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您笔下描述了一批前辈学人，不少已被学术史所遗忘，您认为这种遗忘“半是无意，半是有意”。有意之说，能否请您进一步展开，给予更多的解释？
葛兆光：学术遗忘的背后当然是政治因素，这就是政治判断时时在影响学术判断，因为中国传统里面，总是不完全以学术论学术的，往往要知人论事，以德论才。其实，带来一个后果，就有一些以成败论英雄，以顺逆论学问。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就是一个例子，你可以想想，陈寅恪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现代史上的汪兆铭也是一个例子，你可能看到前段时间，余英时先生给汪《双照楼诗词集》写的序，汪是汉奸，但是并不妨碍说他的诗词不错，这可以分开讨论的。作为学术史研究，你能不能把政治、人品和学问分开来判断，如果能分开，也许就好的多；可是，在中国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傅斯年1945年光复后回到北京，他就把凡是在伪北大任职的统统开除，当然一方面民族大义是在那儿，没得说，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点决绝，似乎不分青红皂白，他到台大当校长，也有这种做法。我的一个学生最近在研究沦陷时期北平的史学界，那里面情况复杂多了，在那个北平沦陷的形势下，就连最有骨气的洪业也说，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你不做事你没饭吃，但是，做事并不一定是为侵略者做事，你做研究你还得吃饭，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过去对一些有成就的学者的“无意遗忘”，很多是受到政治立场的判断，或者说道德立场的判断，从这一点上看就是“有意遗忘”。如果从学术史角度看，本来有些学者是很有成就，很有影响或者说很重要的，但是又有时候被忽略了。
有人觉得，现在有一个“去政治化”的趋向，我倒不觉得，我反而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一直是一个“过度政治化”的时代。对于学术史的“遗忘”，如果是1949年以后，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三种原因来，一种是政治原因，比如说胡适，在解放后，胡适不仅要把他遗忘，而且要批臭；第二种是王朝原因，有些是遗老，好像就学术就落后了，其实有的遗老在学术上很先进的，像王国维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思想原因，导致有些人被边缘化，你比如说柳诒徵、缪凤林他们，其实他们东南大学一系在民国学术里都很有影响，跟北大、清华、燕大和史语所等主流学术可以相提并论。到了1980年代重新回过头来讨论学术史的时候，为什么有人一直在讲要重回民国学术，接续香火，其实就是说有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当然，这里要有一个小小的说明，就是有时候发掘过去学术史上的边缘人物，有时候会越发掘越边缘，走偏了也有可能。其实，我个人看法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晚清民国学术史里最有影响力的，或者说，改变中国学术生态格局和问题意识最大的，还是梁启超、胡适这一脉络，这是有人所谓的“主流学者”。对于这样的学者，当然也有异议，但说老实话，整个晚清民国学术这种巨大变化，从波澜壮阔的大改变来看，还是梁启超、胡适这一脉下来还是主流。
东方历史评论：提到胡适，许多人认为在学术史上高估了他，但是您的看法似乎与此相反，认为胡适他们还是被低估了？
葛兆光：我觉得学术的高低，并不一定以具体的个案研究对错为标准，从个别的学术成果和作为典范的学术研究结果而言，当然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学者很了不起。但是，你从掀翻一个时代，改变一代学术来讲，那胡适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其实，对于胡适的很多研究成果，我们都应当重新认识其意义。我做过禅宗史，我对胡适禅宗史研究的评价是，可能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他都可能有错，但是他给你一个“典范”，什么是“典范”？就是他开了一条路，你就得沿着那个路子走，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白话文学史也是，小说考证也是，你看现在研究《红楼梦》，好多后来者，不是都在胡适的延长线上吗？
东方历史评论：他是开了很多新的研究风气。
葛兆光：过去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可是开了风气，就自然成为引路的导师。所以我觉得，我们判断学术史意义应该有另外一套标准。第一，是谁或者是谁的研究，给学术史转型做了最大的推动，使得传统学术转型到现代学术；第二，是谁影响了最大批的学者，投入到这一个转型的学术潮流里面，第三，才是说谁提供了具体的研究典范让人家去追踪和模仿。所以，我觉得一九九〇年代开始出现“学术史热”，但是，说老实话还是借着学术史谈思想、谈政治，还不完全是谈学术，因为学术史的评价，应当另有一套标准。比如说，王国维你就不能总讨论他跳昆明湖这事儿，你得去讨论他的甲骨文和早期中国史研究有什么意义，他的蒙元辽金史研究有什么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值得讨论的，而不是说讨论他作为遗老怎么样，如果用那些内容来讨论，那只是在讨论他个人生命史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史上讨论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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