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禁疗法适用范围逐步缩小
巫术疗法从盛到衰的过程，也就是其从无所不包、包治百病到其适用范围逐步缩小的过程，殷商时代的巫，从病因到疗法，从齿科到外伤、生产等等，无不亲身预焉，但是自从医与巫的分离开始之后，巫术能涵盖的疾病种类也在逐步缩小。这种“缩小”本身就是人们头脑中巫术疗法的价值地位不断动摇地反映，巫术疗法由无所不能蜕化到逐渐只能“治疗”某些特定疾病，而通过后文的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些所谓的特定疾病都是一些对于古人来说或者棘手、或者无法解释其成因的病症，古人感到这些疾病超出人力所能左右的范围，因此往往诉之以超自然力量，巫术疗法也就此得以部分保留。
巫术疗法适用疾病范围的缩小，应该是与医巫分离同步出现的，也就是说战国以降巫术疗法就已经开始被局限在几大类疾病当中。张丽君《〈五十二病方〉祝由之研究》认为，从马王堆医书的情况来看，西汉巫祝治疗的疾病以外伤、痈毒与精神性疾病为主。盖建民对陆修静、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中的各种治病符进行了统计，其中理瘟疫符88道，伤寒符8道，寒热符32道，头痛符13道，腹痛符12道，心腹烦懑符18道，治卒中符81道，腹胀符12道，心腹痛符48道，腰痛符12道，背痛符7道、胸痛符15道、下痢符45道、阴热及烦热符28道，解迷惑符7道。解悲思符14道，开心强记符28道，安魂魄符7道，治疟符55道。13可以看出来符咒主要应用于瘟疫、卒中(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痢疾、疟疾等方面。
范家伟将《千金翼方·禁经》所涉及的疾病分为六类：1.对付鬼物；2.外伤；3.喉痹肿毒、牙科、哽物、目痛；4.难产；5.动物侵害，6.护身、禁盗贼。笔者将《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禁经》、《外台秘要》、《医心方》中咒禁、符印疗法加以了统计分析，《备急千金要方》11项咒禁疗法中，用于妇女难产和小儿疾病的有3项，眼、口疾病3项，疔肿2项，瘟疫1项，外伤1项，噩梦1项。《千金翼方·禁经》的106项咒禁符印疗法中，用于防治毒虫、猛兽、蛊毒、仇人、老鼠侵害的有36项，疟疾、瘟疫30项，痈肿、肿、疮13项，外伤、漆毒12项，哽塞、目痛、喉痹、牙痛7项，妇女难产4项，精神病3项。《外台秘要》的25项咒禁符印疗法中，用于难产、小儿疾病的有9项，毒虫猛兽9项，疟疾、肺结核4项，疣目3项。《医心方》的45项咒禁符印疗法中，用于妇女难产、乳痈和小儿疾病的有21项，保持家庭和睦、获取财物5项，瘟疫、疟疾4项，疣目、鼻4项，保证药力3项，保障针灸效力2项，猝死、假死2项，精神病1项，外伤的1项。综合以上，可以将咒禁疗法主要涵盖的疾病种类排列如下：1.疟疾及其他瘟疫；2.妇女生产及妇科、小儿疾病；3.毒虫猛兽侵害；4.耳鼻喉口疾病；5.痈肿、疔疮；6.外伤；7.精神疾病；8.杂项，包括遏制仇人侵害、保持家庭和睦、获取财物等等。
我们可以将第8项排除掉(此与医疗无涉)，来分析一下其他7类疾病，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实际上是对当时人威胁最大的疾病，比如瘟疫、疟疾等传染病对古代社会的威胁，相关记载可谓汗牛充栋，范行准指出：“但由于知识的限制和恐惧的心情，那时(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技术解决不了季节性的传染病及一般传染病的蔓延，于是便从他们所认为已经明白传染病的原因——鬼神——这一问题上着手，而发生种种迷信的活动。”“所以几千年来传染病与鬼神成为一件分割不开的事情，古代预防医学，便尽情地向这方面发展，所以他们对传染病的预防，多重于禁禳。”毒虫猛兽的侵害也不用说，古代生态尚未遭到严重破坏，野生动物侵害人的事情多有发生，古人常认为毒虫猛兽也能受到超自然力的制约，如《肘后备急方》卷七所云：“凡猛兽毒虫皆受人禁气。”所以防备野兽就成为咒禁术的任务之一。其他种类的疾病对古人来说也是十分棘手，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
可见，咒禁和符印疗法的“适用疾病”要么是死亡率高，要么是难以治愈，要么是其病因被认为是超自然力导致，要么是带有一定的或然性。在碰到这类疾病的时候，古人就会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咒禁、符印疗法。盖建民如此总结道教符咒疗法：“道门采用符咒治病实际上是针对病情不能为常规汤药、针灸治愈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补充救疗措施。也就是说，道医在给人诊断治疗中，首先选用的治疗手段是药物、针灸，只有当正常医药手段无效时，才采用符咒之术'救疗久病困疾，医所不能治者’。”唐著名文人杜牧之弟杜觊为镇海军幕府吏，患眼疾(白内障)，先后延请名眼医石公集及周师达，屡经治疗不能奏效，杜牧兄弟深感痛苦，后来听说九疑山有隐士綦母宏“能愈异疾”，忠州酆都县仙都观道士龚法义能以法术治病，于是计划延请二人。《太平广记》卷三零八《李回》：“唐故相李回，少时常久疾，兄軿召巫觋，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上例证向我们展示了中古时代久病不愈者典型的行为轨迹——初始还是依靠医疗，无效后方转向求助法术。至于较为简单的疾病，则很少能看到巫觋的身影。这与上古时代治疗开始即医巫并用甚至“信巫不信医”的现象差别明显，从这个角度来说，咒禁术、符印疗法实际上已经被固定在有限的空间内了。
巫术疗法在南北方应用的程度差
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南方土著文化中的迷信心理要盛于北方。《高僧传》卷三《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传》记载：“东境(江南)旧俗，多趣巫祝。”《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州郡部·桂州》引南朝刘宋王歆之《始安记》曰：“吴越之境，其人好剑。轻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鱼稻，无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这种文化氛围决定了当地土著的“医疗”方式。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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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医疗活动中咒禁术的退缩与保留（下）
《全唐文》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巫术在当地医疗活动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例如《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八杨凭《唐庐州刺史本州团练使罗珦德政碑》：“庐江之俗，不好学而酷信淫祀，……舍药物而乞灵于鬼神。”《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七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江南多事鬼，巫觋连瓯粤。可口是妖讹，恣情专赏罚。良医只备位，药肆或虚设。”而且可以肯定，这种巫术疗法并不是北方人所熟悉的咒禁符印疗法，例如元缜《叙诗寄乐天书》：“授通之初，有习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士稀少，……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这里说“地无医巫”，可是我们知道，即便是最不开化的地区，巫师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笔者认为，当地巫师并不操行北方人熟悉的咒禁符印疗法，所以唐人未把他们列入习称的“医巫”行列之中。例如段公路记载说：“邕州之南有善行禁者，……《神仙传》曰：'人有病就茅君请福，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茅君悉掷出，中无黄者病多愈，有黄者不愈，常以此为候。’”看来此地巫术疗法确实不是我们所知的咒禁符印疗法，而是更具有原始巫术意味，而所谓“行禁”只不过是作者将北方人熟悉的称呼“套用”到南方巫术疗法身上而已。
随着“医巫分离”的逐步发展，南方的这种状况也在缓慢地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是代表着主流文化的北来官员强行推行医药的结果，例如《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士廉)坐是出为安州都督，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蜀士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随方训诱，风俗顿改。”再例如《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但是这种改变是缓慢而旷日持久的，一直到宋代，赴任南方的官员们还在致力于改变当地信巫不信医的陋习，例如《宋史》卷二百四十九《范质附兄子杲传》：“岭南平，迁知邕州兼水陆转运使。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神，旻下令禁之。”程颢《华阴侯先生墓志铭》：“(侯)调知巴州化成县。巴俗尚鬼而废医，惟巫言是用。虽父母之疾，皆弃去弗视。先生诲以义理，严其禁戒，或亲至病家，为视医药，所活既众，人亦知化。”《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巫觋》有南宋胡石壁判文：“楚俗尚鬼，其来已久，而此邦为尤甚。当职正欲极攘却诋排之力，……岂不知人之疾病，或因起居之失节，或因饮食之过伤，或因血气之衰，或因风邪之袭，但当为医药之是急，不当于鬼神而致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综合以上可以说，当时的巫术疗法虽然南北皆有，但是南方一些地区对此的迷信程度要远远高于北方，以致于有巫无医。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打破这种局面，我们看到，随着官方的强力推行，部分地区的风俗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前面所列举的这些史料，无一不是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上，对南方部分地区这种浓厚的迷信心理加以贬义的描述，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主流文化已经从心理上将医与巫有所区别，对“医”加以排斥的行为必然要遭到主流文化的抨击。
结语
我们前面谈到了咒禁符印疗法在操用人群、适用范围上的逐步退缩，也谈到了巫术疗法在南北地区使用程度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巫术疗法虽继续在唐代社会医疗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其阵地已经逐渐萎缩。医巫必然要分离，这是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规律，但是就唐代而言，医巫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分离”，因为正如前文所论述，民间草泽医人基本还是“医巫不分”，主流医学家们的思想中，虽然有了很多对迷信的排斥，但也有一些咒禁符印疗法的残留。在面对棘手疾病时，咒禁符印疗法依然被经常使用。综合以上可以说唐代是一个“医巫并行”的时代。前揭廖育群《中国古代咒禁疗法研究》指出：“对于以往医史研究中普遍认为超自然的病因解释与治疗方法主要应用于人类社会早期，逐渐被科学(物理和化学)的治疗方法所取代，两者间的关系可谓此消彼长的观点，应该适当加以修正：通过比较汉、唐时期咒禁疗法的适用范围、语言对象即不难看出，随着文化的进步和人类思维的复杂化，超自然的疾病解释与治疗方法——咒禁之术，亦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就中国而言，至少在从汉到唐的历史阶段中，医学体系中的科学内容(物理与化学的治疗方法及相关理论)与咒禁疗法是呈平行发展之势的。”斯言甚是。
咒禁术在宋以后开始衰落，主流医学家要么对咒禁术的价值表示了轻蔑，要么干脆对其一无所知，作为一种专门医疗方法的“咒禁”疗法从技术上逐渐绝种。虽然官方机构里还有“书禁科”、“祝由科”的设置，但其地位、编制已经微不足道。民间医疗活动中，巫术虽然仍然大有市场，但是那也只是一般的厌胜禳解之术而已，促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则是传统医学思想自身的进步，二则可能是宋以后秉承“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儒医阶层的兴起。有关这些问题，请容以后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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