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博，1982年生，重庆长寿人，历史学博士，2011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留校任教，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文化和宋史。
摘要
宋代在区域民风的想象上突现出闽蜀同风现象, 这一现象的形成并非仅仅是因为人文地理上的原因, 事实上, 通过宋代诸权力系统的运作, 闽蜀同风成为朝堂上的一种服务于权力中心对闽蜀二地施行压迫的政治舆论, 通过闽蜀同风论, 权力中心试图将地处边地的闽蜀造就成政治权力上的边缘, 在这一过程中, 闽蜀同风竟成为士民大众的普遍知识, 影响深刻。
在区域差异的想象上, 宋人的舆论多以为福建与四川在民情风俗上颇多相似, 这就是所谓的 “闽蜀同风”。这种相似性甚至还表现在方言上, 有学者依据现存的宋代四川、福建文献对其中的语音进行比对, 发现四川方音特征绝大多数与福建相近, 尽管尚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但是可以肯定东西相隔的两地在方音上确实存在着某种共性。《宋史·地理志》把相隔千里的福建路同川峡四路编排在同一卷似乎也是受了闽蜀同风说的影响。宋人在闽蜀两地的民情风俗上拥有许多相似的看法, 程民生先生认为这是北方人对这两地表现出来的带有共性的习俗的反感, 是一种地域偏见。概括而言, 两地都是文化发达、科举强劲之区, 并且当地宗教风氛浓厚, 乡土观念强, 宗法观念弱, 民间有蓄蛊害人之习俗。这些表现就是所谓的 “闽蜀同风”。对此, 程民生先生已论之甚详,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再对这些表象进行详细的描绘而是试图揭示出这一同风表象的深层原因。虽然程民生先生已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审视过这一地域文化现象所形成的因由, 然而深入分析我们可能会发现, 人地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闽蜀同风观念其实只不过是宋代权力中心与区域政治力量斗法的工具而已。程先生将闽蜀同风现象同那些能够解释这一现象并将之纳入一个自成体系之内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 这一解释方法, 只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的表层进行了解读。这似乎还远远不能道尽其所以然, 仅仅用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角度来认读闽蜀同风的作法, 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困 境。“闽蜀同风” 之说并非宋人的独创而是早已有之, 然而只有到了宋代此论才广泛地被运用到朝堂之上形成一种政治舆论, 可见在宋代权力政治运作过程中, 闽蜀同风的背后隐藏的是二地作为王朝权力边缘地位的一种外在压迫与内在冲击。尽管在地缘政治上, 宋代的福建和四川都是僻远之地, 都处在中原与异域的相交线上, 福建之东是海外, 四川之西是徼外。这意味着两者在地缘位置上正好是与夷狄相交的边地。可是, 地理上的边地并不等于权力上的边缘, 以宋代为例, 同样处于边境的河北与陕西, 则既是北宋王朝的军事重镇, 也是北宋政府官僚集团的合理来源地, 宋人舆论并不因为这两地处于边境就认为这里的士人没有资格进入权力中心。事实上, 将闽蜀由边地制造成边缘, 是宋代诸权力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闽蜀同风既是闽蜀两地政治权力被边缘化的道具又是这一策略的副产品。
一、两种边缘：历史叙事中的权力策略
中原文化对四川和福建地域文化的塑造由来已久。仅从文字上看, 闽蜀二字就十分有趣。四川的简称 “蜀” 与福建的简称 “闽” 在符号意象上的歧视性结构(都带有一个虫字)就承载了中原汉族文明对此二地上古时代的蛮族故地记忆的沉淀, 闽蜀二字本身就是上古时代中原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遗迹。宋人便常以闽蜀二字本身的结构喻意来讽嘲闽人与蜀人, 当时 “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 腹中有虫' ,以二字故从虫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关注闽蜀同风现象的热心人群, 不是地域中的各种不同人群, 而是 朝中的士大夫群体, “朝中有云” 的舆论表明, 闽蜀同风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是身居中原的朝中士大夫的发明而不是各处地方士人比较家乡特点的结果。闽蜀同风的表象在北宋突然得到普遍的关注, 绝非偶然的人文地理现象, 而是中心权力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由于地域历史和文化特性的不同, 宋代权力中心边缘化闽蜀的策略是不同的。通过对掌握在中原手中的历史叙事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四川是被新朝中心故意打压下而制造出来的边缘, 福建则是在中原权威意识指导下的历史叙事中制造出来的边缘。
四川从历史叙事上讲从来都不是国家政治上的边缘, 每一次改朝换代, 四川几乎都要出“天子”。刘备在曹丕篡汉后称帝, 费诗指责他是 “未出门庭便欲自立”, 称之为 “闭门天子”, 可谓四川割据者关起门来做皇帝传统的开始。尽管是 “闭门”, 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是“天子”, 蜀中政权有的是天命在我的气魄。刘备之前的公孙述, 之后的王建, 都是以皇帝自居的。与蜀中闭门天子相比, 在历史叙述中, 闽中的割据者则基本上没有以天子自居的底气。五代时据有福建的王审知就常对人说自己宁愿做 “开门节度使, 不作闭门天子”, 以明其无争权夺利之志。这表明闽中的割据者并不认为自己有做天子的资格, 福建并不具备天命。
与此相反, 蜀中割据者大多以天命自许, 尽管都只能做做 “闭门天子”, 但却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成为新的合法权威的中心。在政治舆论的宣传上, 这些闭门天子大多积极地与中原新朝争做中心, 刘备在蜀汉打的招牌就是要沿续正统的汉帝国的四百年老店, 这样, 身处边地的益州因为有象征王朝正统的蜀汉政权的迁入, 顺理成章地成为三国时代的权威中心所在。蜀汉所开创的王朝中心的权威转移的政治宣传, 使得地处边地的益州不但不再是边缘, 反倒成了时代的中心；使国力弱小、僻处西南的蜀汉在历史上一度光彩夺目, 以致于后来讲正统的儒者不断提出要以蜀汉为正统。在这里, 四川地理位置上的非中原性并不与中国正统相矛盾, 可见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唐末割据巴蜀的王建也效法蜀汉的建国策略。王建立国之初便以唐朝的忠臣相标榜, 在唐亡后声讨篡位的朱温, 并不断表示自己是在唐朝灭亡的事实不可改变的情况下才称帝自立, 为的是不臣于篡位者朱温。朱温称帝伊始, “蜀王与弘农王移檄诸道, 云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 卒无应者。蜀王乃谋称帝, 下教谕统内吏民；又遗晋王书云:`请各帝一方, 俟朱温既平, 乃访唐宗室立之, 退归藩服。'”到这年九月, 王建正式宣布称帝, 称帝前又导演了一场`帅吏民哭三日'的表演, 这些表演的目的无疑是想达到把旧朝天命转移至蜀中的企图, 实现权力中心的移唐于蜀。因此在历史叙事上, 四川并不缺乏权威。四川的被边缘化, 主要是宋初统一四川后发生的。
宋朝建立后, 对于屡出 “天子” 的四川, 带着的是新朝对旧国其心必异的神经过敏。对于身处边地而并非边缘的四川, 宋廷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就尽量地将四川边缘化, 其策略首先便是将四川过往的 “天子地” 的历史从民众中抹去。宋初 治蜀名臣张咏到成都后看到自己的州署居然是前代蜀国的皇宫时, 大为不安, 下令撤修改建, 他毫不隐讳地说这么做就是为 “平僭伪之迹, 合州郡之制”, 从而达到 “削伪为正, 无惑远民, 使子子孙孙不复识逾僭之度” 的目的。因为建筑物的存在远比史籍文字更易勾起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 所以此等故迹在新朝权力中心看来, 自然十分刺眼, 不除不快了。宋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 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 短短三十年间变乱频生, 使得宋朝中央权力对四川颇为反感。北宋朝中的舆论大肆宣传四川是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 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在“以辞学为流辈所许” 的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一翻易于作乱的宣解, “夫九州之险, 聚于庸蜀, 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 擅于繁侈, 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 因庞杂而礼义蠹。 ”这样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 这里地形险要, 人心险恶, 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
闽蜀同处南方, 在宋代就有着政治地理上的不利。北人对南人的心理优势早在唐代就在文化上占据着强势地位。诗人宋之问被贬岭南, 写下 “桂林风景异……分明愁杀人” 的感叹, 在中原文化的居高临下之势面前, 连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也可以愁杀人, 则穷山恶水的闽蜀地区的人文意象就可想而知。事实上, 福建在唐代确有一个由域外进入边地的变化历程。唐前期闽中是被中原士人视为岭外的, 而作为异域和遐荒的岭外, 在唐代是被排斥在中华文化之外的。唐人认为福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与岭南颇多类同, 唐人诗句有“闽俗本殊华”, 人们认为“闽悍而嚣, 夷风脆急”。在唐人看来福建地方文化是与中原文化有异的域外文化, 这一域外形象直到唐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
对比之下, 由于福建在历史叙事上几乎没有“天子”可言, 其区位政治权威比四川要低得多。与王建同时代的王审知据有福建后, 则根本没有与中原争夺正统的心理, 在朱温称帝后他奉表称臣, 尊奉后梁正朔, 接受朱温 “闽王” 的封号。王审知的王爵得之篡位者朱温之手, 他在朱温称帝后当即接受梁的领导, 而朱温只给了他一个侍中的加衔, 直到开平三年四月, 朱温始封他为闽王。后来其不肖子王鏻称帝, 则被史书描述成典型的倒行逆施之举。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正月, 王鏻称帝, 宋人对此事的历史叙述是:“鏻好鬼神、道家之说, 道士陈守元以左道见信, 建宝皇宫以居之。守元谓鏻曰:`宝皇命王少避其位, 后当为六十年天子。'欣然逊位, 命其子继鹏权主府事。既而复位, 遣守元问宝皇:`六十年后将安归? '守元传宝皇语曰:`六十年后, 当为大罗仙人。'鏻乃即皇帝位。”这一描述反映的是中原话语权对福建当权者的权威低落的理解, 这个故事要告诉人们的是, 在当时和后世人们都认为王鏻此时称帝已是被鬼神迷惑的昏君的倒行逆施之举, 古语有云“国将兴听于民, 将亡听于神”, 好鬼神而信左道, 是中国古典政治叙述中典型的亡国之象。所以闽虽称帝, 在道义上是昏君乱国的象征, 在权威上根本不具 备天命的资格。王鏻称帝时, 相传“惠宗 (指王鏻)僭号, 以御服被于太祖(王审知)之庙, 太祖寓梦于惠宗, 责之, 不肯服。”足见闽之称帝的认同度极低, 连自己人也不承认。明清时代, 福建的民间传说中出现了许多“天子地”被中央王朝破坏的故事, 正是历史叙事上闽无天子的边缘紧张的民间焦虑的表现, “借用天子地这类独特的口头叙事传统, 反复传达和诠释的只是乡族化的族群的一种被边缘化和去中心化的集体焦虑感而已。”而这种焦虑恰恰印证了过去对福建历史的叙事采取的边缘化手法, 使本地民众失去了本地有天命可依的信念。
二、奸臣与乱民：现实政治中的权力阴谋
在宋代, 闽蜀同风论者所关心的绝不是人文地理上的文化问题, 而是政治上的合法性权威之争, 是北方当权集团对同处南方而又最有竞争力的闽蜀二地的政治打击。宋初接五代之后消灭十国完成所谓的局部统一, 这一统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北方对南方的胜利过程。尽管宋初统一战争的事实进程并非执行所谓的“先易后难, 先南后北”的政策, 事实上, 太祖时代几乎每年都派兵攻击北汉, 968年甚至发动过一次大规模对北汉的战役, 先南后北战略并非一种事实战略。但是对这一战略的误解和轻信却得到宋人的长期认同, 其背后深层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愿意相信南方是战场上的弱者, 一开始就暗置了南方不如北方的意味在里面。故而北人对南人自然有着政治地理上的强大优势, 而宋政府在统一之初的一系列限制南人的政策无疑有助长了北人的这种心态。
宋代以科举取士组织官僚集团, 南方文化迅速上升, 闽蜀都成为书香之地, 在科举上优势突现, 成绩斐然。这引起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 为维护既得利益, 从政治上打压南方就成了宋初的新政策。太平兴国七年(982年), 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乡贯, 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 他们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人为相的祖宗旧制, 到真宗朝, 名相寇准和王旦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 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 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南人自然不甘北人之压制, 到了真宗朝终于通过努力进入权力中枢, 并一度权倾天下。然而他们先是采取附会真宗天书封禅的方式来奉迎上意以取得权力, 之后又勾结刘皇后抢班夺权, 于是南人又被舆论定格为有才无德的“小人”。在这些小人之中, 官职最低的福建人林特虽然 “少颖悟”, 但是 “天性邪险”, 可谓舆论所言的典型的有才无德型人物。此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北方士大夫就尽量在宣传上把福建人等同于小人 (福建官员自然就等于奸臣) , 从而可以轻松地以人品为由, 将福建士大夫排挤出朝廷的权力中心之外, 这一过程在神宗年间达到极点。
在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 福建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 大量涌入权力中心, 吕惠卿 (泉州)、章惇 (建州)、蔡确 (泉州)、 蔡京 (兴化军)、 蔡卞(兴化军)等闽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 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于权力中心, 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地位极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的舆论, “福建子” 三字在宋代便成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小人的代名词, 由邵伯温建构起来的王安石晚年在家里写 “福建子” 三字以泄愤的故事被同道广为传布, 几至家喻户晓。竟使得“中州人每为闽人所 窘”, 便“目为福建子”以泄愤。此后, 福建士大夫一旦被当权者贴上“福建子”的标签, 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徽宗时甚至出现“移乡福建子”的新绰号, 四川人任伯雨曾弹劾山东密州人赵挺之“观望险诈, 号为移乡福建子”。南宋时主张持重的福建兴化军人参知政事龚茂良在罢政前夕上表言恢复, 孝宗见后竟至气恼地说: “福建子不可信如此”, 不久龚遂被贬英州, 卒死贬所。可见经过北宋的努力, 到南宋闽人与奸臣之间的关系就定型了, 孝宗恼怒之言正是对这一政治氛围的真情流露。“福建子”的舆论如此地深入人心, 连一般的士人都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闽人的不屑。吕惠卿知延州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 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要办理悔婚, 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的努力并未能阻止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 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他们几乎成功了, 《宋史》的 《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 《奸臣传》总共20人中, 福建就占了9人。这似乎证明了“福建子”的确不该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与闽风在现实政治上针对朝中大臣不同, 中原权威对蜀风的理解指向的则是一般老百姓。中原士大夫虽然有时也把四川士大夫叫做 “川直”, 但不过是说蜀人放诞不遵礼法, 其政治意义与“福建子”完全不同, 并没有把这种地域性格上升到政治上不可靠的高度。将复杂的民情风俗现象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诸如“福建子”或“川直”之类的简单符号, 正好适应了大众舆论的接受兴趣。在蜀风奸讹易动的舆论之下, 世人眼中的蜀风就成了 “俗悍巧劲, 机发文诋, 窥变怙动, 湍涌焱驰”, 而蜀民就是“士民缘奸, 争饰诈利”, 于是蜀中 “其俗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 兵乘而骄, 吏袭而奸, 民伺而暴”的种种政治非常态竟然成了理所当然。把一般的老百姓看成是好乱易动的乱民, 这么做自然为新的权力中心对新征服的蜀地进行残酷统治提供了合理性。如果说对闽风的边缘化建构造成福建士大夫在仕途上备受压制的话, 那么蜀风的被权力中心的边缘化所造成的后果则是四川民众长期受到朝廷的政策性压迫。正是前面提到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 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 “杖人至死” 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知州文彦博的制书上居然要他到蜀地后要“无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让地方官到四川搞残酷统治了。为对付所谓的蜀中奸民, 宋廷自真宗以后就把犯罪蜀民, 不论罪行大小, 一律流徙出四川。王安石曾说, “蜀自王均、李顺再乱, 遂号为易动, 往者得便宜决事, 而多擅杀以为威, 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 流离颠顿, 有以故死者。”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 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北宋中期的蜀中“为政者务为威猛击搏以操切之, 民有轻犯则移乡, 甚者或配徙内陆, 终身不复还”。更有甚者, 天圣年间知益州的程琳因对蜀地祭神集会风俗的偏见而制造了一件血腥冤案, 当时 “蜀民岁为社, 祠灌口神”, 程氏却把祭神的表演当作是“置官属吏卒” 而 “捕其首斩之, 配其社人于内陆”, 以致于人们发出“道路或以为冤”的感叹。事实上, 在王朝政治的当代史记忆中, 四川人作为“乱民”的意象倒也并非凭空想象。北宋自灭亡后蜀到真宗即位的30多年间, 蜀中一直是变乱频生之地, 从蜀兵之乱、王小波李顺起义到王均兵变, 如此一贯不断地连续冲击着朝廷的神经, 可以说早已使权力中心惊心动魄了。乱世当用重典, 乱地自然该用重法了, 于是蜀地便形成了这一特殊而严 酷的治政方针并在蜀风的建构中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 闽蜀同风论在宋代突然声势暴涨, 可以说是自诩为代表了一种抽象性的、 统一的和核心性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国家”优势对在具体生活上具有一定的文化和风俗差异的“地方”进行居高临下式的打压, 使之在斗争中处于劣势的文化遗迹。闽蜀的同风意味着二地与中原的异质, 闽蜀二地的自然差异被权力中心的文化人发展成一种带奇异性的文化景观, 然后再将这种奇异性描绘成落后性。宋人所描述的闽蜀二地的宗教风气浓、乡土观念重、宗法观念弱以及养盅毒害人的奇术就正好体现出这一奇异性到落后性的内在思路。在闽蜀同风论者看来, 这些表象不仅是远离中心区域的四川和福建的一种另类的文化表现, 更是闽蜀二地的一种深入骨髓的非正常的生活形态。与福建人总是在政治上被塑造成王朝的奸臣相似, 四川人亦往往被描绘成国家的奸民, 闽蜀二地自然成为朝廷眼中的危险之地。最终权力中心通过特殊化闽蜀地区而使得二地在政治上的被给予的特殊“照顾”显得理所当然了, 同时也使得闽蜀同风论成为一定时期内的宋代士民的常识性知识, 深深地影响了闽蜀二地士民的政治形象, 给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因素。
本文来源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一点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