篆写成。他传授时则改用了汉代的隶书，后被称为“今文”。传说伏生还作《尚书大传》，但事实上是他去世后他学生张生、欧阳生以及后来的博士们编辑的。该书已佚。清陈寿祺著有辑本，皮锡瑞有《尚书大传疏证》。

《中国古代杰出文学家》、（《史记》中有列传的人物）、

二十九-12、扬雄——汉朝辞赋家、思想家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汉朝时期辞赋家、思想家，庐江太守扬季五世孙，名士严君平弟子。

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游历长安，担任大司马王音门下史。汉成帝时，得到同乡杨庄推荐，入奏《甘泉》《河东》等赋。授给事黄门侍郎，修书于天禄阁，结交王莽。

天凤五年（18年），死去，时年七十一岁。著有《法言》《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扬雄的先人是姬伯侨的后代，作为庶出旁支以晋的扬作为食邑，并以此为氏，不知伯侨是周的哪一支系。扬在河、汾之间，周衰亡后扬氏有人称侯，号称扬侯。晋国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起而范氏、中行、知伯衰落。权臣逼迫扬侯，扬侯逃到楚国巫山，在那里安家。

楚汉之争时候，扬氏逆江上行，住到巴州（今重庆）。扬雄五世祖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年间，躲避仇人又逆江上行，住到崤山南面的郫都。

少而好学

扬雄家族世代以耕种养蚕为职业。从扬季到扬雄，五代只有一子单传，所以扬雄在蜀地没有别的亲族。

扬雄小时候好学，不只是研究章句，通晓字词解释而已，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为人平易宽和，口吃不能快速讲话，静默爱沉思，清静无为，没有什么嗜好欲望，不追逐富贵，不担忧贫贱，不故意修炼品性来在世上求取声名。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却很安然。自身胸怀博大，不是圣哲的书不喜欢；不合己意，即使能富贵也不干。却很喜欢辞赋。

仰慕先贤

汉武帝时，蜀地有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很壮丽典雅，扬雄心中佩服他，每次作赋，常把他作为榜样模仿。又惊讶屈原文才超过相如，却至于不被容纳，作《离骚》，自己投江而死，为他的文章感到悲伤，读时没有不流泪的。认为君子时势顺利就大有作为，时势不顺就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不好是命，何必自己投水呢！便写了一篇文章，常常摘取《离骚》中的句子而反驳它，从竖山投到江水中来哀悼屈原，名为《反离骚》；又依《离骚》重作一篇，名叫《广骚》；又依《惜诵》以下到《怀沙》作一卷，名叫《畔牢愁》。

拜师学艺

扬雄是汉代京城的文化巨擘，被后来的学者誉为“汉代的孔子”。每每扬雄与人把酒言欢，互诉衷肠之际，都会深切怀念在“横山读书台”严君平先生门下的那段单纯又快乐的求学时光。

严君平隐居平乐山（又称横山）时，开办了“横山读书台”，平日里一边教课，一边整理著作。一日，扬雄上山拜师，行过跪拜之礼后，按照当时的传统礼仪给老师递上了十条腊肉，严君平却连忙摆手，“罢了罢了！不讲这些礼数！”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教诲焉。”意思是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严君平认为“横山读书台”主要教授老子的道学，这拜师礼是孔子提出的，可不适用。扬雄坚持：惠帝王与惠子民并不矛盾呀！如果两者能够兼具，不正好是圣人的中庸之道吗？

一番谈论过后，严君平对扬雄颇为满意，收下了这个弟子，扬雄便住进了横山，这一待就是八年。

步入仕途

后来，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扬雄为门下史。后经蜀人杨庄推荐，汉成帝命他随侍左右。

元延二年（前11年）正月，扬雄与成帝前往甘泉宫，作《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十二月又作《羽猎赋》仍然以劝谏为主题。被封黄门郎，与王莽、刘歆等为同僚。前10年扬雄作《长杨赋》，继续对成帝铺张奢侈提出批评。

扬雄后来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晚年经历

王莽当政时，刘歆、甄丰都做了上公，王莽既是假藉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想禁绝这种做法来使前事得到神化，而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又奏献符瑞之事。王莽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供辞所牵连到的，立即收系不必奏请。当时扬雄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了，要抓扬雄，扬雄怕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差点死了。王莽听到后说：“扬雄一向不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扬雄不知情。下诏不追究他。然而京师为此评道：“因寂寞，自投合；因清静，作符命。”

扬雄因病免职，又召为大夫。家境一向贫寒，爱喝酒，人很少到其家。当时有多事的人带着酒菜跟他学习，钜鹿侯芭常跟扬雄一起居住，学了《太玄》、《法言》。刘歆也曾看到，对扬雄说：“白白使自己受苦！现在学者有利禄，还不能通晓《易》，何况《玄》？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瓿了。”扬雄笑而不答。活到七十一岁，在天凤五年（18年）死去，侯芭为他建坟，守丧三年。

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桓谭看不到。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书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诸儒有的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作经，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太玄》到底未得彰显，但篇籍都在。

史书记载

《汉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五十七》

主要成就

辞赋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

《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

《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

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散文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儒学

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

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主要作品

著有《太玄经御定资政要览》、《新编诸子集成：太玄集注》、《法言》。

历史评价

桓谭：文义至深，论不诡于圣人。

班固：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姚铉：如刘向、司马迁、扬子云，东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后代之法，张大德业，浩然无际。

萧纲：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

曾巩：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

程颐：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

范涞：唯扬子云深沉圣学，体撰契神。其诸赋尚且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说者犹疵其拟《易》，殆浅之乎？口耳窥也！

刘师培：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扬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坟典，头白仍著书。循善诱美人，门停问字车。反骚吊屈原，作赋比相如。训纂辨蝌蚪，方言释虫鱼。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伐更口诛。惟剧秦美新，遂加莽大夫。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澹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诬？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近则亡，吊古空踌躇。

后世遗迹

子云亭

子云亭在历史上四川有三处，一处是成都扬雄故居的“子云亭”，此亭早已不存，遗址亦众说纷纭；另一处是修建在郫县城郊扬雄故乡友爱镇的子云亭（此亭为真正的子云亭），清代乾隆年间迁建于扬雄墓侧，亭已不存在，只剩下土台一座。至今犹存的就是绵阳西山景区的子云亭（此亭是绵阳市政府于1987年修建的）。在这个景区内有一大一小、一新一旧两座子云亭，由此可见绵阳人民崇文尚艺，礼拜先贤的市风和醇厚民情。

子云旧亭在扬子云读书台上，读书台位于凤凰山左翅膀端之山畔，为一上面平坦的坚硬盘石。岩石前端有摩岩浮雕“扬子云真像”和扬雄传略，据民国版《绵阳县志》记载为宋代镌刻。岩石右侧摩岩浮雕大龛90多尊，均为唐懿宗威通十二年镌刻的道教石刻。子云旧亭就修建于盘石之上，不知最早建于何年。《绵阳县志》记载民国6年（1917年）重修的子云亭是木结构的长方形亭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到20世纪70年代，绵阳县城建局在原址上又重建了一座砖混结构的六角亭，至今犹存。

1987年，绵阳市人民政府在凤凰山凤头上新建子云亭，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高23米，共三层，集楼、台、亭、阁于一体，外形典雅，雄伟壮观。在子云亭景区庭院入口处由成都著名书法家方滨生书写的刘禹锡《陋室铭》镌刻于此，以彰显西蜀子云亭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庭园中是扬雄巨型花岗石雕像，一代辞赋大家的风采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游人面前。子云亭下的陈列室中，陈列着扬雄的《太玄》、《法言》等哲学、汉赋作品。子云亭的楹柱上楹联中，有一副由高显齐先生撰联白允叔先生书写的长联，最能体现扬雄的华章与绵州新貌，与子云亭胜景相得益彰，组成西蜀又一著名景区的盛况：

杨雄墓

扬雄墓位于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南一公里处，又名子云坟。墓为汉代砖室墓，呈圆形，封土堆高出地面约6米，墓周长81米。该墓葬早期曾被扰乱破坏，后历代多次维修。据清同治本《郫县志》载：“扬雄墓，在县西二十里。”，“清道光中，邑令黄初，为植柏树，杨得志（后任署理知县）立石表墓”。墓南侧有小河一条，据载咸丰末，河水冲坍墓足，乡人周子升伐石培护，并将河道改向，扬雄墓始得完整。墓地原存古柏，墓周围原有石栏、石凳、石碑等。石栏上镌联“文高西汉唯玄草，学继东山是法言”。“文革”时古柏、石栏、石凳、石碑、石柱均被毁，现已不存。

墓现为圆形，高数米，直径10米，封土若小丘。墓地开旷，东西有农舍竹林环抱。1985年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扬雄墓附近，还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陋室铭》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遗迹。

《扬雄的著作》、《汉赋四大家》、《王扬枚马》、（《昭明文选》收录的作者）、《四川省知名文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四川省成都市历史名人》、

待续 （欢迎转发！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顾绍骅于二零二三年十月一日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