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金融学前沿论文速递”第844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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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制度高墙”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分析与理论研究结合视角
新中国70年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历程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
应用经济学
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变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进口竞争、产品差异化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
全球价值链变化新趋势及中国对策
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提高实施效果评估——来自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的分析
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
孵化器何以促进企业创新？——来自中关村海淀科技园的微观证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罗雨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宋荟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Fatas和Mihov（2009）提出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过程中存在“制度高墙”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我们用更新的数据以及更综合的方法，对“制度高墙”现象进行了跟踪研究和拓展分析。本文研究表明，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演进过程中，确实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遭遇“制度高墙”。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集中推进制度改革与完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保护和激励创新，减少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在较短时期内突破“制度高墙”，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也需注重转型期的风险防控，避免矛盾在临界点集中爆发。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张玉利（南开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吴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针对工商管理学科实践性、应用性强的特点，本文侧重于学科建设的学术研究领域，选择科学化角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商管理学科的科学化进展，分析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工商管理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以及20世纪中后期以来工商管理学科在学术队伍建设、中国情境的理论研究和国际化等多方面的快速进步，重点剖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的促进与引领作用。可以清晰地发现，科学化是新中国70年工商管理学科快速发展的主要路径。面向未来，中国工商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工商管理学科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工商管理学科要在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要在继续重视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宏观问题，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企业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工商管理学科的科学性，让工商管理成为负责任的科学，依据科学的力量服务社会。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刘建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在逐步开放基础上引进和利用外资，是新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大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在一系列外部约束下对利用外资进行过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利用外资规模快速增长，利用外资方式不断创新，引进和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从政策导向和投资流量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历程可以分为规模导向阶段、效率导向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70年来，外资通过补缺与启动效应、增长拉动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当前，在中国加快构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背景下，各级政府需针对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进行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切实提升全方位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实现外资与中国本土经济成分的互融共生。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王欢欢（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樊海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唐立鑫（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祝树金（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钟腾龙（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李仁宇（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
本文借鉴De Loecker等（2016）的方法，测度了企业—产品层面的生产要素投入，度量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并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实证研究产品层面关税降低导致的进口竞争对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总体上，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其对异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同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效应不明显；改变关键变量测算方法、样本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进口竞争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价格效应”不明显，但“成本效应”和“质量效应”的作用显著，特别是通过提高异质性产品质量、降低同质性产品边际成本影响出口加成率。相对而言，进口竞争对出口中的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口企业、高市场竞争程度产品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产品和资本品的出口加成率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文识别了进口竞争影响出口加成率的差异化机制，发现了进口竞争影响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质量升级效应，表明进口竞争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势力。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袁平红（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研究现状出发，对全球价值链变化新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已经发生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方兴未艾，全球价值链转型正在进行。全球价值链突破现有的物理空间局限，太空经济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发达国家主导区域贸易协定新规则，全球价值链重构内生化趋势明显。全球价值链分层逐步形成，附加值获取日益固化。针对全球价值链变化的新趋势，中国应当以新旧驱动力融合为着眼点，培育数字经济的中国优势；以中国空间站建设为契机，抢占太空经济制高点；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加速全球贸易网络构建；以复杂全球价值链打造为核心，提升附加值获取能力。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甘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秦芳（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吴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定量评估提高增值税起征点的实施效果，对于构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费政策体系和发挥财税政策调节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库，测算了增值税起征点调整后，受惠小微企业数量与税收优惠规模，并评估起征点调整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到10万元，约有94.7%的小微企业不用缴纳增值税，即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约为586.4万，税收优惠规模约为1590亿元。提高起征点新增就业284.05万人，相当于投入5.60万元增加一个就业，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就业的成本。进一步测算表明，新增就业人口将创造2287亿财富，是2018年GDP的0.25%。最后，起征点提高后，临界值附近税负不公平问题加剧，本文建议将增值税起征点改为免征额，这样约有346.09万小微企业获得优惠，税收优惠规模为1661亿。不仅会缓解起征点附近税负不公平问题，而且把月销售额大于10万的小微企业纳入减税体系，有利于完善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高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谢佩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进程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自2000年左右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所形成的投资、出口联动增长模式支撑了2000~2007年的高速增长，新常态源于支撑2000年以来增长模式的社会经济条件遭到破坏。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到中部农村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修复资本的同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此同时，企业要努力建设关键部件开发平台，推进关键部件创新，获得全球制造的标准制定权。通过构建集成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企业之间的国内生产网络，满足我国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王康（北京工商大学）
李逸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李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赵彦云（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其根本内涵在于激发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力。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企业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孵化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孵化器具有促进企业创新的长效机制，但孵化期限并非越长越好；随着创新过程的推进，孵化器的作用效果逐渐减弱；孵化器通过改善企业的人力资本、融资约束以及科技成果转化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的异质性效应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孵化效果明显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服务业的孵化效果稍弱于工业，但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孵化效果尤其显著；创新能力高分位点和低分位点的孵化效果相对较弱。本文为国家完善孵化器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其对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赵云辉（内蒙古财经大学）
张哲（内蒙古财经大学）
冯泰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陶克涛（内蒙古财经大学）
为了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大数据正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新工具。然而，已有文献关于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治理效率影响机制的研究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基于中国31个省区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大数据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效率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并能有效抑制腐败行为，而大数据发展水平对监管质量和法制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2）大数据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的有效契合是提高政府绩效和抑制腐败的关键。（3）制度环境是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治理效率发挥作用的主要边界条件，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我国东西部地区政府治理效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大数据发展和制度环境对我国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并为经济转型背景下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提供政策建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牛志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邹昭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张启望（辽宁大学商学院）
黄速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姚梅洁（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宋增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张宗益（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何瑛（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于文蕾（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戴逸驰（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王砚羽（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的本质是一种实践，在某些情形下，阅历比简历更重要，丰富的职业经历有助于企业高管形成多元化的思维结构、广阔的管理视野、丰富的社会资源和过人的胆识，也是塑造复合型人才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手工搜集整理了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职业经历独特数据集，从职能部门、企业、行业、组织机构和地域类型五个维度构建了复合型职业经历的衡量指标——职业经历丰富度指数，对CEO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进行理论解释、数据分析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CEO职业经历越丰富，企业创新水平越高，其中跨企业经历对创新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跨行业经历和跨组织机构经历，跨职能部门经历和跨地域经历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最小；影响因素方面，基于公司内外部治理的视角发现，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时，CEO职业经历丰富度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国有企业CEO职业经历丰富度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而股权制衡度对CEO职业经历丰富度与企业创新水平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影响机理方面，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主要是通过丰富高管的社会网络资源以及增强高管的风险偏好倾向，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高管职业经历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将复合型人才的影响从国家宏观层面拓展到企业微观层面，为企业高层次人才的招聘和选拔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周泽将（安徽大学商学院）
罗进辉（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李雪（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民营企业身份认同问题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和制度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3~2012年间上市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A股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并整理了样本企业的初始产权获取方式，将其划分为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和不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创业型民营企业，重点考察企业身份认同问题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实证分析发现，由于企业合法身份认同不足问题容易引致企业产权和个人财富面临潜在的法律安全风险，身份认同问题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这一负向影响关系在《国有资产法》颁布之后显著减弱。上述研究结论在经过PSM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回归以及Placebo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身份认同问题促进了以慈善捐赠活动衡量的民营企业非生产性活动。此外，本文还发现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市场价值更低。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关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行为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扬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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