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研究（下）

 

四 思想文化史研究 以经学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有三部著作，都是很有深度的精专之作：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74]，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75]，孙筱《汉代经学与社会》[76]。特别是孙筱的著作，可以给读者以深刻的学术启迪。书名大致相同的著作，2001年有晋文、张涛所著的两部，已经给我们以惊喜；孙筱新著的气势和一家之言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就个人的感觉而言，此书可以称之为孙筱的“一鸣惊人”之作，甚至誉为近年间汉代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亦无不可。本书分四章：“新秩序与旧制度——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传统的文化与文化的传统——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共27万字。作者学术视野开阔而又具备识断之力，不能不使人佩服。他大量援引清儒和近现代学者关于汉代经学的论断，既表明学有所承，又不为所限，在取舍评骘之际，颇见裁断功力。在致力于宏观研究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说。如，出于对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他明确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并把它作为诠释经学与其他先秦诸子学说的圭臬。“内纯是指一学说或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纯洁自身，不断地寻找理论内核合理性。” “致治是指一学说或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开发自身，不断地寻找功能的实用性。”他认为，这一法则的确立，便于区别学术与宗教。他把汉代经学的发展看作为儒学的“内纯致治”过程。又如，他把秦汉政体形式的变化冠名为“土坯型政体到框架型政体”，继而提出了“秦制——汉政”之说。他提出，“秦法的根本原则在于强调对人民的管理，而汉法的根本原则更强调人民自治。”上述两说，或许在论证上都存在着继续深化的空间，但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性情凸现、文采照人的《后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把现代史学研究分为三类：工匠治史、文人治史、学者治史，而对自己的定位是“志大才疏者必尚新求奇，必立说以成体系”。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如此鲜活生动的《后记》，近年间实在所见不多。 总论经学的论文，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王承略《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77]，指出经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据此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经学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经学问题加以点评。林存光《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78]，指出汉代儒学存在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文章具体分析了它在三个方面的表现，认为进行这样的分析和批判有助于加深对儒学的认识。

	分论经学的论文，可举出下列数篇为其代表：杨天宇《略论汉代的三年丧》[79]，该文认为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而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情况，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概括地指出汉代统治者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地来说却是持鼓励、支持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之丧。探讨汉代服三年丧的风气、统治者所持积极态度的原因在于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王四达《论汉礼的兴作在经学演进过程中的三次跃迁》[80]，则对汉代礼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很好的分析。胡旭《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81]，认为从《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反映出西汉时期政治更多的依赖于经学，而东汉时期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宋艳萍、莫永红《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82]，具体考察了秦汉时期的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五德终始说、汉为尧后说、三统说）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并分析了历史政治化形成的社会背景，以及此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论纲》[83]指出：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秦代、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五个阶段。《易传》是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易学研究和运用是秦汉思想发展的重要载体，易学思想则是秦汉思想发展的主潮、主旋律。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的衍扩和伸展。高新民《〈淮南子〉易学思想简论》[84]，认为《淮南子》具有浓厚的易学思想，对易学的推衍以及以“易”推理，推动了易学在汉代的发展，从而确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董治安《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85]，指出两汉文献中经籍传注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所作出的系统注解，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黄朴民《何休著述叙要》[86]一文，对东汉后期著名今文经学家何休的著述情况进行了考证与论说。指出何休著述的重点是在《春秋公羊学》领域，同时旁涉其他经传。就著述的体裁来说，有注疏之作，有纯学理的论著；就著述的性质或特点而言，既有论战性的文字，也有正面阐述自己基本理论或观点的篇章。它们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何休的思想体系。向晋卫《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87]一文，认为东汉末年出现的“求真”思潮，构成了当时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它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以齐鲁为独盛，出现了三部代表性成果。其一是孟祥才、胡新生的《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88]，是山东省“九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的第一卷。全书56万多字，其中的第四、第五两章讨论秦汉时期的问题，约占三分之一。作者注意充分发掘文献资料的价值，研究齐鲁思想文化的内涵与基本特点，分析它由区域性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的过程和原因，力图阐明齐鲁文化在构筑主流文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其二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创刊。这是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筹办的，作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特辑推出，其第一辑于6月出版，编委会主任是著名秦汉史学家安作璋。它精选了参加“全国首次齐鲁文化研讨会”的会议论文42篇，涉及自古到今齐鲁文化的若干问题。其三是宣兆琦的《齐文化发展史》[89]，作者认为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文化普遍联系和动态发展的体系之内来展开，因此，他对齐文化发展的历史定位、地域环境、自身的发展历程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给予深入的探讨和富有新意的评说。讨论的重点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把齐闵王时代的国势衰微、蓟下学士云散、吕不韦在秦国主持广招贤才等因素综合到一起，得出了战国中期文化中心开始由齐都临淄向秦都咸阳转移的结论。作者还对齐文化的下限加以阐述，他批评了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或以秦亡汉兴为齐文化消亡的说法，认为齐文化没有也不会随着齐国田氏政权的消亡而泯灭。他指出，在秦朝齐文化曾经相当活跃，到西汉前期，以齐地黄老之学的崛起为标志，齐文化出现了勃兴之势。至于总论地域文化的文章，下列诸篇各有特点：谢子平《秦汉之际区域文化的冲突与整合》[90]，认为秦朝的政治统一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统一，秦朝对关东地区的暴力统治政策以及秦皇父子的暴虐行为，加剧了以区域文化为依托的抗秦运动；汉朝采取宽缓的文化政策，导致区域文化个性的逐渐消亡，在融合的基础上凝聚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最终铸造了汉文化。周立升《秦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91]，指出在秦汉时代，伴随着文化的地域性的逐渐减弱，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得以形成；这一文化体系所崇尚的兼容并蓄、经世致用、成就完善人格的精神追求，使它保持了自我更新的活力。李剑林《从〈汉书·地理志〉透视区域风俗文化的形成与演变》[92]，指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风俗文化进行了区域划分，对区域风俗文化的特征及内部差异加以总结和对比，并分析了自然环境、政治经济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是区域风俗文化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原因。臧知非《周秦风俗的认同与冲突》[93]，所论第一个问题属于老生常谈，而“秦与六国风俗差异的比较分析”、“用法律手‘匡饬异俗’的功能分析”两题，都有独到之见。他的结论 “汉初六国古俗的活跃绝不意味着风俗变迁向着多元的状态迈进，而相反，……更多的是彼此的认同和吸纳。这既是统一帝国之下风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风俗的同质性所决定的。” 也是值得研究秦汉地域文化的学者深思的。谭前学《试论汉代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94]，汤其领《汉代徐州地区的宗教传播》[9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96]等论文，从选题到论证，都富有开创性。

五 历史人物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其原因，一是它的学术积累太过丰厚，甚至有陈陈相因之感；二是研究的重点对象集中在帝王、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上，很难从选题上给人以新鲜感。本年度的两部专著，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人物研究的先天不足，让读者可以领略其中的别有洞天。 朱绍侯、龚留柱《盛衰苍茫——汉元成二帝传》[97]一书，约31万字。据朱绍侯《后记》所言，在共同商定提纲之后，具体写作由龚留柱完成。这是对西汉由盛转衰全过程加以细致论述的第一部著作。作者把汉代元、成二帝置于社会大转折的背景之下给予评判，关注的是盛衰转变的几个关键——儒家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皇权的衰弱、对外政策的收缩、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汉元帝评价的难点之一。作者指出：儒家“遇上了元成二帝这样柔弱、昏庸的君主，因此其积极因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而其消极的方面却得到恶性发展。汉元帝实际是一位叶公好龙式的儒家信奉者，他并不真正信任、重用正直的儒臣，而是把大权交给了乱政的宦官，儒家的正确主张并没有被采纳、执行。”“汉元帝对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识没有学好，对儒家的迂阔、虚伪、两面派的手法却学到了家。”类似评论，不以出语惊人为追求，却自有平实立论的感染力。本书对汉末的辅政体制、儒生政治的论述，都是较有深度的。如果谈到它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史料的引用方式上，存在着原文与白话译文并存、而且在出注格式上不作任何区别的问题。这可能是作者有意识照顾大众阅读的需要，但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表述不规范。其次，在三级标题的安排上，拘泥于“四字为句，二句为题”的文字模式，尽管形成了表面上的整齐划一，但造成了缺乏灵动、勉强拼凑的遗憾。如，“通王犯忌 京房亡身”一题，如果少加几字把“交通王侯”的汉家之禁表述清楚，可能就比突兀的“通王”效果为好。此外，在内容安排上，把“诏罢珠崖与平定羌乱”与“矫制发兵的功与罪”一同并入“昭君出塞”的题目之下，是否妥当，也值得推敲。当然，从总体来看，本书深化了西汉后期政治史的研究是毫无疑义的。

张鹤泉《汉明帝研究》[98]一书，约21万字。如果仅仅把本书称之为“皇帝评传类”图书中的上乘之作，恐怕低估了它的研究特性和水准。对传主的选择，就显示了作者的眼光高远。近年间面世的皇帝类图书，多以开国之君、多欲雄主、亡国昏君为传主，是因为他们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古人有“开创不易，守成尤难” 的明训，而自古以来对守成时代的研究就是薄弱环节，大概与距离社会“兴奋点”稍远有关。汉明帝是以进取之心而守成有成的统治者，理应得到史学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张鹤泉以汉明帝为研究对象，是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作者的研究思路，是以汉明帝统治的18年为研究中心，借此对东汉立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与边疆问题的来龙去脉加以全面的剖析。他的视野没有局限于传主，而是把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作为光武帝“建武之政”的延续和升华，既讨论了其间的联系，更注意发掘永平之政的特色，并有意识地揭示其对章帝时代的影响。如，论及汉明帝制定国家礼仪，作者首先指出，“是借鉴了光武帝的经验”，随即针对范晔赞颂章帝“专命礼臣，撰定国宪”之说加以分析，“他没有看到汉章帝的措施，实来自于汉明帝，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这种研究和表述方式，不仅体现出作者的宏观把握能力，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张鹤泉对边疆与军事制度素有研究，因此，“稳定周边少数民族与东汉国家的联系”一部分，写得有声有色，自在情理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制定、完善国家重要礼仪”一部分，关系到永平之政的根本，因属于礼制其难度极大，作者知难而上，把主要的礼仪制度的沿革做了条理清晰的分析。从而使本书显得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它以有限的篇幅，为人物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此外，张大可、徐日辉《张良、萧何、韩信评传》[99]、季镇淮《司马迁》[100]、施觉怀《韩非评传》[101]三书，也加深了对传主的研究深度。

较有新意的论文，可以举出下列数篇：董恩林《秦始皇与隋文帝比较研究》[102]一文，依据“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主要应该看他的作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根本前提，对秦始皇和隋文帝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从上述标准来看，隋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应高于秦始皇。与董恩林论史的冷静相比较，笔者更喜爱谭前学论史的激情和意在言外。谭前学的文章《试论秦始皇的法外擅权》[103]，绝对是值得一读的妙文。他指出，在完成统一之后，秦始皇“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他的随意性均越来越大，经常表现出严重的‘法外擅权’行为。”而且这一现象长期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他具体分析了秦始皇法外擅权的表现：（1）不按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喜怒任意定罪行赏、滥杀无辜，致使公布的刑法成为具文。（2）以个人喜怒、任意迁徙，大兴大作，乱作威福。他还指出了秦始皇喜欢法外擅权与韩非鼓吹的极端君主专制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其结果是“不但破坏了秦的法制传统，使本已残酷的法律因君主的随意性而变得更加暴虐，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邵金凯《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104]一文，探讨了贾谊政治思想的精髓和时代价值，指出他的政治思想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而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他为汉王朝设计的“仁义之政”、重建礼制的治国大纲，为大一统体制找到了新的发展道路，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价值，尚有待于今人的“再发现”。梁锡峰《汉元帝与经学》[105]，对汉元帝对经学的贡献有较多的肯定，认为通过习经重儒、任用儒师以治国的方式，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只是对以儒治国的实际状况缺乏有始有终的观察和分析。汪高鑫《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学说》[106]，在对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异同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五德终始说的创造者是刘歆而非刘向；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学说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又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其丰富的历史思想，有深入研究的价值。边家珍《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107]一文，指出扬雄为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做出了巨大贡献；针对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的局面，扬雄极力宣传儒家的人本主义理念，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在儒学指向上强调了“内圣”理路，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的一面，有利于矫正在汉代神学经学影响下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衰颓之势。本文主旨虽然与徐复观所论相似，但也表现出作者独立思考的努力。

六 军事与边疆开发 相比较而言，这一课题的成果历年来总是较少的。但本年度出现的多篇论文，不论是具体考证、还是宏观论说，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白建钢《论西汉步、骑兵的兵种、编制和战术》一文，是作者多年前潜心研究的集中表述，在继承了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等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内涵相当丰富。他指出，西汉步、骑兵在兵种、编制和战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体现了中国人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特点。这一历史贡献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文化的发达提供了有利条件；综合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特点；利用了新兵器的优势。李斌《从尹湾<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汉代兵种构成》[108]，则援引尹湾汉简的新出资料，对汉代兵种问题阐述了若干见解。 宋杰《战国秦汉的“陷陈” 》一文[109]，是考证精细、分析透彻的好文章。作者经过考证指出，“陷陈”一词在古代具有三种含义：泛指攻破敌阵，或指纵队突击的战术，或指敢死队。战国至汉代，军队里编有专门的“陷陈”部队，或称“先登”、“敢死”，将官为陷陈都尉、陷陈司马，规模为数百至数千人不等，其装备精良，通过简选、招募或强制征调而组成；由以车兵或车骑为主，演变为以骑兵或步兵为主，作战时部署在阵首或两翼，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冲阵战术。它的出现与战国以来铁兵器的流行、轻车锐骑的使用、军事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的进步有密切关系。 宋超《秦汉时期北河战略地位考察》指出：北河（黄河的北支，约当今乌加河）地区自古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互冲突交会的一个敏感地区。秦汉时期，汉匈民族曾围绕着北河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从严格意义上讲，直到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置九原郡，秦国才真正对北河地区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原农业民族早已形成了一种防范重于征服的心态。汉初，虽然缔结和亲，但匈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侵扰。武帝即位之后，对匈奴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王恢一反“过秦”时尚，坚决主张出击匈奴，极力推崇秦始皇时对匈奴的攻击。汉军发动河南战役，重夺河南地，并置朔方郡以御匈奴，再次将匈奴势力拒之于北河之外，从而保障了京畿地区的安宁，也为日后发动的河西与漠北之战奠定了基础。[110]

孙家洲、谢洪波《西汉安全战略进攻与防御的大讨论》[111]指出，汉匈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与西汉王朝的历史相伴始终，西汉的战略家和政论家们，对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主要观点可以区分为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两派，双方观点曾多次出现激烈交锋。讨论的焦点屡有变化，既折射出汉、匈双方势力对比的升降变化，也左右着当政者的决策过程，甚至影响着社会意识的变革。其中所体现的国家责任感与政治智慧，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掘。 黄朴民《两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112]，以简洁精辟的论证指出：兵学文化在两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兵书的整理与校定；关于兵书的分类与学术总结；兵学表现形态的多样化；兵学研习的普遍化。其所体现的是大一统时代精神与文化特色，即兵学主题的转换，兵学旨趣从“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的嬗变；学术兼容趋势的进一步增强，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与政治伦理哲学渗透和规范兵学的理论构建与价值取向，使之日趋综合化和泛政治伦理化。 关于边疆开发研究，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113]，论述了汉朝对北部边郡和西南边郡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政策和经济开发措施，即：北部边郡突出战略防御，在经济开发上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短期效益明显，但持续性不强，衰落得快；西南边郡重在治理，在经济开发上为渐进式发展，规模小，发展缓慢，但稳定而持久。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114]，认为秦朝在今内蒙地区采取筑长城、置郡县、修筑道路、发展农业等一系列措施；实行有利于推进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旨在加强该地区同中原的联系。马勇《羁縻政治中的经济文化渗透——西汉后期封建王朝与匈奴的关系》[115]，则分析了自汉元帝以来，中原汉王朝虽然不断走向衰微，但由于羁縻政策的成熟，加之以匈奴势力的中衰，使得中原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地位；经济文化的有效渗透，促进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熊铁基《秦汉时期云南的大开发》[116]，论证了如下观点：郡县的设立是大开发最明显的标志，地方官对开发的断续曲折进程有直接作用，大姓在一定意义上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还强调，秦汉时期的大开发，是以原有的开发为基础的，而且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侯甬坚《西汉政府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投入》[117]一文，王勇《秦汉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118]和《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农业开发》[119]两文，都从经济投入与开发的角度，总结了经略边疆地区的历史经验。当今的西部开发政策，似乎为边疆历史研究带来了推动力。但愿这种关注与努力，更多是来自学术的内在原因。

七 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本年最具有轰动效应的秦汉史考古大发现，就是4月——6月在湖南龙山里耶发掘了战国－秦汉古城遗址，从中出土了36000余枚秦简。这批秦简的出土，被誉为是近百年来秦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7月份召开的“龙山里耶秦代简牍学术座谈会”上，专家们一直认定，里耶秦简对秦史研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中国文物报》8月9日发表了一组笔谈。李学勤指出，里耶秦代简牍的数量远远超过目前国内所出的秦简总和，而且它的内容丰富，是有系统的地方行政文书，它可以丰富和改变对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张忠培、朱风翰等知名学者均就此发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国家地理》第9期发表了张春龙、龙京沙的长篇报道《湘西里耶秦简复活秦国历史》。至此，它的影响已经覆盖全国、远播域外。我们期待着里耶秦简的整理尽快完成（《发掘简报》和李学勤的《初读里耶秦简》已经同时刊发在《文物》2003年第1期，因时限超过了本综述的范围，从略），秦史研究必将出现根本性的突破。 围绕着张家山汉简研究，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文物》第9期、《政法论坛》第5期、《河南大学学报》自第3期开始连续三期集中刊发了著名学者的研究文章。以个人成果统计，以李均明、高敏、王子今三位的贡献尤大。

李均明作为张家山汉简的整理者，选择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成为这一领域中最具影响的学者。他的《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120]一文指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中保存许多二十等爵制的资料，大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较详细地反映爵位之等序划分与权益、拜赐与削夺、继承与转移及其与减免刑罚的关系等问题。二十等爵可以侯、卿大夫、士四大等级，五大夫一下属编户民。爵制的继承有一系列详尽的规定。有爵者享有若干法律特权，但犯不孝等有违伦理的罪行及执法犯法、官吏监守自盗等不得以爵减免刑罚。《〈二年律令·具律〉中应分出〈囚律〉条款》[121]一文，以《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所提供的相关律文，结合张家山汉简出土时的原状，重新审视简文内容，考证出《二年律令·具律》的大部分条款当属于《囚律》，而实属《具律》的条款反而较少。此论如果成立，势必对汉简文本解读产生影响。《张家山汉简<收律>与家族连坐》[122]，分析了汉初连坐制的根本特征。指出，百姓都被纳入什伍组织之中，是连坐制得以实行的组织保障；家族连坐的范围与程度取决于主犯罪行的轻重；《收律》所见，是对一般犯罪连坐家属及没收其财产的规定，有普遍适用性。他的其他论文《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123]、《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124]、《张家山汉简所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125]、《简牍所反映的汉代诉讼关系》[126]、《张家山汉简与汉初货币》[127]，都提高了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水准。 高敏以长者身份多次呼吁重视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河南大学学报》得以连续讨论，也是他努力的结果。他利用这部分资料研究经济问题的成果已经列述于前，他的另一篇文章《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128]，是研究赐爵制度的最新收获。他指出《二年律令》有助于理解西汉初年赐爵制度的两个特点：一是还有“卿”这个爵名的残留，而且在二十等爵制的爵名之外；二是获爵者的权益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

王子今的《张家山汉简所见“妻悍”“妻殴夫”等事论说》[129]一文，涉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家庭关系，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也因此得以更为明朗。王子今、范培松的《张家山汉简〈秩律〉四“公主”说》[130]就释文正误有所讨论，整理者推测简文中姓氏不同的四位公主“疑为吕后之女”，本文根据汉代“皇子系母姓”的常例，推论四公主应该是汉高祖刘邦的“诸姬女”，或是汉惠帝的“后宫女”。借此讨论，使若干涉及汉初宗室制度的疑问得以澄清。王子今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盐政史料》[131]，就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的释文提出了新的意见，其说有益于理解汉初经济地理的形势。他的《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132]，指出张家山汉简中有关于惩治受贿和行贿行为的文字，官员获取非法收入的又一重要途径，是直接的贪污盗窃，张家山汉简也有关于惩治这种行为的律文。而《二年律令》中的《杂律》，又有涉及惩办官员以非法手段以钱财牟取高额利息的内容。《二年律令》中的《盗律》有关于“盗出财物于边关徼”以及“盗出黄金边关徼”的律文。所谓“智（知）而出及弗索”，其性质一如近世海关人员纵容走私，参与走私。而所谓“弗智索弗得”，则是渎职罪。杜绝官员牟取非法收入的行为，清除官员牟取非法收入致使政治腐败的影响，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在官员选任时尽量择取廉士。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置吏律》，其中第一条就体现了任吏取廉的原则。 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133]，分析了张家山汉简中关于军功爵制的简文，认为讨论爵制经常涉及的“民爵八级”的划分，实际上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简文表明西汉初年的军功爵分为四大等级，与刘劭《爵制》之说基本吻合。他的另一篇文章《吕后二年赐田宅制度试探——<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二》[134]，指出《二年律令》有汉代赐田宅的具体数字，但并非西汉的通制，而是吕后当政时制定的具体政策。推行这一政策是为了培植大批军功地主，以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

张家山汉简《盖庐》问世之后，与《二年律令》、《奏谳书》相比较，研究成果极少。田旭东《张家山汉简<盖庐>中的兵阴阳家》[135]，首先就它的学术特色与流派归宿做了深入的剖析，眼光犀利，立论明确，使此后再论其事者难以超越。此外，曹锦炎《论张家山汉简<盖庐>》[136]、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137]两篇论文，都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 此外，李学勤《试说张家山简<史律>》[138]、彭浩《读张家山汉简<行书律>》[139]、谢桂华《〈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制度》[140]、蔡万进、吴亮《从张家山汉简看楚汉法统关系》[141]、孙家洲《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矫制”之法》[142]、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143]等论文，都从制度或法律的角度对张家山汉简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他与简牍、封泥、汉碑与汉画相关的重要成果有：曹旅宁《秦律新探》[144]，约28万字，是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丛书之一。他充分利用出土的云梦睡简、龙岗秦简资料，并与张家山汉简相比照，征之以传世文献，对秦律的起源、秦律中的家族法及阶级法、秦律中的刑罚、秦汉法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另外发表于《学术研究》第4期的《论秦律中所见的家族法》、《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的《释秦律葆子兼论秦律的渊源》、《法律史论集》第4卷的《睡虎地秦简中的“定杀”与“毒言”考释》三篇论文，其实是脱胎于该书的相关章节。张铭洽《秦简〈日书〉之“建除法”试析》[145]，利用云梦睡虎地秦简和天水放马滩秦简中的三份《日书》资料，对重要的神秘文化和风俗事项“建除法”，做了三个方面的分析：秦、楚“建除法”之异同及融合；“建除法”与古代天文学的关系；“建除法”在史学、简牍学中的运用。张铭洽、王育龙《西安杜陵汉牍〈日书〉“农事篇”考辨》[146]，报道了2001年在西安市南郊杜陵原一带出土汉牍《日书》的消息，对177字的牍文加以释读考辨，推测墓主生前有可能担任大鸿胪或大司农之类的高官，并分析了它的社会历史价值——它是西汉时期民间意识形态和神秘文化官方化、统一化，并与社会礼仪制度相结合的有力佐证，它反映了汉代社会神秘文化融入政府各项活动之中的事实。这种精深的研究，对于推动秦汉神秘文化、风俗文化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蔡万进的专著《尹湾汉墓简牍论考》[147]，以及以下列举的论文：连劭名《云梦秦简<诘>篇考述》[148]、戴念祖《秦简<律书>的乐律与占卜》[149]、王辉《秦封泥的发现及其研究》、[150]周晓陆、路东之、刘瑞、陈晓捷《秦封泥再读》[151]、刘昭瑞《论肥致碑的立碑者及碑的性质》[152]、陈迪《从南阳汉画看汉代的傩文化》[153]、赤银中、张朝霞《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与南阳汉画》[154]、王明丽、牛天伟《从汉画看古代雷神形象的演变》[155]、陈江风《汉画像反映墓主生前生活说辨析》[156]等，都就所论问题，做了精彩的论述。

秦汉帝王陵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同样令人兴奋。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57]，是对多年来秦陵考古与研究的总结之作。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0006陪葬坑第一次发掘简报》和张卫星《秦始皇陵百戏俑的彩绘纹饰》一文的同时发表[158]，徐卫民的专著《秦公帝王陵》[159]和论文《秦公帝王陵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60]、以及韩国河《秦代墓研究的几个问题》[161]等有深刻研究见解的论著，共同把学术界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凝聚到秦陵研究上来。 西汉安陵的调查取得了重大收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安陵调查简报》与孙铁山《关于西汉安陵的新发现》[162]一文，同时发表，对于研究汉代帝陵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程林泉、韩国河合著的《长安汉镜》[163]，该书是第一次对长安地区墓葬出土的汉镜（有少量战国、秦代铜镜）进行全面研究。作者力图建立起长安汉镜的演变发展序列，并寻求铜镜在发展中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征。共收录近年来出土所得的336面铜镜，图文并茂，重点突出，附录周全，是一部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与一体的好书。   回顾一年的研究概况，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陆秦汉史研究正在沿着克服浮躁之风、拓展研究领域、推进研究深度的方向前进。在历史学无望成为“显学”的今天，一直为学人所期盼的学术繁荣局面，只有依靠我们淡泊名利、潜心著述，才能促成它的早日到来。让我们一道努力——从现在开始。

注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6月版，全文约45万字，王子今承担的秦汉史部分约25万字。 [2] 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版，全文约31万字，王子今承担的部分约15万字。 [3] 中国社会出版社9月版 [4] 彭卫的文章尚未发表，引文出自他所提交的会议论文。 [5] 大象出版社9月出版 [6] 三秦出版社8月出版 [7] 三秦出版社4月出版 [8] 西北大学出版社7月出版 [9] 三秦出版社10月出版 [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11]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2月出版 [12] 中华书局2月出版 [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月出版 [14] 学苑出版社1月出版 [15] 书海出版社4月出版 [16] 《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17] 《广东社会科学》第4期 [18] 《中国史研究》第3期 [19] 《史林》第2期 [20] 《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 [21] 《史学月刊》第6期 [22] 《四川师大学报》第5期 [23] 巴蜀书社9月出版 [24] 《内蒙古师大学报》第4期 [25] 《人文杂志》第2期 [26] 《求索》第6期 [27] 《历史教学》第2期 [28] 《山西师大学报》第1期 [29] 《文史哲》第2期 [30]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期 [31] 《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 [32] 《西域研究》第1期 [33]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 [34]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三秦出版社7月版 [35]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36] 《史学集刊》第2期 [37] 这4篇往复辩论、相隔4年的文章，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先秦秦汉史》2002年第3期上，被编为一组刊印。 [38] 《史学月刊》第5期 [39] 中华书局3月出版 [40] 《湖南师大学报》第1期 [41] 《学术界》第2期 [42]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 [43] 《东南文化》第1期 [44] 《齐鲁学刊》第6期 [45] 《管子学刊》第2期 [46] 《南都学坛》第1期 [47] 《河北师大学报》第4期 [48] 《江西师大学报》第2期 [49] 山东大学出版社8月出版 [50] 中国社会出版社7月出版 [51] 《河南师大学报》第3期 [52] 《河北学刊》第1期 [53] 上海文艺出版社3月版 [54]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 [55] 《山东师大学报》第6期 [56] 中国社会出版社9月版 [57] 《史学月刊》第8期 [58] 《历史研究》第4期 [59] 《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 [60] 《固原师专学报》2期 [61] 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10月出版 [62] 《中华读书报》11月20日 [63] 中国农业出版社12月版，日文版已在此前出版 [64] 载《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版 [65] 《四川文物》2002年1期 [66] 载《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4月版 [67] 载《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版 [68]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第4期 [69] 《光明日报》8月20日 [70] 《光明日报》9月10日 [71] 《光明日报》9月17日 [72]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5期 [73] 《光明日报》11月5日 [74] 齐鲁书社1月出版 [7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月出版 [7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月版 [77] 《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 [78] 《孔子研究》第1期 [79] 《郑州大学学报》5期 [80] 《福建论坛》第3期 [81] 《学海》第4期 [82] 《史学月刊》第8期 [83] 《济南大学学报》第2期 [84] 《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 [85] 《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 [86] 《文献》第4期 [87] 《南都学坛》第4期 [88] 山东大学出版社7月出版 [89] 兰州大学出版社4月出版 [90] 《人文杂志》第1期 [91] 《文史哲》第2期 [92] 《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 [93]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第4期 [94] 《文博》第1期 [95] 《史学月刊》第7期 [96] 《中国史研究》第1期 [97] 大象出版社9月出版 [98] 吉林文史出版社1月出版 [99] 南京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 [100] 北京出版社1月出版 [101] 南京大学出版社2月出版 [102] 《江汉论坛》第5期 [103] 载《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版 [104] 《学习与探索》第6期 [105] 《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 [106] 《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 [107] 《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 [108] 《中国历史文物》第5期 [109] 载《秦汉文化比较：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4月版 [110] 载《秦汉文化比较：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4月版 [111] 《中国军事科学》第2期 [112] 《光明日报》11月19日 [113] 《江西社会科学》第11期 [114]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3期 [115]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116] 载《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版 [117]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 [118] 《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119] 《中国农史》第3期 [120] 《中国史研究》第2期 [121] 《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 [122] 《文物》第9期 [123] 《历史研究》第3期 [124] 《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 [125] 《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 [126] 《文史》第60辑 [127] 《中国文物报》11月22日 [128] 《文物》第9期 [129] 《南都学坛》4期 [130]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三秦出版社7月版 [131] 《文史》第4期 [132]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5期） [133] 《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 [134] 《史学月刊》第12期 [135] 《历史研究》第6期 [136] 《东南文化》第9期 [137] 《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 [138] 《文物》第9期 [139] 《文物》第9期 [140] 《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 [141] 《中州学刊》第4期 [142] 《光明日报》9月24日 [143] 《西域研究》第5期 [1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出版 [145] 载《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版 [146]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三秦出版社7月版 [147] 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5月出版 [148] 《考古学报》第1期 [149] 《文物》第1期 [150] 《文物世界》第2期 [151] 《考古与文物》第5期 [152] 《中原文物》第3期 [153] 《中原文物》第1期 [154] 《中原文物》第3期 [155] 《中原文物》第4期 [156] 《南都学坛》第2期 [157] 陕西人民出版社11月出版 [158] 《文物》第3期 [159] 中国青年出版社10月 [160]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第1期 [161] 《文博》3期 [162] 《考古与文物》第4期 [163] 陕西人民出版社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