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学与书法史的研究中，草书历来被划分为章草和今草两个发展阶段，章草又多以《急就篇》为代表，古今无异辞。同时，围绕既定的章草、今草的书体变迁，又牵涉到许多书家，以及相关文献的解读。而由于记载与实物的匮乏，著述与研究虽多，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结论。限于旧说数量太大，不便一一列叙并加以商榷，这里只做正面的考述，并就正于读者。
草书体出于隶变，隶为兄，草为弟，如果讲原始草书，《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的记载大体不误。（1）证之以考古实物，则早期草书的形态近于“隶草”，与成熟的章草迥异。最早以草书与《急就篇》相联系的是王愔，张怀瓘《书断》卷上“章草”条引其说云：
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粗，粗略，朱长文《墨池编》本作“兼”。按，兼，义为兼并、省并，所示为赵壹《非草书》“删难省繁，损复为单”之义，指草书字形出于隶而省略勾连其形。义较“粗”为胜。王愔以《急就章》名篇，系有了章草之名以后据改。史游始作字书本名《急就篇》，汉晋之际书家或用章草写之，遂易篇为章，以明其写本书体。近代以来，学者或据王愔之言，认为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急就篇》是一部草书字书，甚至凡文献所见《急就篇》，即断言其为草书写本或传本，为儿童学习所用。对其中“用日约少诚快意”一句，以其和崔瑗《草势》“爰日省力”同义，或视之为草书字书的内证。其实，该句系针对传统字书和大、小篆古体为言。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汉初，闾里书师把秦代的《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字书合为一篇，统名为《仓颉篇》，用时文古隶书改写。（2）传至后代，出现了“《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的情况，宣帝时征求能够正读的学者，“张敞从受之”。许慎《说文解字叙》载述并同。史游之世，隶变结束，隶书正体初成，用以编写字书，既比旧的小学范本《史籀篇》、《仓颉篇》之大、小篆的繁难简便快意，也比用古隶书改写的《仓颉篇》趋时适用，开篇所谓 “急就奇觚与众异”即应指此而言。据考古所见，出土汉晋南北朝《急就篇》残本文字隶、楷或隶草、隶楷间杂的形式均有，惟独不见典型、书体纯一的章草写本。这种情况表明，《急就篇》乃日常实用字书，故用时文；草书写本只通行于好之者，为相应的社会文化群体所用，体现相应的书法意义。二者既有先后之异，也有用途与人群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至于考古所见某些潦草的遗迹，应该是诵习练字留下来的作品，不能代表《急就篇》正常的抄写状态。试想，西汉元帝时草书尚未成熟，也没有兴起学习草书的社会风气，史游怎么可能专为习草而编写《急就篇》呢？据后世所见而推说其始，错误即在所难免。
明拓松江本《急就篇》
又，《后汉书·宗室四王传》载北海敬王刘睦（《书断》作“穆”）善草书。“及寝病，帝（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书断》卷上记其事云：
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帝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及穆临病，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此其创开草书之先也。
按，汉代重“史书”，国家有明确的教育、考试取士、课吏监察措施。（3）草书不在其列，兴盛只是后来“无心插柳柳成阴”的结果，其时赵壹作《非草书》已言之甚明。所以，汉代的草书只有两个用途：一为私相授受的尺牍书问所用，二是作为“奢侈的艺术品”而成为帝王和士大夫群体的好尚。所谓“创开草书之先”，实际上指东汉明帝之好尚、刘睦能善而创开一代书法新风，去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已经百余年了。
用草书写《急就篇》，使其成为不同书体的写本之一，大约始于汉末，是由当时狂热的草书风气引发的。赵壹《非草书》云：
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叙言容有夸张，且限于西部地区，而若推及文化和书法发达的中原，亦或有其类似之点。斯言之义有四：其一，历经二百余年的启蒙和酝酿，草书尺牍书法业已深入人心，草书时尚也已形成，如果称之为艺术的自觉，差几近之；其二，草书开始脱离实用，书写由快捷简率变为迟缓精致，既有因难就迟的因素，亦为“庶独就书”的入静凝神、欲求其妙的目的所致；其三，书家的个人风范成为社会化的感召力，成为后学心仪手摹的理想境界，如尺牍之风和张芝“匆匆不暇草书”的名言被人仿效；其四，学校也被染了草书时尚，传统的文字教育和字书承习受到冲击，催生了新的社会需求。书家顺应潮流，用草书写定《急就篇》，既可便利儿童和后学，又能提供标准划一的草书字形。在全社会实现草书的规范化。换言之，自汉末以降，草书写本《急就篇》的数量会很大，今日所见明人翻刻的松江本独以名家所书而传于后世，其余泯泯尔。又，《书断》称张芝有“草书《急就章》”，或不无可能，松江本笔意稍缓，应与张芝之法的传承有关。
西汉敦煌马圈湾木简
就《急就篇》章草的点画体势和笔法特征而言，与早在其前的《永元兵器簿》、其后的陆机《平复帖》等不谐。我们认为，章草不能代表严格意义上草书演进的阶段性成熟状态，不是一个必然环节，而是写入字书后的特殊样式，即当时借助字书传播承习的“标准草书”。《永元兵器簿》
草书的演进与隶书的正体化是两条并行的线索。隶书在形成方正扁平的体势之后，长画往往会横向拖出而突破简札的边缘；草书则循着隶变的潦草化倾向发展，保持了早期隶书的自由体势，把字形约束在简札的边缘之内，多作纵向的延伸，《永元兵器簿》即可代表东汉早中期之际日常通俗所用草书的一般状态。以此推说其前后的名家草书，应在书体纯一、草法规律、用笔长于艺术的美感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引导着草书体演进中的时尚风气。其字形大小亦当能随其繁简而参差变化，做到自然生动。一旦写入字书，首须具备楷式，存其规范，点画、偏旁、字形的写法都要稳定，即使有所变化，也都要有规律可循，有法可依，使私相授受的草书体转而明确地承载着社会化的文字规范和书法的公共意义；其次是字字独立，字形匀齐，体势端庄如一，用笔约束在字形之内，收笔横出或上扬，波磔样式一同，明显地借鉴了正体隶书的规范之法；第三宜选取时文典范，名家楷模，以成就字书的权威性与经典意义，以便为天下共同仿效，张芝之法即成为首选。如此，则使《急就篇》草书偏离了草书体发展的主线，成为一种近于凝固的经典样式，一种古雅和权威的象征，历代传习，不改其制。关于张芝草书，卫恒《四体书势》述其承习杜度、崔瑗，“因而转精其巧”，“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所谓“转精其巧”，应指点画字形和用笔并胜于杜、崔，“楷则”谓其谨严有法，富于楷式。对其“匆匆不暇草书”学者有“匆匆不暇，草书”和“匆匆，不暇草书”两种断句和解说，然其既为“楷则”，即不能恣肆其笔而求快速，当以后者为是。不过，与法效者的“难而迟”当有所不同，孙过庭《书谱》引王羲之评张芝的“精熟”、王僧虔《论书》评曰“笔力惊绝”，均其证。《阁帖》收张芝《秋凉平善帖》文辞简质，字亦古朴流美，或许即其遗踪。张芝所善为章草，《书断》则称：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于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依考古所见，汉魏绝无今草，而张芝所善“一笔书”，只能是因小王而附会。唐太宗尊崇大王而贬小王，遂使小王翰札不得已托名张芝而存之，此本在情理之中，而张怀瓘不察，竟使张芝提前二百余年而创“一笔书”的大草，殊不足信。崔瑗《草势》云：“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卒”即“猝”，“迫”谓“急”，指草书用于仓促快速的书写场合，与张芝的“匆匆不暇草书”明显有异。进而可以断定崔瑗与赵壹的观点相同，草书生干赴急，存于便捷，慢写只能是始于张芝的艺术追求和写入《急就篇》之后的新风范使然，与“爱日省力”的初衷相违。《草势》又云：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其中“抑左扬右”句至为关键：草书随着右手快速书写的生理习惯，自然形成了左低右高、左侧收抑而右侧开张的体势。也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造成了方圆异于篆隶的状态，产生强烈的动感，由此带动全字的生动，才会有突兀耸峙、鸟兽静而欲动的企翘蹲踞，以及“志在飞移”，“将奔未驰”的审美联想。“抑左扬右”后来成为近体楷、行、草的通则。是文随后还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旁点邪附，似蜩螗挶枝”等语，用以形容草书体势的流便离合、用笔的沉郁果决与放逸奇变，均为《急就篇》章草所不见。再后又有 “绝笔收势，余綖纠结，若杜伯揵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之语，颇类今草的状态，而与《急就篇》章草的“绝笔收势”所呈隶意迥异。最后所言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讲草书的随机性和变从自然天成的道理，更与《急就篇》章草的法度秩序无缘。《四体书势》载崔瑗师法杜度，“甚得笔势”，解其三味，至于“结字小疏”，乃其用笔放纵而务于生动使然，《草势》即其心得与杜、崔二家前后相望的草书艺术的概括。相形之下，张芝的“转精其巧”与“必为楷则”是刻意求工，由此放慢书写速度，成为草书体发展的重要转折，并影响到《急就篇》。《急就篇》章草四平八稳，堪称草中正体，受字书既成观念的影响，把始于张芝的草书楷则推向极致。其后如智永《千字文》草书，虽为今草，却务求字形匀一，端正，不作上下呼应牵连之势，犹有《急就篇》章草遗风。或以此为智永风格，恐不尽然。后世如赵孟頫、文征明等众多名家写《千字文》，行、草并从古制，与常形有别。松江本《急就篇》传为三国吴人皇象所书，但其并无当年时誉“沉着痛快”（4）的踪影，尚不能确认其真。尽管如此，松江本《急就篇》字形多能与汉晋草书相印证，当渊源有自，不失其学术价值。据载，西晋索靖草书出自张芝。王僧虔《又论书》云：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散骑常侍张芝姊之孙也。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索靖传世刻帖有《月仪帖》，笔势劲利，有“银钩虿尾”之意，但结构甚为倾斜，明显有崔缓所言“抑左扬右”的特点，或即其出于张芝而“形异”之所在。又据载述，王羲之学张芝章草而能升堂入室。虞龢《论书表》记王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获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学张芝而能使一向不服的庾翼有“顿还旧观”的钦叹，足见高明。其传世章草《豹奴》一帖，虽非真迹，却能生动。有《论书表》所评“笔迹流怿，婉转妍媚”之美，（5）与《秋凉平善帖》面目相近，而与松江本《急就篇》的四平八稳有异。 索靖 《月仪帖》
关于章草之名，旧说颇多，而以《书断》称东汉章帝特许杜度以草书章奏之说影响最大，后世多从之；近代学者或因袭而延伸别释，但未离故旧。按，章草之名始见于晋，如上引《论书表》庾翼致书王羲之所言。《书断》卷上引崔瑗《草书势》作“章草之法，盖又简略”，与文题不合，亦与《四体书势》所录作“草书之法”不同，应为笔误或后人改纂。也就是说，章草是晋人为使古体草书与时文草书相区别而名。其时由于《急就篇》的大量摹写与传播，章草字形早已凝固下来，循形依法的仿效则为其命名提供了社会基础。章，旧说以为因于章奏，或引申而言其以章奏而备具楷式。按，章帝之时，纵然特许杜度草书章奏，亦必贵重其生动，不会令其板起面孔，而与初衷相违。且其时草书尚无规范程式，《四体书势》称其“杀字甚安”，《书断》引韦诞称“杜氏杰有骨力”，都是就其生动而言。其后崔瑗师之而结体稍有不及。《四体书势》称其“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即此。二人大同小异，均与张芝的“精熟”和“楷则”有别。晋人既知其异，岂能一以贯之而皆取章奏及楷式为命名的依据?杜氏之后，仅三国魏文帝特许刘广通草书上事，其间更无他例，晋人又岂能因于罕见的特例而名之？章，有法规、规则等义。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锺繇善三体书法，二为“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即新体小楷，以其出于草、隶的省简优化，书写便捷而备具楷则，故名。章程，章谓法规，程言楷则、程式。其时八分隶书已经程式化，书写颇为繁难，不切实用，小楷有其规范而书写便捷，优势显然，是以能取而代之。又，《采古来能书人名》谓王廙“能章楷，谨传锺法”，“章楷”即章程书的别称，楷以通言楷式、楷则，与“程”义近。《四体书势》称王次仲“始作楷法”，《采古来能书人名》载韦诞自言“绝此楷法”、又言飞白书为“八分之轻者，全用楷法”，均其义。以此推言章草，谓其结构一字万同，严明有法；其点画体势，千人一面，笔法与个性风格容或小异，而基本样式不变。《书断》云：“呼史游草（即《急就篇》草书）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之。”按此记载，章草之名最初仅限于张芝草书。而“章”字所对应者必为其“下笔必为楷则”，不及于杜、崔等名家。后以《急就篇》草书与张芝草书在“楷则”上的一致性或渊源关系，乃推而名之。因书体之名而改称为《急就章》，还要迟后一些。又，由于后人误以为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急就篇》为草书字书，遂以章草之名通言古体草书，造成草书体演进简单地别为章草与今草两个发展阶段的误解。究其根源，是对草书体演进中的名家风格差异、张芝草书与《急就篇》的风格差异的学术意义并皆忽略所致。《书断》称“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即已指明其疏失所在。章草被《急就篇》以字书的形式凝固下来，井得到正统观念和名家楷模权威的支持，即意味着点画体势、字形结构的一成不变，那么，今草将如何产生？旧说以为把章草的收笔改作纵向牵连即成今草，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例如，今草字形更为简略，且多异构，很多变化都不是单一的章草字形所能提供其基础条件的，这只要把晋人草书与《急就篇》稍加比照即可明了。换言之，今草别有渊源，传世陆机《平复帖》就是代表其产生的重要一环。关于《平复帖》的书体，旧说以为章草，或名其为草法伪略而不正规的草书，非是。是帖字势“抑左扬右”，结体纵长而放任，时为牵下之笔，或略存章草遗意，而其通篇绝非章草所能变化生出，可以视为早期的今草形态。陆机，吴郡人，书法当存三国吴地书风，是帖貌似秃颖所作，实则延续吴人皇象“沉着痛快”的笔势而体貌微异。陆机年近而立，始与弟陆云人洛，而风格已成，中原盛行卫瓘、索靖之法，妍媸有定，是以其书不被赏遇。王僧虔《论书》评之云：“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以吴地士人之书而轻视之，即等于把江左风范排斥在中原主流书法之外，以陌生和不屑而不予置评，显见其风尚由来已久。校，衡里、评说；多谓称美，少谓贬斥，犹言无法判别其优劣长短。汉晋之世，胜流云集中原，由名贤导引书法时尚，吴地偏就江南，又自成一统，是以其书较之锺、卫等为代表的中原书法，古朴和滞后自不待言，新出土的长沙吴简书体明显地滞后于锺繇小楷，即是坚证。《平复帖》的滞后，还在于它与东汉简策《永元兵器簿》多有相似之处，未受到程式化的章草影响，保留了草书之正常、实用的发展线素，弥足珍贵。出土的敦煌汉简、楼兰木牍和残纸草书，则可以代表其处于实用状态中的发展线索，并为我们的看法提供支持。以《平复帖》与卫瓘的《州民帖》相较，风流远逊，滞后的状态一望即知。据《采古来能书人名》的记叙，卫瓘“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所谓“采张芝法”，应该是取其“楷则”，“以觊法参之”，是取乃父卫觊所传家法，益之以牵连流便，与时尚正统的章草有别，故尔只能权宜地用于私相授受的尺牍书信，此则亦名之“相闻书”的由来。以此观之，卫凯草法或与陆机《平复帖》及楼兰木牍、残纸类似，若为章草，是无论如何也成就不了卫瓘草藁的。王僧虔《又论书》记其事，有“更为草藁，世传其善”语，表明卫瓘所变化的草书新风，已得到世人的认同和仿效，其字稍加纵逸，即成今草。以王羲之师从卫夫人的经历，其今草或传卫氏家法，或其父辈已传卫瓘之法，若视《州民帖》为其权舆，似不为无据。又，《书断》述卫瓘与索靖同领晋字风骚，当时人评其“放手流便过索，而法则不如之”，此则明其草藁字势牵纵流便，斯法虽新，却不如守成而专为章草的索靖更具“法则”。如果仅从书体古今来拟说今草的演进关系，则《平复帖》上承皇象，远接杜、崔，卫瓘草藁则开启新风，王羲之始集今草大成。卫瓘 《州民帖》
又，王僧虔《论书》云：“亡从祖领军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锺、张。”“俱变古形”，应该是二人接续推进新体楷、行、草风气，包括变法改造，中间的其他名家不显于世，或仅传一时，叙言中被忽略了，而不是二人跨越了一二百年，直接改革于锺、张。书体演进是社会文化群体长期共同努力实践的结果，彼二人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或谓能占风气之先者。对王洽而言，王羲之虽有“遂不减吾”（6）的评誉，但父兄奖掖子弟乃其时风尚，并不完全可信，王僧虔所言却不免一己之私。庾肩吾《书品》把王洽叙入“中之下”，与陆机同列，亦可佐证。又，张怀瓘《书议》云：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此事初见于《书议》，其前各家书论俱无闻焉，知其来源颇属可疑。王献之初知书时，乃父已经名冠天下，今草也已成熟。彼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实为无谓之言，乃后世视章草、今草次第变革而于书史孤陋寡闻者所伪托。随后续言“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与王献之所善“一笔书”草法相合；后谓“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是在为王献之以行、草相杂的“破体”张目。（7）张怀瓘接续评述“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云云，即已泄露天机。似此等不经杂言，殊不足据，本文亦不取而为论。王羲之 《寒切帖》
总而言之，汉晋士大夫书法所尚为草书尺牍，是基于实用的艺术化探索与发展。就草书体演进的主线而言，表现为脱隶、省变、使转的特点和过程。其演进前期，由社会化的约定俗成所推动，后期则以士大夫书家群体的积极参与，改由名家楷模及其前后接续的探索、出新引领时尚与变迁。论其艺术风格，则重在笔势的流美与生动，如崔瑗《草势》篇题和内容所见。以草书尺牍的自然条件而论，本宜纵向发展，但限于脱隶、省变是一个漫长的探索与实践，使转尚不能自由地展开，早期草书与章草有些类似之点，亦缘乎此。张芝在草书上的努力，既是丰富书写技术、深化美感的过程，也因其放慢书写速度和追求“楷则”而延缓了草书体演进。《非草书》所讲“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的情况，即其影响使然。在此背景下，写入《急就篇》的草书必然要夸张其法，尽从“楷则”，以趋时尚和人情。进而可以确认，《急就篇》章草只是草书体演进中的一个歧出分支，是为了便于传习而写定的标准样式。不过，由于张芝的草圣权威及其作品、风格的普遍仿效，今草未能完全按照其自然状态发展，而是选择了兼收并蓄的道路，使艺术的目的和努力超出于实用，代表书家主观意愿的“意”也逐渐凌驾于“势”之上，卫瓘与二王的前后承传与出新即其证明。书体演进中的约定俗成和名家参与的差异，也尽在于是。[2]安徽阜阳出土西汉早期隶书写本《苍颉篇》，知《汉书·艺文志》所言“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之时，已有废小篆而改用时文隶书以授童蒙的做法。[3]详拙文《说“善史书“及其文化涵义》，载《书法研究》一九九八年二期。[4]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5]虞龢《论书表》称王羲之学书于乃父，“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峰，宛转妍媚，乃欲过之”，评说用语为父子共同的风格特点，故可以用来状美羲之。[6]《书议》评王羲之所创新体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间。”首言其书为“破体”者，乃徐浩《论书》“右军行法，小王破体，皆一时之妙”语。引书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