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实儿，男，2000年，获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并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进修逻辑学。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逻辑学博士生导师，2008年创办我国第一份全国性逻辑学刊物《逻辑学研究》并担任主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广东逻辑学会会长。在Epistemologia，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Studia Loigca，IJCAI等重要国际学术刊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刊物和文集发表论著共60余篇。 著名逻辑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鞠实儿教授访谈录 文 | 卢耀俊、 陈东兴等 编者按 采访时间：2011年11月2日 采访地点：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学人大厦 采访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07级本科生 卢耀俊（已毕业）；08级本科生 陈东兴；09级本科生 王淇
记者（以下简称记）：鞠教授，您好！首先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山东大学参加我们的“大家讲坛”活动，而且很高兴有机会与您有这次近距离采访的机会。我们此次的采访是为我们哲社学院院网站所做的一个面向全院、全校甚至更广的范围介绍学术专家的活动，也对您能接受我们此次的采访表示感谢！
鞠实儿（以下简称鞠）：不客气！我们就开始吧！
记：鞠教授，我们对于您的如何踏上逻辑这一学术生涯表示十分好奇，可否请您谈谈？
鞠：首先，我的学术历程开始的比较早。小学就读于杭州的重点学校，成绩优异，从小就对科学研究感兴趣。但是小学1966年毕业，文革开始，我的兴趣就难以发展了。而后来上的所谓的两年的中学，也几乎全是在劳动中度过的。就拿数学而言，就学到了一元二次方程；现在意义上的物理学就没有学过。那段学校的生活就是这样，后来就做了工人一做就是8年。再到后来我就自学考到了杭州大学数学系。杭大尽管不是名牌大学，但是那是数学的水平远远超过了浙江大学。我们那一年是77年，文革后浙江的第一年高考，浙江自己出的卷子。而我们班集合了当时浙江的各种优秀人才。
记：那个时候崇尚数理的氛围很浓吧？
鞠：对，一个典型就是爱探讨“哥德巴赫猜想”。而且像我就在工厂时期读了许多的书。比如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后来被称作是“西马”的一类书籍。但是我其实一直是对科学更感兴趣。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数学，学了四年。然后在那段期间，接触到了科学哲学，了解到了诸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我们不能证明一个科学理论是真的，只能证明其实错的”这种理论让我大吃一惊。由于我们当时的大学学数学是要学物理学的，就了解一些普通物理，量子力学知识，这些让我们知道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实验基础上的，这就与波普尔的思想产生冲突了。
记：那时候的科学哲学发展很繁盛吧？
鞠：可以这么说吧，我们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那些以哲学为自己终生追求目标的人都学习科学哲学。那会儿的中哲由于受到鲁迅的影响也不如现在的国学热潮。
记：历史造成的人们的一种自然选择发生的差异。
鞠：是的。我们那时就是科学哲学最受欢迎。这就导致了现在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发展较好的学者，很多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就又考了这一方面的研究生，才慢慢开始理解这是在用一种逻辑的方法在解决问题。当时盛行的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方法去解决科学的问题。然后在那时，听到了日本说要造五代计算机，就是人工智能机，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对科学理论、科学评价方法等知识都是知之甚少，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科学发现的问题。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反思，即要运用逻辑、数学的方法对科学的发展的规律等进行模拟。所以我后来提出来的“逻辑的认知转向”其实就是根植于我那时候的思想。另一方面，我对当时翻译的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的书十分感兴趣，但是我没有走原始思维这条路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用严格的数学、逻辑的方法去研究问题，但是还是对我影响深。后来就开始教书了。但是其实自己一直没专业学习数理逻辑。这就是一个有着数学、逻辑背景的人，当他一接触了科学，就会自然的运用已有思维去进行解释。
记：鞠教授，过了这么一段特殊的时期，那之后您的学术生涯又是怎样的呢？
鞠：后来在06、07年吧，我从斯坦福回来以后就觉得自己应该去一趟西藏。总觉得自己在那里自己会有收获，但具体是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是直到我一下飞机我就明白了。我发现藏族人民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明白了世界看上去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是一个个分裂了的精神圈子。后来就去了新疆做了指称实验，亲自与当地的讲哈萨克语的人民进行沟通、实验。
记：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鞠老师您是从科学的方向转入哲学领域的特点，即注重实验、十分严谨。而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只是局限于想。
鞠：在这个实验以后，我们发现了真实的交流、指称的问题要比奎因说的要复杂的多。所以我们对交流的问题就越来越感兴趣，就在这之后去了不同的地方进行实验。也使得我对世界文化交流感兴趣了，逻辑与交流的关系感兴趣，才明白了世界上有的文化等冲突。所以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都是在面对着他的那个时代而非过去的那个理论，比如康德。所以说我是在看世界的基础上反观自己以及自己的学问的。就拿苏格拉底而言，他就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的很多的思想都是从对社会的反思而来的。所以说，我做学术，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便是社会的需求。所以说，人有两个品质是值得赞扬的，一个事好奇心，一个就是责任感。一个人若是没有好奇心而只有责任感，他就不会做学问；但是一个人只有好奇心儿没有责任感，则不会去关系那些人类的重大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审美的问题，建立一个理论以后，也要让人去欣赏。我在以前就找了很多各类的书在看，提高自己的审美等能力。
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在支撑着您去找那些书看呢？
鞠：我主要是好奇心和对自我要求比较高，始终对自己不满意，并且不服从权威，不人云亦云。文革其实有着双向的影响，有绝对的肯定，也有敢于怀疑的精神的诞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一批具有怀疑精神的人，而我就恰巧是其中的一个。怀疑精神加上自己有的思考精神，这就对坐科研十分有益。我说的这些也希望能对你们以后有用。
记：谢谢鞠教授。今天确实听了您的经历获益匪浅。这是一种冒险精神、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也曾经反思，是不是一个人在逆境的环境下经历过之后，对他今后的学术成就更有利呢？
鞠：就拿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着特殊的优点以及缺点。优点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才很多是在积淀了十年以后在大浪淘沙中挑选出来的，这批人自身很优秀，意志很坚强。就拿我而言，数学题、英语全是在做工的时候自己自学的，而且当时学的时候也仅仅是兴趣所致，因为根本不知道后来可以考大学了，还自己跑到工农兵进修学校去学习，后来学的比那里的学生更优秀。我们这代人，关键是自己的意志坚强，而且喜欢学习。我们虽然由于自学基础没有后来的学生扎实，但是我们有对生活的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理解，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但是反观我们这代人，我们的缺点就是不够宽容，这是我最近几年才发现的，对他人甚至自己也不够宽容，这也使得我们在理解有些观点、问题的时候存在误解。
记：十分感谢鞠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获益匪浅。看到你们这辈人，我们就有无穷的前进的力量。
鞠：希望对你们有益。你们也要记得做学术也要有一个世界、责任意识，要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着什么，否则也没有做学问的好素材。有机会就应该出国看看这个世界。并且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你们也要多多珍惜、利用其它系的资源。
记：谢谢鞠教授，我们此次采访的时间也到了。再次感谢您对此次采访的支持以及对我们这代大学生的谆谆教诲与宝贵意见！相信我们山大学子定能从中收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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