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冬日，与柯平老师小酌。说起这一年的境况，他道，忽有一天，发觉自己已经六十岁，竟无比恐慌，数日不敢出门。我不由暗自惊诧。与柯师相识，恰好十年，眼前的他正如十年前在联谊宾馆初见的他，有诗有酒有肝胆，亦狂亦侠亦温文，岁月在他身上，仿佛折去了锋芒，以至我对他的印象，始终停留在壮年，怎么转瞬便六十了呢？此外还有一节感悟：1980年代，江南文坛，柯师与力虹、伊甸齐名，余生虽晚，却与这三人交情莫逆，据我的观感，力虹激越，伊甸温厚，柯师居中，堪称通达，然而，就连一贯通达的柯师，都恐慌于人生的迟暮，足见生死事大，从反向照出了人力的卑微。
生与死，恰是这三年来我思想与写作的主题。2013年2月，我陪待产的妻子回到其故乡溪口镇康岭村，一住就是三年半。在四明山的草木与剡溪的清流之间，正适合修养心性。与安身立命相关的一些问题，相随风雨，扑面而来。譬如生死，我以为经过二十一岁那年的苦思，已经明了，毋庸再议。不承想，尤其出生与《少年游》写作，使我不得不重新直面生与死的叩问。甚至写罢《少年游》，愈发惶惑，只得续写《鹅城人物志》，企图借此抹平内心的忧惧。
对生死及命运的书写，贯穿了《少年游》与《鹅城人物志》。如果说在《少年游》中，书写死亡是对命运的临摹，那么在《鹅城人物志》中，书写死亡则是对命运的叩问。最终，我不敢说找到了答案，却找到了勇气。孔子论生死，结论是“未知生，焉知死”，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未知死，焉知生？所有对死亡的叩问，其实都指向生者；没有叩问过死，则不足以谈生。进一步讲，叩问的意义不在结果，而在叩问本身，敢不敢叩问，不仅决定了你是不是勇者，还决定了你对生命的认知以及生命的品质。
以前论生死，喜欢说勇者从不惧死，仁者不以生死为意。如此立论，自然以仁者自期。然而古往今来，仁者有几？于是后退一步，立志改作勇者。现在想来，恐惧于死亡，正如恐慌于衰老，都是人之常情，通人如柯师都不能豁免，何况我等。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应对恐惧。基于此，我改写了对勇者的定义。勇者不是不恐惧死亡，而是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向死而生，奋然前行（“向死而生”这个词已经泛滥了，有些人向死而生，本质则非勇敢，而是无奈）。
这三年来，我在思索生死的同时，见证了一些友朋的死亡，尤其是同代人之死，不仅令我痛心，更令我忧惕。譬如金波兄的猝死，使我渐渐戒除了熬夜的毛病；江绪林兄的自缢，使我重审生死及现世的出路，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他选择了前者，我选择了后者，哪条路更好呢，没有标准答案，对个体而言，要义端在于选择、自由、责任与意义，你怎么选择，就怎么承担。然而你必须选择。
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在生日这一天谈论生死，未免沉重。不过转念一想，生日的第一义，恰是生与死：一个人诞生之日，关乎生；此后每过一个生日，距离死亡便近了一步。进而想起过往种种，信手翻出去年今日的札记：“三十岁前，每逢生日，都要大张旗鼓，呼朋唤友，豪饮尚且不够，还得作文纪念。三十岁后，不仅无力书写，甚至无力记取。当年意气风发，视时光为沙，青春则是沙漏；如今恰好相反，时光是沙漏，我则沦为坠向死亡的一粒沙。”如今我愿意认为：书写的背后，毋宁是急于摆脱的焦灼与惶惑；无力书写与记取，疲倦之中，未尝没有一些泰然的成色。
三十三岁生日那天，我抄的是后人纪念谭嗣同的词，其中云：“但得兆民醒百世，何憾人生三十三。”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抄的是赵声《己酉初度寄友》，并引诗自勉：在“梦想人权亦太痴”的时代，继续“聊持肝胆与君期”。今天则欲借用杜老虎兄的一首短歌，这首歌并未写完，然而我恰恰喜欢其戛然而止的决断与洒脱：
春死夏犹活，斗米奈我何。
浅袖起长风，深壶泛微波。
三千银河水，一瓢已足多。
十万天下事，半阕纸上歌。
来来来，且听我，
谁人策马出西关，谁人翻墙去东国，
谁凭文字论激昂，谁睁醉眼说寂寞，
来来来，董小姐……
201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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