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胡  人

1961年6月15日晚，台北市牯岭街发生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16岁的男生茅武残忍杀害了一位初中女生。此案轰动一时，成为当时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

接着，此事就与胡适有了间接关系：当时，茅武的父亲茅泽霖是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而胡适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如何处理杀人犯之父茅泽霖，成为摆在胡适面前的一个问题。

此事发生一周后，茅泽霖拜访了胡适。关于两人见面的情形，胡颂平记录道：

“茅泽霖来，先生对他说，你已尽了做父亲的责任，劝他不要难过。他走后，先生给他一封信。”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补编》第483页。）

胡适给茅泽霖的这封信很短，全文如下：

泽霖先生：

       

我听说府上不幸事件，深为同情。（我的一个儿子在一个大学里全部不及格，又在另一个大学里不及格，始终不毕业。）我知道府上为此事还得筹措受害人家的安家费，所以托志维兄先送上一张小支票，略表微意而已，千万请你收下。并乞向茅太太代致慰问之意。

                           

胡适敬上 

                               五十、六、廿四。

（《胡适中文书信集·5》，第438页。）

信中，胡适所说的“志维兄”，是他的秘书王志维。按照当时胡适的手笔，这张小支票，我估计应该在2000台币左右。

不过，此事到此还没有完。茅泽霖在中央研究院的上司因此案影响恶劣，有意将其开除。这次，还是胡适站出来替他辩冤白谤。

关于这一点，1961年6月29日，胡颂平记录说：

近来院中□□所的一位同事的儿子犯了法，□□所的负责人要把这位同事开革掉。先生于是写一封信给这位负责人，大意是：“第一，儿子犯了法，应该由法律去解决，不能要他的父亲去负责。要父亲负担儿子犯罪的责任，这是野蛮的专制行为。第二，□□□的儿子是在他生病的第二天下午出走的，当天晚上就出了事，并不是他的儿子出走一个星期之后，他的家庭不去寻找的。这是事实，不可冤枉人家。第三，不要听谗人中伤的话，要听听所里老学人的话。”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补编》第486页。）

胡适在这里所说的两点，充分体现了他的两个核心观念。

第一个核心观念：文明社会是不能搞株连的。1950年代，潜伏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刘晋钰因叛徒出卖导致被捕，最终被国民党枪毙。此后，他的儿子刘登胜依然能够在台湾的国立大学继续学习并完成学业，胡适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罪人不孥”的法意，是值得称赏的。同样的，不能因为茅泽霖的儿子茅武犯了罪，就株连到茅泽霖身上。

第二个核心观念：面对问题，要跟着事实与证据走，不能偏听偏信。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大声疾呼：

“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

（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五册，第471页。）

就这样，在胡适的帮助下，茅泽霖保住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最后，且让我们来谈一谈这一牯岭街杀人事件的结局。未成年杀人犯茅武被判刑15年，历经几次上诉后减为10年。1970年代，他就出狱了。

再后来，一位当年跟茅武同一年级的学生杨德昌，成长为著名导演。他对此事着迷多年，搜集和阅读了大量新闻剪报资料，终于在1991年拍摄完成了那部华语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