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陈寅恪先生有一部油印的《两晋南北朝史》，是在读他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时，《书魏书萧衍传后》一文谈到其《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第壹期。并可参考高教部油印拙著《两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金明馆丛稿初编》P206）。几年前觅得此书，也是缘分。
《两晋南北朝史》
陈寅恪先生《两晋南北朝史》油印本，有几个方面值得说说。
第一，《两晋南北朝史》概貌及其价值。
《两晋南北朝史》油印本为16开本，封面上部有三行字：第一行是“高等学校交流讲义”，第二行是书名“两晋
南北朝史”，第三行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编”；封面下部则写着“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代印”。在目录页和正文，每页天头皆有“两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字样。全书用隽秀楷体、蜡版刻印，繁体竖排，一共是251页，大约有17万字。
这本书的确切印量是没有办法知道了，王世襄先生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里谈到他的油印本《髹饰录解说》时说“当年仅印二百册”（三联书店2007年3月第1版，P192）。据此估计，《两晋南北朝史》的印量应该也在二百册上下，因为蜡纸刻印的油印本大概只能印二百册左右。
《两晋南北朝史》的体例类似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和陈登原《国史旧闻》，选择几个重要专题，按专题汇编相关的史料。全书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关于两晋南北朝史的十九个专题的史料汇编，后面是陈寅恪先生已经发表或尚未发表的的七篇论文。具体如下：
1.《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作于1953年，刊《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1956年6月）
2.《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作于1943年）
3.《桃花源记旁证》（作于1936年）
4.《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作于1952年，刊《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1956年3月）
5.《魏志司马芝传跋》（蒋天枢：作于1950年，1953年油印讲义本；马幼垣：作于1949年）
6.《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作于1941年）
7.《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作于1933年）
陈寅恪
粗看这本书，似乎所要表达的观点并未明确标出，但参看每一个专题的标题、史料和所附几篇论文，则知其在史料汇编背后所要表达的观点非常明晰，那就是集团（阶级）、种族和文化三者是历史的主要内容。这是陈寅恪先生治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对史料的独特考察视角和所选用的史料背后有其极强的主观判断。我认为，《两晋南北朝史》可以看做是陈寅恪先生唯一一部通论性质的著作，体现了他写史的思路和方法。
陈寅恪先生这部书与他的其他几部不同，体现着他的治学方法：专题的标题、史料就是治学门径，所附几篇论文则是治学的范例。
第二，关于《两晋南北朝史》的出版时间。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149“1951年”条：师母接任助教后，有“两晋南北朝史”、“唐史专题研究”两专业课教育大纲。据师母手写录出，藉见先生当日教学概况。陈寅恪《书魏书萧衍传后》（《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第一期）一文谈到《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第壹期。并可参考高教部油印拙著《两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金明馆丛稿初编》）据上可知，《两晋南北朝史》油印本当成于1953年前后。另外，同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岑仲勉先生也受命编撰有《隋唐史》，其中卷一出版于1954年8月，可以作为旁证。
第三，《两晋南北朝史》不能正式出版而只能用油印本的原因。
陈寅恪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高等学校交流讲义）》油印本极其少见，相当难得。王世襄先生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里谈到他的《髹饰录解说》采用油印本时说“1958年油印此稿实因当时不可能正式出版”（三联书店2007年3月第1版，P192）。虽然王世襄先生没有说具体原因，但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两晋南北朝史》没有正式出版而是用油印本的原因。
《两晋南北朝史》内页
陈寅恪先生《两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不能正式出版呢？ 是因为当时学术界把陈寅恪先生是作为史学界“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代表的。如：
1.卞孝萱《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于解放后所出版的一本著作”，认为陈先生在《长恨歌》笺证中所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原刊《光明日报》1958年12月28日《文学遗产》241期，据《文学遗产选集》第三辑P92，中华书局1960年5月第1版）
2.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8版）一文，谈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陈寅恪就《金》书的编辑出版商讨的过程：1958年，“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陈9月6日复函欣然允诺：“拙著拟名为 ‘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但其后，由于陈“疾病缠绵”和“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原因，交稿一拖再拖，直至“1963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上编所”责成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年9月，两人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其后，“上编所”领导反复审读后，拟出意见，报上海市出版局，由他们决定是否出版，时为1966年2月。
高克勤文没有说明“上编所”的审读意见，也不知这份意见也同时上报给了北京中华书局。现根据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予以补充：1966年3月，中华书局领导内部传阅了这份意见。意见中除了稿件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外，还说：“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中华书局总编室编《情况反映》）
3.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陈老师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山书社1987年4月第1版）
正因为学术界是把陈寅恪先生作为史学界“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代表的，所以新中国建立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除了《元白诗笺证稿》先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于1950年11月出版，后来又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重印外，其他著作一直未能出版。三联书店分别在1954年10月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 1956年2月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是陈寅恪先生解放前的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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