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的辉煌是在明清时期。明代每年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有400万石，漕军12万人。明代承元之制，明太祖朱元璋设漕运使。为了加强漕运管理，又以武职重臣执掌漕运及相关事务。
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另遮洋总（海军）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
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起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以海运为主。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开会通河以后，依托京杭大运河，将有元一代的海运改为漕运。“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
所谓支运，是指在京杭大运河的沿线设淮、徐、临清、德州等仓。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当是时，由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节节运送，每年四次，一年运粮三百余万石。
所谓兑运，是指江南百姓运粮入仓。往返时间约需一年，因为存在误农误时等原因，遂于宣德六年（1431年）规定各地百姓将粮运至淮安、瓜州等地，兑于卫所官军，然后由官军押粮入京（按，有不愿兑者，可任其自运）。
所谓长运，是指成化七年（1471年），朝廷令淮、徐、临清、德州四仓实行支运的漕粮全部改为在码头就近交兑，然后，转交官军专门运输。从此，长运成为定制。经此，明代的漕运遂成定制。
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半壁江山。“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予东南数百万之漕运”，京城的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旗官兵及其家属，构成庞大的消费集团。
“京师控天下，上游朝祭之需、官之禄、主之廪、兵之饷，咸于漕平取给。”漕运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7000万两白银，漕运实现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故清代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运河河道的治理和沿线漕运的管理。
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下辖各省粮道及押运、领运诸官。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清代统治者对漕运和运河河道的治理非常重视，如康熙亲自在淮安的码头镇玉坝村担土采石。为了保证漕运的安全，清政府每年要拨1000万两白银用于治理河道淤塞。
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漕运愈发显得重要，明清时期漕运更是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生命线，运河作为漕运的载体，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来源：中国运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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