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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8、东方朔——“智圣”、西汉辞赋家
东方朔（约前161年—前93年？），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辞赋家。
东方朔博学广识，能言善辩，善于以诙谐的语言和方式，陈说国政大事，甚得汉武帝赏识。其事迹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汉武帝即位，征辟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拜为郎。后任常侍郎中、太中大夫等职。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汉武帝面前谈笑取乐，曾言政治得失，上陈“农战强国”之计。汉武帝始终视为俳优之言，不以采用。
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名篇。诙谐风趣，义理精辟，言辞才辩，独树一帜，文采风格，卓然一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亦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文。明朝张溥汇为《东方太中集》。
人物生平
公车署上书
东方朔约生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早年喜欢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爱好儒家经术，广泛地阅览了诸子百家的书。汉武帝即位初年（建元元年，前140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更是写了三千片竹简的内容上书，这些竹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而武帝则花了二个月的时间才读完。
据《汉书》记载，在自荐书中，东方朔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开始读书，经过三年的刻苦，读的书籍已经够用；在十五岁时学习击剑；十六岁学《诗》、《书》；阅读量达到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又开始学习兵法和作战常识，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贲，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这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吧！”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
待诏金马门
由于公车令奉禄微薄，又始终未得汉武帝召见，东方朔很是不满。为了尽快得到汉武帝的召见，东方朔故意吓唬给汉武帝养马的几个侏儒：“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听后大为惶恐，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问明原委，即召来东方朔责问。东方朔终于有了一个直接面对皇帝的机会。他风趣地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侏儒身高三尺，我身高九尺，然而我与侏儒所赚奉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粮食。”汉武帝听后捧腹大笑，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待诏，至此东方朔稍微得些亲近。
初升常侍郎
汉武帝有一次玩射覆的游戏时把壁虎藏在盂中，却没有人猜中。东方朔向武帝自请说：“臣曾学《易》，请允许我猜猜是什么。”于是他将蓍草排成各种卦象，回答道：“我认为说它是龙却无角，说它是蛇又有足，肢肢而行脉脉而视，善于爬墙，这东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于是汉武帝赐给东方朔十匹帛。
后来武帝又让东方朔猜其它的东西，而东方朔每猜必中，皆有赏赐。东方朔也因此被汉武帝宠幸的伶人郭舍人嫉妒。郭舍人对汉武帝说东方朔狂妄自大，其实并没有真本领，猜中只是偶然。并向汉武帝请求与东方朔一决高下。郭舍人用树上的寄生出题，不料东方朔竟也猜中。败后的郭舍人依然不甘心，又向东方朔出谜语，然而东方朔应声就答，没有谜语能够难住他，在场的所有人亦非常惊讶。此后，汉武帝便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东方朔也终于受到了汉武帝的喜爱和宠幸。
拜太中大夫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常常以平阳侯的身份出游狩猎，出游的时间也从一天到五天。后来，这样的游玩已经不能为汉武帝所满足。加之路途遥远又被当地的百姓厌烦，于是汉武帝萌生了修建上林苑的想法。在估算完修苑囿所占农田的价值之后，又派人划出占地所属县的荒地以抵偿农民。
做此决策之时东方朔恰好在场，便向武帝谏言上林苑所处之地的物产富饶及地势险要，若修以林苑则是不恤农时、非富国强民之计。并列出不可修建上林苑的三个原因。又举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大兴土木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最后献上《泰阶六符》希望汉武帝能够观察天象的变异而自省自己所做的事情。汉武帝因此拜东方朔为一千石太中大夫之官职，加给事中之衔，并赏赐黄金百斤。
免职复中郎
东方朔有一次喝醉了酒，进入殿中后在殿上小便，而此举被其他官员弹劾。因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将东方朔贬为庶人。让东方朔在宦者署待诏。
后来，汉武帝的姐姐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因杀人被捕入狱，汉武帝在隆虑公主死前曾答应其姐用黄金千斤、钱一千万预先赎昭平君一死。然而当昭平君真的犯下杀人死罪之时，汉武帝又不想违逆法律的准则，让查处此案的法官依法判决。因违背了对姐姐的诺言而难受。东方朔这时却举杯向武帝祝寿，汉武帝认为东方朔的话说的不是时候就先行离开了。傍晚的时候才诏见东方朔问其原因。东方朔便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讲述悲伤的情绪对身体寿命的影响，酒是最好的消愁之物，故以酒祝寿显明陛下的刚正不阿，又可以为陛下解哀愁。于是汉武帝又任命东方朔为中郎之职，并赏赐布帛百匹。
将死多善言
东方朔又举荐他的儿子做郎官，其子后升为谒者，经常奉汉武帝之命持节出使。及东方朔老，临终前规劝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武帝说：“如今东方朔说话竟如此正经。”并对此感到惊奇。过了不久，东方朔便生病去世了。古书上说：“鸟到临死时，它的叫声特别悲哀；人到临终时，它的言语非常善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东方朔终其一身最高职务为一千石的太中大夫，在“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朝，东方朔未能立下青史书名的政治功绩，然其以近侍的身份与汉武帝君臣相伴多年，亦对汉武帝的行为举措做出了一定影响。
东方朔利用其接近汉武帝的机会，察言观色，一有机会便直言切谏在修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在昭平君杀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执法，在主人翁事件上谏武帝矫枉风化。诸如此等，不一而足。
文学成就
东方朔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据史书记载其与枚皋多有辞赋，然而存世的却很少。
个人作品冠名伪作
《答客难》《屏风》《东方朔占》
《非有先生论》《皇太子生禖》《东方朔岁占》
《封泰山》《殿上柏柱》《海内十洲记》
《神异经》《平乐观赋猎》《黄帝朔书》
《责和氏璧》《从公孙弘借车》《东方朔书》
《试子诗》
《感应经》
《七谏》
《射覆经》
人物评价
刘向：“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
杨雄：“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
桓谭：“东方朔短辞薄语，以谓信验。人皆谓朔大智，后贤莫之及。”
班固：①“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及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②“东方赡辞，诙谐倡优，讥苑扞偃，正谏举邮，怀肉污殿，弛张沉浮。”
夏侯湛：①“先生瑰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颉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驰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若乃远心旷度，赡智宏材。倜傥博物，触类多能。合变以明策，幽赞以知来。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经目而讽於口，过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济开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桀，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寮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备论者也。”②“矫矫先生，肥遁居贞。退不终否，进亦避荣。临世濯足，希古振缨。涅而无滓，既浊能清。无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视污若浮。乐在必行，处沦罔忧。跨世凌时，远蹈独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踪。邈邈先生，其道犹龙。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栖迟下位，聊以从容。”
司马贞：“滑稽鸱夷，如脂如韦。敏捷之变，学不失词。淳于索绝，赵国兴师。楚优拒相，寝丘获祠。伟哉方朔，三章纪之。”
王安石：“平原狂先生，隐翳世上尘。材多不可数，射覆亦绝伦。谈辞最诙怪，发口如有神。以此得亲幸，赐予颇不贫。金玉本光莹，泥沙岂能堙。时时一悟主，惊动汉庭臣。不肯下儿童，敢言诋平津。何知夷与惠，空复忤时人。”
趣闻轶事
史载故事
割肉遗妻
东方朔做常侍郎的时候，汉武帝有一次在伏天赏赐肉给侍从。然而负责分肉的太官丞却迟迟未来。东方朔便独自拔剑割肉，并对他的同僚们说：“伏天应当早点回家，请允许我接受天子的赏赐。”随即把肉包好怀揣着离去。后来太官丞将此事上奏汉武帝。武帝便问东方朔：“昨天赐肉，你不等诏令下达，就用剑割肉走了，是为什么？”于是东方朔脱帽跪谢请罪。汉武帝说：“先生站起来自责吧！”东方朔再拜说：“东方朔呀！东方朔呀！接受赏赐却不等诏令下达，这是多么无礼呀！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呀！割肉不多，又是多么廉洁呀！回家送肉给妻子吃，又是多么仁爱呀！”汉武帝听罢笑着说：“让先生自责，没想到你竟反过来称赞自己！”于是又赐给他一石酒、一百斤肉，让他回家送给妻子。
岁更其妇
东方朔任郎官时，汉武帝时常给他赐食。东方朔每次吃完后便把剩下的肉揣在怀里打包带走，衣服脏了之后汉武帝又赏赐他绸绢。东方朔便将汉武帝赏赐的财物全部用于娶长安城年轻漂亮的女子。然而每位女子都是娶回来一年就被抛弃，再重新迎娶。
大隐于朝
汉武帝身边的郎官大多数人认为东方朔是疯子，武帝则认为东方朔若是不行荒唐之事，身边的郎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而东方朔自己则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隐居在朝廷中的人。古时候的人皆隐居深山之中。东方朔时常在酒席中饮酒畅快之时便唱：“隐居在世俗中，避世在金马门。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茅舍里面。”
驺牙归义
有一次建章宫出现了一只长的像麋鹿的动物，但是没有人认识这只动物。汉武帝便命令东方朔来看。东方朔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请赐给我美酒好饭让我饱餐一顿，我才说。”武帝应允。吃过酒饭，东方朔又说：“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陛下赏赐给我，我才说。”武帝再次答应。于是东方朔说道：“这只动物叫驺牙。当远方有前来投诚的事情，驺牙便会先出现。它的牙齿前后一样，大小一致而没有大牙，所以它叫驺牙。”后来过了一年左右，匈奴浑邪王果然带领十万人来归降汉朝。武帝于是又赏赐东方朔很多钱财。
后世传说
善哉瞿所
汉武帝游上林苑时看见一棵好树，问东方朔树名，东方朔说：“此树名叫善哉。”汉武帝暗中让人标记这棵树。过了数年之后，再次问东方朔此树之名，东方朔回答说：“此树名叫瞿所。”武帝于是说：“东方朔欺骗我很近了啊，此树的名字为何与之前说的不一样呢？”东方朔回答道：“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昨日的善哉今日已长成瞿所。生老病死，万物成败，哪里有定数？汉武帝于是大笑。”
怪哉怪哉
汉武帝游幸甘泉宫，看到驰道中有一只红色的小虫，头部的牙齿耳鼻都有，但是没人认识。汉武帝于是让东方朔来观看，东方朔看完之后回答说：“此虫名叫怪哉。曾经此地关押了很多无辜的人，众人哀愁怨恨，都仰首叹息：“怪哉怪哉！”藉此而感动了上天，因愤而生，所以名叫怪哉。此处必定是当年秦朝的狱所。“汉武帝当即翻阅地图，果然如东方朔所说。汉武帝又问：“如何驱赶这种虫子呢？”东方朔回答：“但凡有忧愁的人，以酒则解愁，陛下用酒灌它自然就消失了。”于是武帝使人将虫子放置在酒中，过了一会儿果真消散。
上林鹿死
汉武帝时有人因为擅自杀了上林苑的鹿，被有司判为死罪。东方朔对武帝说：“这个人确实该死，理由有三：一是使陛下因为一头鹿而杀人，这是第一个该死的理由；让天下人知道陛下看重鹿而轻人命，这是第二个该死的理由；匈奴有犯边的急情，需要鹿的角撞死匈奴兵，这是第三个该死的理由。”汉武帝听了之后不说话，然后赦免了杀鹿的人。
不死之酒
汉武帝斋戒七天，遣峦大带来数十名男女去君山寻不死药。峦大得不死酒而归。汉武帝想要喝时，东方朔说：“我能识别这酒的真假，陛下请看。”说罢便饮了一口。汉武帝烦怒想要杀了东方朔，东方朔说：“陛下如果杀了臣，就证明这酒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喝了能够不死，那么陛下就杀不死臣。”于是汉武帝赦免了东方朔。
劫后余灰
汉武帝凿昆明池，挖了非常深，挖出来的都是灰黑色的灰，没有土。举朝官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此汉武帝召来东方朔问。东方朔说：“臣愚昧不知道这个原因，陛下可以尝试去询问西域的胡人。”汉武帝认为东方朔不知道，又难以找到西域胡人询问。待到汉明帝时期，外国的胡人来到洛阳，当时有人记起东方朔所说的话，便试着问武帝时期灰黑色的东西。胡人说：“天地的大劫快要来临时，就会有劫烧，那灰黑色的东西便是大劫燃烧后余下的灰烬。”世人才知东方朔所言是真。
偷王母桃
《汉武故事》记载，东郡 (今山东、河北、河南交界一带，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贡给汉武帝一矮人，其高七寸，衣帽 具全。武帝常令在桌案上行走。疑其为山精， 召东方朔问。东方朔见矮人，问道：“巨灵，你为何到此，你母还家未?”矮人不答，指东方朔对武 帝说：“王母种桃，三千年一结实。这小儿不良， 已经偷过三次，因此得罪王母，被贬谪来此。”武帝大惊，始知东方朔非凡世之人。后世王母蟠桃会之传说，即源于此。【东方朔偷桃：东方朔偷桃的典故源于传说：汉武帝寿辰之日，宫殿前一只黑鸟从天而降，武帝不知其名。东方朔回答说：“此为西王母的坐骑'青鸾’，王母即将前来为帝祝寿。”果然，顷刻间，西王母携7枚仙桃飘然而至。西王母除自留两枚仙桃外，余5枚献与武帝。帝食后欲留核种植。西王母言：“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原地薄，种之不生。”又指东方朔道：“他曾三次偷食我的仙桃。”据此，始有东方朔偷桃之说。东方朔并以长命一万八千岁以上而被奉为寿星。后世帝王寿辰，常用东方朔偷桃图庆典。“寿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被绘画和文房用品等用作题材。】
人物争议
生卒年份
对于东方朔的生年，学界一度采信《洞冥记》的说法，认为东方朔生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但也有人批评其为小说家言、不足凭信，也有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等说法。据《汉书》收录的东方朔自荐书，东方朔在应“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征的年份，已经二十二岁，而汉武帝征求“方正贤良”等人才，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结合古人一般计虚岁的情况，东方朔应生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也有学者认为东方朔写作上述自荐书不一定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当年，并推算东方所得生年大致在汉文帝后元三年至五年（前161年-前159年）之间。
至于东方朔的卒年，有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太始四年（前93年）、征和二年（前91年）、后元二年（前87年）等不同说法。
人物身世
东方朔被视为东方姓的一位始祖。据《洞冥记》，东方朔的父亲为张夷（字少平），母亲田氏在东方朔出生后不久即去世，东方朔本人为邻居抱养。然据东方朔本人的说法，是“兄嫂”将其养大。此外，王充的《论衡》中收录有关于东方朔本姓金的说法。
后世纪念
东方朔庙会
因史书载东方朔为“射覆”高手，每猜必中。故民间多有关东方朔相术占卜方面的传说，而占卜的盲人对其更是备加推崇，占卜技艺代代相传，每年三月三对其供奉跪拜，尊称占卜鼻祖。每到农历三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东方朔崇拜者自四面八方赶到东方朔祠和东方朔墓，供奉跪拜，年复一年，延续不断。后来又逐渐增加了秧歌、高跷、舞狮子、民乐表演、物资交流等内容，时间也由曾经的一天延长为三月初三至初五共三天。这就是名闻遐迩的神头三月三庙会，即以纪念东方朔为主题的经济文化活动。自汉朝兴起，晋朝时盛极一时，且历经千余年延续不衰。虽然文革期间一度中断，但后来又得以恢复。
东方朔公园
东方朔公园原名东方公园，是取东方朔之复姓“东方”。2014年10月，正式更名东方公园为东方朔公园。东方朔公园位于山东德州市陵城区城区中心地段，东邻政府北大街，南接陵州东路，西靠青年街，北倚文庙路，占地220亩，是2008年县委、县政府投资1.6亿元建设的重点民心工程。该公园由青岛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专家徐飞鹏教授设计，处处讲究布局对称，自北端的文化艺术中心向南依次为中国结广场、东方朔塑像、历史广场、文化长廊、泰山石、玉带桥，组成一条主轴线；武术广场、滑冰场，舞蹈广场、戏曲广场，休闲林地、小游园等东西对称排列。公园原以“东方”命名，是取东方朔之复姓“东方”。2014年10月，正式更名东方公园为东方朔公园。
东方朔牌楼
在湖北黄石市铁山区龙衢湾入口处，有座始建于明代成化年初的古牌楼，当地人称据东方朔牌楼。据当地的《陆氏家谱索引》记载，东方朔牌楼古时只有石坊，石坊有三门，正中门楣正面额书“上古仙踪”，背书“岁星瑞桃”，两边门楣正背面各额书一至今尚少人认识的古楚文字。宋真宗时这青石坊曾维修过一次，元末红巾军与元军激战时被毁，那四个古楚文字，明代重修时被描存在陆氏宗祠之中。
明永乐末年，龙衢居士岁贡士陆凤翥首倡重修并亲笔临摹陆柬之手迹，重书“上古仙踪”和“岁星瑞桃”。明代成化年间，村民在此基础上，重修建了一座两丈高的青石牌坊，名曰“上古仙踪”，以纪念西汉大学士东方朔。
青石坊耸立在东方山西麓、走马寨的登山古道上，石坊四周古木参天，溪流清澈，水流悠悠。遗憾的是，这珍贵的石坊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做了碉堡，陆凤翥临摹的陆柬手迹，被几个陆姓农民收藏，在“文革”“破四旧” 时被砸碎铺了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铁山区人民政府重新修缮了这座东方朔牌楼。
艺术形象
小说形象
在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到访方丈仙山时，东方朔已成仙，道名曼倩。孙悟空见到他，笑道：“这个小贼在这里哩！帝君处没有桃子你偷吃！”东方朔朝上进礼，答道：“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你偷吃。”他的师父东华帝君叫他不要乱说，让他去给孙悟空看茶。
影视形象
1996《汉武帝》——张彤饰演
2001《乌龙闯情关》——钟汉豪饰演
2001《大汉天子》——陈道明饰演
2004《汉武大帝》——扬大为饰演
2005《凤求凰》——谢钢饰演
2008《东方朔》——程前饰演
2012《仙女湖》——王岗饰演
《东方朔的著作》、《西汉太中大夫》、《中国古代神童》、
二十九-9、司马迁——西汉史学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87年），字子长，世称“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其父为太史令司马谈，为《史记》发凡起例。是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早年生活在家乡，十岁随父入京，先后向古文大师孔安国、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了《尚书》《春秋》公羊学，对儒、道等各家学说有广泛的学习。初任郎中，奉使西南。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并开始着手编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被处腐刑，出狱后，发愤著书，于征和元年（前92年）左右完成了这部巨著，完成不久后即去世。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文章风格、写作技巧、语言特点对后世学者影响较深，也为后代小说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成为后代戏剧的取材对象，并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是中国史书的典范，也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还著有《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作品传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生年有争议，参见“人物争议”部分），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山。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为官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何遗受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駹震恐，请求臣服并设置官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莋、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复命。
父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贤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讨论改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同年，武帝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史记得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曾官至宰相，与司马迁之女生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就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主要成就
文史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思想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天文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名言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家族世系
历史时期家族关系姓名简介
颛顼先祖（不可考）天官
战国八世祖司马错秦国武将 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六世祖司马靳秦国武将 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秦朝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期铁官
汉朝曾祖司马毋怿汉高祖时期市长
祖父司马喜五大夫爵位
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期太史令 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本人司马迁汉武帝时期太史令、中书令 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长子司马临后改姓“冯“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次子司马观后改姓“同”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女儿司马氏嫁丞相杨敞
女婿杨敞汉昭帝时搜栗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丞相，安平侯
外孙杨忠汉宣帝时安平侯
外孙杨恽汉宣帝时左曹、中郎将、光禄勋
历史评价
汉代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彪：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班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汉明帝在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下诏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魏晋
魏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张辅对司马迁和班固作了如下比较：“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朝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59]
晋代著作《西京杂记》中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唐宋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朱熹：①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②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③司马子长动以孔子为证，不知是见得，亦且是如此说。所以伯恭每发明得非细，只恐子长不敢承领耳。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毛泽东曾在与师哲的谈话中叹息司马迁的遭遇，并说“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人物争议
生年争议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众说纷纭，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张守节、王国维等主张的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二是司马贞、桑原骘藏、郭沫若等主张的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谤书”争议
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对本朝（汉朝）多有负面描述，即所谓“述汉非”的问题，因此许多人认为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故在《史记》中诽谤汉朝来泄愤，故有“谤书”的争议。如东汉末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此外王肃、李贤、刘知几、李几、王夫之等均有类似批评。有学者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并非私人泄愤所作的“谤书”。司马迁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 “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
后世纪念
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北宋宣和七年（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此司马迁祠的寝宫背后，有司马迁的墓。实际上这不是埋葬墓，只是后人建造、西晋时修缮的。现存圆形坟丘，高2.15米，周边13.19米，墙面铺装以八卦、花纹砖饰。坟丘之上是一株五叉分枝的大古柏。
影视形象
《司马迁》，仇永力饰演司马迁
《大汉天子》，李晟毓饰演司马迁
《大汉天子2》，李晟毓饰演司马迁
《汉武大帝》，王往饰演司马迁
《司马迁的人物关系》、《中国古代史学家》、《秦汉时期主要历史人物》、
二十九-10、落下闳——古天文学家
落下闳（前156年—前87年），字长公，西汉时期天文学家，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他创制《太初历》，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历法结构；提出浑天说，创新中国古代“宇宙起源”学说；发明“通其率”，影响中国天文数学2000年。
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由故乡到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他和邓平、唐都等合作创制的历法，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
人物简介
落下闳[Hóng]（前156年—前87年），复姓落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太初历的主要创立者。汉武帝时任待诏太史，浑天说创始人之一。曾制造观测星象的浑天仪，创制“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律历”，在天文学上有较大的影响。其在家乡阆中蟠龙山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民间观星台，改制了观测仪器浑仪，近代天文学史家朱文鑫说：“自汉落下闳作浑天仪，始立仪象之权舆”，后来的天文历法家如贾逵、张衡、祖冲之等人，则是在落下闳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的。落下闳完善了古代天文学说浑天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先进的宇宙结构理论基础。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承前启后，对于推动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个人经历
落下闳醉心于天象观察，后在家乡小有名气，经同乡、太常令谯隆和太史令司马迁推荐，被汉武帝征召入京，与当时的官家天文学家唐都、邓平一起研制历法。此历被汉武帝采用，于“太初元年”颁行，故称其为“太初历”。
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落下闳在天文学、数学、农学上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也已经被学术界公认，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为“中国天文史上最灿烂的星座。”
2004年9月16日，经国家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已将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从此，落下闳真正成为一颗璀璨星座永恒的闪耀在星空中。
主要贡献
中国古代有四大科学门类成果突出，即农学、医学、天文、数学，简称“农、医、天、算”。落下闳在这些方面均打下好的基础。他不仅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在上述学科领域的成就，而且大大加以了发展。
《太初历》的制订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历法大改革，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天文学上的巨大贡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盛赞他是世界天文学领域一颗“灿烂的星座”。并且把落下闳所处的时代的东西方天文成就作了一个比较，共列成了十大成就，其中落下闳的成就有三个。落下闳虽然己经逝世两千多年了，但“落下闳星”却永远闪耀在茫茫太空。
编制《太初历》
第一，编制《太初历》。
西汉建立初始，仍沿用秦代历法，即颛顼历。至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历经100余年，误差积累已很明显，出现朔晦月见等实际月象超前历谱的现象。另外，按当时的推算，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甲子日的夜半，恰逢合朔和冬至，合乎历元要求。于是，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建议改历。汉武帝同意，并下诏广泛征聘民间天文学家。
落下闳在同乡谯隆的推荐下，从四川来到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参加改历工作。
在改历过程中，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与邓平和唐都等20多人以及官方的公孙卿、壶遂和司马迁都各有方案，相持不下，最后形成了18家不同的历法。经过仔细对照比较，汉武帝认为落下闳与邓平的历法优于其他17家，遂予采用，于元封七年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因而新历又称为太初历。太初历在行用后，受到包括司马迁、张寿王等人的反对，张寿王甚至提议改回到殷历。然而孰优孰劣，还要以实测为准。为此朝廷组织了一次为期3年的天文观测，同时校验太初历和古六历的数据，结果表明，太初历更为符合天象。从此太初历便站稳了脚跟，而且一直使用了将近200年(公元前104—84年)。
为了表彰落下闳的功绩，汉武帝特授他以侍中之职，落下闳却坚辞不受，而邓平则被任命为太史丞。
《太初历》的优点
太初历仍用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但取29+43/81日为一朔望月，由于分母为81，所以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法。它在很多方面超越颛顼历，归纳起来主要有：
1、与农业生产结合
太初历采用夏正，以寅月为岁首，与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的农业节奏合拍。
2、无中气之月为闰月
太初历规定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在二十四节气中，位于偶数者，即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叫做中气。凡阴历月中没有遇到中气的，其后应补一闰月。这种方法显然要比以前的年终置闰法更为合理。
提出浑天学说
第二，提出“浑天学说”。
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天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
落下闳第一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他知道《太初历》存在缺点：所用回归年数值（356.2502日）太大，有预见地指出“后八百年，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事实上，每125年即差一日，到公元85年就实行改历。）
落下闳创制的浑仪（包括浑天仪和浑天象），形象地展示了宇宙模型。他通过长期观测和科学运算，用事实论证了浑天说理论和天体运行规律，最终制定出优于其它17种历法的“太初历”，是浑天说对盖天说的有力的否定。汉代大文学家、天文学家杨雄的论述，《史记》《旧唐书》等记载，均证明是落下闳创造了浑仪。
发明通其率
第三，发明通其率算法。
在数学方面，他发明“连分数（辗转相除）求渐进分数”的方法，定名“通其率”，现代学者称之为“落下闳算法”。“落下闳算法”比采用类似方法的印度数学家爱雅哈塔早600年，比提出连分数理论的意大利数学家朋柏里早1600年，它影响中国天文数学2000年。
他发明的“通其率”算法，用辗转相除法求渐近分数，为历法计算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应用辗转相除法求渐近分数，与应用连分数法求渐近分数其计算程序是一致的。在《汉书·律历志》中称“闳运算转历”，可见《太初历》的数学运算是由落下闳承担的，包括日法81的计算、“上元积年”的计算、太极上元“的计算，等等。吕子方研究得出，日法81的计算是来自于连分数求出渐近分数。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第八编第六节”三统上元与超辰法“中，提出落下闳是通过求解不定方程，计算”上元积年“。李文林、袁向东提出，有可能”上元积年“是作为一次同余式求解。吕子方提出”太极上元“的计算落下闳也是应用的连分数求出渐近分数。这种算法落下闳本人称之为”通其率“。数学家何鲁为吕子方《〈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一文作序时写道：“'通其率’三字即有求连分数意。率者，比率。通，谓可通用者，其数甚多，取其适者或密近者，可也。”中国数学史界经过20世纪后半叶约半个世纪的探索讨论，已认定：“通其率算法不仅是天算家简化分数数据的重要方法，亦是处理周期现象中一次同余问题的有力工具。“我们可以公正地称“通其率”算法为“落下闳算法”。“落下闳算法”的主在要程序，即通过辗转相除求出一系列渐近分数，用以解决多种数学问题。中国古代历法计算中的“强弱术”“调日法”“求一术”等等，都源于“落下闳算法”。从现代数学和观点看，“落下闳算法”可以实现用“有理数逼近实数”，以及“最佳逼近”等，是具有普通意义的数学方法。
确立正月为岁首
落下闳在实测的基础上，考订历代重大的天文数据，改革了不合理的岁首制度，改定为从孟春正月为岁首，即《太初历》一年的开始，依照春、夏、秋、冬顺序，至冬季阴历十二月底为岁终，使农事与四季的顺序相吻合，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其次改革了置闰方法，使节令、物候与月份安排得更为准确。《太初历》采用的岁首和科学的置闰法，中国的阴历一直沿用至今。他通过巨大天文数据测定，在天文学史上首次准确推算出135月的日、月食周期，即“朔望之会”，认为135个朔望月中，至少有23次日食，根据这个周期，人类可以对日、月食进行预报，并可校正阴历朔望。
因此，确立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日制度是落下闳又一伟大功绩。
落下闳确立正月为岁首后，人们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新年”，民间习称“过年”，民间也就有了“春节”的说法一直沿用至今。所以，今天，我们也就尊称落下闳为“春节老人”。
24节气纳入历法
落下闳第一次将24节气纳入历法，此一作法，奠定了春节的基础，同时也是遗惠千秋万代的创举。
24节气是中国古代农业学的一大独特的创造，完整的记载于《淮南子·天文训》（公元前140年左右），几千年来对中国的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落下闳的贡献是告诉人们将24节气中太阳移到黄道上24个具有季节意义的位置的日期，首次编入《太初历》之中，并规定节气（即立春、惊蛰、24节气中是奇数项的气）可以在上月的下半月或本月的上半月出现；而中气（即雨水、春分、谷雨等，24节气中是偶数项的气）一定要在本月出现，如果遇到没有中气的月份，可以定为上月的闰月。
这种置闰原则一直沿用一千多年。北齐（公元 550--577年）张子信发现太阳视运动不均匀现象。现在知道因为地球公转轨道是椭圆，所以节气的间隔也应该是不均匀的，这称为定气。直到清朝才开始在历法中使用定气，从而对“落下闳置闰法”作了改进：即在农历中，仍采用落下闳制订的“以无中气月置闰”的方法，但如果在同一年（或相邻两年）当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无中气月，要首先把冬至定在农历十一月，再对闰月作出取舍。
落下闳制定农历十一月为子月，以寅月即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的农历月为闰月，以135个月为交食周期。这些特点都是开创性的。有些已成为传统，至今仍在发挥功能，例如，中国人的春节、过大年。落下闳的贡献在农业中、生活中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
人物影响
《太初历》颁行之后，汉武帝封落下闳为侍中（顾问），他辞而不受，回到阆中继续研究天文；并将他的渊博知识传给后代。在他的巨大影响下，汉唐时期的阆中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研究中心，人才荟萃，群星灿烂。
西汉末，阆中出现了著名天文学家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三国时期的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天文学家。现今周氏祖孙住宅所在街道被命名为“管星街”。唐代天文学家、风水大师袁天罡、李淳风，定居阆中研究天文、数学，后终老于阆中。早在唐代就有天宫院、淳风寺的纪念性建筑，并有袁天罡墓、李淳风墓，现已成为阆中风水文化旅游的朝圣和体验地。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纪念会，到国际天文组织以他的名字命名小行星，以及各类辞书、典籍、方志的记载，各类报刊杂志和影视作品的宣传，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落下闳这位世界杰出科学家。阆中人民更是万分珍惜他给家乡带来的荣誉，不仅以建观星楼、命名七里新区“长公大道”、复建“星座苑”、创办“春节老人”网站、发行落下闳纪念章等形式纪念他，把他作为永远学习的榜样，我们用这些方式让这位伟人永远在我们心中闪光。
春节老人
西方有“圣诞老人”，中国有“春节老人”。
每到春节期间，有“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美称的四川阆中，在古城街巷里，人们常会看到身着红色吉庆古装、手持法杖、面容慈祥的白发白须老人，在忙着给人们送发红包，恭贺新年快乐、平安吉祥。这就是中国“春节老人”落下闳的化身。
落下闳是谁？他怎么会被称为“春节老人”？这要从春节习俗说起。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是中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欢庆丰收、喜望来年，一年中最放松、最欢快的时候，可谓中华民族的“嘉年华”。据记载，中国人过春节已有四千余年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农历纪年，每年第一个月叫元月（或正月）。不同朝代，元月日期不相同。夏朝以孟春元月为正月，商朝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可见那时，元月是岁首，春节是迎春，迎新年与迎春天，两者时间不一定相同。真正把“迎接新年”与“迎接春天”统一起来并沿用至今的人，是阆中人落下闳。
落下闳，姓落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四川阆中）。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5年），历法由于多年未修以至于非常混乱，与天象严重不合而影响农业生产。汉武帝下旨编造新历，除依靠以司马迁为首的官方天文学家，还广泛征召民间天文学家进京修历。在同乡谯隆推荐下，落下闳应征入京，与唐都等人修制了一部历书，他担任主要运算工作。经比较鉴定，汉武帝认为落下闳等制定的历法优于其他17部历法，于是在公元前104年将其公布实施。当年改元“太初”，这部历书就叫《太初历》。《太初历》采取了当时先进的计算方法，一直被历朝历代沿用，其间只作过几次小的修改。这也是中国有史记载使用时间最早、历时最长、最科学完整的历法。
《太初历》中，首次将二十四节气编入，与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的农业节奏合拍，并制定了确定闰年的方法和以“雨水”这个节气所在的月份为正月、“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孟春”是春季第一个月，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第一天，称为“元旦”。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常会出现在春节前后。从此，中国人迎接新年与迎接春天真正吻合了。
由于落下闳是在历法上确定春节的天文学家，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春节老人”。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落下闳是世界天文领域中“灿烂的星座”。2004年9月1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春节，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阆中这座古城，因其孕育了天文历算大家落下闳，又因其春节民俗文化活动既有全国各族各地的共性特征，又独具川北民俗特色，故被全国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授予“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美誉。
又是一年春节到，莫忘先贤落下闳。
落下闳故居
落下闳故居，又称星座苑、落下闳纪念馆、中国春节老人的家 ，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春节文化之乡——四川省阆中古城核心保护区内，是为纪念世界杰出的古天文历算学家、中国“春节老人”——落下闳而复建的一座串珠式二进民居院落。
落下闳故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房屋21间，为木质穿斗结构，雕花门窗，青瓦屋面。2006年1月29日（农历丙戌年春节正月初一）正式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瞻仰。
据了解，星座苑（落下闳故居）由民间人士投资改建和经营，坐落在古代天文学研究中心、落下闳故里——阆中市马王庙街14号，其东侧是管星街。
纪念馆着重展示落下闳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和伟大精神。其主要展室共12间，第一展馆（主展馆）：落下闳塑像，第二展馆：生平业绩；第三展馆：历法样板；第四展馆：浑天始祖；第五展馆：天数在蜀；第六展馆：春节老人；第七展馆：益民创举；第八展馆：群星朗聚；第九展馆：永恒纪念；第十展馆：书房；第十一展馆：起居室；第十二展馆：生活用房。
据悉，第一展馆的落下闳坐像是阆中籍著名雕塑家伍明万教授亲自完成。坐像上方悬挂一方匾额，上面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集字“炳曜千秋”，盛赞落下闳的功业。该铜像高约1.2米，重约200公斤，材质为青铜。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四川省阆中历史名人》、
二十九-11、孔安国——西汉官吏、经学家
孔安国（前156年-前74年），字子国，汉代鲁国人，孔丘后裔，孔滕字子襄之孙，孔忠字子贞之子。西汉官吏、经学家，著有《古文尚书》《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作品。
经典序录误作十二世孙。约自汉景帝元年，至汉昭帝末年间在世，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武帝时，官谏大夫，临淮太守。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府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皆蝌蚪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又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
人物关系
孔忠（字子贞）二子：长子孔武，次子孔安国。孔忠之父孔腾（字子襄）。孔腾之兄孔鲋。
安国少学《诗》于申培（申公），受《尚书》于伏生（伏胜），学识渊博，擅长经学。汉武帝时任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司马迁的今文经学老师是董仲舒）。《史记》作者司马迁研究《尧典》、《禹贡》等古文，也曾向他请教。后世尊其为先儒。
据传，汉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天《尚书》多16篇，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今传《尚书孔氏传》，一称《孔安国尚书传》，明清学者定为后人伪托。
个人著作
孔安国在汉武帝时曾任谏大夫，传《古文尚书》于都尉朝、司马迁、兑宽，开创了西汉《古文尚书》学派。关于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又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朝尉，而司马迁亦从问故。
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参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首列“古经四十六卷”，班固自注曰“为五十七篇”。这里的“古经”，即后世所称的《古文尚书》，亦称《逸书》。另据说孔安国著有《尚书孔氏传》。）
《古文尚书》及《尚书孔氏传》后均佚。东晋梅赜献今存本《古文尚书》及《尚书孔氏传》，对梅赜所献；宋儒开始怀疑，经清儒考定为后人伪作。
出版图书
尚书正义
作者名称 孔安国
《尚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尧、舜以来经夏、商至各代不少珍贵史料。由于经秦火之劫，它在传承过程中有缺佚，并出现了多种版本，有所谓今古文真伪之辨。校点前言 尚书正义序 卷第一 尚书序 卷第二 虞书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夏书 卷第七 卷第八 商书 卷第九 卷第...
人物评价
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备也。虚，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见，以正三秋也。”其民夷易，鸟兽毛毨。集解孔安国曰：“夷，平也。老壮者在田，与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集解孔安国曰：“北称幽都，谓所聚也。”索隐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盖是也。正义案：北方幽州，阴聚之地， 命和叔居理之。北方之官，若周礼冬官卿。便在伏物。索隐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谓人畜积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书作“平在朔易”。
今案：大传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据之而书。日短，星昴，以正中冬。集解孔安国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节也。”马融、王肃谓日短昼漏四十刻。郑玄曰四十五刻，失之。其民燠，鸟兽氄毛。集解徐广曰：“氄音茸。”骃案：孔安国曰“民入室处，鸟兽皆生氄毳细毛以自温也”。
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索隐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度数也。而日行迟，一岁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月行天一匝，又逐及日而与会。一年十二会，是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过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岁余六日。又大岁三百六十六日，小岁三百五十五日，举全数云六十六日。其实一岁唯余十一日弱。未满三岁，已成一月，则置闰。若三年不置闰，则正月为二月。九年差三月，则以春为夏。十七年差六月，则四时皆反。以此四时不正，岁不成矣。故传曰“归余于终，事则不悖”是也。信饬◇集解徐广曰：“古'敕’字。”百官，众功皆兴。
人物轶事
据《孔子家语后序》与《孔子世家谱》，孔安国作《论语训解》等书既成，恰逢巫蛊事而不能上，自博士迁临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由于《孔子世家》记孔安国，兼记至其子孔驩、孙孔昂，可证孔安国寿考未必甚短。《孔子家语后序》与《孔子世家谱》云其六十岁卒是有道理的。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事有四次：元光五年、太始元年、征和二年春、征和二年七月。孔安国献书未成，《汉书·楚元王传》记在“天汉以后”。而后三次巫蛊事皆在天汉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安国“早卒”，显然与此不合。《汉书·艺文志》记其献书在“武帝末”，再结合《孔子世家谱》“自博士迁临淮太守，六年以病免”的记载，孔安国此次献书，当在征和二年为宜。安国卒年必在司马迁《孔子世家》成篇之前、孔安国献书之后。
据王国维的考证，司马迁所亲著《史记》，最晚为《匈奴列传》李广利降匈奴，其时为汉武帝征和三年，此后事迹皆为后人续补。故孔安国卒年必在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之前，其生年则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左右。我们再来验证一下这个结论。《汉书·儒林传》称孔安国曾作谏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称武帝元狩五年（前121年）初置谏大夫，其时孔安国接近而立之年。《孔子家语后序》曾称孔安国“年四十为谏大夫”，则安国为谏大夫当是元封元年（前110年）以后的事情。《汉书·儒林传》称“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则司马迁从孔安国问学当在安国任谏大夫后，其时孔安国四十岁左右。《汉书》孔光本传称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据《资治通鉴》，孔安国为博士是元朔二年（前127年）的事情。另据《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初置于汉武帝元狩六年（117年），则孔安国任临淮太守必然是此之后的事情，何况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考证元狩六年孔安国博士犹在职。孔安国任谏大夫、博士与临淮太守年龄符合《史记》、《汉书》记载。又《孔丛子》记载孔臧与孔安国书信中称其为侍中，则孔安国任博士之前还曾任侍中。孔臧有“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臣乞为太常”一语，孔臧任太常之时，孔安国已为侍中。
《汉书》、《资治通鉴》及刘跃进师《秦汉文学编年史》皆认为孔臧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封太常，则孔安国为侍中当是元朔二年（前127年）之前的事情。《资治通鉴》即将孔安国为侍中的时间系于元朔二年，其时安国当在二十三岁左右。《连丛子》说他 “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应该是这个年龄的事情。另外，孔臧《与从弟书》说安国献书时为侍中，刘跃进师考证孔安国献书在汉武帝元光五年（130年），我们的考证与之相合。安国任侍中年龄及行事符合史料记载。孔臧，孔安国胞兄，其父孔藂字子产，汉高祖时藉功被封为蓼侯。据《史记》，孔臧于汉文帝九年嗣父爵，汉武帝元朔二年拜为太常，元朔三年坐事免。而《连丛子·叙书》记孔臧“在官数年，著书十篇而卒”，即云“数年”，非仅一年，可见《史记》云“元朔三年坐事免”有误，刘跃进师《秦汉文学编年史》将孔臧免官系于元朔五年（124年）是有道理的。孔臧卒年当距其免官不远。
谭正璧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曾推定孔臧约前201年至前123年间在世，这样的话孔臧与贾谊几乎同时，与《鸮赋》中孔臧所说的“昔在贾生”矛盾。我们认为，既然孔臧在汉文帝前元九年（前171年）已经嗣爵，且其为孔安国从兄，则孔臧比孔安国至少要长二十三岁；如孔臧在《与子琳书》中说孔安国“少小及长，操行如故”，从“少小及长”中蕴含的语气分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结合上文所证孔安国生卒，我们假定孔臧比孔安国年长三十岁，则其生年上限当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左右，其袭爵时年龄甚幼。从其免官至卒，假定为十年，则其卒年当在汉武帝元鼎三年（114年）左右。
《尚书》记载
孔安国家藏本。根据《史记·儒林传》，伏生的孙子不能传《尚书》。而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则颇善《尚书》。孔安国家藏《古文尚书》，比28篇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几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大概就是用今文来定章句。后来司马迁也从孔安国学《尚书》。孔壁本。鲁恭王坏孔宅，得古文《尚书》。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是本多出16篇；又有孔安国家人献于国家之说。但以常理推之，既是鲁恭王坏孔宅所得书，似乎此本就不应有孔安国家人再献之事。孔安国家藏本和孔壁本很可能并不是一个本子。
古文《尚书》的各种版本西晋永嘉之乱后，全都亡佚了。此言既是你要找的孔安国已经流失，更不会有解释了。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颐）上献了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证明了这原来是一作伪案。由于伪孔传古文《尚书》经文完整、注解详明，它受到人们的重视。
唐初，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对《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五部经典的全部训义作总整理，这样就有了170卷的《五经正义》，高宗时更明令“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五经正义》中的《尚书正义》所用正是伪古文《尚书》。唐天宝年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今字本”，其中有改错之处。唐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开成石经中，成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天宝改书后，旧本逐渐亡佚。可靠的伏生传下的今文《尚书》28篇，居然是依靠着伪造的古文《尚书》而流传至今。
野史逸闻
孔安国是山东人，经常练运气闭气，服用铅炼的丹，活到三百岁面容还像儿童。他隐居在潜山县山中。追随他的弟子有好几百。他常常绝食后关在屋里修身养性，一年半后才出屋，却变得更年轻了。如果不入室修炼，就和平常人一样的进食。没有什么和人不同之处。孔安国为人老成持重，尤其非常珍惜道术的秘密，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有个别侍奉他五六年的弟子，如果他认为这个弟子品格志向都很好，才把道术传授给他。有个叫陈伯的安乐县人，要求侍奉孔安国，安国就收他为弟子，考察了三年，看他学道的志向坚定，就对他说：“我从小就勤奋刻苦地寻求道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但仍没有得到'八石登天’的神丹和成仙的方术，只得到了可成地仙的方术，只能不死而已。我过去曾拜一位海边的渔翁为师，这渔翁就是战国时越国的宰相范蠡。他改姓埋名以躲开乱世，在海边当了渔人。他看我修道志坚，传授给我服用丹药的秘方，使我能超脱人世。就是像大但、司诚、子期、姜伯、涂山这些人，都是活到千岁以上，而且越来越年轻。我得道以来服药三百多年，曾给过崔仲卿一个仙方，当时他八十四岁，已经服药三十三年了，我看他现在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头发胡须都不白，牙一颗也没掉，你可以去找崔仲卿向他学道。”于是陈伯就去侍奉崔仲卿，得到了他的仙方，结果也得以长生不老。还有一个叫张合的人，他妻子已经五十岁了，服了崔仲卿的药后，竟变成了二十多岁的人，八十六岁上又生了个儿子。孔安国又传授了几个人，都活到四百岁，后来都进山继续修炼去了。也有吃了仙药仍不能得道成仙的，那是由于他们夫妻房事没有节制的原因。
藏书之家
少学《诗》于申培，受《尚书》于伏生，学识渊博，擅长经学。元朔五年（前124年），被诏为博士，专攻古文《尚书》历任都尉、谏议大夫、临淮太守等职。据传，汉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天《尚书》多16篇，他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目录学家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一文中亦记其：“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可见，他曾向皇室进献过古文《尚书》等书。今传《尚书孔氏传》，一称《孔安国尚书传》，明清学者定为后人伪托。晚年，作有《古文尚书传》、《论语训解》、《古文孝经传》、《孔子家语》等书。《史记》作者司马迁研究《尧典》、《禹贡》等古文时，曾向他请教。后世尊其为先儒。
《孔安国的人物关系》、（《昭明文选》收录的作者）、
二十九-12、伏生——汉代时期经学家
伏生（伏胜，字子贱），汉人，享年100岁。邹平人（今山东滨州市邹平市韩店镇苏家村人），曾为秦博士。
秦时焚书，于壁中藏《尚书》。汉初，仅存二十八篇，以教齐鲁之间。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以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乃使晁错往受之。今文《尚书》学者，皆出其门，世传的今文《尚书》皆出于他。
初被载于司马迁《史记》。
人物简介
伏生，名胜，字子贱，秦朝济南郡邹平人。自幼嗜古好学，博览群书，对《尚书》研读尤精，为儒学博士。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下令禁止民间私藏经书，伏生冒诛杀之罪，将《尚书》匿藏于壁中。秦末兵起，伏生流亡异乡。刘邦平定天下，伏生返回故里，求其所藏《尚书》，损失大半，仅剩28篇，抄录整理，教授于齐鲁之间，主要弟子有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后闻伏生之名，乃下令召见，然伏生年逾九十，不能赴京，汉文帝遣太常使掌故晁错亲赴邹平。伏生年事已高，言语不清，使女儿羲娥代言，传授《尚书》28篇，传41篇，后世称《今文尚书》。尔后，曲阜孔壁中发现古文《尚书》，无今文佐证的，凡16篇，既不能读，也无人能解，谓之“逸书”。因此人谓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有《尚书》而无伏生，人亦不能晓其义，历代学者赞誉伏生为“尚书再造。”
人物生平
伏生系孔门弟子宓子贱后裔。秦统一后，朝廷设博士70员以备顾问，伏生即为其一。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
秦亡汉立，儒家学派逐渐复兴，汉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有28篇保存完好，这便是成为中国古代史宝贵资料的《尚书》。伏生壁藏《尚书》并将其传播的事迹传到朝廷，汉文帝非常重视，欲召他进朝，但此时伏生已年愈九十，不能出行。于是文帝派时任太常掌故之职的晁错到章丘伏生家中，当面授受。伏生因年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他的话只有其女羲娥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生言于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晁错。终于将伏生胸藏《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
自此迄后世，《尚书》之为学，伏生实为传授的渊源。以后伏生弟子又据他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属“外传”之体。后人评伏生传书之功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西汉思想文化界，是今文经学的天下，在文、景、武、昭、宣诸帝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皆为今文经学派，其中《尚书》一经所立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博士，悉出于伏生门下。由于伏生对传授《尚书》的特殊功绩，后世今文经学家将其与在汉武帝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相提并论，合称“董伏”。
济南伏氏，自伏生至东汉献帝皇后伏寿，在秦汉时期，历四百余年，世传经学，号为“伏不斗”。伏生与他的今文《尚书》对中国儒家经学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尚书》学后来发展成三家，即欧阳生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
文献记载
南陵无双谱
尘嚣其上竟焚书，劫后壁藏方有余。
皓首传经众人叹，蓬门积德万年欤？
当年博识胸中授，今日观花网内锄。
但得流光霎时老，何妨一笑曳青裾。
汉书·儒林传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八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
藏书
秦时为博士官，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秦始皇焚书时，他将《尚书》等书藏于旧宅墙壁之中，而后流亡他乡。汉定后回乡自求其书，已损失数十篇，仅存28篇。至汉文帝时，国家四处征求能通《尚书》研究者，竟然无人能应。闻他能治《尚书》，遂召前往，他已90余岁，老不能行，文帝遂派晁错等人到他住地学习，既以教于齐、鲁之间。西汉时，精通《尚书》者，多出其门下。撰有《尚书大传》，早佚，现存《尚书》28篇，相传由他传授而存。
伏生所藏的《尚书》原本以秦朝流行的小篆写成。他传授时则改用了汉代的隶书，后被称为“今文”。传说伏生还作《尚书大传》，但事实上是他去世后他学生张生、欧阳生以及后来的博士们编辑的。该书已佚。清陈寿祺著有辑本，皮锡瑞有《尚书大传疏证》。
《中国古代杰出文学家》、（《史记》中有列传的人物）、
二十九-13、扬雄——汉朝辞赋家、思想家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汉朝时期辞赋家、思想家，庐江太守扬季五世孙，名士严君平弟子。
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游历长安，担任大司马王音门下史。汉成帝时，得到同乡杨庄推荐，入奏《甘泉》《河东》等赋。授给事黄门侍郎，修书于天禄阁，结交王莽。
天凤五年（18年），死去，时年七十一岁。著有《法言》《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扬雄的先人是姬伯侨的后代，作为庶出旁支以晋的扬作为食邑，并以此为氏，不知伯侨是周的哪一支系。扬在河、汾之间，周衰亡后扬氏有人称侯，号称扬侯。晋国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起而范氏、中行、知伯衰落。权臣逼迫扬侯，扬侯逃到楚国巫山，在那里安家。
楚汉之争时候，扬氏逆江上行，住到巴州（今重庆）。扬雄五世祖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年间，躲避仇人又逆江上行，住到崤山南面的郫都。
少而好学
扬雄家族世代以耕种养蚕为职业。从扬季到扬雄，五代只有一子单传，所以扬雄在蜀地没有别的亲族。
扬雄小时候好学，不只是研究章句，通晓字词解释而已，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为人平易宽和，口吃不能快速讲话，静默爱沉思，清静无为，没有什么嗜好欲望，不追逐富贵，不担忧贫贱，不故意修炼品性来在世上求取声名。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却很安然。自身胸怀博大，不是圣哲的书不喜欢；不合己意，即使能富贵也不干。却很喜欢辞赋。
仰慕先贤
汉武帝时，蜀地有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很壮丽典雅，扬雄心中佩服他，每次作赋，常把他作为榜样模仿。又惊讶屈原文才超过相如，却至于不被容纳，作《离骚》，自己投江而死，为他的文章感到悲伤，读时没有不流泪的。认为君子时势顺利就大有作为，时势不顺就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不好是命，何必自己投水呢！便写了一篇文章，常常摘取《离骚》中的句子而反驳它，从竖山投到江水中来哀悼屈原，名为《反离骚》；又依《离骚》重作一篇，名叫《广骚》；又依《惜诵》以下到《怀沙》作一卷，名叫《畔牢愁》。
拜师学艺
扬雄是汉代京城的文化巨擘，被后来的学者誉为“汉代的孔子”。每每扬雄与人把酒言欢，互诉衷肠之际，都会深切怀念在“横山读书台”严君平先生门下的那段单纯又快乐的求学时光。
严君平隐居平乐山（又称横山）时，开办了“横山读书台”，平日里一边教课，一边整理著作。一日，扬雄上山拜师，行过跪拜之礼后，按照当时的传统礼仪给老师递上了十条腊肉，严君平却连忙摆手，“罢了罢了！不讲这些礼数！”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教诲焉。”意思是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严君平认为“横山读书台”主要教授老子的道学，这拜师礼是孔子提出的，可不适用。扬雄坚持：惠帝王与惠子民并不矛盾呀！如果两者能够兼具，不正好是圣人的中庸之道吗？
一番谈论过后，严君平对扬雄颇为满意，收下了这个弟子，扬雄便住进了横山，这一待就是八年。
步入仕途
后来，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扬雄为门下史。后经蜀人杨庄推荐，汉成帝命他随侍左右。
元延二年（前11年）正月，扬雄与成帝前往甘泉宫，作《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十二月又作《羽猎赋》仍然以劝谏为主题。被封黄门郎，与王莽、刘歆等为同僚。前10年扬雄作《长杨赋》，继续对成帝铺张奢侈提出批评。
扬雄后来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晚年经历
王莽当政时，刘歆、甄丰都做了上公，王莽既是假藉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想禁绝这种做法来使前事得到神化，而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又奏献符瑞之事。王莽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供辞所牵连到的，立即收系不必奏请。当时扬雄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了，要抓扬雄，扬雄怕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差点死了。王莽听到后说：“扬雄一向不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扬雄不知情。下诏不追究他。然而京师为此评道：“因寂寞，自投合；因清静，作符命。”
扬雄因病免职，又召为大夫。家境一向贫寒，爱喝酒，人很少到其家。当时有多事的人带着酒菜跟他学习，钜鹿侯芭常跟扬雄一起居住，学了《太玄》、《法言》。刘歆也曾看到，对扬雄说：“白白使自己受苦！现在学者有利禄，还不能通晓《易》，何况《玄》？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瓿了。”扬雄笑而不答。活到七十一岁，在天凤五年（18年）死去，侯芭为他建坟，守丧三年。
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桓谭看不到。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书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诸儒有的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作经，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太玄》到底未得彰显，但篇籍都在。
史书记载
《汉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五十七》
主要成就
辞赋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
《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
《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
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散文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儒学
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
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主要作品
著有《太玄经御定资政要览》、《新编诸子集成：太玄集注》、《法言》。
历史评价
桓谭：文义至深，论不诡于圣人。
班固：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姚铉：如刘向、司马迁、扬子云，东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后代之法，张大德业，浩然无际。
萧纲：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
曾巩：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
程颐：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
范涞：唯扬子云深沉圣学，体撰契神。其诸赋尚且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说者犹疵其拟《易》，殆浅之乎？口耳窥也！
刘师培：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扬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坟典，头白仍著书。循善诱美人，门停问字车。反骚吊屈原，作赋比相如。训纂辨蝌蚪，方言释虫鱼。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伐更口诛。惟剧秦美新，遂加莽大夫。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澹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诬？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近则亡，吊古空踌躇。
后世遗迹
子云亭
子云亭在历史上四川有三处，一处是成都扬雄故居的“子云亭”，此亭早已不存，遗址亦众说纷纭；另一处是修建在郫县城郊扬雄故乡友爱镇的子云亭（此亭为真正的子云亭），清代乾隆年间迁建于扬雄墓侧，亭已不存在，只剩下土台一座。至今犹存的就是绵阳西山景区的子云亭（此亭是绵阳市政府于1987年修建的）。在这个景区内有一大一小、一新一旧两座子云亭，由此可见绵阳人民崇文尚艺，礼拜先贤的市风和醇厚民情。
子云旧亭在扬子云读书台上，读书台位于凤凰山左翅膀端之山畔，为一上面平坦的坚硬盘石。岩石前端有摩岩浮雕“扬子云真像”和扬雄传略，据民国版《绵阳县志》记载为宋代镌刻。岩石右侧摩岩浮雕大龛90多尊，均为唐懿宗威通十二年镌刻的道教石刻。子云旧亭就修建于盘石之上，不知最早建于何年。《绵阳县志》记载民国6年（1917年）重修的子云亭是木结构的长方形亭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到20世纪70年代，绵阳县城建局在原址上又重建了一座砖混结构的六角亭，至今犹存。
1987年，绵阳市人民政府在凤凰山凤头上新建子云亭，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高23米，共三层，集楼、台、亭、阁于一体，外形典雅，雄伟壮观。在子云亭景区庭院入口处由成都著名书法家方滨生书写的刘禹锡《陋室铭》镌刻于此，以彰显西蜀子云亭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庭园中是扬雄巨型花岗石雕像，一代辞赋大家的风采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游人面前。子云亭下的陈列室中，陈列着扬雄的《太玄》、《法言》等哲学、汉赋作品。子云亭的楹柱上楹联中，有一副由高显齐先生撰联白允叔先生书写的长联，最能体现扬雄的华章与绵州新貌，与子云亭胜景相得益彰，组成西蜀又一著名景区的盛况：
杨雄墓
扬雄墓位于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南一公里处，又名子云坟。墓为汉代砖室墓，呈圆形，封土堆高出地面约6米，墓周长81米。该墓葬早期曾被扰乱破坏，后历代多次维修。据清同治本《郫县志》载：“扬雄墓，在县西二十里。”，“清道光中，邑令黄初，为植柏树，杨得志（后任署理知县）立石表墓”。墓南侧有小河一条，据载咸丰末，河水冲坍墓足，乡人周子升伐石培护，并将河道改向，扬雄墓始得完整。墓地原存古柏，墓周围原有石栏、石凳、石碑等。石栏上镌联“文高西汉唯玄草，学继东山是法言”。“文革”时古柏、石栏、石凳、石碑、石柱均被毁，现已不存。
墓现为圆形，高数米，直径10米，封土若小丘。墓地开旷，东西有农舍竹林环抱。1985年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扬雄墓附近，还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陋室铭》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遗迹。
《扬雄的著作》、《汉赋四大家》、《王扬枚马》、（《昭明文选》收录的作者）、《四川省知名文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四川省成都市历史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