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夷夏之辩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辩”》读书笔记
——近代中国夷夏之辨观念转变的合理性探究
“夷夏之辨”在历经千年的流传，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炸的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用杨国强老师的话来说是西方的“文明与野蛮之变”，中国从一个自居千年的“华夏”之位置被拉到“野蛮”的行列之中，而自信的西方人则戴着“文明”的帽子源源不断的向“野蛮”的国家灌输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并曾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的英国报纸上“直白地说：‘英国的优越性使它有权利和责任去管理较低的民族’，而千百万中国人则正‘急需王政府给他们照亮通往进步的道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民主自信力啊！正是在屡次失败的反抗侵略战争的背景下，中国人自傲的情绪逐渐被淹没，冲刷它竟是“巴黎之花，伦敦之犬，皆带自由不可侮之气，中国则以人类而局促至牛马之不若也”之类的自卑感。这种转变在杨国强的《中国人的夷夏之变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许纪森的《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及罗志田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等论文中已很好的阐释了演变过程，所以不必细说。
当看葛兆光的《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时，说当前研究思想史时会经常习惯地依照某种政治史理路描述19世纪思想变化，但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例如从社会生活背景中寻找思想史的诠释背景、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也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诠释关系。张灏曾经指出，在1895年至1920年间兴起的报纸杂志、新式学校以及学会这类新的制度性传播媒介是思想史相当重要的背景。同样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开始探寻新的合理的解释原因来解释近代思想嬗变的原因，并且葛兆光的“我一向以为,分析的历史越复杂,其趋近原状的可能也越大”这句话是对学者开辟新路子的肯定。所以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阐述价值观念自然嬗变这一新的角度来探究近代社会“夷夏之辨”发生转变的原因。
在讨论非历史问题时，我们分析一个人的思想状况如何经常会从心理学角度来着手，那么当问题换成历史上的社会群体思想的转型是否也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着手呢，笔者想是可以的，个体的意识在聚众集合后会凝结成集体意识，也就是说集体意识是由个体意识汇成，两者密不可分，所以研究个体思想的心理学方法也可研究社会群体思想，可以将社会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将“夷夏之辨”的转变作为一个整个社会群体的心理状况集体发生改变。
在清末，十九世纪中期，外来侵略浪潮的冲击下，清政府统治出现了危机，清王朝在国际上丧失了权威性，一群习惯于依附中国封建王朝的士民阶层在惶恐之中出现了两种反应，一种是抵制，一种接受。
反抗者多为顽固清朝的元老重臣，自古以来“华夏”优越感的惯性使得他们在清王朝外强中干的荫蔽下仍抱着不可一世的自傲态度，蔑视洋人，如曾国藩的日记中描写到“英吉利豖突定海”、“逆夷性同犬羊”；两江总督牛鉴也说“彼虽畜类，亦具人形。比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服帖”；皇室恭亲王奕在奏折中批英法联军“腥膻已满都城”、“譬诸犬羊，时吠时训”，等等只如此类贬低西方以保住自身荣誉地位的言辞屡见不鲜。尽管如此，人们心目中的保护伞清政府已开始出现裂痕，它权威性已开始动摇，在至十九世纪末期间，这个神圣的王朝不断被冲击不断的出现更多的裂痕，逐渐这威严的清廷形象在中国人心中裂痕累累。
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一西强中弱的境遇并未改变，反而愈演愈烈。葛兆光在《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中认为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思想史上最刺激中国人心灵的事件之一，也是有力的一击致使中国濒临涣散的“天朝上国”的形象崩塌瓦解。割台湾这一条款所带来天崩地陷的感觉震颤着当时中国每一个人，似乎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一年里都被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所笼罩。他举了几个人的例子。马关条约签字的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说“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唐景崧也从台北来电，对郑氏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国无以为国，谋国者之肉，其足食哉。”《德宗景皇帝实录》中记载皇帝的话：“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是中国人从来不曾有过的，心情虽然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也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弗雷德·阿德勒说：当个人身处困境而又无法适当应对问题时，他就会产生自卑情结。面对外界的变化和新事物时，自卑的人会表现出一种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中充满了危险，我必须回避他们”。这在近世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顽固派的固执己见，他们并不是不畏惧时局的动荡，并不是不害怕西方的坚船利炮，可是正是种种的未知状况让他们不得不畏缩在清政府的臂弯之下，继续编织“天朝上国”的痴梦。刘鸿锡是个坚定地顽固派，他赴英担任驻英副使期间，他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的高人一筹，他亲见火车与轮船的快捷，惊叹“技之奇巧，逾乎缩地”，尽管如此，他还是固守中国一方文华传统不肯学习，声称“我圣朝绥奠群黎,同安乐土,农工百艺,莫肯轻去其乡”。这不是仅用民族自信力所能解释的，在心理学角度当自卑的人在自卑感的影响下，渴望被认可的强烈欲望就会逐渐觉醒，这种表现出来的个体目标就是要获得优越感，是要凌驾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之上。被付诸行动时有一种类型的人会表现出一种自我优越情节，可是我们观察他们的行为而不管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就会很快的发现其中的自卑情结。而这些固执己见的顽固派则是用诋毁和自我粉饰的语言伪装自己缺失的信仰，他们不肯承认中西两种文明碰撞下中国明显处于弱势这一现实，而这种做法是有违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所以会被历史前进的浪潮所淘汰。
另一种是接受的态度。随着十九世纪的一次胜一次残酷的侵略战争将中国人“华夏”编织的华丽外衣撕得粉碎，西方对中国的挑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经济上的、科学上的、实际上是价值观上的挑战。一些人在弥漫的硝烟中看到了中国的孱弱，在西方强大的气场指引下逐渐开始接受其光芒，其实用“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强大”的表述更为恰当，他们力图了解西方、纵观世界，例如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成的《天演论》，将“竞争”与“适者生存”的观点介绍给国人。他们渴望摸清楚对方，渴望了解究竟他能将中国摧毁的多么粉碎。
在中西较量下，一批学习西方的思潮涌现，从学器物到学制度，再到学思想，一步一步触及内里触及深层。思想是内在的不容察觉的因素，价值观是指导行为的内在动力，一旦意识到这个层面，就表明中国人民渴望自醒的决心。另一面也可看出西方势力冲击之强：西来的进化论磅礴四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这一套道理被当做“天演公理”之后，中国人在十九世纪的后数十年用夷夏之变苦苦支撑的心理防线变不得不走向四分五裂。
西方是用船炮传播着西方人的价值观，他们像是疯狂的播种者，每在中国领土上播散一只炮弹就散播一次“文明与野蛮”之辨，心灵创伤的中国人急于寻找一种可以给他们解释当前骤变局势的说法，这样，当中西之间的夷夏之辩随着十九世纪而去之后，以文明和野蛮区别西欧与中国之说辨独尊于二十世纪。由于炮火在中国人身体种下了疮疤，西方世界的标准、尺度、价值观便迅速侵噬了中国人的灵魂。二十世纪被打得满目疮痍的中国人需要站起来，就需要西方铸成的“拐杖”支撑，这“拐杖”满满都是不同于东方的传统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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