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负积多年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似乎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解决。
此前数据表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万人。但近日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通报，这一数据成了902万人。为何会出现超过5000万人的差额？民政部有关负责人称，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得益于各地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有效实施，二是在农村留守儿童定义方面有所区别。
据悉，此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此次《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则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要是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九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等有关规定。“这既符合法律精神，也更符合中国国情。”
舆论对“重新定义”留守儿童的惊诧，表明他们此前的疏忽与失察。因为对留守儿童的重新定义，并非突然出现。早在今年2月4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了这一认定标准，即“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当然，哪怕伏笔早已埋下，也并不意味“重新定义”确有正当意义。按相关人员解释，重新定义留守儿童，乃是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之规定而来。在我看来，这是注定使“重新定义”显得狭隘之处：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绝不应当仅限于关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中，成为受伤害者比成为罪犯的问题要大得多，也重得多。因此，对留守儿童的关注需要超越简单的犯罪学范畴，我们不是仅仅为了预防犯罪才关心留守儿童。
另外，通过重新定义，就使得农村留守儿童一下子锐减5000万人，且不说这种统计学是否显得过于“急功近利”，单就人们的直观感受而言，也相去甚远，充满魔幻式的颠覆。
此前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数据，来自全国妇联在2013年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并通过调研所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中，全国妇联也明确指出，“46.74％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即接近半数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而这正符合新定义中“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的条件。那么即以3000万而论，即使再除去16?17岁两个年龄段的孩子，一下子只剩下902万，怎么看都有魔幻的意味。
当然还有一些质疑的情绪，来自于直观的感受。比如自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报告到此次的“重新定义”的三年时间里，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似乎并没有显著减少，户籍及就学问题仍是许多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子女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同时，类似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的新闻也总是时不时地刺激人们的神经。在这种情形下，民政部相关人士将农村留守儿章数量变化主要归因于各地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难免让人半信半疑。
假设所有的定义都可以被重新定义，那么当你重新定义了鹿，就不难得到一匹马，而如果你重新定义了留守儿童，就不难得到某种如释重负的判断。但问题在于，是不是一经“重新定义”，那些无所依恃的，散布于大地边缘的，面容模糊的孩子，就真的拥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命运和人生？他们是不是真的从此衣食有靠，无忧无虑，就像真的全部拥有未成年人应得的那些权利了呢？
中国可以用三年时间，使农村留守儿童由6100万减少到902万，如果这是一种事实，庶几是人类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也正是因此，我们不希望它仅仅是一次对于数字的技术处理，或只是在定义层面的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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