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对实现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议程中前两个目标就与乡村振兴直接相关，如：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该议程的提出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并强调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因此，加快乡村振兴需要重新思考，而不是将其视为城市发展的附属品，而是应该将其推到全球发展的舞台中心，致力于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问题迫在眉睫，有以下几个关键角色和策略因素需要重新思考：首先，贫困和低质是乡村地区存在的深层次挑战。世界人口近一半，包括五分之四的贫困人口，都在乡村。在乡村获得教育、卫生医疗和其他服务较少。一些国家城乡贫富差距太大导致了乡村不满情绪，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甚至引发动乱。其次，当下的乡村发展政策无法保证地球的生态健康。不断退化的森林导致气候的变化，也是诱发动物源患病率上升的原因之一，如：2019年新冠病毒。反之，气候变化对农村及农业有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第三，数字技术及其他前沿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加速当前城乡一体化带来新的曙光，新技术的介入创造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能性。最后，就近经验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农村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农村人口稳步下降。这并不是一个国家转向高生产率国家的方式。相反有可能导致工业化，甚至农村生产总值和人口会保持持续下降。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因国而异，因此乡村发展也因国家不同，存在的挑战也不同。在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67%和60%。即使在高收入国家，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农村发展成为了解决贫穷问题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农村对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乡村振兴战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乡村振兴，正如它在中低收入国家进行的那样，不可能达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在其他国家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可能性较小。事实证明，实现的环境目标是难以捉摸的。因此，重新调整农村发展战略是普遍需要，尤其既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又要适应发达国家。早期、新兴工业化国家经验表明，农业和农村经济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社会经济转型中起到先行作用。欧洲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先于工业化的英国和法国。亚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后来的中国都在农业生产率方面有显著提高，并优先于这些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后又与工业化国家进程重叠。20世纪60年代在印度及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改革”经验表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有自主催化作用。因此，乡村发展被视为可持续性发展过程的核心，而不是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附属品。迄今为止，城市化总体上采取了两个基本模式：（1）传统模式和（2）待开发模式。传统模式是指通过人口迁移实现城市化，即农村居民迁入原有的城市中心。待开发模式是将过去的农村地区发展为新城市。即就地城市化，尽管它的名字叫“就地城市化”，但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现有农村社区生活水平发展起来的乡村发展模式，在尚未迁移或成为城市居民的情况下产生。事实证明，这种“基于地方”的模式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特别是实现城乡空间公平方面很有效。中国、日本和斯里兰卡都是乡村现代化发展方面非常典型的例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已将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转变为现代化社区，完善基础设施，良好的健康医疗条件，很高的人均收入。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农村地区人口增长率高，结构性就业不足，农业生产率停滞不前，金融资源匮乏，以上这些因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常见。日本各地区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克服了这些障碍，从而能够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食物。他们还将年轻人送往大城市，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20世纪60-70年代，国民经济显著增长。1946年，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将失去土地农民转变为土地所有者。农民一旦成为土地所有者，就会施肥、购买农产品、投资土地的机动设备来改进灌溉。政府和农业合作社（成立于1948年）为改善农村居民福祉、建设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农业投入产出分配制度的制定。改革措施还包括向农民提供大米价格补贴。这样，生产者设定的价格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得多，差额通过高额进口税实现，由日本消费者支付。因此，日本的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1951年，农民种植1公顷的稻田，每年要在这片土地上工作251天，而2000年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到只有30天。现在，普通农村家庭会聘用兼职农民，而他们在非农业部门做全职工作。2000年，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约8万美元，比非农业的普通家庭收入多23%（表一）。随着制造业及后来服务业的扩张，许多年轻人选择住在农村，但在家乡以外的其他地方工作。因此，农业生产变为兼职，许多农村家庭在非农业工作方面的收入在其总体收入中占主导地位。表一：日本农场农业活动平均总收入及收入
大米价格补贴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缩小了农业和其他方面部门之间的差距。但在20世纪70年代，大米的价格太高最终导致需求减少，大量未售出的大米储存在仓库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减少稻田面积的政策来减少每户供给过剩的问题。因此，一些农民会出售他们的农田，有时这些农田会成为公共或房地产开发项目。如今，许多位于大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区已成为都市圈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于生产非稻米农产品（如花卉、水果和蔬菜）；一部分作为居住场所，举办一些制造和服务相关活动。然而，其他农村地区同样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挑战，如放弃耕地，商业活动减少，人口老龄化，财政赤字增加。这就意味着日本现在需要制定一项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来振兴农村，这在国民经济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中国就地城市化促成了约20000个小城镇的出现和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为1亿多人提供了非农业领域的就业机会。信息技术是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决定的政策方向，就地城市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为突出。这一进程将农村地区重新划分为城市地区，与政府共同创建新的城市中心。而且农村居住区和基础设施的实际变化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TVE）来实现。表二3.1显示，1982年至2002年间，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人口约为总人口增长的67%。1990年，城市及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人口分别占比不到5%和28%。1990年代，就地城市化在人口增长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在21世纪初，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成为城市地区居住人口快速增长的主导因素。1978年，乡镇企业雇用了约2830万人，但到1997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05亿。二十世纪末，乡镇企业总产值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乡镇企业对出口的贡献约占三分之一。乡镇企业的出现和扩张为当地城市化的结构性发展和基础设施完善带来了新的变化，从而成为主要驱动力。例如，通过创建工业园区和开发区促进更高的收入；通过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来提高人口密度。中国就地城市化的真正影响可能被低估，这主要是因为在公共统计中仅仅反映了被官方重新划分为城市的地区。尤其是对中国就地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表二：3.1 1982-2010年城乡人口增长情况
1、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20世纪70年代末，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达到400人/平方公里，这是城市领土定义的共同标准。相对廉价的交通工具，如摩托车、公共汽车和卡车，迅速改善和扩大了道路网络。该地很多地方建立起地面和无线通信系统中，信息能够及时触达。以上的发展都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为了获得集聚经济效益向城市靠近的必要性；2、内部和外部社会经济条件。投资不足是农村地区城市化的主要障碍。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改革前，沿海地区的人们在住房方面进行投资，建立了由多个家庭共享的家庭作坊，通常由外汇提供资金。他们与海外华人（居住在中国境外的华裔）建立商业网络合作，从事密集型生产劳动，如缝纫、建筑材料和食品加工，这些劳动需要前期投入一定的资金、有限的时间及其熟练劳动力。这些家庭作坊是沿海地区就地城市化孵化器的前身。1986年10月，政府颁布了一项引进外国投资的新措施，大量海外华人的资本流入该地区。外国资本的引入不仅改善了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而且还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生产方法和设施；3、政策和机构。中国的户籍制度（即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移民，国家城市发展战略也限制了农村人口在大中城市增长，间接促进了农村就地城市化。中国的土地保有权和社会保障制度也抑制了农村居民向城市中心迁移，从而间接鼓励就地城市化。例如，一旦居民永久性地离开村庄，可能就会失去农地使用权和村集体共享利益（股息支付）。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大经济发展的分散决策授权地方政府建立乡镇企业和“城市中心”。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一种共识，即通过大城市与周边小城镇和谐共生，加快城市化进程。消除城乡移民受户口制度限制的障碍，也鼓励地方政府扩大区域城市中心，特别是省会城市。将重要性转移到创建大城市是就地城市化成功的必然结果，因为以往的农村地区已被正式纳入到城市，其人口和经济活动也有所增加。但最近的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的原地城市化这方面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就地城乡改造正在进行中，且城市分散的空间格局将继续影响省内未来的城市化模式及规模。斯里兰卡于2019年加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未经历重大的城乡迁移冲突。据世界银行（2015a）指出，该国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方面实现了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空间上的公平。斯里兰卡的城市人口比例有所增加，从1950年的15.3%增加到2020年的18.7%。而整个南亚（包括斯里兰卡）的情况也如此，其增长分别为1950年的16%到2020年的37%。斯里兰卡的区域差异如下：除了在西部省会城市外，其他地方都很小，表现出一些城市特征，比如人均收入更高，非农活动更多，学校和医院数量较少(表三)。斯里兰卡农村地区，除了人均收入增加外，还享有许多社会福利和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尽管自后殖民时期以来，不同的政党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但他们已经做到了一贯强调的农村社会优先发展，Asada称之为“农村第一原则”——保证普及免费教育和医疗，并提供负担得起的公共交通。尽管在服务质量和设施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学校和医院在各省市地区之间的分布是平等的。可靠的、享受补贴的公共交通网络对享用教育和医疗设施提供了便利。1970年代，该国还制定脱贫方案和低利率小企业贷款计划，一直持续到今天。目前，斯里兰卡享有南亚国家中最高的健康保障和教育水平，出生率较低，以上这些都减少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需要。斯里兰卡的公共交通实现地域性平衡增长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乡村巴士网络扩张，票价较低，这就促进了当地人的城乡流动和整体福利的提升。目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无论怎样，都使该国在维持一些基于农村第一原则的社会方案方面面临挑战。最近几年，斯里兰卡的经济停滞不前，严重依赖海外外汇，约占国民生产总产量的10%。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2012年斯里兰卡启动的科伦坡大都会城市发展项目，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有助于首都的进一步城市化，并将城乡平衡更多地转向后者。斯里兰卡的经验为其他面临城市化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教训。例如，维持普遍福利方案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关键。提供全民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是一项重要任务，这是斯里兰卡发展经验的基本原则。该国广阔的道路网络和低廉可承担的公共交通也是确保交通便利的关键。无论在哪里，他们将资金投入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该国在实现城乡地区空间公平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从而降低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动机。A、据估计，1881年斯里兰卡的城市化率约为10%。韦拉拉坦（2016）注意到斯里兰卡政府将89个旧城市地区重新划分为农村住区。B、 Asada认为，“农村第一原则”植根于前殖民时期国家的繁荣丰富的农业实践，以及佛教文化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以上，是2021世界社会报告关于三个亚洲方面在乡村发展方面的一些现实与经验的分享，虽然各国情况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可以在我们稳步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总结其中的失败经验，从而更好地避开雷区，更稳健的发展。同时，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过程中，要不断地去反思，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如将其放在整个发展大计的核心地位，还是城市化的附属品？如何更好地去发挥其在核心地位的优势？如何切实地解决乡村现存的诸多问题，如经济问题、人口人才问题、城乡发展平衡问题等等。来源：壹度创意编译自2021年世界社会报告《重新思考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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