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运（1928-2012.9.1），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本文转自“史通”公众号，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1辑，第42-46页。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从1962年研究历史以来，我一直想了解西方史学。我认为我们不能只站在中国史学的立场研究中国史学，也要把中国史学放在世界潮流之中，所以几十年来，我尽量去收集、去阅读、去了解，但我感觉这方面还需要年轻的史学家继续来做。我也非常同意，要想西方史学家真正了解中国史学，一定要中国史学家多做一些，因为中国历史编纂的历史实在太悠久，成果也太多。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后现代主义崛起，这对世界史学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后现代主义者要摧毁兰克以来的史学。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作品跟文学作品一样，都是虚构、没有任何价值的。我总感觉，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出来，当然有其可以挑战全球的理由。但是如果过激，把人类珍贵的历史遗产统统摧毁，却是非常遗憾的。但我又感觉为什么西方史学在兰克史学兴盛之后，在这一最精彩的时刻出现以后，又会出现这样的理论？我想或许可以从中西史学的比较上得出结论。
中国自上古时代起便设立了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燕私之际，皆有史官及时记载。天子与诸侯，身居要津，随侍身边的史官，载笔以书，所谓“君举必书”，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者右史书之”，所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说明了影响力最大的权势人物，其一言一行随时被记录下来。
大约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盟会时各国史官争作德刑礼义各方面的记载，说明了史官记事的盛况。春秋时代以前，史官记事时情况如此，其后两千余年，史官的名称屡变，其记事的职责则不变。大抵春秋时代以前，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左史等名称。汉代的史官为太史令，也称太史公。自汉末迄于唐初，史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之称。自唐贞观三年（629），别立史馆，撰史之任，专归史馆修撰，著作郎始罢史职。自唐迄于清末，史官又有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名称。
中国古代史官的名称或有分歧，然其主要的职责为记事，则始终如一。汉代太史令之设，系取“善记述者，使记时事”。著作郎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系考验其记事能力。唐宋以后的修撰、编修、检讨诸史官，职责为“掌修国史，见天文、地理、宗教、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藉此而记之，以实录。国家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腾黄册封等咸充之”。这是于记事之外，史官又有修史的大任了。
唐代以后，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是非正式史官的起居郎、起居舍人。
唐代的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类似上古时代的左史、右史，起居郎记事，起居舍人记言。每天子临朝，侍立于玉阶下，朗居其左，舍人居其右。有命，延首以听。议政事，和墨濡笔以记。这是及时记载关系天下的大事。及退朝，按编年体，编录起居注，集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于一编，而且“记时政损益”，记事“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将编成的起居注授史馆，以作修实录、国史的基本资料。如此看来，到了唐代，记注已有了成法。天子的言行，国家的大政，史官皆及时记载；史官同时拥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必有在史官记载之外者；记时政损益，典礼文物，必须广参文献资料；书迁拜旌赏，诛伐黜免，必尽是及时的记录。所谓“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可知文献资料已向记事之官起居郎集中了。史官记事，济以相关的文献资料，记事于是益趋翔实。
数千年来，中国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的情况如此，可谓独一无二。同时，史官进一步负有修史的大任，为中国留下最珍贵的历史著作。
史学家的据事直书与文学家的虚构史实，截然两途。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两样，在中国是极端不可思议的妄论。中国有“秽史”之称的《魏书》，迄今仍是北魏历史的渊薮；被视为最“陋劣”的《元史》，其历史定位，亦不动摇。中西史学的分歧，自此而观之，其清晰若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会通中西史学者，于此而致意，则思过半矣。
相较之下，古代西方世界则没有产生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记事制度。在埃及与叙利亚地带，有些名册存留到今天，最早者大概是刻在有名的波勒穆石头上的（部分刻在附属于它的断片之上）一连串朝代与帝王的名字，属于公元前两千年的一些世纪，其编成的时代，约晚千年。其中绝少记事，仅到接近编成的时代，一年有八件事到十五件事被记录下来，大致是关于宗教礼仪、庙宇建筑一类的事件。《苏美上的名册》也属此类。一些大帝国的领袖，虽记录其在战争上的胜利及其功业，但未形成记事的制度。至于创造史学的希腊人，到公元前7世纪时，政治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了，奇怪的是此一时期的希腊，却无用文字记录其经验的动机，他们所注重的历史，还只是史诗所提供的历史。以致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还没有丰富的文字记录。情形如此，说明西方没有出现史官记事的制度，史学家及时记事的情况不见，以致纪实的史学理论不见。希腊、罗马史学家写史，多用修辞学的方法。一位将军在战幕揭开前向军队的激昂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上的慷慨陈词，实际没有文献的根据，而多系出于史学家的想象。
罗马史学家写史如此，希腊史学家写史亦然。修昔底德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即写入自己很多的想象。如伯里克里斯的葬礼演词，实际上没有文献根据，而是由他自己想象当时伯里克里斯可能那样讲而写的。利用虚构的演说道出舆论的大势，是修昔底德的一项发明。以致虚构演说词变成一种传统，而史学流于修辞学的一支。史学家可以自出机杼，想象史事当时可能发生此情况而予以创造。在中国这是极端不可思议的。英国19世纪史学家麦考莱曾激烈地批评“希罗多德是一位可爱的传奇小说家，修昔底德是最伟大的描绘全景的名家，但不是一位有深度的思想家，普鲁塔克幼稚，波里比乌斯阴沉，从无史学家若李维全然蔑视真理，塔西佗是最杰出的人物素描家与最卓越的古代剧作家，但是他不可信”。希腊、罗马最杰出的几位史学家几皆与小说家、剧作家接近，而非记实的史学家。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写《意大利史》的大史学家基察第尼仍然虚构演说，窜改修约。这就无怪后现代主义者咸倡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任何差别了!
西方的中世纪，史学浸淫于神学之中，历史的真实，益不可见。
自文艺复兴时代以后，西方史学家在真实的概念上，才趋于严格，“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的往事”：19世纪以后，兰克“呈现往事真相”一语，遂成为时尚。后现代主义者以兰克为目标，欲一举摧毁其史学殿堂，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作过中西史学比较之后，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其中一个因素，因为在古代，中国史官每天记录天下发生的大事，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破纪录的。而且这一记录又及时编撰成史书。所以国史、实录、正史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丰富。在19世纪之前，全世界历史记录最丰富的国家是中国，中国的史官记录不一定很正确，但是象征着精确性，因为中国史官的记录很具体、很详尽，所以世界上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有二十四史那样的正史将中国数千年来的基本事实记录、存留下来，也很难找到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通志》等那样文字优美又内容详细的史书。
我感觉，中国史学从上古时代到现在两千多年，虽然有缺陷，但它的成就应当是世界性的。19世纪末期，西方史学进入中国，中国学术界尽量欢迎西方史学，因为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同样东来。所以晚清民国时期，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的攻击应该是有些过的。连梁任公那样的史学家，他对中国史学的批评很多是有问题的，不过时代不一样，那个时代是虚心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的时代。
比较中西史学，中国史学有缺点，也有贡献；西方史学有优点，也有缺陷。所以我们应当超然地、心平气和地来作中西史学的比较，要让西方能真正了解中国史学。举一个例子，不久之前，我从伊格尔斯教授的书里面看到，德国大史学家兰克就不了解中国史学，他认为中国只有“自然史”，没有真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不是西方式的。我总感觉，以兰克这样的史学家对中国史学都了解那么少，这就需要中外史学界来进一步地、客观地、超然地，来做比较研究，建立世界史学，建立和谐的世界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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