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耳悳（书斋狐狸，斜杠中年）
最近一起沸沸扬扬的学生失踪案终于找到遗体，官方基于各种刑侦手段推导出“自杀”的结论。然而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社交媒体平台不断爆出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言，“器官说”“熊猫血说”，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仿佛背后包藏惊天阴谋。
社会热点事件的舆论传播中，这种以“一个巨大的由恶人或恶势力网络暗中密谋”作为解释的“阴谋论”屡见不鲜，大到共济会操纵世界，小到一个随机的事件。很多人相信自己随时会成为巨大阴谋的猎物，人人自危。
“阴谋论”到底从何而来？它的土壤是什么？它的问题是什么？也许是时候梳理一下了。
▌何为阴谋论？问题在哪里？
根据维基百科：阴谋论是指在其他解释更有可能的情况下，将事件或现实情况解释成邪恶而又强力的集团或个体在背后密谋。支持者一般相信行为者具有政治动机。此一用词具有负面意味，因其在暗示支持者靠着偏见或不充分的证据去诉诸阴谋。
阴谋论像是一种谣言的升级版，它强调事件不是偶发的，而是有人处心积虑地暗中布局，或是背后潜藏着远比表面现象更大更深的黑幕。它不需要证据，仅是一种认定有阴谋的信念，而非有阴谋的事实。
在公共事件中，通常是对公开或官方解释的反动，即便后者证据链完整、逻辑严密；而阴谋论提供的“证据”往往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甚至根本无需证据，阴谋论者仅凭揣测和臆想即可铁口直断。
尽管满是漏洞、无法证实，阴谋论却也无法证伪。因为阴谋论的认识策略可以说是一种“级联逻辑”（所有认知共享同一源头）：任何不支持阴谋论的证据，那必定都是假的或错的，是幕后黑手一手炮制的，是阴谋的一部分；缺乏支持阴谋论的证据，那一定是幕后黑手在遮掩或封口（这种说法是不是很熟悉？）；其他人没有发现或不认为有阴谋，那一定是与幕后黑手串通一气。这种策略把阴谋论与中立的证据分析隔绝，使其免于质疑或纠正。这是一种认知上的自我绝缘。同时这也是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有人搞鬼，是因为有人搞鬼。
比如，一个人从监控中消失被认为事有蹊跷，可监控因布局不合理或设备完好率低导致覆盖有盲区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一旦相信了阴谋论的立场，就会“为什么其他监控不坏就这里的坏？”
这种认知必然导向一种悖论：幕后黑手强悍到只手遮天，可以愚弄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可同时又无能到破绽百出，能被身份普通的阴谋论者轻易察觉和识破。阴谋论者越是渲染幕后黑手的“黑”，就越是强化这种悖论，从而越是凸显阴谋论的荒唐。
卡尔·萨根做过一个“车库之龙”的思想实验：他假设自己车库里藏着一条喷火龙，可它是隐形的（无法目测）、悬浮的（无法观察到脚印）、没有温度的（无法红外探测）、非物质的（无法用喷漆使它现形）……总之你提出任何一种验证龙存在的方法，他都能发明出相应的特性来规避之。也就是说，这条龙无法用任何一种手段观测到。那么，这样一条虚空的龙跟“根本没有龙”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最简单和直接的解释就是这条龙根本不存在，除非主张者拿出证据。
阴谋论就如同这条车库里的龙，任何人都可以一口咬定它的存在，然后用花式理由拒绝被证伪。不可证伪就不会伪，于是永远为真、永远正确、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说，不可证伪性是阴谋论的致胜秘诀。但同时这也是它的命门——把可证伪性作为靠谱说法的必要条件，你很容易第一时间就滤除那些阴谋论。
▌阴谋论内在和外在的根源
阴谋论在当今非但没有随着人类科学和教育的进步，认知和传播手段的增加而逐渐淡去，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这表明，阴谋论恐怕不仅仅是认知水平的问题，它更深地根植于人类古老的心理结构之中。
首先，阴谋论能提供确定性。阴谋论由于归因简单（ 一个终极BOSS），不需要大量收集信息并鉴别，不需要复杂的逻辑推理，提供了一种现成和易于理解的解释，消除了认知中的不确定性，让你不必耗费自己的脑细胞就能获得知识，从而收获心理满足。
其次，阴谋论能提供安全感和控制感。当人感受到外部威胁，安全感和控制感遭到侵蚀时，阴谋论的简单归因能指明这种威胁的来源，使人重拾安全感和控制感，重建外部世界的秩序感。阴谋论给失意者提供了一个情绪出口，以及一种信念层面的控制补偿途径。
例如相比一个遥远贫困地区妇女被出卖的情节，一个城市女性被意外伤害后贩卖毁掉一生的可能，更容易唤起人们对安全的焦虑与共情。
历史上的“叫魂”案则更为典型。孔飞力在《叫魂》中认为，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出的其实是当时民众普遍的无权状态。以“叫魂”罪名恶意中伤他人，成为意外降临到普通人手中的一种权力。“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而其后果就是“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这样的心态在一百多年后的各种“教案”中又一次上演。
再者，阴谋论能提供群体黏合剂。阴谋论是一种表现“志同道合”的大好机会。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群体团结性测试。当一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某种阴谋论，人们便会出于从众心理或声誉的考虑（或者换句话说，迫于群体压力），主动或被动地向优势立场的方向调整自己的立场，而持少数派立场的人则会保持沉默。群体成员获得的永远是支撑自己信念的正反馈，而质疑和纠正这种信念的负反馈阙如。于是阴谋论的信念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群体极化”现象。
如果说内在动因是种子，外部条件则是土壤。阴谋论若能茁壮成长，其外部条件也必然是有利的。
阴谋论总是针锋相对于官方说法。而官方并不是被动的。它怎么做，直接关系到阴谋论的生存空间。
如今社交媒体已然成为重要的舆论场。很多时候，社交媒体与官方发布形成实际的竞争关系。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对官方的反应速度、发布信息的透明度、充分度、精确度，以及处置的责任心和担当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方面官方如果跑不过社交媒体，自然就会给谣言乃至阴谋论留出空间。官方越落后，谣言和阴谋论的空间就越大。
官方在一些事情早期的通告中常常只是敷衍搪塞，对关键疑问要么避重就轻、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前后矛盾，实在不行就给出一个侮辱智商的答案，非但不能释疑，还引出更多疑问，以至于客观上造成给社交媒体不断“喂料”、添柴加火的效果——等到说真话（近似真话）时，已经没有人相信了。某些事情正是拜这种官方信息之赐，成为流量热点，滋养众多谣言和阴谋论。
阴谋论在社交媒体时代俨然一门“显学”，也和社交媒体的特性息息相关。社交媒体的“部落化”和“圈子化”是群体极化的温床，天然适合极端化观点的传播。社交媒体的转发机制和推荐机制形成“回声室效应”，信息或观点在封闭的小圈子里反复传播而得到加强。回声室效应又强化从众心理，进而形成的“信息流瀑”现象：极少数人的极个别判断或观点（往往也很极端）呈几何级数地吸引追随者，以至于左右舆论。
此外，专业性更强的机构媒体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原因冲击下的全面溃败，也让社会失去了抵御阴谋论的最后一道防线。
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与利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早在1946年就提出了谣言强度公式Rumor=Importance×Ambiguity，即谣言强度（Rumor）等价于其主题对于受众的重要性（importance）乘以其事实基础的模糊性（ambiguity）。阴谋论作为某种意义上谣言的升级版，自然也适用这一公式。那么我们思考对策也就有了切入点。
由公式可知，降低阴谋论所涉事件的重要性或模糊性中的任一项，都能削弱阴谋论。这首先就要求作为权威信源的官方始终保持公开透明，充分及时地对外释放真实有效的信息，不拖延、不遗漏、不隐瞒。对舆论中的代表性说法和质疑，要及时回应和澄清而不回避。而这些都要求官方摒弃宣传思维，对公众坦诚以待，尊重公民正当知情权。
需要指出的是，重要性和模糊性这二者在公式中是乘法关系，而非加法关系。这就意味着，只要降低二者中的任一项，就能有效降低谣言强度。而当二者中任一项为零时，谣言就会消失。
当然，更为根本的原则还是保持开放社会，让信息自由流动，从而改善公共话语质量。这就要求官方不能垄断信息，要允许新闻报道，形成多个可靠信源相互验证和补充；同时也不能垄断言论，要允许公开讨论和多元声音，避免“回声室效应”和“信息茧房”。
而在受众方面，一方面认知能力和认知理性的培养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以逻辑和理性来分辨信息质量。另一方面，要记住阴谋论不仅仅是认知上的误区。寻求安全感和控制感是人拥抱阴谋论更深层的心理驱动力。因此，从减少负面情绪入手，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与关怀，提升个体的希望感和赋权感，能从接收端降低阴谋论的吸引力。
阴谋论在今天大行其道绝非偶然。它折射着现代人的心理欲求和精神焦虑，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因此很难对付，更难根除。在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面前，真相注定是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
正如三百多年前乔纳森·斯威夫特所写：“谎言飞驰，真相跛行其后，所以当人们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玩笑结束，故事却已然产生了影响：就如有人想出绝妙回应时话题已转，或讨论群已解散；或如医生找到灵丹妙药，然而病人已死。”
与阴谋论的战争注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但一切努力仍是有意义的：即使我们无法取胜，至少要让阴谋论也无法轻易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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