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

2009-06-06 18:47:17 作者：管理员 来源： 浏览次数：65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从实力上来看可以与山西商帮相抗衡。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于南宋(1127年-1279年)，发展于元(1271年-1368年)末明(1368年-1644年)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 修路桥、会馆，以荣宗祖，壮大势力；特别热衷于兴院，开学堂，办试馆，培养封建人才，巩固宗法统治。明、清时，徽州名臣学者辈出，仅仅有五个小县城的进士（中国古代考试中的一个级别）就有2018人，而歙县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连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为“尚书”（一种朝廷里的官职）、兄弟两个一起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诗书礼仪之风，培育了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盐　商
　　徽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十分重视。明初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方可支盐行销。这种制度谓之“开中法”。 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于是盐商中遂有边商、内商之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
　　弘治五年（1492），明政府实行了开中折色制度；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引销盐。这些变化使行盐的商人可免赴边纳粮之苦，给徽商经营盐业带来方便。所以从这以后，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扬州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以至百万，且以“盐策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这时山、陕商人虽也纷纷改边商为内商，奔赴扬州与徽人争利，但他们远离故土，力不从心，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于徽商之下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为疏销积引，推行纲法，规定将盐场商人所持旧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听商人据纲册为窝本。 每年派行新引时，都以纲册所载各商持引原数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得参加。其他盐场的做法大体与此类似。当时徽商在纲册上已占优势，于是随着纲法的依靠， 他们把持两淮盐利的特权便固定下来。所以从这时起，直到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可以说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这时在扬州的徽盐商中，继黄、汪、吴数姓而兴者又有江、程、徐、郑、曹、宋、鲍、叶诸族。他们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 他们利用贷本取利、压价收盐等手段盘肃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生产，牟取厚利。运商则专事办引销盐。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
　　当时支商这中又有总商与散商之别。总商是由官府指派的盐商首领，一般由资重引多，办事干练充任。每年征课办引时，都以散商分隶于各总商的名下，由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朝廷有关盐政大计也每与总商协商。总商的这种半官半商身分，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牟利机会。他们或夹带私盐，牟取暴利；或放贷资本，盘剥散商； 或以聚资捐输为名，中饱私囊。所以充任总商的人，没有一个不大发横财的。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徽人就常占其四。乾隆时，徽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乾隆帝每次南巡，他都大肆铺张，徘徊接驾。清廷对他也屡赐宴赏，优礼有加并授以布政使之衔。有一次还特拨帑银30 万两，以供他周转资金。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现象，充分反映了徽盐商的财雄势大。
　　粮　　商
　　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不得不仰给于四方。自唐宋以来，徽人就重视经营粮食贸易。但那时徽州粮商的活动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其规模还不算大。
　　明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反而不能自给，必须依赖长江中上游的接济。于是惯为粮商的徽人便迅速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规模，一跃而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了。《古今小说》中曾描写万历时，徽陈商以二三千两银子作本， 每年从襄阳贩过豆米至枫桥镇发卖的故事。这表明，当时在徽商中这种有固定贩运路线的专业粮商已经大有人在了。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而其中“徽人尤众”。万历四十八年（1620）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这两件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入清以后，苏浙福建等处粮食的需求大增，而湖广地区的稻米生产也大有发展。雍正以后，四川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商品粮供给地。在这种形势下，徽州粮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了。乾隆时，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川米沿江东下，适逢汉阳发生灾荒，他就在该地一下子抛售川米数万石。
　　许多徽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之后，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满载而归。当时盐船贩粮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湖广粮价的涨落。康熙四十七年（1708）， 盐商江楚吉等禀报官府，自愿从江西、湖广运米至江苏“平粜”。巡盐御史李煦为防止他们采购粮食引起江楚地方粮价上涨， 只许他们以销盐所得银两的十分之一购米东运。 雍正八年（1730）， 盐商黄德光曾奏请领运湖广常平仓积压的陈粮30万石，随时随地发卖。他们贩运规模之大可一斑。
　　布　　商
　　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足见那时盛产棉布的松江，已经成了徽人竞趋逐利之场，棉布显然已成为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了。
　　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苏浙盛产棉布的城镇，几乎无一不是徽州布商辏集之处。他们或持有少量资本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手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压价收布。明末嘉定县钱门塘市居民丁娘子善于纺织，所织之布，细密柔软，质地精良。有一徽商在其里中赁屋居住，收购这种布，行销四方，深受用户欢迎。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 从此钱门塘布也就成为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清代在苏州开设色布字号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镇上开设布庄，自行收布。如嘉定县外冈镇所产冈尖最宜染色，“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南翔镇所产之布厚实耐用，“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 在松江的徽州布商往往既是色布字号老板，又是开设棉布牙行的经纪。他们的“字号在松，发卖在苏，且牙行亦多居松”。徽商吴舆藩在松江开设富有字号，同时又设立许多收布的门市部。他们在收布活动中，一般都利用封建牙行制度，操纵价格，把持市场为自己收购价廉物美的棉布。在那些地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如无锡就有许多徽商从事这种活动。他们以不等价的交换，贱价收布，运往北方发卖，获利甚厚。所以徽商把无锡视为利薮，称之为“布马头”。徽商还是江南棉布染踹加工业的主要经营者。前已述及，清代在苏州、松江的数十家公布字号大都是徽商经营的。
　　此外在常州、上海等地也有许多徽商开设的字号。他们染色技术极精，又能选用上等的布料和颜料，所以染出的布鲜妍可爱，色泽宜人。他们为了提高信誉，扩大销路，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以防假冒。 康熙时，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他暗中贿赂缝工为他的产品作宣传，益美的声誉大起，一年之内售布竟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货。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他们通过运河把江南棉布运往北方销售。当时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临清等处，都有许多徽州布商从事贩运活动。康熙时，徽商话定五等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场开设日成祥布店。该店从南方字号中提货运往北京发卖，然后把银子利用会票陆续况往南方偿付货价。其中有一次汇兑的银子就达三千两，足够偿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货价。
　　还有许多“徽苏闽浙之人”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货物海运至辽东、山东、淮扬等处销售。当时长江中上游也是江南棉布的重要市场，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载米东下，贸布而归。安徽的芜湖，枞阳以及和县的运漕镇都是进行米布贸易的重要场所。这些地方的米布贸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间。明末清初，家产百万徽商吴逸公就曾“为米布于运漕”。
　　茶　　商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以休歙所产的松罗茶最受消费者的欢迎。宋元以来，徽就已开展以茶易米的活动，以补当地粮食的不足。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于是茶叶贸易遂成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
　　歙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清朝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几乎全是徽商开设的。为了扩大货源，徽商底盘在外省他乡采购茶叶。清朝在江西发放茶引，征收茶课的事务大部分都交由徽商办理。
　　明清时期继续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为了严格管制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茶叶的产、运、销，官府实行招商中茶之法：或令人向边塞交纳银米而酬给茶引，或令人运茶至茶马司，以一部分纳官，另一部分归商人自卖。徽商在这种中茶活动中也十分活跃。明末歙人汪伯龄就曾贷资入蜀“榷茶雅州（今四川雅安）”，不久成了大富商。 他家“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常满。推牛结客以为常”。清朝康熙时，歙人李遴入川贩茶，后来成茶商首领，众商纳课办引都由他统一办理。
　　明清时期，茶叶还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物。 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就是福建武夷山茶和徽州松罗茶。相传徽州茶叶向为广州行商所轻视。清朝嘉道时，广州人张殿铨曾同徽浙茶商交往其密，建议他们改进制茶技术。后来殿铨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开设隆记茶行，专收皖南绿茶，果然受到外商欢迎。从此，皖南绿茶畅销海外， 殿铨本人也成了百万富翁。随着徽州茶叶外销量的增加，徽人贩茶入粤者也越来越多。道光二年（1822），广州发生一场火灾，许多徽商的茶叶化为灰烬。婺源茶商詹世鸾为了资助受灾者还乡的路费，总计用银不下万两。长期以来，徽商都是经由江西内陆投茶入粤的， 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闽、浙商人”乃改由海道贩运茶叶。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下令，禁止“出洋贩运”。这条法令表明，当时由海道运茶的徽商已经大有人在了。
　　木　　商
　　徽州山区盛产杉木，早在南宋时期徽人就已从事木材贸易了。他们每于冬季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青弋江运至芜湖，或由新安江运至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然后转销各地。明清时期，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但由于苏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了。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利用长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湘西沅江上游所产的辰杉，材质优良，销路极广。在这里办货的商人中以徽商资本最为雄厚。为了搜求良木，有些徽商还溯沅江而上，深入到贵州的深山老林之中。 在沅江流进洞庭湖的入口处， 有个德山镇，是湘西木材外运的必经之地。镇上徽商往来不绝，长年聚集在这里的徽州运夫就不下数千人。
　　四川建昌卫（治所在今西昌）所产抬山，剖成木板，花纹极为可爱，又有千年古木名曰“双连”，都是难得的畅销货。有许多商人雇募人夫入山采伐，将木材投入河中，沿金沙江漂流而下，进入长江之后，始扎成木，运往南京。在这里活动的商人中有不少就是徽人。明末歙人许朴“西涉夜郎、邛笋之境”，甚至在深山老林中迷失道路，“供销偻扳崖谷，行冰雪中”，为的就是寻求木材。他转运到芜湖的沙板，仅被人盗卖者已值银百两。歙人程之藩少时随其父入蜀经商，后来在建昌雅州宣慰司辖地伐木贩卖，役夫常达数百人。
　　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朝乾隆时，徽州木商在候潮门外创立木业公所，藉以维护徽州同行人的利益。他们在钱塘江畔用于停靠木筏堆放木材的场地达3600余亩。杭州的木材除来自徽州者外，还有不少来自浙西山区。衢州府的开化等县，民多种植杉木，杉木成材后，卖给徽商，由徽商募人采伐，运销于苏杭。徽州木商在北方各地也很活跃。明朝万历时，徽人王天俊等乘北京修建乾清、坤宁二宫之机，贿赂权贵，营求采办“皇木”16万株的证件，企图藉此规避关税钱五六万两。这个图谋虽未实现，但他们经营规模之大已可窥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