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晚期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的观点在西方和中国社会都十分流行。研究汉学的“冲击-回应”框架、“传统-近代”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虽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最终都“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这种研究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途径。本文所研究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晓清改革》则呈现了柯文对上研究范式的批判。
【关键词】晚清改革；王韬；历史
中图分类号：K25
丈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70-01
一、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宏观的历史一一从研究王韬来看晚清近代化历程
柯文觉察到王韬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十分重要。正如作者所说：“我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王韬本人，不如说是从王韬身上了解近代中国。”这一思路与罗威廉所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有相通之处。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史的一个潮流，即：从一个小切口入手，然后用一种放大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进程……上升到宏观历史的高度。因此，作者是将王韬作为“19-20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来研究的。
作者在文中说到：王韬在现代史上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却与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在通过分析王韬面对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借助王韬个人经历折射出中国近代化历程。作者在最后一章把研究的焦点放到了一个新的课题 沿海与内陆的差异。并且作者自创一个“冲击-合法化”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认为1842年以后，沿海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不断冲击内陆，内陆试图通过中国化来使冲击合法化。
二、以中国自身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在中国发现历史
二战之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主要以费正清为代表，主张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刘广京在《二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提到：“西潮冲击论”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刺激……将这一思想运用的最彻底的属列文森及其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的过渡》。对于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柯文展开了批评。
该书的副标题“王韬与晚清改革”就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特征。柯文从从王韬生平入手。王韬早年科举经历使他骨子里渗透了“传统”的因素，此后流放生涯使他身上带上“近代”的影子。正是王韬这一混合文化的产物为柯文挑战“传统-近代”和“冲击-回应”模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例。柯文跳出上述模式，大胆地提出以内在参考点作为衡量19世纪中国变化的尺度。作者说：“我们只有把1900年的中国与1800-1840年的中国做一比较，才能理解变化之广。”在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核心涵义，即“内部取向”，柯文显然是从中国内部因素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冲击入手来解读中国历史的。
三、跳出框架的研究方法――开放式思维
本书体现了柯文本人的另一大特色一一“对理论框架的戒心”。柯文认为历史变化的模式有两种：封闭式与开放式的。“封闭式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只有采取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家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该书名为《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一王韬与晚清改革》，但纵观全书通篇，没有一个鲜明的定义为“传统”与“现代性”做一界定。作者认为现代性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而且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一一都会保留某些传统特点，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在攻击传统――近代模式时，作者也没有为传统与近代做一个清晰的定义，而是批判该模式本身致命的弱点。
本书是作者对5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流行的几种模式提出挑战的初次尝试，体现了不少“中国中心观”的雏形。当然也存在瑕疵，作者在序言中承认他忽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对变革的阻碍，证明了此时柯文仍没有完全摆脱“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些许的缺陷不会遮掩作者史学思想的闪光点，在读本书的时候，如果能把它与柯文的另一本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结合起来，对比阅读，我们能更加具体系统的了解柯文的史学思想，其中作者的一些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借鉴、运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