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儒家政治哲学,代表性著作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转型》《儒学的近代转型》《公天下与家天下》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发表百余篇。
文章来源
《现代儒学》,2022年第1期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禅让制度受到推崇,作为一种超越宗法和血缘的权力更替机制,体现了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禅让说并不仅仅受到儒家的推崇,墨家思想中也肯定尧舜传贤不传子的贤能政治模式。近年来出土的《唐虞之道》和《容成子》等文献,进一步证明了禅让说的流行。然而就儒家传统而言,孟子和荀子都对禅让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作为儒墨价值观的对立方的韩非子不但否定禅让是一种“历史事实”,更提出被儒墨所推崇的尧舜禹的禅让故事是虚构的,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移事实上是一部政治迫害史。(<正>引 言)
关键词
嫡长子继承制;尧舜禹;禅让制度;宗法制度; 权力转移
引言
一、德衰和世袭
在经典文本中,关于禅让与世袭转变的流传最广的论述出现在《礼记·礼运》,文中孔子将禅让和世袭看成是公天下和家天下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其中对于尧舜和禹汤文武的不同评价导致历代儒生不断有人怀疑《礼记·礼运》由“大同” 转向“小康”的转化是否能代表儒家的最普遍的看法,尤其是《礼运》中对于礼乐 秩序的“消极性”评价,更是历代注家所需要面对的困境。不过,如果我们揆之先 秦时期的典籍,我们可以看到对尧舜和禹之后的政治秩序的“完美程度”的不同评价。比如,孔子就通过对《韶》和《武》的比较,就说《韶》是尧舜时期的音乐,是 “尽善尽美”,而《武》则有杀伐之气,虽“尽美”而不尽善。这实质上就对尧舜和夏商周的政治秩序做出了评判,其倾向与《礼运》篇是一致的。那么,为何会导致这样的理想性差异呢?春秋战国时期的儒生会使用“道衰”“德衰”等来勾画尧舜到禹的转折。
“德衰”既可以指的是天道转变的规律,也可能是对于君主的德行衰退过程的描述,然这两种意思可能带来不同的政治方向。比如,明确否定禅让是权力转移的最理想模式的孟子,他承认尧舜时代与以后的政治秩序之间存在高低分别,并将这个转变过程说成是“道衰”。他说:“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尧舜之后,有一个混乱阶段,然后武王伐纣,恢复秩序,并不涉及政权转移的程序问题,也说明了政治秩序的衰落和修复的“周期”。
但“圣人之道衰”的判断却是会影响人们对尧舜之后治理之道的评价的。孟子在《万章上》中回应万章提问说不传贤而传子是否是“德衰”的说法时,孟子否定了这种说法。由此可见,孟子并不将禅让和世袭的转变看作是政治理想堕落的标志,而是认为禅让和世袭的政体选择的关键是“人民的意愿”,如果得到人民的支持,那么世袭也是“正当”的。万章说听人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求问孟子对这种说法的看法。孟子说:
二、世袭制:人伦和家国秩序
儒家所推崇的礼乐社会,遵循的是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指的是以血缘的远近来建构起个体和父母、兄弟、子女、夫妻之间的关系准则,并推广到君臣、朋友、长幼之间。在人类社会早期,血缘凝聚力是最直接也是最稳定的。费孝通说:“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为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8] 由于中国传统的超稳定结构,直到清朝覆灭之前,亲亲的原则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基本支撑。
参考文献
[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443-444 页。[2]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余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19 页。
[3]艾兰:《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蔡雨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8 页。
[4]参见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孙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96-97 页。
[5]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第98 页。
[6]朱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3页。
[7]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2-73页。
[9]晁福林:《试论宗法制的几个问题》,载氏著:《夏商西周史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33页。
[10]对这个时期继承制度的概括和分析可参见陈赟:《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2页。
[11]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99页。
[12]陈赟:《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第130页。
[13]曾亦:《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68页。
[14]杨坤:《两周宗法制度的演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380页。
[1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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