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本文为《青铜资本》序言
亚当·斯密说，人天生具有交换的倾向，具有彼此公平交易的欲望和本领，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分的重要标志。他在《国富论》第二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两条狗会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个动物以肢体或语言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想与你做个交易。’”斯密是哲学家，他对人性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人类迟早会发明出货币，并且实际上，货币出现确实很早，至少比国家要早得多。历史学家估计，应该有上万年乃至数万年的历史了。
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经济生活中自发的和自由的市场过程。人们在物物交换的框架中面临着需求的双重巧合（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和物品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两个交易难以达成的关键要素。人们在交易的不便之中探寻方法和机会，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发现了某种可以使交易过程变得简明和高效的商品，当这种“最有用的”商品作为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被人们广泛应用于交易过程并逐渐形成“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的时候，货币（money）就诞生了。货币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巨大飞跃。
如果将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的五个功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每种功能背后都有一段长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认为，货币本质上体现的不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种“社会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说货币介入到全部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货币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有关，与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出：“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撰写这样一部货币史或者说货币角度的经济史的难度可想而知，而
刘三解先生的新著《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以货币为主线撰写的中国经济史。
《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
作者: 刘三解
出版社: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品方: 记号Mark
出版年: 2023-9
苏格兰经济学家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认为，货币的基本性质就体现在它是一种债：“它的基本用途就是衡量和记录债，并帮助债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只要是为了这个目的，不管采用何种手段，也不管它是金、银、纸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它就是货币。”中国经济学家韦森也指出，把货币的本质看作一种可转让的债或可转让的信用，“是对货币本身最深刻的理解”。从公元前500年到现在，任何国家和政府发行的铸币、纸币等，“实际上都是向全社会发的一种债，是一种欠债”。他并引用柏格雷的话予以强调：“货币的基础是政府的负债，而政府借钱，主要是为了支付战争经费。”
货币是债的思想在本书所叙秦国-秦朝的货币史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秦帝国的基本政策是耕战，力图把每个人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编织严密的邻里组织中，但同时又实行“轻罪重罚”的法制约束，结果在帝国内部制造了成百万远离土地、远离乡里组织的流动人口，形成了一支脱离专为维稳而设计的“什伍”连坐体系的劳作大军。因无法用货币兑现日益累计下来的政府债务，刑徒成了帝国最难控制的政治经济变量，这就是书中反复提到的“刑徒经济”，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国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债务凭证”，秦民与县廷、县廷与县廷、县廷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债务关系”，原来被束缚得铁筒一般的社会就因这个因素的影响而快速松弛下来。
以往的研究者们总是把秦朝的二世而亡归结于皇帝个人的残暴和独断专行，而忽略了秦朝为运作它所建立起来的皇权专制体制而必须支付巨额费用这个财政性因素，它所承担的制度费用，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货币供给远远不能满足财政和市场两方面的需要。秦之速亡，亡于它无法支付庞大无比的制度费用，亡在它难以继续背负沉重的货币欠债，亡在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刑徒、士兵等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秦之速亡，并非亡于苛政，而是亡于它的经济萧条。这是只有从货币史的角度的分析中才有可能得出的结论。
货币兼具“社会性”和“中心性”特性，如《人类货币史》的作者戴维·欧瑞尔（David Orrell）和罗曼·克鲁帕提（Roman Chlupaty）所指出的：“货币和文字都是用符号描述世界的方式，二者均为沟通工具，因而从根本上具有社会性，并且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货币与文字一样，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至少早于国家的产生，二者密切相关。这两个同时兼备的基本特性，在本书所叙汉代货币史中有很好的体现。
汉初接受秦朝的教训，转而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不再利用帝国强大的组织调动力量反复征用民力，人们受到的干扰少了许多，而有了更多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这就出现了汉代的国家规模虽然跟秦朝相差不多，但费用支出规模却相对较低的格局，这就给“刑徒经济”的退出创造了条件。无为而治的国策在汉前期70年间总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个政策大背景下，国家盐铁官营政策中的一部分分利权，由中央下沉到了郡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因国家重获统一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此期间失却了山海之利的专有权，也就无法垄断货币铸造权并从中获利，所以汉文帝时期不得不实行“令民纵得自铸钱”的政策，承认民间私铸货币的既成事实，只不过附加了一条“四铢钱”为“法钱”的规定。可是钱禁一放松，地方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话语权随之也大为上升，这便与中央集权的皇权体制发生了矛盾，此后发生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以及汉武帝出台一系列集权措施也就不难理解了。
秦帝国是一个事实上的中央集权科层制国家，这一点福山早就指出过，而西汉则是同时包含科层制和封建制的国家，这种体制给汉武帝之前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汉武帝时期于是着手克服制度弊端，设计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相权之外设立中朝制度，使得专制皇权向绝对化方向发展。政策上无为向有为转化，同时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经营特许制度，由中央政府自行经营盐铁事业，实行对经济资源实施全面管制的体制，地方郡国并行制因缺乏实质性权力而逐渐消亡。接下来是国家的赋税的基本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汉朝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货币化。从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朝的适应战时体制的、以实物和力役结合的赋税结构，转换为实物、力役和货币三位一体的结构，书中提到的“货币财政”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将实物与人力征收转换为货币，是需要借力与市场的。由于实行国家的专利垄断，盐铁及许多乡村和城镇居民生产经营和生活所需之物，都转入钱、物交易的轨道，且价格不断升高，其他物品都不得不转换为钱与物的交易。在货币财政的带动下，汉代的商业经营活动和市场也繁盛起来，货币的“社会性”由此得到体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几乎全部被卷入了市场，这才有了国家财政来源于货币的部分大为增加的现实，相当大一部分实物和力役之征转换为货币之征。货币进入财政系统的好处是更加灵活和富有商业气息，合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货币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集中体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应是当时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真实反映。
盐铁业归国家经营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了对匈奴的作战经费，并有权力向社会经济生活全面渗透的效应，接着发生的事必然是，既然盐铁资源已转为中央控制，收回民间铸币权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而也就为五铢钱的登场铺平了道路。五铢钱以迫使其他货币退出为目的，因此它必须保持面值与实际价值相符，以区别于其他货币。五铢钱的法定面值与所含金属量的实际价值相当接近，形制甚为精巧，加上铜材已被国家垄断和严厉的法禁，仿造既难，又无利可图，对盗铸者可谓釜底抽薪，有利于五铢钱法定地位的稳固。所以作者在书中充分肯定了五铢钱的地位和作用。
五铢钱是中国铸币的代表，其发行成功，其他杂牌货币自然退出流通领域，铸币所具有的便于携带、不易损坏、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得到市场的认可，得以持久而广泛地流通，并且使政府征税也变得便利起来。西汉货币自此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期，这对于进一步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奠定稳固的国家财政基础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一个帝国欲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从其臣民那里取得“强制性合作”（compulsory cooperation）和“强制性普及”（coerced diffusion），即同质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帝国疆域内的精英层面得以普及。在曼的论述中，罗马帝国是达到了这个层次的，但正如著名学者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中指出的，帝制中国在强制性普及方面达到了比罗马帝国更高的层次，而本书的研究更可进一步证明，在货币方面，这种强制性合作和强制性普及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以后，货币总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总是作为一个国家税收单位的时候，才具有真实的意义，中国的货币经济也就比其他民族和国家具有更多的强制性合作和强制性普及的意义。作者在第四章中谈到周王室、晋国回赐诸侯国铸币，允许在以洛阳为中心的王畿或晋国都城附近购买物资代替贡物，以制造物资需求，再由洛阳、新绛的商人远赴各国贩运物资，王都则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商人的租税和远方的物资，由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官商利益共同体”。作者认为，这种标识地名的青铜铸币，就是一种仅限于王都和目标地兑现的“支付凭证”。这种货币的首要目的不是自由流通，为民间交易提供便利的通货，而是为了更顺畅、更经济地获取财政收入，应属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行政货币”。作者在这里给我们展示的，是国家权力之手而不是市场的无形之手支配着货币运行的方向，到战国晚期，齐、魏、楚等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兑换定值的行政货币，自此行政货币才开始全面向民间渗透。
这种倚仗政治强权通行的强制性合作和强制性普及的货币特性，在秦和汉武帝以后的历史时期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秦的货币信用完全凭借政府强制，西汉货币则多次出现彭信威指出的“减重”问题，甚至相对规范的五铢钱在汉末也发生了“减边”现象，始作俑者也是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也是这个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经常会成为货币经济的削弱、破坏的力量，战乱严重时甚至还会退回到物物交换的阶段。当然，货币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性也表明，这种削弱和消除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货币终究还是会回归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如魏晋时期北方十六国的情形。
朱嘉明先生在《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中指出：“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比起政治和其他若干领域的定于一尊、极权专制来，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虽然总体上带有较强的政府主导和强制性，也有另一面的表现，即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多元、多样、区域化的特点，市场、多方合作和共同治理与货币的联系也并未全然中断。这是我们观察理解中国货币经济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视点。本书所叙春秋战国和汉代武帝改制之前的七十年，就是货币多元、因地而异、急剧变化、彼此竞争却不乏合作的时代。这种合作与竞争为货币经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得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对具体表现形态多有变化，但总体上却呈现出一种制度的“超常稳定性”，并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在叙事方法上，本书作者采用的是一种颇为考究的将政治体制与货币发展演化结合起来的写法，同时又将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穿插其中，三者相互印证和互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种立体的和颇为讲究逻辑推理的社会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作者的这种研究思路比单纯就货币而论货币的著述显然高明了不少。在他笔下，货币为经，财政为纬，政治军事体制为纲。事无巨细，环环相扣，一一涉及到位。且作者叙事常“漫出”货币视界，把与货币相关的问题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如在第十三章中对汉文帝诏书的如是评价：“他所表露的关注都是关于'人’的细节，他把'民’当作'人’，他由家族的家长、小集团的首领升格为天下的共主，所有汉朝人的皇帝。”我相信读者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作者写作本书，其对古代文献和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把握、运用和分析能力是相当出色和值得赞扬的。
以前就知道凯恩斯的“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这句话，但一直不大理解其中的含义，当我读过这部著作后多少有了一点感悟。作者所关注的春秋战国至汉代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货币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货币经济已经具有了决定中国的未来走向和命运的价值。通过对货币史的梳理分析，可以更加深刻地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历史奥妙，视角、分析侧重点都不一样，也就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么，作者致力于探寻的蕴藏在中国货币史里的“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有着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由于这个原因，与欧洲不同的是，商人阶级在中国的帝国体制中并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秦汉以后一直到帝制中国终结时的近代都是如此。所谓“强国家传统”在中国货币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商品货币经济也就因时常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干扰而难以正常发挥作用和影响。
但货币终归是市场创造的而不是国家创造的，其价值是在市场交易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只要这种价值存在，就应该受到尊重，不应受到来自政府权力或其他强权的干扰和威胁，不能完全根据政府的意愿而任意改变。按照洛克的理解，货币应当属于一个更高的领域-自然，货币应当具有潜在的政治哲学的意义 。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中一直在试图揭示货币的这层最基本的意义。
货币天生就有朝向统合、单一方向走的特性，越是固定权威单位发行的统一货币就越受欢迎。所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各式货币在客观上也有助推统一的效用，这也是阅读本书后的感悟之一。先是各国内部趋于一体化，继而整体上走向统一的态势愈加明显。已有研究表明，秦国自西向东征服六国的过程，与黄金和圆形方孔钱币的流通范围之一步步扩大的态势基本一致。在此过程中，秦国常以黄金贿赂各国政要以瓦解其国力，也是货币统一趋势加速秦统一天下进程的表现。如今，这种对货币统一价值的认识仍未过时，有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价值。现代社会未能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货币究竟发行到什么规模、什么程度就会进入危险区，这是现代经济学仍未拿出有充分说服力答案的疑难问题，所以相关理论和政策的探讨也在进行中，而货币史的研究能在其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理论上说，货币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但这必须以货币具有起码的独立性为前提。作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中国，货币常常是缺乏独立性而作为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存在的，是国家支配性权力的一种。当代也有经济学家持近似观点，如小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和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等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而存在的。
作者比较善于由货币的历史演化推理出某些影响至今的奥秘，如其在“前言”中指出的颇有启示意义的一点：“中国人真正摆脱诸如代币、票证、价格双轨制等一物多价的非对称性交易的时间，不过短短30年，前现代经济形态距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虽是货币角度，却是一种大历史观的应用，对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大问题作出解释。
我与作者素未谋面，但此前读过他的《秦砖》，近日又获赠他的新著《汉瓦》，在佩服他的博学多产之余也向他提出，这部货币史若只写到汉武帝，便是中国货币史的“半部书”。《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我建议他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大航海时代明清时期货币经济与世界货币经济的合流，写到中国近代货币国家化的制度更张。他似乎点头同意了，所以读者诸君可以跟我一样，期待着作者继续中国货币演变史后半程的写作，撰写完成一部属于三解的、以货币为主线的完整的中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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