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女书被誉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古时由妇女创造，在妇女之间流传，是一种通过说唱形式交流的文化。女书进入学术界至少有25年的时间，但对女书的起源和族源仍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江永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瑶族的宗教信仰与女书发源地的信仰、女书文本的句子结构与瑶族道教经书的关系、女书字形和瑶族图案之间的关系论证女书的族属问题。
关键词: 女书; 瑶族; 宗教信仰; 女书字形; 瑶族图案
中图分类号: K892. 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840X (2011) 02 － 0087 －05作者简介: 王玉凤，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邓文志，暨南大学管理学院2010级研究生。广州，510632
一、女书现有的研究回顾
在湖南的最南端，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县，学术界在这里惊奇地发现了被誉为世界上唯一的妇女文字———女书。江永县位于湘南湘桂边境，在萌诸、都庞二岭之间，地属南岭山脉的山地丘陵区，四周皆为高山峻岭。这
里山清水秀，但又十分闭塞。战国时属楚国的最南边陲，是楚文化和越文化的分界线。女书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优美环境中一代代传承并诉说着历史。女书是一种奇特的文字，据记载女书被发现时就像闺中的女
红。女书一般写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有些则绘织在织锦和花带上。女书的笔画不像汉字，她只有点、竖、斜、弧四种，其中最美的笔画是“孤笔”，弧度或大或小，变化多端。字符形体呈长斜体菱形，一般右上角为全字的最高点，左下角为全字的最低点。女书字形秀丽、造型奇特、整齐匀称，既有小篆的风格，又有甲骨文的刚劲;有时女书被形容是一种蚂蚁文字，因为她像蚂蚁一样纤细。女书文字有着自己独立的发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约有2000多个字符，是一种表音文字。大多一音多义，同一个字既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写法，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读音，但能独立应用于日常生活。女书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她仅在妇女之间流传，只
有妇女懂得如何拼读和书写，最突出的是女书在女性之间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女书进入学术界至今已有25 年的
时间，但是有关女书的起源和族源问题还是没有统一的定论。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可知，关于女书族属和起源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女书刚进入学术界的前十年间。
对于女书的族属和起源，一直是大家争论的问题: 有些专家为女书记录的江永土话是一种汉语方言土话，因此女书是一种汉字的变体;又有的说是彝族文字; 也有的说是古民族的文字; 还有的说与侗族有关; 但更多的学者趋向于女书与瑶族有渊源关系。1983年，宫哲兵发表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文中认为女书是平地瑶的一种文字，接着他又和严学窘教授合作写了一篇文章《湖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参加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引起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被为是“一个惊人的发现”。1985年在宫哲兵主编的《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洞》专著中，尽管书中有些文章提出书是一种汉语方言文字，但宫氏还是认为女书与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1991年在江永召开的全国女书学术考察讨会上，有不少代表也提出女书是平地瑶的文字，其中廖景东、熊定春提交的论文《试论女书与平地瑶的关系》从女书的流传地域和使用范围等进一步考证女书与平地瑶的内在关联。赵丽明等在《城步大瑶山妇女使用的符号字调查经过及讨论》一文中则试图通过江永女书与城步大瑶山瑶族妇女现在还在使用的符号对比研究，以揭示女书与瑶族的渊源关系。日本的学者小幡敏行和百田弥荣子也分别论证女书与瑶族的关系，并认为是平地瑶文字。近年来，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的谢志民、李庆福重点考察研究女书与平地瑶的关系，通过多年的调查，已经从女书的流传范围、女书流传区的风俗习惯、女书文字的特点、女书书面语与平地瑶口语之间的关系，找出了女书与瑶族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认定女书曾在湘南、桂北瑶族中普遍流传，是瑶族历史上曾广泛使用过的少数民族文字。
二、江永县简介
湖南省江永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主要分布的是瑶族，且多为平地瑶。江永瑶族由五大支系组成，即“四岗” (四面岗、马头岗、松柏岗、黄岗) 、“九源”( 唐皇源、大溪源、古宅源、冻溪源、雄川源、高泽源、埠陵源、清溪源、大俸源)、“四个民瑶”( 勾兰瑶、扶灵瑶、清溪瑶、古调瑶)、“七都瑶”和“八都瑶”。江永瑶族除“九源”属过山瑶外，其他均属平地瑶、民瑶，它与江华五堡、富川、恭城、钟山等县的平地瑶同系，形成了国内平地瑶主要的聚居地，是南岭瑶族的主体。道光丙午年重修的《永明县志》序:“永明毗楚粤，辖民瑶”。民瑶即平地瑶，在县志中关于瑶族的记载有70余段，这在地方志中是鲜有的。有关瑶族在县内的地域分布，县志疆界志记:“顺治六年，复永明，领七乡，编户一十七里，瑶户四岗九源”。四岗九源占全县面积60%，加上“四大民瑶”和“七都瑶、八都瑶”，全县瑶族居住区域占了近90%，县志中记叙“过山瑶、平地瑶”有关节日、文艺、风土民情的文字更多。此外，从1937年民族学家盛襄子的著作《湖南苗史述略》1940 年江应梁教授的《南方民族史文集》和1968年台湾民族学家胡耐安在《中国民族志》中的序文中查阅可知，江永瑶族至迟在唐代就已进入该地定居。一千多年来，曾经历了各个朝代的南迁北移，屯田驻所、设营塘汛，形成了以平地瑶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局面。
尽管江永县的瑶族同胞受到了汉族的影响，但是在瑶族社区中汉族文化更易融合到瑶族文化中，在民俗上表现为瑶族同胞的一员。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民族识别工作，几经反复与周折，最后于1990年确认了江永县瑶族人口为11911人，占当年全县总人口的52%①。纵观江永县的过去与今天，历史演变与人口变迁以及宗教仰，女书的产生都与瑶族息息相关，是产生在瑶族地区的文字。因此可以说女书的发源更多的属于瑶族人民，女书以瑶族文化为主，是瑶族文化的一朵奇葩。新中国成立前，江永瑶族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民间保留的《族谱》、《过山榜》、《千家峒源流记》、《盘王歌》、《女书》、《师公经版》等古籍比
比皆是。如: 1983 年，原中南民族学院讲师宫哲兵( 现武汉大学教授) 等在考察千家峒过程中，收集了《千家峒源流记》25件，在源口瑶族群众家中找到了一部最古老的瑶族盘王歌手抄本，共七任曲32 段，据考是公元
1265 年的抄本，比正宗景定元年的《过山榜》早五年，比一般认为最早的盘王歌明宣统年间( 1424—1435 年) 要早170年。2000年江永县民族宗教委员会的杨仁里在源口小河边发现《扶灵瑶统纪》，这是江永平地瑶中最全的一部族源史记，它翔实记录了扶灵瑶的山、川、桥、路、田、土、宗、庙、历史、文化、堰坝、官府批文、瑶长制传袭名单等，是一本扶灵瑶的百科全书，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由此可见女书在江永一带流传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三、女书发源地的信仰与瑶族信仰的共同点
女书发源并流传于江永县一带，瑶族同胞多信奉道教和原始宗教。笔者系当地人，对江永县的民俗有较深入的了解，通过对当地的观察及与瑶族老人的交谈得知，江永县的每个瑶族村落都建有共同的祠堂。祠堂是本村人供奉共同的祖先和师公的地方;同时也是村里人举行重要庆典和宴会的场所，比如丧葬礼、婚礼、寿礼、孩子满月酒、祭祖节日等重大事情的场所。师公在道教拥有极高的地位和权威，是不容亵渎和侵犯的。由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师公的度戒仪式淡化，改由村里人默认或推选有威望的人为师公。此外，瑶族社会中鬼魂崇拜历来比较盛行，所以以驱鬼捉邪为特点的道教教派的教理教义和道法科仪容易被瑶族群众所接受。直到现代，瑶族群众仍然相信凡有灾难病祸必是恶鬼作祟的结果，遇到病也会请村里比较有威望和年老的人来驱鬼治病，但主持仪式的宗教人士必为师公。除此之外祠堂供奉的祖先叫做“家先”，这是瑶族道教中为了得道成仙的一种思想体现。同时这也是瑶族道教区别于汉族道教的一种标志，瑶族道教重家先的观念是道教传入瑶族后瑶族化的具体体现。
女书是妇女思想寄托的一种形式，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是妇女拜祭姑婆的日子。在这一天妇女们都会带上自己的女书作品到姑婆庙焚烧，读唱女书，向姑婆诉苦，求姑婆保佑。因此，有很多女书作品是用来敬神的。女书发源地的宗教信仰与当地瑶族同胞的宗教信仰一致，可见女书与瑶族有密切的关系。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它不仅是一种文字符号体系，更是一种富有装饰性的图案文化符号体系。三朝书中所绘的“八角花”图案，它已构成女书特有的视觉形态，同时又是宗教信仰的体现。“八角花”最显著的标志是八角形的边框，八角八边，呈连弧纹状。专家学者经过对“八角花”的外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所谓的“八角花”即“八卦”纹。八卦相传为伏羲创造，《尚书正义》记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尔后，在中国古代儒家论述万物变化的重要古籍《周易》中衍生为八种基本图形，即八卦图。八卦由两个符号生成，分别代表阴阳。认为阴、阳这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乾、坤两卦则在“八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太极和八卦组合成了太极八卦图，被以后的道教所利用。为了进一步确认“八角花”的文化属性，女书学者何红一于2003年夏赴女书之乡访问当时唯一健在的97岁高龄的女书传人———阳焕宜，她说，“八角花”叫“八角架”，过去的女书经常有这样的图案。至于“八角架”代表什么意思，老人年岁太高，没有解释清楚。但是60岁的何艳新十分肯定地指出“八角花”就是“八卦花”。何艳新说:“八角”、“八卦”在当地方言中发音非常接近，会女书的前辈们就称它们为“八角花”或“八卦花”［1］。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八角花”与八卦的联系。装饰讲究的《三朝书》内页书写娟秀整齐的女字，正中配上“八角花”主题图案，图文并茂、赏心悦目。女书的“八角花”接近瑶族服饰刺绣花样，在当地的女红及绣花底稿、剪纸花样中都可以发现其踪影。
四、女书句子结构与瑶族道教经书
女书作品内容多是表达妇女内心感受或记载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女书文化与当地女红文化、歌堂文化、结交文化、婚嫁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唱女书、习女红、结老同、赶庙会、“坐歌堂”、过“吹凉节”、“斗牛节”等，女书世界的女子通过女书建起了自己的一方净土，建立起一个没有男性参与的世界。女书大都是能唱的诗体作品，女书的文体最常见是七字一句，偶尔有五字一句，隔句押韵，用语雅俗夹杂，字数与韵脚也常有例外［2］。女书作品可以让读者体会到当地妇女的思想内涵及其生活状态。如女书作品，《传家宝》:“是男是女生下地，娘命犹如二世人。”《黄连珠传》: “夜间上床透夜想，好比深山孤鸟形。”《十月怀胎》:“好似水上浮萍草，到底生根不生根?” 《哪个好姊不要媒》: “天上无云不落雨，地上无媒不成双。”《卖花女》:“好马不配双鞍子，好女不配二夫君。”《作媳难》:“一更鸡啼我起早，二更鸡啼我梳妆。三更鸡啼淘白米，四更鸡啼入菜园。值得关注的是女书作品的句式结构与瑶族道教经书的关系。瑶族道教经书多用古瑶文书写，在形式上也较多地采用了瑶族歌谣的七言句式，具有瑶族特色［3］。综观现有的女书读本，女书作品的句式结构以七言体居多，与瑶族道教经书不谋而合。妇女们以唱读的形式进行交流，还可以说女书本身就是一种歌曲创作形式，具有音乐研究价值，是瑶族歌谣的形式之一。因此，笔者可以证明女书文字属于瑶族。
五、女书字形与瑶族图案
中国的少数民族过去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学会使用汉字之前，他们通常以图形符号或刻木的方式记事。少数民族女子织绣的图纹就是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象形表意的记事符号［4］(P27)。古时的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瑶族妇女用织绣的图纹和符号来作为象形表意的记事符号是可能的。瑶族图案就其题材内容看包含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行云流水，以及意象中的龙凤等。这些传统图案，都蕴藏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和审美观点。瑶族图案和瑶族的生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念是融为一体的。从瑶族常见的图案构成元素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书文字的影子，或者说女书就是在这些图案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女书图案与瑶
族图案的联系，体现在女书的字形与瑶族图案的神似之处，体现在女书图案设计过程中穿插与借用瑶族图案元素及其风格上。上文提到的“八角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况且，女书“兵”、“断”、“万”等字在如今的瑶族服饰及花带中很常见［5］。传统瑶族妇女的围裙图案是由女书“兵”和“万”字及盘王符号组成的瑶族图案。可见女书字形与瑶族图案的历史渊源可以让我们更加确信女书是瑶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结语
本文通过总结已有的研究，结合江永县的地理位置，女书发源地的信仰与瑶族的宗教信仰，女书句子结构与瑶族道教经书的关系，女书字形与瑶族图案的神似，深入分析女书与瑶族的联系。女书与瑶族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地域和风俗上，更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如宗教信仰、教育方式和艺术设计上。可见女书与瑶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女书的发现不仅体现了中华儿女的勤劳与智慧，更是女性解放的标志之一，体现了女性在文化创造、传承及教育中的作用。女书被誉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女性文字。在我看来，她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她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记录女性历史和智慧的文化，铭刻中华文明的文化。
( 责任编辑唐白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