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杜少记录的第4篇真实故事，你将看到上千人集体服毒自杀，而唯一想活的人求生乏术。
尽管距离死亡时间不足12小时，这些尸体已经急剧膨胀，每条裤子都被腐肉撑得滚圆，下体还留有排泄物的污迹。伏地而亡，三五成排，包括一条狗在内，所有死者都口吐白沫，没有外伤。
有一只野生金刚鹦鹉习惯性地落在琼斯镇中心的集会大厅外，今天没有人向它投食，只有一个大铁皮桶和半桶紫色的饮料。但鹦鹉本能地远离这一桶掺有氰化物的毒药，栖在高处，像一位牧师接受成片死尸的朝拜。
这个地方名叫「Jonestown - 琼斯镇」，它仍然隐匿在热带雨林中，但一夜之间成了全球焦点。圭亚那警方想尽快给世界交上一份调查报告，再着急，他们也要先逐个刺穿死者的肚皮，否则腐烂产生的气体将撑破躯干。
这就是「琼斯镇惨案」，悲剧发生后，全美都震惊于死者中高知分子人数之多，为什么受过教育的人仍然被邪教蒙蔽？很快，教育问题成为全国性话题。
至于近千名死者和他们的真实故事，自1978年起就无人问津。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琼斯镇也是个人口素质极高的精英社区，33.6%的居民来自白领阶层，包括155名医药、医疗从业者，121名文员，42名教育工作者，21名金融从业者以及4名法务从业者。在2010年至2014年的纽约，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市民也不过33.7%而已。
全部1020名居民大致分为三个人群——在知识分子中，最活跃的人物是大学教授的伊迪 · 沃伦和她的学生，德博拉·雷顿。银行高级经理斯坦利·克莱顿在搬入琼斯镇之前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几乎所有像他一样的中产居民都带着巨额捐款而来。奥德尔·罗德是低收入者中最受尊重的一个，他在琼斯镇担任小学教师的职务。
自1974年开始，一共有76批垦荒者历时4年半，从23067亩租来的土地中开垦出5171亩可耕地。这相当于在一片比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还大的原始森林里，开辟出13个鸟巢体育场，鼎盛时琼斯镇的人口相当于200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运动员人数。
琼斯镇一共有101栋建筑，66栋宿舍分为男、女和家庭三个区域，泾渭分明。居民们像模像样地办起学校、医院，成立银行、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和法院，最高建筑是小镇中央的集会大厅。这片藏匿在南美雨林中的小镇力争为美国人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吃喝、看病、上学都不需要花钱。
琼斯镇人拥有自己的篮球队、摇滚乐队，他们甚至还有一只二三十人的武装，用几十条枪保卫家园。
在1978年，「琼斯镇计划」平均每个月收到筹款6.8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6.5万美元。惨案发生后，经查该组织所持资产约为25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亿美元。平均下来，这座小镇的千名居民每人拥有10万美元。
这里是地球表面存在过最富裕的村庄。在美国本土，这个小镇的宣传口号是：「琼斯镇，一个没有歧视，也没有贫富之差的乌托邦理想乡。」
可惜，这个理想社会从未运转过1天。
虽然琼斯镇有法院，但一个名叫「Jim Jones - 吉姆·琼斯」的人才是这里唯一的王。
琼斯的前半生波澜不惊，1955年他创办了「Peoples Temple - 人民圣殿教」，琼斯镇就是他指挥信徒，在丛林中为自己建起的王国。
在这里，琼斯拥有中世纪领主一般的「初夜权」，只有他可以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雷顿很快发现，在这里乱性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琼斯不定期在自己的木屋里举办性爱狂欢，参与者是他亲自挑选的居民。他本人是狂欢的最高控制者，无论男女，琼斯要求每个人用「当琼斯对我做...的时候，我觉得...」的固定句式来赞美他的床上功夫。
教授沃伦在日记中记录，用乱性派对控制居民的身体，这只是琼斯控制所有人大脑的第一招。另外还有两张王牌，其一是用告密、惩罚制度打破人与人的信任；其二是24小时不间断的强制洗脑，彻底改造思想。
琼斯几乎每天都在夜里广播，「今晚我将派一些人到你们中间，怂恿你们离开琼斯镇。他们也许是你们的亲人、朋友，但你必须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我的孩子们，这是一个忠诚测试游戏。」
告密制度要求居民必须定期汇报，因此大多数揭发理由简单到可笑：「怠慢、不积极、自视甚高...」即使这样的罪名，也会给被举报者招来刑罚。
琼斯镇只有两种刑罚。轻一级的惩罚是彻夜倒挂在井里，不停浸入水中。重一级的惩罚被称为「酷刑洞」，将被惩罚者关押在一个密闭地下空间10天，这个空间只有182厘米长，120厘米宽，受刑者只能以平躺的姿势度过，自行解决大小便，连翻身都不可能。
携捐款而来的克莱顿本以为自己是琼斯的座上宾，但自从1977年8月来到琼斯镇，他每周至少有一天必须和全体居民一起彻夜不眠，讨论自杀有多光荣。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被告知，「美军正在进攻圭亚那，一旦入侵小镇，我们就必须集体自杀掀起一场光荣革命。」
甚至有几次，琼斯要求克莱顿和同伴们扛起没有子弹的枪、铁锹、铁铲演习守卫小镇，接着告知他们小镇失守，必须喝下毒药自杀。喝完假毒药，再次集会讨论集体自杀的必要性。
在琼斯镇4年半的短暂历史里，只有少数人企图逃出琼斯镇，比起残酷统治，人们更怕外面的世界。
当1978年11月17日，敏感的媒体组成一支调查团，由一位美国政府众议员率领抵达琼斯镇。
11月18日，有少数居民试图向调查团发出求救，事情败露后琼斯把调查团和「叛徒」驱逐出镇。盛怒之下他授意武装队伍向调查团开枪。
下午5点15分，包括众议员在内，5人当场身亡。
调查团随行NBC记者被枪杀前拍摄到的最后画面
琼斯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杀害政府官员的罪名，他愈发地狂躁，谈论起琼斯镇的沦陷，谈论起所有人都熟悉的「光荣革命」。
大屠杀开始了。
奥德尔·罗德是唯一从大屠杀现场幸存的人，以下是他对这场惨剧的记忆。
当时罗德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突然被命令带着学生集中到中央集会大厅。小镇居民都集中在那里，一位20岁出头的母亲正用掉针头的注射器给她的婴儿喂毒，自己也喝下毒药之后，她走到大厅侧面的草坪上坐下。
与此同时，武装队伍出现在人群周围，一名中年妇女开始组织儿童和青少年先服用毒药。她介绍说毒药将在30分钟内起效，并保证是无痛苦的。
当孩子们因为痛苦开始哭闹、抽搐、翻白眼、吐白沫的时候，这名妇女解释道：「别担心，这不是痛苦，只因为饮料太苦了。」
罗德亲手把自己的学生带至此处，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目睹此情此景，其他信徒却平静如常，人们以家庭为单位排队，一起喝下毒药，然后互相搀扶，安静等死...
这时候琼斯本人亢奋地给出命令：「大桶！大桶！大桶！大桶！再去拿一个大桶来，让成年人也可以快些开始。」一名护士随声附和，说注射器也不够用了。罗德没有犹豫，尖叫着要求帮忙，然后一头钻进距离集会大厅十几米远的仓库深处...
晚上7点30分，罗德渐渐听不到枪声、哭喊声和呻吟声，他夺门而出一路奔向最近的小镇求救。
当时38岁的罗德是一名越战退伍军人，在来到琼斯镇之前，他是一个混迹社会底层，情愿用毒品腐蚀身体的瘾君子。
讽刺的是，吸毒的越战老兵在大屠杀中清醒自救，而300多名像你我一样，受过教育的人却变成死尸，快速腐烂，永远留在圭亚那热带雨林的泥土里。
1995年3月，在奥姆真理教设立在富士山脚下的总部里，邪教组织的成员曾经用化学原料制造致命的沙林毒气。这些邪教信徒是知识分子。
2001年9月11日，一架飞往纽约的飞机上，经过严密训练的基地组织成员正在驾驶客机。这些恐怖分子来自精英阶层。
2015年的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就讲述了一个丧失自我意识的真实故事。特殊环境下，善良的人也会被环境影响，绞尽脑汁虐待毫无瓜葛的陌生人。当实验被迫结束，施虐者与受虐者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适应原本的生活。
即使是社会精英，也习惯在生活中寻找安逸，每当看到惨剧，我们都庆幸自己拥有按部就班的平淡日常。
当你以为朴槿惠被邪教控制是个有趣的娱乐新闻，还当作谈资抛在酒桌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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