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了四十八年语文，突然在年方七十时，“奉天承运”，当了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从语文教师到语文校长，这个华丽转身，教我不得不改变视角，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语文在整个学校中的角色。
我在这所新学校里提出“人生教育”的理念，指出要关心学生的终生幸福，既要关心他们的今天，还要对他们的明天和后天负责。相反，要关心他们的明天和后天，就不能离开今天。不重视今天，也就没有美好的明天和后天。而人的教育，又必须渗透在一切教育行为中。
古印度的《奥义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孩子把一勺盐倒入一杯水中，盐一会儿就不见了。父亲告诉他：“盐没有消失。不信，你尝尝。”孩子舀了一勺尝，咸的，再舀一勺，还是咸的，到最后一滴，还是咸的。父亲说，你虽然找不到盐，可盐早已无处不在，你能感觉得到它的真实存在。这世界的许多道理，就和它一样。
在我看来，语文之存在，亦当如是。像盐一样，溶于无形，却能在校园中处处感觉得到，在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十几岁的青少年，正是自我认同形成的最关键时期，这时候的教育将给他们的人格打下底色。而人文教育，就是那层底色。读书做人，变化气质，澡雪精神。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不会从事文学工作，也未必会有机会用得上语文课上学的那点字词句篇的知识，但读过的文章会化作人格的力量，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处于怎样的现实中，始终能感觉到生活的美好，相信人生的美好。这便是人生教育的意义所在，也是语文教学之意义所在。
近几十年来语文教育之所以争议迭起，忽此忽彼，还是因为对语文本质认识有分歧。人文性和工具性之争，真语文假语文之争，其道不同，其谋自然相去甚远。康德说，人就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也是我的信仰。我心中的语文教育要为人的幸福担起它的学科责任。
我始终如一地将这样的信念体现在自己的学科建设理念和整个教学过程中。语文教什么，怎么教，取决于教师对“人”的思考，取决于你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怎样的人。
在学校，我给学生提出具体的培养目标：独立，善良，智慧，美丽。就像父母亲总想着把最好的给孩子一样，我希望我的学生在语文课上读到的都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性价比最高的作品，那就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正如老话说的：“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语文教材根本的问题是经典性的缺失。有很多真正的经典没有进入学生的视野，而很多不是经典的东西却硬要塞给学生。回想我少年时的教材，提倡政治挂帅，满篇的虚假瞒骗，出于某种目的的胡编乱造，例如“大跃进”的民歌，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之类，认为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提倡仇恨，认为和谐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宣扬斗争。
在回头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的课本。清光绪二十七年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是中国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课本”，以文言释字的方式，成为兼容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小型“百科全书”。例如对“议”字的解释：“定事之宜也，欲事合于义，必群相论议也。今中国有事上闻，辄归部议，泰西各国则归上下议院。”这样，既把字源点明，更把“议政”的这层更深含义包括了进去，既有源头，又有新义，耐人寻味。三千多个汉字一一释来，已经养成
一个人的人文科学方面基本的素养，伦理文化的熏陶也随之浸润。这就是经典性。
现在的教材当然比前三十年有了一点进步，但在理念上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曾用以下几句话概括教材上的问题：量少而统，质次而伪，编随而乱。既缺乏真实性，又缺乏艺术性，更谈不上学术性。学生高中毕业，既没有接触过《圣经》，也没有看过《共产党宣言》；既没有读过黄宗羲和顾炎武，也没有读过卢梭和伏尔泰。学生往往只知道在作文里人云亦云，一味歌颂伟人，至于那些伟人到底有什么主张，并不明白。
我支持老师们对教材当删则删，当补则补。发挥主导性对教材进行独立判断，是教师的权利，也是责任。
如今，在浮躁的时代大背景下，借助了解知识点走捷径的做法还是很有市场。过去曾有名师用“知识树”来唬人，现在则美其名曰思维导图。这一套从来不会寿终正寝。只要求速成的需求在，就会死灰复燃。但这些所谓的“知识点”不是真正的知识，也无法转化为思考能力，只不过是逢迎一些人的“意见”，是为了应考之需，而唯唯诺诺地捡拾那嚼剩的渣滓。
人文是需要浸润的，校园文化生态环境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我们千方百计地营造有利于学生精神成长的校园环境：我们办了一个校报——《五浦文汇》，每月出刊；办了学生文学刊物——《读书做人》；成立了学生文学团体——“卿云诗社”。我们开展戏剧曲艺的编写演出，写剧本，编小品，演小品，重视美学教育。
沿袭复旦附中文科班“行万里路”的传统，变秋游为文化行走。在市内，我们带学生参观嘉定图书馆；瞻仰孔庙，听专家讲孔庙的历史；参观科举博物馆，亲眼看看古代状元的卷子。又到安亭，参观汽车博物馆，从人类使用轮子的历史入了解汽车发展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带学生走出上海，去杭州走一走苏堤，参观苏东坡纪念馆；走进西泠印社，把几百枚印章一枚枚看过来。古时文人以石为友，把自己的人生心得感悟，镌刻在一方青石上。这方寸之间的大千世界，须静心品味。有了感官的印象，自然会激发学生对中华汉字的热爱之情。
在校内，我们开设各种各样的“大语文”专题课，作为传统语文课的拓展。比如汉字文化课，人物专题课、主题写作课等。对东坡、李白、杜甫、鲁迅、胡适等作品的研读，往往以一个人带起一部文化史。我们还开设了书法课，兼习国画、篆刻，培养传统文人的诗书画印的修养，在校内开书画展览会评比，给学生提供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
我们举办文化艺术节、读书节，评选出文化的明星，在活动中让人们自然地重视文化。以上种种，都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如水，依托载体，随方就圆，皆成文章。
语文，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所追求的应当是越过读音笔画和中心大意之技，进入道的层面，追求一种人格的高度。这一切的关键，在乎教师的修炼。陈日亮老师说“我即语文”，深得我心。如今，作为校长，我想不自愧地说，我即校园文化。人文尽在我们的人格魅力、道德文章、敬业精神之中。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斯文一脉之传承，在吾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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