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任传勤 整理：侯艺兵 吴明静
我是1958年到二机部的，做翻译工作。刚来时就觉得邓稼先的房间比较神秘，为什么呢？老邓房间里住着三个人，一个老邓，一个陈小达，一个王贻仁。他们三个和外面的人很少接触，人家出来做早操活动活动，他们三个人不动，一到房间里面跟没有人一样，各人看各人的书。
1958年国庆节以后，部里组织到花园路建所劳动，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盖房子，和老邓他们才慢慢熟悉了。我们每天的劳动，就是当小工。人家工人盖房子，我们不懂技术，就抬砖、抬水泥沙袋，女同志就干点刷油漆这样的活。
我们的食堂是借前进小学的教室，房间很小，天冷的时候喝粥，每个人身前背后蹭的都是粥，因为你盛粥端出来，一转身别人挤上去，身上蹭的到处都是。吃饭就蹲在外面空地里，把菜也放在地上，包括老邓在内，都是这个样子吃饭。那样艰苦的条件和生活，大伙不在乎，干劲非常大，因为大家是为自己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没有通常知识分子下去搞体力劳动的压抑感，都是自觉自愿。
老邓劳动的样子非常笨拙，他不像我们许多人从小劳动过。抬砖时，他不是把扁担放在肩膀上抬，而是用手举着扁担抬，因为扁担压得肩膀疼，他的手就使劲支撑着。这样踏着跳板往上抬砖还有一点费劲。
老邓这个人爱开玩笑，经常给人起外号，大家也给他起外号，叫他“大白熊”。那时候虽然知道他是领导，但是一干起活来大家就不分上下，气氛比较融洽。后来，通过更多的接触，我才感觉老邓在原则上还是很谨慎的，不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随随便便。
1959年北红楼建起来了，食堂盖起来了，初步有了办公条件。部里开了一个总结会，评选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我、邓稼先、俞心柏当选，我们三个人到前门饭店参加二机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在中南海接见了会议代表。
开会期间，我和老邓住在一个房间。老邓非常用功，他是带着业务书去的。白天开会，晚上活动，别人睡觉后，他还要看书，要看好长时间才睡。我们说他：你那么用功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看的什么书，他也不说。那时候保密很严格，他做什么研究，负责什么工作，不告诉我们。
有一天晚上，会务组没安排活动。老邓就说：“小任，咱们两个出去逛逛吧！”我们出前门饭店走到虎坊桥，他说：“我今天带你吃一样好东西。”他带我走到一家广东饭馆，吃鱼粥。老邓请客，买了两碗粥。刚吃了几口，外面又进来几个人。这几个人年纪和老邓差不多，知识分子模样。
老邓一看就对我说：“赶快吃，不要抬头，也不要跟我讲话，更不要称呼这个称呼那个。”我问：“怎么了？”他说：“你快吃，别问。”我们俩就赶快吃，吃完之后他付了钱，匆匆忙忙就离开了饭店。出来以后，他才说：“那几个人认识我，他们不知道我到九局。如果认出我，问我，怎么跟他们说？我也不好说到九局，咱们工作受保密限制啊。”我当时刚刚毕业来单位，什么都不懂，这是老邓当面给我进行了一次保密教育。
此后，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一起外出时从不谈论科研工作，连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前，他们把方案交出去，我们都不知道，他也不讲。交情归交情，工作归工作，非常清楚严格。
老邓这个人亲和力很强，在情趣上能和大家融合。年轻人喜欢打闹，喜欢体育活动，喜欢看电影、看话剧。他同样喜欢，不管水平高低，和大家一起玩，一起看。他个性坦诚潇洒，和大伙情绪相通，没有把大家当成下级，大家也不把他当什么领导。
老邓爱喝几口。1961年我结婚，那时物资匮乏。老邓参加我的婚礼，带了一瓶中华葡萄酒。那酒很贵，一瓶要三十几元钱，而当时我们的工资才五十二元。婚礼上，他老把着那个酒瓶子不撒手。大家说，把老邓送的酒喝了吧。他就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大杯，其他人把剩下的分了，大家一起乐了一回。
还有一次，我俩一起出差。坐飞机时每人发中华牌香烟一盒，饼干一包，那时候飞机上允许抽烟，老邓就拿饼干跟我换烟。
他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叫上我，我也喜欢逛书店。他买科技书、外文书。我买的是古籍和一些文艺书。逛完书店了，老邓必定要请客，因为他觉得我陪他出去，是劳驾我了，过意不去。
他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为人。因为真诚，所以感人。在我和许多老同志的记忆中，老邓的音容笑貌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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