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陕西关中西府有句流传甚广的民谣：“岐山的郭宋家，凤翔的周郑家。”郭宋家和周郑家是明清时期岐山和凤翔两地的名门望族和商业巨擘，他们四大家族世代联姻成为亲戚，在关中地区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至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郭勋、宋兑成、周恕、郑士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乐善好施。
近代陕西关中西府有句流传甚广的民谣：“岐山的郭宋家，凤翔的周郑家。”郭宋家和周郑家是明清时期岐山和凤翔两地的名门望族和商业巨擘，他们四大家族世代联姻成为亲戚，在关中地区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至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郭勋、宋兑成、周恕、郑士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乐善好施。
千里做官为的啥？为名，为干事！郭家人说。
岐山的郭宋两家是清代关中地区有名的富商家族，他们是怎么发家的？由于相关历史资料的匮乏，无从考证，凤翔籍学者、长安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李均宏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推断，岐山郭宋家应该和凤翔周郑家生意相当，都是从南方贩运货物到西北边疆做商贸生意发的家，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郭家重视读书。据《郭凤楼墓志铭》记载，郭家代表人物郭勋，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贡生出身的爷爷、父亲，希望他能不汲汲于富贵，不做膏粱子弟，通过读书入仕，成为一个有学识、有才能、有作为的人。郭勋少年时考取秀才，后来以廪贡生的身份出任河南洧川县县令。上任伊始，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为官标准：不做俗吏。
啥是俗吏？当时的社会流行一句话：“当官千里为求财！”清代官场上有一个人人皆知、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就是侵占所谓的“火耗银子”，这是一项不菲的收入。“火耗银子”指的是地方官从百姓那儿征税征费，会收到大量的散碎银子，这些银子经熔化后铸成大锭时，会产生一些损耗，叫“火耗”。火耗是要加到百姓头上的。开始时加收火耗还遮遮掩掩，后来朝廷明文规定在赋税之外另收火耗，使之合法化。收多少哩？朝廷当然有规定，但地方官总要在标准上多加一些，加多加少全凭官员的良心，多出来的都落入自己的腰包。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指这一类进项。既然外官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京官为何不能分一杯羹？所以，京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外官伸手，外官为办事方便向京官贿赂，也就成了常例。
当大家都在做这种“官”时，郭勋却不愿从众，“火耗按国家定的标准，一厘都不许多征！”他斩钉截铁地命令税务官。洧川土瘠民贫，又逢饥馑，他竭力办赈救灾，所有钱粮赋税，都以最低年份征收，使百姓不致流离。当地教育落后，他带头捐钱创建书院，给教师发补贴，给学生发“膏火”费，目的是留住人才，培养人才。郭勋在洧川任上几年，行仁爱之风，轻徭薄赋，囹圄空虚，重视教育，政绩突出。可惜因母亲患病的缘故，他辞职陪母亲回岐山老家养亲，他向挽留他的众人解释：养母之日短，为众之日长，尽孝之后，还会回来的。没想到，后来他竟然先于老母而逝，只活了52岁。
郭勋的后裔郭子直先生，是成就卓越的语言学家和书法家，他幼承家训，师出名门，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1940年回乡创办岐山中学，1955年调入西安师院（陕西师大前身）任教。当时学校初建，校图书馆存书不能满足教学之需，急待充实，而国家百废待兴，上市书籍奇缺。先生爱校如家，毅然将祖上珍藏及自己省吃俭用、多方收购的珍、善本书籍、碑帖、图书、刊物等793种计3900余册，悉数捐赠给校图书馆，不取报酬，不索收据，不求表彰。这些书籍被校图书馆妥善收藏，至今为教学所用。先生去世后校图书馆敬挽：“学广识博惠泽天下士，馈赠珍籍普济读书人”，表达了校方对先生这一慷慨义举的肯定和褒奖。
家中富裕，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呢？“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别作膏粱子弟！”宋家掌门人宋兑成曾这样斩钉截铁地说。
岐山凤鸣镇的宋家，乃明清时期岐山第一乡绅。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宋家出了个进士叫宋德，当过河南温县知县、浙江道监察御史、四川佥事副使按察使，为人仁慈，但法度严明，政绩卓著；清乾隆年间，又出了进士叫宋建中。据《宋公墓志铭》记载，宋家到宋兑成这一代时，产业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关中有民谣曰：“金武功、银凤翔，不如岐山一后晌。”这“一后晌”，主要就是指宋家。宋兑成“甫成童，即知向学，自惟家世书香，耻为纨绔膏粱子”，“公不问家生业，惟乘间奋然于学，力求无愧古人。”为了静心求学，宋兑成曾在周公庙附近山中建立草屋别墅“安砚山寮”，在其中读书学习达五年多时间，后来因为家庭发生变故，不得已回到家中主持家务。
宋兑成此人，科场上虽然没有多大建树，但却教子有方，他的教育方法总结起来有五点：一是明确规矩和禁令；二是以引导为主，杜绝打骂；三是外严内慈，树立一个父亲的仪表和风范；四是提倡勤俭；五是乐善好施，告诉子孙一个正确的财富观。
富而广施仁义，是宋兑成品德上的一个鲜明特点。他在任南郑县教谕时，一次南关失火，大火延烧数十家，他暗地里委托学生捐献出自己的俸禄，使受赈者不知谁赈，做好事不留名；他在家乡赈灾捐输军费，出资修城建校，花费数万两银子，导致家庭开支一度匮乏而毫无悔色；每逢歉收之年，他必“施面于门，日五六百人，自秋历春，至丰收未已以为常”。“这就是民谣中所谓‘宋家的金子拿斗量’吧！”对此李均宏评价说：“宋兑成其人，富而兼济天下，颇有周公遗风！”
宋兑成的儿子宋金鉴，5岁时父亲就把他带到“安砚山寮”陪读，耳濡目染书门之香，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考中庚戌科二甲五十四名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内阁中书，刑部郎中。宋金鉴工书法、擅诗文，岐邑至今尚存宋氏手书碑碣。国宝大盂鼎即为宋金鉴发现并收藏。有清一代，岐山只得一翰林，即宋氏金鉴也。
“儿养穷，女养富”。明代中叶周氏家族的奠基者周恕也说过这句老话，他在告诫周氏子弟时说：“商而富不如儒而贫。”勉励子弟们，年纪轻轻别光想着挣钱，有钱不如有才，要攻读儒学，做一个有学识的人。
周家祖居地在凤翔县的周家门前，县城里周家大院是其家族在县城的府居宅院，周家崛起于明代中叶，是明清两朝凤翔县著名的名门望族，通过经商发家致富后，又重视文化教育，其家族子孙通过科举做官者络绎不绝。周家的人富而好仁，急公好义，多次捐款捐粮赈灾救人，代表人物有明代中期的周恕、周冕、周易和清代中后期的周镐，周建官、周建邦、周建丰三兄弟，周宗钊、周宗濂两兄弟，周鼎、周铎、周彝三兄弟。
“周正谊堂”是凤翔周氏家族的宗谱堂号，“正谊”含义来自于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探究事理，要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放在一边。据清代《凤翔县志》记载，周家商业始祖周恕明朝中叶在扬州做生意发迹，但他认为“富矣！而无济于物，奚贵于富耶”。意思是说：富了，如果无所寄托，岂非富而不贵？又说“商而富不如儒而贫”，拿读书和从商赚钱对比，认为年轻人宁肯贫穷也要读书。
凤翔县文昌巷中段周家大院的门楼横额保留有“端本善则”“勤俭恭恕”“言物行恒”“戬榖罄宜”“行笃敬”等砖雕文字，“端本”就是要诚心，“善则”就是要和亲，或者说使家庭和睦。“言物行恒”指君子的言语必须切合实际，行事必须能持之以恒。“戬穀罄宜”可以理解成与人为善，顺应自然。残存的砖雕对联“经训不荒真富贵，家庭有礼自平安”则是对其家族子弟常读经书家训和重视礼义孝悌的儒商家风的直接宣示表达。这些文字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哲理，反映了周家人的思想信仰和精神追求。
清代关中著名学者郑士范，把自家的厅堂题名为“学吃亏堂”，意思是为了家族人际关系和睦，人人要学吃亏礼让，反对自私自利。
郑家也是凤翔的著名大家族，郑士范生而敏锐，端庄老成，幼年时，生母病死，他侍奉父亲和继母，孝敬有加。相继受业于宝鸡举人强铎、汉中名儒张五伦门下。张五伦死于官，贫不能埋，士范有始有终，经办其丧，厚待其遗孤，人都称许他为“善士”；士范开办家塾，与同学朝夕讲学论道，教人立身必以品德为第一条件。每遇到荒旱之年时，士范拿出自己的粮食，按人口散发给乡邻，而且还施舍棉衣，扶危济困，共度荒年，百姓称之为“郑善人”。清道光二年（ 1822年），郑士范高中陕西乡试解元，先后在多地任知县，后归隐还乡，闭门著书，门生有数百人之多。其嫡孙郑书香，是清光绪年间举人，曾在民国年间编修《凤翔县志》，编著有《宁羌州志》《郑士范年谱》等，对西府曲子颇有研究，曾考证出西府曲子是源于秦穆公宫廷中的一种宫曲词。郑书香的孙子郑文显是西府曲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人。
郑士范一生著述颇多，据李均宏刊发在《唐都学刊》的论文《郑士范的关学思想管窥》提到，士范著《绿猗寮集》中有《学吃亏堂记》一文，此文可看作郑士范对郑家子弟的家风家训。“士范幼蒙庭训，稍长而从学乐庵，稔闻肯吃亏为君子也，平生出处奉以周旋。今老矣！戒得之年，惟堕家风是惧。又惧子弟之不余学也。袭昔人学吃亏堂之名以名吾堂而记之曰：吃亏之学，岂矫枉哉！……”
郑先生文中谆谆告诫子弟：能吃亏方为君子！他指出，现在的一些小家庭，只顾自己的妻子儿女之私，凡事唯利是图，不懂得尊敬长辈，不懂得睦邻关系，没有爱心，没有大局观，这样如何给子女做好表率？孟子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不学吃亏，恐怕连“亲”“长”都做不到。郑氏后裔认为《学吃亏堂记》是冶亭公郑士范为子孙创立堂名的解释说明。学吃亏思想是典型的儒家宗法伦理思想，就是要求家族成员遵循克己奉公、自我约束、礼让三先、吃亏是福的思想境界，在与人交往中也要“以学吃亏为讨便宜”，这样才能和谐相处，无往而不自得。
李均宏评价说，“学吃亏”家训不光在清朝，就是放到当代家庭也足以让人震撼。“学吃亏”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儒家思想道德基础上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它不符合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是一种非等价交换，也许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但在处理家族亲属朋友同事等亲密社会关系交往方面，学吃亏思想也体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品质，这是与斤斤计较甚至狡诈欺骗的市侩意识相对立的。从这点来看，“学吃亏”家训自有它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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