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茅盾文学奖（简称“茅奖”）是中国当代极具权威性、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评论家潘凯雄曾有统计，“茅奖”的年获奖率仅为约1.2%。可以说，“茅奖”获奖作品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最具典范性和原创性的审美范式。大家耳熟能详的《繁花》《人世间》《黄雀记》《白鹿原》《推拿》《应物兄》《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经典作品都曾摘取“茅奖”桂冠。那么，这些小说凭什么获得“茅奖”？ 它们为何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茅奖”评委到底青睐怎样的作品？近日，第八、九届“茅奖”评委王春林的新作《长篇小说的高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精读》，从小说的结构方式、叙事手法、语言特色、主旨意蕴等多个角度切入，带领读者品赏、领略18部“茅奖”获奖作品的丰厚内涵和艺术魅力。
长篇小说有“文学的金字塔尖”之誉，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作家艺术创造力的文体，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水准，并始终是读者文学阅读的重要部分。对这一种如此重要的小说文体，其定义相对繁多。铁凝说过：“短篇小说写的是景象，中篇小说写的是故事，长篇小说写的是命运……我们应该警惕把人物的命运写成命运提纲，命运提纲本身是不可能呈现命运感的。”徐则臣认为，长篇必须有一定的长度、密度和难度，这是它区别于中短篇、“是其所是”的重要特征。它需要引领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个文体全方位地出击和开拓疆土。在王春林看来，有两种对长篇小说的定义中最值得注意。一种来自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大师M.H.艾布拉姆斯和杰弗里·高尔特·哈铂姆关于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文体所应具备的特征，包括“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情节，更广阔的环境展现，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的探究”这四个方面，以及更为本质的虚构性特点。另一种来自苏联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精辟的见解：“长篇小说乃是这样一种叙事作品，（无论它们的叙事形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主要主人公（或主要主人公们）通过自己相当长的一段生活经历，显示出自己的社会性格的发展，这种性格发展是由于主人公的利益与他的社会处境和社会生活的某些常规发生矛盾所造成的。”王春林说：“尽管说艾布拉姆斯、哈铂姆他们与波斯彼洛夫的观点也难称完备，但相对来说，以上这两种关于长篇小说基本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还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因此，我们更多地愿意在他们所定义的层面上来理解使用长篇小说这一概念。”
每四年一个届次的“茅奖”——一个专门以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的文学奖项，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之一，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该奖项自1982年首届评选至今，已举办整10届，40年间评出近50部各具特色的长篇精品。那么，“茅奖”到底有怎样的文学标准？对此，《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中有明确规定：“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茅盾文学奖评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对于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
王春林系《小说评论》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以评委身份深入参与第八、九届“茅奖”的评选工作。他认为，尽管《评奖条例》中的相关表述带有公文写作的特点，但有一点却是无论如何都必须明确的，那就是：在强调作品所具思想艺术品质的同时，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也必然会被纳入到认真考量的范畴之内。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届“茅奖”评选将于2023年拉开帷幕。在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重要节点上，王春林的新作《长篇小说的高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精读》收录了他对《人世间》《白鹿原》《推拿》《繁花》等广受读者欢迎的18部“茅奖”获奖作品的细读与评析，以18堂深入浅出的小说精读课，徐徐铺展开一幅全景式的文学地图，为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提供了一份珍贵指南。王春林表示，新书之所以选择“茅奖”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固然与自己多年来对长篇小说创作的长期追踪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获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文学时代最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当然，也正如艾布拉姆斯、哈铂姆和波斯彼洛夫他们三位所着重强调的那样，当我试图对这些获奖作品进行深度考察的时候，关注的重心肯定会更具体地落脚到思想的深刻性、对现实和历史以及人性的敏锐洞察力、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成功度，包括语言和结构在内的艺术形式的原创性等几个方面。”
王春林认为，从文体的角度看，当下时代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可以分为 “百科全书式”“史诗性”“现代型”三种不同类型。《长篇小说的高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精读》中讨论的18部作品，既有极具史诗气质、书写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下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人世间》，也有像《蛙》这样聚焦共和国六十年计划生育史，在深入反思的基础之上提出历史观念重构的野心之作；既有以《应物兄》《春尽江南》为代表的，展现权力与资本场域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洞穿时代隐秘症结的作品，也有诸多关注都市生活偏僻角落中的边缘人和随现代化进程逐渐被甩出主流社会的少数族群的作品，如为已成为历史遗存物的民办教师群体发声的《天行者》，还有讲述在我国几近消亡的鄂温克族往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既有《白鹿原》《秦腔》《繁花》《一句顶一万句》这样家喻户晓、流传极广的口碑经典，也有如《北上》《生命册》一般文学和社会价值毫不逊色，但尚未走进大众视线，仍待更多读者关注、欣赏的不俗之作。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描写的是盲人群体爱与欲望。王春林在读完《推拿》后，满脑子充斥的都是两个字——“心灵”。在《<推拿> ：“法心灵”的日常化叙事》一文中，王春林写道：“王大夫的心灵、小孔的心灵、沙复明的心灵、小马的心灵、都红的心灵、金嫣和泰来的心灵、张宗琪的心灵、张一光的心灵，这些“心灵”堆砌在一块儿，扭结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狭小却自足的盲人社会。他们 虽然不能用眼睛“看”到世界，却能用心灵去感悟世界。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处于异态的群体，但毕飞宇却能'从最异态画面入手，写出常态来’在如流水般的日常生活画面中，让笔下人物的心灵世界得到最常态的展现，这使我颇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由此再联想到毕飞宇以往的小说创作，我终于恍然大 悟。原来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并非是自《推拿》开始的，《青衣》《玉米》《平原》以及毕飞宇其他的一些以现实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中短篇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宏大叙事见长的传统现实主义，又不同于真实记录底层小人物庸常琐碎的生活场景的新写实主义，毕飞宇的小说都堪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那么，用什么词汇才能够较为准确地概括毕飞宇这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呢？王春林想了一个词，叫作“法心灵的现实主义”。王春林认为，毕飞宇的叙述与文本中人物的日常心理流动过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以至于你简直都辨不清还有生活场景和各种客观物事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毕飞宇只是在一味地玩心理转换游戏，而是说日常的生活图景早就融入了人物的心灵流动过程当中，或者也可以说被毕飞宇的独特叙述所遮蔽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心灵”两个字，而这也正是毕飞宇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的最主要原因——将人物的心灵以日常化叙事的方式展开，在不同人物心灵的缓缓流动中完成对整 部小说的建构，从而达到了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境界。
长期以来，“茅奖”的评选标准侧重于作品对国家、民族、时代发展大势的反映，聚焦现实、关注民生是获奖作品共同呈现出的鲜明特色之一。尽管如此，“茅奖”始终鼓励、包容长篇小说的艺术创新。除了《人世间》这样具有浓厚现实主义基调的“大部头”，王春林在本书中也讨论了《黄雀记》等充分融入先锋艺术经验，体现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技巧的优秀作品，帮助读者了解“茅奖”评选标准的总体倾向和多元取向，对于文学创作者群体尤其具有启发性。
王春林致力于从文学作品中看中国社会的变迁，在极速变化的时代挖掘可以长久留存的文学经典。《长篇小说的高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精读》是王春林对茅盾文学奖高光时刻的记录与回顾，为国内各层次、各领域读者品赏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感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分量与魅力提供了绝佳契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责任编辑：董小玥 审核：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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