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战争频发的社会环境、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日新月异的手工业发展与百家争鸣的学术之风都影响着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国势的发展。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也决定了社会在高度发展的同时必然存在严重的动荡的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集其门客聚百家思想编撰了一本可以被称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杂事'的书籍——《吕氏春秋》。
书中吕不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思想为框架，墨法思想为补充，在容纳百川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为秦国日后的统一大业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在编撰过程中吕不韦受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想的影响，将治国之道比喻于成君之道，又将成君之道比喻成器之道中，借成器的方法间接劝诫君王。
因而，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治国成王之书，亦是一本蕴含着古代造物思想的书籍。书中用农业为国之根本的地位，为我们指出农业器具、农耕方法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从农业角度入手论证造物中最基本的'物以致用'原则。还指出了指出造物中'天人归一'思想的重要性，通过对'天人归一'思想的阐述来论证造物的最高准则。
不论是'物以致用'，还是'天人归一'在中国造物史中都一直被作为造物的重要理念而被不断践行的，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才有了古代中国灿烂的造物文化。这些造物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造物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样也对我们当代设计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鉴指导意义。
图一 《吕氏春秋》书页
摒除吕不韦对此书编著的鼎力支持，当时繁荣发展的商业经济与百家争鸣的思想变革，为《吕氏春秋》的成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精神依托。秦孝公即位后痛感朝堂无可用之人，下令广纳贤才，并许诺将有才能者奉为官。卫国商鞅应征入秦，受到了秦孝公重用，并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提出用法令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化的合理性、允许土地买卖、提出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等措施使得秦国实力迅速增强。
军事上秦国通过一系列合纵连横斗争，与齐国成为西东二强并尊为西东二帝，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基础。之后又经过惠文王、武王两代，秦国国势的强盛更是与日俱增，吕不韦入秦之前正值秦昭王执政后期，秦昭王在位期间深受范雎思想影响，对外采取'远交而近攻'的策略，使得其在诸侯争霸中屡战屡胜；对内铲除魏冉、宣太后政权，使得国家权力集中于王权。
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军权与政权的绝对统一也促进秦国封建农业经济飞速发展。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秦国领土面积不断扩大，同时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也让成都平原成为沃野。
图二 秦朝农耕用具
秦国土地面积的扩大促使牛耕和铁农具大量出现，农业产量呈现出大幅度提升趋势，'万石一积'的粮食随处可见，'粟如丘山'的场景比比皆是。《吕氏春秋》在书中也将农业立为国之根本，并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汇集成《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专门论述农业的文章，指导农业生产。这些丰厚的粮草无疑是秦国统一全国有利的物质保证，也是秦国成为当时富庶的诸侯国之一的有利证据。
社会经济的增长也伴随着农业生产产量的提高而兴旺起来，农具的进步使得大部分直接生产者从奴隶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封建生产关系替代了奴隶制生产关系，人们的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局势。农夫要以粟交换械器，手工业者要以械器交换粟，各种交易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达到目的，这种带有商业形式的交换行为，促使战国时期秦朝的市场经济逐渐繁荣。
图三 影视剧中的秦朝街市
为了商品交换的便捷，秦国开始铸造圜钱。秦惠王时期实施'初行钱'，到了战国末年钱币已渗入秦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钱可以赎罪、借贷。官府甚至将商业活动当成政治事务的一部分，通过放债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钱币的推广，促使当时持有市场钱币最多的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升。一些拥有雄厚资本、囤积居奇的富商大贾不仅可以操纵市场，也可以用丰厚的财富影响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商人们为了获取金钱与利益开始不避艰难险阻云游四方，对于政权的渴望也大大促进了他们对金钱的掌控。
战国末年的吕不韦在当时商人积极谋取权利的时代，也将弦高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开启了属于自己'奇货而居'的时代。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使得手工业有了长足发展，手工业与之前相比除了种类增多之外，生产规模、技术也在不断扩大与提高。
秦国国内除了官营手工业外，民间手工业也已兴起，大者取木、冶炼、锻造，小者自设坊肆，亦产亦销。手工业发展中首推的就是冶铁业，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战国秦铁器不胜枚举，大到军用武器小到生活用器，无不显示出秦国富饶的矿产资源与精湛的冶铁技术。除此之外，秦国的漆器、制造、皮革等手工部门均有了较大发展，青铜器工艺造型精巧，编钟音乐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都佐证了秦国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迅速。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秦国开始出现以咸阳、栎阳为首的集经济、政治为一身的大都会，种种迹象都表明当时秦国已逐渐摆脱蛮夷之国的落后面貌，而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东周诸侯之林。同样，社会高速发展下的秦国也为《吕氏春秋》的编撰奠定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四 秦朝货币与硬币
士族阶级的壮大带来了研学之风的炽盛与学术思想的空前繁荣。私学师门之多、师承来源之异、个人崇尚之别形成了家门学派的不同，当旧秩序被打破，新规则尚在探索中时，各门派'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尽管在政治上秦国已表现出明显的争霸趋势，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儒、道、墨、法、阴阳、农、纵横等诸子学派则共同营造出'百家争鸣'的学术之风。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以往被视为礼制法度皆楷模的周制早已失去号召力。不可否认，周代严格地礼乐制度起到了加强宗法制度、稳定社会生产关系和促进文明进步的作用，但森严的等级划分也使人们安于固定的社会地位，过循规蹈矩的生活。
而春秋战国之际，战争频发各国求贤若渴的现象改变了这一现状，平民晋于高位的机会唾手可得，'布衣卿相''礼贤下士'的故事广为流传，于是大多数平民的上进之心受到刺激，创造能力受到激发，这使得战国时期的文化表现出空前张扬的特色。
图五 百家争鸣的图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战争频繁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和个性发挥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受到周礼世袭制束缚的一大批寒门庶子，成为文化激烈碰撞火花下的'弄潮儿'。战国时期大量的兼并战争使得各国统治者开始广纳贤良，争士、养士、用士成为一股世风。这些士阶层不仅成为供养者的私人势力，而且能够协助其主治国安邦，君王的赏识与时代发展的推崇，使得士族阶级开始成为时代发展的'领潮者'。
这些迫切想要展露风采的士族阶级开始不受国籍和信仰限制，凭借一定的文化和专长，奔走各国寻找明主谋取官位或财富，获得赏识的士族凭借自己的才能与君王的协助，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吕不韦当政前，秦国也开始大量吸收外来人才，但范围十分狭隘，由于推崇酷法的有力统治而主要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所以严格意义来讲秦国并没有养士之风。但战国时代士族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特殊势力，因此，吕不韦当政后打破秦国用人局限，广纳人才为秦国招收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并群策群力使其共同编著了一本集各学派之大成者的书籍《吕氏春秋》。
战国末期政治局势的多变，也使得各国君主纷纷按照自己的意愿各自为政，尊儒、信道、崇法、重农等观点在不同的国家并存，政治局势的诡谲多变也使得君主明白，单靠一种学说实行统治已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时局，于是他们开始信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观念，不论持任何观点只要利于国家统治都可以接受，这加剧了各国人才之间的频繁流动，直接影响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各个学派本着'天下大同'的共同目标相互忍让与通融，这种包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也为《吕氏春秋》的成书提供了必要条件。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与人才辈出的学术氛围，为《吕氏春秋》的成书提供了条件，学术氛围的开放也促使吕不韦编撰此书。
在春秋之前写书只能通过官府委派官吏、士而作，所写内容大多也与官府官文、占卜记录或历史记载相关，因此著书立说是种严肃而神圣的行为。而到了春秋时期，文化传授慢慢从'学在官府'转变为'学在民间'，特别是经过孔子私学的提倡和传播，民间讲学之风兴盛，这种行为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识字量，促使私人著作开始出现。
到了战国时期，越来越多的贵族或士族将自己的理论主张、对人生的思考感悟与对事物的见解著书立言，从而形成了《老子》《庄子》《商君书》等许多私人著述，这些私人著作的出现也为吕不韦成就一本'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的杂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图六 吕不韦图片
早在七八千年前的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摆脱了长期靠采集和狩猎取食为生的局面，石制农具开始作为我们主要的生产工具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直至春秋前后才逐渐被铁质农器所取代，时间长达四五千年之久。
春秋战国之前，人们打磨石头、衡量尺寸是为了能够使用石制农具来改变耕作方式，提高人工劳动生产效率。随后为了减少人力输出，提高耕作效率、增加产量，人们开始在石制农器上钻孔、配柄，利用杠杆原理来实现农具功能的最大化，以此来满足对农业生产的需求。
到了春秋战国早期，这种对石器工具的改造依然盛行，以致影响到之后的青铜农具的制造。春秋战国中期，铁的出现取代了之前的石器与青铜器，各国开始加速矿产资源的开采，铁器农具逐渐出现在农事之中。相对于石制工具造型的笨拙与青铜材质造价的高昂，铁器工具具有造价更加低廉，磨损率较低且实用性较高的特点。这些特点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更加便于人们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铁器农具很快在各国之间迅速推广开来，地处西北的秦国也受此影响开始大力推广铁器。
图七 汲水器图片
秦国国内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山海经》中描述的十大矿山都在其境内，意识到铁器的优势后，秦国开始着力发展国内冶铁业。秦朝特意设置官职以便秦国铁矿的开采、冶炼细化到每一步，以此保障冶铁业的发展。因而，铁质金属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以其出色的冶铸特性被广泛应用。农耕是百姓衣食之源，七千年的农耕文化造就了中国百姓务实的生活态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下诞生出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
《吕氏春秋》作为一本关于治理国家的书籍其中也包含农业理论，《上农》篇中提出的重农意识是整本书籍农业思想的的核心；《十二纪》中十二个月的气候、物候变化及相应的农事活动为经线，并以《任地》《辩土》《审时》篇中阐述的'地宜''时宜'观，与农业生产技术为纬线，构建起了'以农为本'的体系架构和农业'生态圈'。其中提到关于农业颁布的政策、农具的变动创新都是为了论证农业发展对国家之利。
图八 六角形锄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兵器作为对内维护统治与对外领土扩张的有力工具，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从新石器时代，我们用石块、竹木、骨角等随处可见的材料，经过摔置、打磨、捆绑的方法，制成斧、刀等简易但实用狩猎武器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直接推动兵器的发展推入新的阶段。
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青铜的冶炼与锻造技术达到高峰，兵器的发展也逐渐进入青铜时代。当时的工匠掌握着锻造各种青铜兵器的合金比例，并规范了兵器的尺寸和形制，同时与兵器配套的弓箭、皮甲的制作也趋于成熟。
吕不韦提出的义兵思想向世人宣示了秦国对六国的战争的正义性，并在舆论上赢得广泛同情与支持，从而达到迅速打败六国、一统天下，实现'天下归一'的宏伟目标。《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全国前夕，作为秦始皇仲父和老师的吕不韦敏锐地察觉到秦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尤其秦国所推崇的酷吏政策，以及秦王政专横独断的性格特点。
吕不韦为了确保秦王朝的统治，以及封建贵族集团的长久利益，将自己对秦国发展的治国之策都写在《吕氏春秋》中，有的放矢的指出了秦国社会政治中存在的弊端，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借鉴百家思想编纂而成的一本著作，体现了其治国思想与'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即天下必须以天子为准则，以便统一天下人的行动；天子也必须掌握国家，这是为了更好的集中全力便于管理天下。如若不这样做则国家政局动荡，百姓无处安身，战争就会四处蔓延，最终导致国将不国，家将不家的局面。
战国时代，实现国家统一的最直接手段即为发动战争。因此，吕不韦对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与堰兵思想提出反驳，对战争的必然性加以肯定。但是吕不韦肯定战争也不是毫无原则的大兴战火。他认为，战争犹如马车、船只等工具，既可造福于人也可为人带来灾祸，关键在于发动的战争是否合乎道义。
图九 秦国矛图片
《吕氏春秋》作为国家精神统一的体现，明确提出秦天子在国家内处于主导地位，为臣者必须要善为，为民者要善听，以此来拥护其统治。虽然书中对于秦天子的权利作了明确限制，要求天子不能独断专行、为己谋私。但整本书的思想仍是将秦天子置于国家首位，肯定天子的合法统治权，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天子的统治。
《吕氏春秋》中物以致用的思想强调造物的原则应满足致用利人与致用利国两点，将器物的使用价值放在了评价器物的首位。秦朝装饰朴素的青铜器皿，西汉造型独特的青铜灯具，明代使用朴素的家具都将追求器物的使用功能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将美学融入其中，共同造就了不同朝代独特的器物之美。特别是随着时代发展，实用器工具、兵器的发展，更是将物以致用思想利于根本之地。
《吕氏春秋》中物以致用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的结合，更加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类行为在造物与融于自然中的主导地位，更加肯定人的价值。对人行为肯定的同时也对人的行为作为规范，这种规范是建立在满足器物的使用价值与遵循自然法则追求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因而，《吕氏春秋》中的造物观的重点在于强调物以致用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中国艺术器物论》
《提问吕不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