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天佑，湖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19年第3期第71—77页。
摘要：相较于前科举时代的选才方式，科举考试已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在形式上也具有平等之精神。尽管如此，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在科举考试竞争的调节中，财富、权力和家庭背景等这些考试之外的诸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科举考试的制度设计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尽管普通平民子弟有着相当广泛的读书和较低层次的应试机会，但往往止步于乡试，想要问鼎举业，实非易事。科举考试并非实行自由竞争主义，而是一种定额制度下的有限竞争，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经济基础。科举考试成功者往往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与闲暇时间。实际上，科举考试有着相当高的经济门槛，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亲民。
关键词：科举考试；科举社会；科举经济；考试公平
科举考试发展到鼎盛时期，已是一种在制度设计和执行程序上堪称公正严明的考试，“简派正、副考官，途次不得停留，以防关节。入场之后，有监临监试等官，严密谨慎，无敢一毫迁就，甚至围墙之上列以荆棘，以防外枪传递之弊，并有闱外兵防，搭棚看守，内外文武闱差各员，莫不照章办事。又恐墨卷易认笔迹，设有誊录、对读用官监视，何等森严。”[1]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行之既久，存在诸种弊端在所难免。
科举考试历来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平等精神，但事实上有着一定的经济门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是否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科举制度表面上的公平性所掩盖[2]68。从各种著述和材料来看，科举考试的开放和平等都是相对的。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而应承认科举考试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典范价值，但同时也应注意，科举考试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亲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能不过就如“高山上的花朵那样遥不可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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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开放和平等的有限性
科举考试常常被视为一个开放的制度设计。在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看来，科举考试使“官吏们都是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严密规章制度从民间遴选而产生，步入仕途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4]。钱穆也指出：“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5]杨联陞则进一步详陈：“依照政府规定，读书人只要有人保证身家清白，无刑伤过犯，就可以应考。从一般原则上说，是一种很公开的制度，可以把统治阶层建筑在一个广大的基础上。”[6]这些论断固然无虞，但这种开放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和有限程度上的开放，诸多制度性的或非制度性的社会限制，以及事实上的不开放和不平等，均体现了科举考试这种隐性特点。
科举考试的所谓开放，主要是相较于“前科举时代”而言，这一点无疑是成立的，这主要是因为前科举时代是一个“门第社会”。清代学者魏源客观评价了科举考试制度：“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7]也就是说，科举考试不问门第和血统，主要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的门第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予官职，在用人制度上显然更加具有某种开放性。而之所以说科举考试的开放性和平等性相当有限，主要基于以下6方面原因。
其一，社会的某几类所谓特殊群体，“定例，娼、优、隶、卒之家，不准考试”[8]，这些所谓“贱民”，均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事实上，出身于民间人士极为鄙视的阶层之人，即便参加科举，谋求出身，也是极为困难之事。参加科举考试的大多是读书人的子弟，无论儒家思想如何宣扬所谓“四民平等”的理想，中国社会依旧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
其二，那些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据一半比例地位的女性，从来都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制度体系之外的。虽然在世界上同一历史时期，女性也未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遗憾。美国作家布劳克斯·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也说：“在所有形式的非正义中，最恶劣的是以性别为理由，将人类另一半排斥在导向有用和荣誉的所有路途之外。”[9]
其三，权势、财富等才华之外的因素在科举考试中的干预，稀释了科举竞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从理论上说，这一途径对任何想取得绅士地位和官职的平民，都是一视同仁的。科举制度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却大为有利。”[10]185清代高官显贵子弟可以凭借家族的背景和权势，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特殊的恩惠和照顾。他们的试卷是单独的，与普通士子分开，标明“官卷”，录取时还为其另立举额。这种对“官卷”另眼相看的程序是康熙三十九年起实行的，其最初目的是想给穷苦书生以较多的机会，因为一些早期考试的结果显示出及第者大多是官宦子弟；但是，实际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官卷”中式的机会反而越来越优于“民卷”[10]187。清代学者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三笔》中载：“科场定例：现任文武一二品大员及翰詹科道之子孙第侄，出应乡试，别编官卷，号曰官生，凡二十人取中一名，较寻常觅举者登进差易。”[11]富家子弟还可以依靠家族积累的财富，通过“捐纳”而获得“例监生”或“贡生”等身份，由此，就可以跃过竞争激烈的童试而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不仅如此，在童试和乡试中，针对商人子弟还单独设立了“商籍”，并且另立“商额”，这样他们的中式机会就远比平民要多一些。
其四，科举考试的制度设计拿大量的财富、声望、荣誉等来犒赏社会成员中的极少数中式者，“事实上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平’大相径庭，它并不能维护‘公平’的真正本质。”[12]239
其五，科举考试的所谓“公平”“平等”精神，永远只是相对的，科举考试并不是自由竞争，是一种科举定额制度下的有限竞争。“不但举人是各省有各省的定额，就是进士也是南北分界，所以各省出人物的机会，受了科举定额的影响，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13]
其六，在科举时代，真正直接受益于科举考试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人。“宋代政府的职位有限，对于考试的回报，到平民这一阶层已无足轻重，其影响也只达于极少部分人。”[12]238美国学者贾志扬 （John Chaffee）估计，平均约有3.2%的宋代成年男性参加了乡试，此一估计是假定成年男性占总人口的20%而进行估算的。这意味着在一场典型的州县试中，宋代总人口中仅有0.64%的人参加了考试。据陈宝良的统计，“明末生员总数大概有五十万之谱”，生员总数约占总人口的0.38%。而若以明末学者顾炎武的估计数为准，生员总数约占总人口的0.46%。据此可见，明末生员数约占到总人口的0.38%~0.46%[14]。
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整个清代的生员不过50万人左右，举人约4万，进士仅有四千上下。以1750年的成年男性人口计算，生员约占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一，举人约占千分之一，进士约占万分之一[15]。“尽管科举在理论上是向社会全体男性平民开放的，但由于绝大多数人无法掌握参加科举考试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中式名额也很有限，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上被排除在科举体制之外，其社会开放性非常有限。”[16]4
科举考试形式上为公开平等的竞争，社会各阶层从显宦富室至穷乡僻壤的寒素之家，凡子弟有可读书应试者，皆可一试，但实质是一种有限度的公开竞争。“因为科举制度具有的公开竞争的性质，所以中国的传统社会得保持其有限度的流动的性质，而使统治机构的内部成分不时更新。”[16]70梁晨等指出：“不同学者从地方到全国的研究共同证明，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则明清以来科举考试的真正获益者可能不过三百个左右的大家族，而且还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16]2科举考试本身并非是一种能促进相当大程度社会流动的途径，“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手工业者而言，他们是没有机会参加考试，以进入到精英圈子中的。”[18]
对科举文化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也同样指出，明清时期高教育地位或高科举功名的获得总是与田产和商业财富的多寡密切相关[18]。科举考试在知识门槛和学习长度上预设的程度过高，早早地将小农小户乃至众多的无产阶级拒之门外了。“由于对知识水平的要求，手工业者、农夫以及小吏是很难利用科举制在理论上的开放性来获取益处的。”[19]147
持平而论，在阶级社会中，或许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完全平等，所有的平等都只能是相对的，科举考试制度也一样。“只是比起世卿世禄或任人唯亲的赡徇委任等选举办法而言，科举取士不问家世阀阅，体现出凭才用人的优点，很明显具有平等特征。”[19]260科举考试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在科举考试竞争的调节中，财富、权力和家庭背景等这些考试之外的诸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那些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应试群体而言，通过自己的勤勉和奋斗，依然有机会进入社会权力阶层的序列，进入“四民之首”的“士”这一阶层，正如张仲礼所言：“虽然科举并不平等，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有一种‘平等精神’。”[1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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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的经济门槛限制
在理论上，科举考试具备相当程度的开放性，主张“一切以程文为去留”[20]，秉持“才华至上”“公平竞争”等考试精神，但在实际上，要通过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经济基础，“参加科举是过于耗费金钱的事情”[3]，并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所能接受的。
在王炳照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中，科举考试被认为几乎是每一位平民所能参与得了的：“在科举时代读书，特别是完成应举所必修的学业，所费并不是很多。除了日常的衣食之外，再就是几部有限的儒家经典、程文墨卷和同样有限的笔墨纸砚了。”[21]而张杰根据《清代朱卷集成》所提供的履历信息，认为“是否有经济能力，是普通士人应考的前提条件”，“科举考试形式上似乎十分公平公正，而读书应考则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科举考试的有关规定，表面上对社会各个阶层一律敞开大门，欢迎尽可能多的士人前去应考，但家境贫困的劳动人民子弟，显然是不可能长期应考的”[2]312-313，“清代贫苦农民的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读书应考，甚至连生存都十分困难”[2]77。张杰系统考察了《清代朱卷集成》这一丛书：“在八千多份朱卷中，看不到有中举前‘家贫力学’的记载。从而间接地说明中举者都是富家子弟，是靠优越的生活条件才考中举人的。”[2]78在中国古代社会，读书的机会本就不易获得。钱穆指出：“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5]而每遇灾荒之年，就会涌出大批难民，许多人因此就得背井离乡而另谋出路。这些事例说明，在清代，“穷苦农家子弟靠读书应考，来改变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2]77。实际上，科举考试引致较大的社会流动究竟是事实还是错误的印象，对此历来存在不同看法，刘海峰将这一问题列为“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和公案”[22]。
何炳棣将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与英国社会的绅士阶层进行比较：“英国绅士身份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地产与一些其他形式的财富，借用这样一个属名来称呼中国的官员与有任官资格者的阶级，是危险的。中国的缙绅阶级则不然，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决定他们身份地位的要素，只有少部分是财富，大部分是科举功名。……比较低层的官吏很多是真正出身寒微的人。”[15]在何炳棣所作的统计中，有的州县在明代约有四分之三的生员，在清代约有二分之一的生员，出身寒微，祖上乃至未曾有过生员，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也有42.9%是出身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寒门之家。何炳棣的结论是说，在传统的中国，科举提供了一条最大可能的选拔才能的途径，也为社会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上进的途径，使社会不断进行阶级的对流，也对政治和社会产生稳定的作用。在何炳棣的笔下，科举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延续千年的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
费孝通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读书应举之人必出于“有产之家”。为官方所认可而适用于科举考试竞争的，仅限于经典文学。“这类文字不是任何人都有学习的机会”，它们不仅内容难于理解，就是文字本身也与平常口语迥异。因为文字与口语之结构不同，所以一个读书识字之人，就算能言善道，也未必能作好文章。作应试的好文章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有闲暇来长期刻苦训练，而“闲暇在中国传统的匮乏经济中并不是大家可以享有的”。在一个生产相对贫乏的农业经济社会，有谁能不从事体力劳动，而又有足够的暇余来作文字练习呢，“在以农为主的中国经济中，这种人大多是地主，而且是相当大的地主，大到能靠收租维持生活的地主。有资格读书的必须有闲暇，只有地主们有闲暇，于是读书人也就限制在这一个经济阶级中了”[23]。这样，按一定程序训练而培植出来的这类人物属于一个并不代表平民利益的经济阶级。
在论述中国士人阶层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同样认为他们并非出身于平民，而是主要来自于封建家族的后裔。“平民也可以掌握书写知识，然而鉴于中国文字系统的困难性，这是不容易的。”[24]在科举时代，封建社会的“特权是要靠力量来维持的：暴力，政权或社会威权。文字是得到社会威权和受到政权保护的官僚地主的手段。于是不但只有这种阶级有资格读书，而且这种阶级亦有读书的需要”[23]。
科举考试是为“拔取真才”，但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果想要获得功名，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而考试准备或者说应试训练是否充分、恰当，将会极大地影响到科举考试的竞争结果。科举考试并非是贫贱之人可以应试的考试，而是那些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足以准备考试之所需的阶层才可以利用的手段。科举考试向世人提供的虽不是一条如同“九品官人法”似的登进之途，但仍可以说是专门针对富人而广开的门户。
本杰明·艾尔曼曾对科举考试的应试基础、能力要求和求学路径作过深刻论述：“明清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应试者必须具备书写‘清真雅正’的八股文章的才能，而要具备这种能力，应试者要从孩提时代就在家中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家长（通常是有一定教养的母亲）的指导下习诵《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教材。到八岁左右时，学童一般要进入家族等兴办的学校中，接受专业的塾师指导。学童们要研读更为深奥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同时还要学会吟诗作对。10岁以后才能开始一边继续钻研各类史学名著，一边练习八股文的写作技能。经过多年从海量背诵到精深阅读再到反复练笔的艰苦学习，学童才能基本具备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得精英教育的能力。”[25]263-271由此可见，科举考试实际上对应试者的知识和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梁晨等也认为，由于掌握这些知识的不易和办学、就学的困难，寒门家庭一般很难支持其子弟常年专门学习，从而在事实上也就无法参加科举考试[16]3。
本杰明·艾尔曼进一步指出，明清时期的那些科举家族往往有着一条相似的成功路径：某个大家庭或家族，第一步要靠农耕或经商而初步起家，然后再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创立一所私塾学校，训练家中少数的有资质的青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众多子弟从小艰苦学习之后，才能最终取得科考功名[25]239-294。科举考试的成功者主要系由士人、地主和有实力的商人家庭等社会中上层子弟所组成。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均无法参与到科举考试中去，科举考试及第对于科举时代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16]4。
科举考试的特色是除去若干例外的限制，登进之门几乎向所有人敞开，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科举是一条费钱之路。每逢乡试，士子进城应试，均需赁屋居住，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庶民子弟所能承受。而参加会试，则花费更大。一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的士子，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初就开始上路参加第二年三月的会试。旅途劳顿之苦，旅费之巨，不难想象”[26]85。明代举子王世贞在会试时“初岁费三百金”[27]，而同时代的文徵明就不那么幸运了，文氏应乡试十次却屡试不中，而其曾孙文震孟应会试11次、年过50才得以登第。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乃至十数次的应试，所需费用之巨实际上难以计算。“这还不包括士子寒窗苦读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家长、亲属付出的陪读时间和精力。如此高昂的费用，对难以饱腹的贫民小户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显然只有那些富室大户才能承受。”[26]86
清代学者诸联在《明斋小识》中对他到金陵参加科举考试的盘费有过记载：“金陵之行，盘费日增，见昔人旧账，所用约三、四金耳。予初试时，只加其半，今则非二、三十金，不能行矣。寒士馆谷，一年所入几何，何所持作破浪想也。若童生小考县试，买结单百二十文，台凳纳卷各百余文，覆试递增之。院府试又添舟楫之费及寄寓饭食，每日二百余文，廪生结保，馈一、二钱不等，总核亦在数两左右。所以人皆不愿读而愿贾。”[28]清道光年间，江西学政李宗昉称：“春秋两闱，应试者仆马有费，糇粮有费，赁居有费，三场卷资又有费，贫者不能赴，赴者皆竭蹶从事，不得一心力于风檐桦烛之间，以显其力。”[29]
清光绪二十九年《申报》刊载了《论应试士子之苦》一文，生动形象地论述了应试士子筹措科举考试盘费之苦。“士子寒素居多，每岁砚田所入，为数甚微，仰事俯畜之余，岂有盈余之可积。若欲赴秋试，舟车有费，寓处有费，购办应考器具又有费，日用琐屑无一不赖孔方。且当乡试之年，各项价值必格外加昂，较平时几逾倍蓗。士子虽有宾兴一项稍资津贴，而所缺尚多，罗雀掘鼠之艰，庸讵能免。此盘费之难于筹措者一也。”[30]
张杰在《清代科举家族》中总结道，这些事实十分有力地证明，“经济基础是文化教育的前提，没有前人奠定的物质财富，后人就没有条件安心读书”[2]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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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科举考试与前科举时代的选才方式相较，固然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开放性，在形式上也具有平等之精神，但实际上由于科举考试的制度设计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普通平民子弟虽然有着相当广泛的读书和较低层次的应试机会，但往往止步于乡试，想要问鼎举业恐是难上加难，科举考试实际上有着相当之高的经济门槛，并不亲民。
第一，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往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应试者本人及其家庭没有经济基础，那么就必须通过民间长时间的资助才能“家贫力学”。这种经济基础的形成，有2种类型：一是家庭前几代人通过生产经营，积累一定的财富，供给后代子孙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家庭其他成员专心务农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所得积蓄主要用来供给家庭中的那些聪颖慧学之人，从而培养科举考试的苗子。
第二，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往往要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有这种闲暇时间，才可能持续性地读书应考。科举考试竞争激烈，想要获得竞争胜利，应试者往往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生产劳动，这样便有可能长时间地读书应试和赶考。应试者具备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出身才可能有大量的闲暇呢？其一是大家族，一般是地主阶级或者官商阶级子弟；二是家庭兄弟姊妹较多的，家庭其他成员专门负责农业生产，举全家之力集中精力培养读书苗子，从而让其有闲暇时间读书应考。“所谓‘黄金屋’、‘颜如玉’云云，对绝大多数士子以至于对全社会来说，大概永远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31]封建王朝统治阶层始终掌握和把持着科举考试是一个无法撼动的事实，而即使存在一些所谓贫寒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士”这个特权阶层的案例，仍然不会改变科举考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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