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秀，1957年生，主任医师，全国首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和晁恩祥教授的弟子，北京市评标专家，北京市卫生技术系列高级专业枝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北京市首批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工作指导老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40年，多年来刻苦钻研中医基础理论，勤于临床实践，勤求古训，博采各家之长，灵活运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疗疑难杂症及危重症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主持和参与了《利咽止嗽方治疗喉源性咳嗽的临床研究》、《苏黄止咳胶囊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疗效评价》、《咳嗽变异型哮喘的中医药防治方案研究》等科研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40篇，主编和参编医学书籍15部。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听说您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为何选择了学中医？
卢世秀：我出生于一个农村中医家庭，父亲在我们家乡是比较有名望的中医大夫，很受人敬重，他悬壶乡里，慈悲为怀，治好了许多患者，口碑极佳。我记得有一个被天津某大医院宣判死刑的乡亲，被他用中药神奇治愈，起死回生。我还记得他把自己配制的治疗烧烫伤、口疮等的外用药免费送给乡亲使用。在感受了父亲关怀患者的仁爱之心的同时，也亲眼目睹了中医药的神奇疗效。小时候我常随父亲到村卫生所去玩儿，那里有药斗子，父亲有时得空儿了就会教我认认药哄我玩儿，所以我从小就受到中医的熏陶，对中医中药有了一点儿感性认识。
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父亲希望我学中医，我也立志学习中医治病救人，很幸运，我如愿踏入了中医殿堂，也实现了父亲的愿望。上学期间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个好医生，先要多读书，熟读经典，打好理论基础，只有将中医理论学精学透，才能在诊病时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还要在临床上多下功夫，不能怕苦怕累，只有理论结合实践，才能做到药到病除。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成了一名临床医生，在基层医院工作两年后，深感知识的不足，于是又考入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1988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首钢医院（现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中医科，一干就是30多年，直到退休。多年来我始终把自己定位于“普通百姓的健康守护人”，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使我越来越觉得当初选择学中医是对的，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好像逐渐成熟的果实变得越来越香甜一样。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中医在我国历史悠久了，您认为其生命力长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卢世秀：如果从有比较翔实记录的医生即战国时代的扁鹊算起，中医应当有大约2500年的历史了，当然实际比这还要长许多。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医始终保佑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繁衍昌盛到今天，中医功不可没。同时中医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的医学，即使在现代西方医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在面临多次打压围剿的情况下，中医依然深受百姓欢迎屹立不倒。为什么中医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最主要的是它有疗效，能看好病。我们知道，医学唯一的目的就是保障人类的健康，再直白一点就治疗疾病，如果没了这个目的，医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需求是医学存在的根本原因，中医之所以能够至今不衰，也是因为有着强大的需求。
随着西风东渐，西医逐渐成为中国卫生保健的主体力量，西医的到来，不仅大大压缩了中医的治病范围，有时甚至还威胁到了中医的生存，中医的状态用岌岌可危一词来形容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究其原因不仅与西医的强势有关，也与政治环境与政策导向有关。从民国时期的“旧医废止案”事件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部某些人对中医的歧视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即使到了这样的境地中医仍然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更说明与中医有着良好的无法替代的临床疗效有关。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中医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关于中医疗效的问题有一些实例可供参考，远的如上世纪初沪上名中医丁甘仁与西医打擂，中的如上世纪50年代中医药参与石家庄“乙脑”爆发的治疗，近的如2003年的抗SARS和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救治，都是中医疗效的典型案例。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根据您的从医经历，您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中医？
卢世秀：什么是好中医？好中医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古代早已有之，这就是中医典籍里反复提到的所谓“上工”。我们的先贤将医生分为三等，即上工、中工和下工，上工就是好医生。这样说还是比较抽象，那么怎么区分上工、中工和下工呢？评判标准也是有的。周朝有一本书叫《周礼》，《周礼·天官》中记载了有关“医师”的事，它说“岁中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就是年终的时候要考察医生的水平，论功行赏，说“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说如果十个病人都治好了就是“上工”，就是好中医，如果治好了九个就差一点，如果只治好了六个那就是“下工”，当然不是好医生。还有一本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也有类似的标准，它说“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你看，那么早就是以能否看好病，也就是疗效作为判断医生优劣的标准。当然是否为上工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否治疗“未病”，中医将疾病分为“已病”和“未病”，未病就是人体或组织器官还没有形成疾病的时候，好医生应当会“治未病”，即防患于未然，将疾病消灭在在萌芽状态，中医的说法是“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上工救其未萌，下工救其已成”。
200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一个“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选拔200名正高级职称的中青年中医专家进行专项培养。之所以启动这个项目，就是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培养好中医，文件说得很清楚，“旨在选拔一批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通过研修，使他们尽快成长为热爱中医药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且医德高尚、理论深厚、医术精湛以及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其中提到“热爱中医，医德高尚，理论深厚，医术精湛”，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好中医的标准。通过严格选拔，我有幸成为这个研修项目的首批学员，经过3年的培养于2007年圆满结业，成为国家首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中医？通过我近40年的从医经历以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的培养，感觉到还是“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养计划中提到的“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我的老师晁恩祥教授又加了两点“善思悟，勤总结”，这是在总结了古往今来无数名中医的成才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成为一个好中医的不二途径。
如果将好中医的培养用一个课程来比喻的话，我觉得学经典是成为一个好中医的必修课；跟名师是成为好中医的精品课；做临床是成为好中医的实践课；善思悟、勤总结是成为好中医的提高课。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为什么学经典是成为一个好中医的必修课？中医经典的重要性何在？
卢世秀：中医学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医学体系，中医经典理论是这个体系的基础。要想成为一个好中医，就要掌握这个医学体系，中医经典理论就是必须要学的。就像盖高楼要先打基础一样，没有基础就如同在流沙上盖房子，在花盆里种大树。虽然也能学得一枝半叶，但终究走不远，成不了“上工”。
中医经典为何重要？许多人包括某些西医大夫不太理解，总觉得现代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而中医还是抱着几千年前的故纸堆不放，未免太落后了，其实这是对中医经典的不了解。人们一般对老子的《道德经》崇拜有加，认为它阐释了自然界的大道理，其中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等都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即使放在当下也不过时。其实中医经典也是这样，中医经典之所以能流传千载而不衰，和《道德经》一样，是因为它阐述的也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对自然界特别是人体普遍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中医最重要的经典之一《黄帝内经》中的许多观点甚至词语实际就是从《道德经》演化或借用过来的。如《道德经》说“道法自然”，《内经》说“法则天地”，《道德经》说“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内经》则有“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泻有余，补不足”。《道德经》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内经》说“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你看，中医的许多内容都和《道德经》相关，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只不过中医是将这种智慧通过对人的生老病死的认识体现出来罢了。
另外中医本身也并不是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科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而中医经典则是对自然界及人体变化的高度概括，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它并不因时代的发展而有所褪色，反而愈显示出其历久弥新的时代感。
除了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外，中医经典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经典中所包含的治疗原则与方法以及方药都可直接用于临床治疗，由于这些方法与方药经过了长期的临床检验，是中医宝库中的精华，所以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这也是中医经典之所以重要的一个方面。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您说跟名师是成为一个好中医的精品课，您对此有什么体会？
卢世秀：跟师学习是中医学的一个传统，过去没有中医院校，学医要跟师，要学好就得跟名师。春秋名医扁鹊是跟住旅馆的客人长桑君学的，汉代医圣张仲景是跟老乡张伯祖学的。中医的众多流派都以这样师徒相授薪火相传的方式形成的，比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是跟当时的名医张元素学的，而名医罗知悌又拜李东垣为师，这样就形成了有名的易水学派。所以师承是中医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形式。
为什么说跟名师是成为好中医的精品课呢？因为好的老师本身就是精品。他们拯危济羸，医德高尚；沉耽典籍，学识渊博；长期临床，医术精湛。经常为你指点迷津，拨云见月，所以跟他们学习是迅速提高自己理论水平和临床技艺的绝佳途径。
以我为例，2003年国家中医管理局在启动“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时”，设计了一项内容，要求我们跟名师，得益于这个要求，我有幸先后拜师于中日友好医院的晁恩祥教授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路志正教授，两位教授都是我们国家德高望重学验巨丰的中医大家，后来都被评为国医大师。我很幸运跟的是真名师，所以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不管工作多忙，也要抽出时间跟师侍诊，在老师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下，我的中医理论水平和临床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样其他学员也收获很大，我们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了全国各地的中医临床骨干，许多人都成了国家或省市自治区的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也有了自己的徒弟。时间和实践证明，跟名师确实是中医成才的精品课。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您认为做临床是成为好中医的实践课，您是怎么做的？
卢世秀：前面说了，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上工”即好中医的标准是“十全为上”，即使做不到也应“十全九”，不做临床怎么知道你是什么工呢？不做临床你又怎么能成为上工呢？什么是名副其实的好中医？就是理论和临床都好的中医，不是那种纸上谈兵，说起来头头是道，上临床摸不着门道的所谓“名医”。要想成为好中医，就得多实践，多临床。中医的一大特点就是临床实践，许多经验和方法都是从临床中得来的。有句老话“中医越老越吃香”，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越老说明临床的时间越长。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虽然这话有点片面，但也反应的是现实，经验是靠积累来的。
如何做临床，我认为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分科宜粗不宜细，二是要知常达变。
先说分科宜粗不宜细，是说中医诊病不应分科太细，尤其是打基础阶段，更不应分科太细。从中医的发展史和历代名医的成长经历来看，好中医应该是不分科的，即使是某一科的名家，也不是只会一科，只不过是在某一科上突出一些罢了。比如名医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华佗以外科手术闻名于世，但他的内科水平亦相当高。所以说好的中医大夫都是“全科医生”。
因为中医理论的特点之一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病理上则是相互影响的。中医治的是生病的人，所以要根据整体观来对人体进行调治，这样就需要对各脏腑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都有很透彻的了解。如果分科太细，特别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医，很容易一头扎进某一科拔不出来，虽然可以对某一科疾病研究的很深很细，但由于长期缺乏从整体观对疾病进行辨证论治的磨炼，对整体思维的形成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在看病时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因为没有掌握其他科的治疗方法，无法应对复杂的病情，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
我毕业后在西医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工作，西医综合医院的中医科一般不太受重视，许多刚从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不太愿意到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工作，总愿意去中医院，觉得在中医院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两面看，如果从专业角度看在中医院工作确实有优势，医生对本专科的理论掌握得较扎实，有深度，西医技能很熟练；但从另一面来看也有上面所说的弊端，在临床上处理一些问题的思路和能力可能会比较局限。由于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分科没有那么细，什么病都看，所以反倒能锻炼人，处理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疑难杂病的能力比较强，可以称为中医的全科医生。有了这个基础再在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下功夫，解决专科问题的能力会更强。我退休前经常被医院其他科室邀请去会诊危难重症患者，这类患者特别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往往身患多种疾病，如果没有全面丰富的临床经验的话很难做出正确的诊疗方案。正因为我平时见的病多且杂，所以处理这种危难重症能够做到胸有成竹，疗效满意。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我曾整理成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第二是要知常达变，许多初次参加工作的年轻医生，开始往往信心十足，踌躇满志，想要一展身手，但初次遇到病人却不知该如何处理，发现现实情况与自己书本上所学常不相符，因而十分沮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学校学的知识是常，而临床情况千变万化，是变，常少而变多，以常应变自然捉襟见肘。二是有的年轻医生总想剑走偏锋，一招制胜，学了一个方子或方法就想包治百病，正象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说，“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医，及治病三年，方知天下无方可用”，这都是初为医者常有的毛病。我的体会是，要先打好基础，掌握最基本的诊疗方法，不要老想着治疗什么疑难重病，创造奇迹，那是不现实的。因为第一，我们日常面对的是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重症并不多见，所以首先要能够处理好这一类病，如果好高骛远，不愿意在这类疾病的诊疗上下功夫，结果是大病治不了，小病治不好，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时光与精力。第二，如果基础不好，不能知常达变，即使遇到疑难重病也应对无方，或是治疗错误，耽误了病情，所谓“庸医杀人不用刀”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您认为善思悟勤总结是成为好中医的提高课，您有什么体会吗？
卢世秀：“善思悟，勤总结”是国医大师晁恩祥教授提出来的成为好中医的又一个条件，这是他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并结合诸多中医大家成长经历总结出来的，对于好中医的培养十分重要。
《论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对学习与思悟二者关系最好的说明。凡是在中医学上有造诣的人都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学中医要有悟性。这是中医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前面谈到，中医是科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中医不但讲究法和术，还特别重视“道”，这个“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事物，也不是具体的方法和技术，而是自然界普遍的规律，思悟就“悟道”，只有悟得了“道”，站在这个“道”的高度审视人的生命与健康问题，才会对各种生命现象以及之间的变化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对于通过思辨来了解病情与制定方案的中医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创新性思维与治疗方法就是思悟的结果。
思悟的过程也是临床经验积累和思考的过程，能将思悟所得提升到理论的层面则需要不断提炼与总结。古代医籍汗牛充栋，其中精品无一不是先贤勤劳智慧的结晶，如果他们不善于总结，述而不作，怎么能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流芳百世呢？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临床经验总结的典范，张仲景通过“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颅要录》，并平脉辨证”最终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医典籍《伤寒杂病论》，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我的两位老师都是善于总结的典范，路志正教授将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提炼为“执中央，运四旁，怡情志，调升降，顾润燥，纳化常”，将脾胃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晁恩祥教授通过多年来对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诊治，结合先贤对咳喘的认识，系统归纳总结出了“风咳”“风哮”的理论及治法方药，并创制了治疗此类疾病“苏黄止咳胶囊”。所以勤总结也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志，总结的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我认为跟师要做有心人，对老师的经验要善于发现和总结，我曾总结了晁恩祥教授治疗急腹症的案例，通过分析整理，学到了老师治疗危重疑难病的思路与方法。一个好的中医不但要总结老师的经验，还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才能使中医得到传承与发展。我于自己的临床所得也常做总结和整理，并撰写成文。比如通过对癌症患者的治疗探索，在中医“扶正祛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扶正抑邪”的观点，这也是通过善思悟勤总结得来的。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从医这么多年，有什么事儿让您记忆深刻呢？
卢世秀：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件是2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治疗效果出奇的好，每个病人都有效，而且许多效果非常好，这令我十分高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经验积累已经使自己的诊疗水平出现了量变到质变的突破，那种心情真如一首古诗说的：“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自豪得意感无法形容，从此对中医的信心更足了。常听有人说中医不管事，治不好病，其实《内经》中早就说过：“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通过多年的临证感悟到：要成为好中医，就要踏下心来学经典，做临床，跟名师，善思悟，勤总结，“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出来”。
第二件是一个具体事例，22年前我接诊了一位老人，他患的是很严重的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时疼痛难忍，彻夜不眠，我给他开了3剂中药，第4天来复诊时，他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我磕头，对我千恩万谢，说我救了他，我当时也激动的眼圈儿都红了。这么多年了，老人进门一跪的场景还在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这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愿望发自仁爱之心，而能迅速为其解除痛苦则要靠精湛的医术，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具备才能称之良医，这就是每个为医者都应该达到的标准-德技双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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