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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书法之当代意义


白蕉的书学渊源及其风格特色

白蕉的书法从早年到晚年经历了“楷书—行书—草书”这一明析的书法轨程。越往后草书痕迹越重,故其行草书的作品最多,也最为世人所称道。其它书体较为少见,这可能与他的专攻思想和审美偏好有关。白蕉崇尚的是魏晋风度。晋人书风蕴涵着飘逸飞扬,典雅绝俗,潇散简远、超逸恬淡、平和自然之美。它所承载的是中国文人精神寄托与理想情怀,而能代表这种至高境界的就是王羲之。王羲之最为完美地体现了魏晋风度。

关于魏晋风度,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的深刻入理: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合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秒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梁少膺先生对晋人书风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晋人这种书法美学思想是以老庄哲学思想为根基的。因为晋人在艺术理念上追求的是人格精神的大解放,大自由,最终形成艺术上的大洒脱,大绝俗”②。

晋人这种能代表中国文人精神寄托与理想情怀的书法境界也正是白蕉所推崇,所追求的书法境界。白蕉的书法作品多是行草书。其行书风格类型早年(1940年左右)的作品大致不出字字独立(偶有几处一两个字相连的成为节奏点)、中正平和的行楷书和行中参草,气脉通畅的行草书两种。前一种以彰显书卷气为主,志气平和,温文而雅。用笔圆润遒美,结构端庄,字形瘦长,兼带有欧阳询、虞世南的风神。白蕉中后期的行草书作品得益于“二王”最深。如其代表作品《兰题杂存卷》,便可以看出“二王”行草手札的影子。此作气韵跌宕,笔墨酣畅,为多次书写,每有所感,增补书之,参差错落,神采飞扬。用笔用墨温润优雅,枯而不燥。挥笔如天马行空,气势宏壮。

胡传海先生在评价白蕉的文章中称:“荡宕处采用了《平安》、《何如》、《奉橘帖》的安详舒逸的布局方法;流荡处表现了《得示帖》、《鸭头丸帖》势如滚珠的转承技巧;跌宕处嫡传了《二谢帖》顿挫有致的用笔方式;俊逸处汲取了《丧乱帖》气势开张的结字形式......当然,白蕉也不是一味地再现二王的面貌,细细品味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白蕉用笔追求起落无痕迹,折笔相对减少;结字求简,行笔速度更快些;字距安排也力求变化”ƒ

胡先生的文章可谓洞察入微的精辟之论。

苏显双先生也说:“白蕉在二王的根基上不露痕迹地融入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董其昌、王宠的笔墨元素,终以己意出之”④。

笔者认为,白蕉书法继承的是王羲之的精神、思想与情怀。他的书风既能与二王合,又能与二王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给人以儒雅、自然、舒适、率意、洒脱、从容、自信的美感。而这种审美取向正是与白蕉的书学理念分不开的。白蕉认为:“学书始欲像,终欲不像;始欲有我,终欲无我”⑤。其书法实践也正是在此观念的统领下展开的。

关于白蕉的书法风格,有批评家批评他“承传二王风流,长撼不敢越雷池”⑥,又谓“白蕉心甘情愿地匍匐在“二王”的脚下,顶礼膜拜,没有勇气去超越二王”⑦。这些说法笔者不敢苟同。想必白蕉先生在世的话,也是不会认可的。

举例为证,白蕉在其《书法欣赏》一文中说:“书法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个性不同,各人各写,把各人自己的性情表达出来,所以欣赏无绝对一致的标准。如颜真卿字肥厚有力,杜少陵诗却说“书贵瘦硬始通神”。如此就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又如钟繇的字,有人说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又有人说他如“踏死蛤蟆”。王羲之有人说他“体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也有人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颜真卿的字,有人说他“挺然奇伟,书至于颜鲁公”;又有人说他: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简直是“后皮馒头”。可见各人对书法嗜爱不同,欣赏标准也不一样。

分析欣赏标准所以不同,有许多原因:对时代风气不同,思想不同,生活不同,素养不同,成就不同,理解不同,书体不同,方笔圆笔不同。

他又说:各人可以本着自身学养,从各种字体中吸收营养加以变化。比如说楷书,参入篆书笔意,或参用隶书笔意;写颜(真卿)体又参米芾行书笔意等,融化出来创造自己的面目”⑧。

笔者还是非常认同白蕉先生关于书法风格的一句话:“风格是什么?,风格就是思想和艺术的统一体”⑨。

总之,白蕉的书法外柔内刚,散发着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洒脱超逸是出自于他的内心,出自于他超群脱俗的“才情”上的。白蕉的书法风格不仅仅停留在对二王书法形与神的追求,他真情演绎在宣纸上的文字,是魏晋文人精神的血液与情怀,是中国文人内心的真率与超脱,从容与自信。

白蕉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在近现代书法史上贡献

白蕉是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诗、书、画、印全才型的艺术家,他不仅擅长书法,于诗文、画兰、篆刻均有很高的造诣。其诗文就学于徐悲鸿的外舅蒋梅筌教授,作品虽然不多,但均发自内心,工绝清新。他的画兰名气并不逊色于他的书名,当时号称“海上三绝”之一。白蕉的篆刻师法汉印,醇厚古雅,令人称道。另外,白蕉生平为我们留下了很多

具有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文学、书法理论著作。如:《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书法十讲》、《书法问题讲座》、《书法欣赏》、《临池剩墨》、《书法大成》、《行书字帖》、《客去录》等。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著作可谓浩如烟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书法理论家之手。有个现象很值得关注,这就是有些理论家不善书法,善书法的书法家很多又写不出来理论著作,从而导致有一些古代书法理论纯系泛泛空谈,是和实际书写不搭边的。作者非常赞赏许雄志先生的话:“理论是应该用来总结实践的,而不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故古代能像孙过庭一样书法写的绝好,理论著作(《书谱》)水平高且能指导、总结实践的书家为数不多。而白蕉留下来的几部书法理论著作,虽说部头不大,但都能精辟入理,令人受益。当然,白蕉书法艺术成就最大的应该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如《兰题杂存卷》等很多令人称道又足可以供后人取法的书法作品。

白蕉在近现代书法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力扛帖学(二王)的大旗,打破了碑学统领天下的新局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碑学书风笼罩着整个书坛,以康有为、包世臣等书家的大力提倡下的碑学思潮占据了统治地位,碑学一边倒的情况成为他们即将统一天下的局面。此时的白蕉与沈尹默、邓石如、马公愚等先生一起力倡帖学,以大量的书法论著、讲座宣传二王书风。其深刻的书学见解,不仅在上海书法界影响深远,而后又波及到全国。白蕉用自己的艺术精神捍卫并扭转了自晚清以来碑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同时又开创了碑帖共举,共同繁荣的新阶段。其开创之举和扭转之功是永远不可抹杀的。二是白蕉对倡建书法组织、普及书法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上海中国画院,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院的成立,白蕉有不可不登记入册的功劳。在上海,他又同沈尹默等人一起在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书法学习班;又与上海市青少年宫联合举办了书法篆刻学习班。此后,他又曾去安徽等地举办书法讲座、进行书画展览。与邓散木一起出版了《钢笔字范》,为普及钢笔书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参与、平衡了《书法大成》的出版、发行、印刷等大量工作。

白蕉之书史地位及其意义

沙孟海先生评白蕉“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⑩,对白蕉的评价并非过誉。一个书法家的在世名声和身后的影响是其社会地位和实际水平的综合反映,但书史留名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看其艺术水准。在回归二王的当今书坛,作为近现代书法史上名不见经传的白蕉,他的书法现在为什么会引来越来越多的书界同仁的关注和研习,许多在国展上连获大奖的专业户、书法名家都曾经或正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汲取养分,并且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认可,这么大的影响说明了书法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来说话的。白蕉的地位,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蕉将会日益得到更大重视。正是有了白蕉这样的书家,我们中国书法的正脉才会更好地传承下去。白蕉的书法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书法艺术的文化特性要求一个书家必须注重人格,学养和功力的修炼,最终把至高的学养融汇于心,以书溢出才能成为书法艺术,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经得起时间、历史筛选与检验的书法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蕉的书法是永恒的。

作者:孙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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