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放弃了王妃生活，嫁给了平民艺术家，超现实主义女画家：我的房间有两扇门
去年夏天，我和一位央美的朋友吃完晚饭后，来到了一家琳琅满目的奢华购物中心。此时，一个精美的橱窗 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无比激动，眼含热泪地拍下了它 （见下图） 。
蒂芙尼橱窗
2021年夏
这个橱窗，很明显受到了一位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 的影响。
左、右侧：蒂芙尼橱窗
中央：凯·塞奇作品《我的房间有两扇门》
而这位艺术家背后，原来还有着一段不为人知 的凄美爱情故事 ！ 凯·塞奇 和伊夫·唐吉 经常被人误解，以为两人的生活整天鸡飞狗跳、十分不合。旁观者可能认为他们的婚姻缺乏爱情，因为他们经常在公共场合冲突不断：唐吉会对塞奇出言不逊，甚至推推搡搡。旁观者也可能会认为塞奇是一位业余艺术家，而唐吉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最本真的艺术之声。
然而，稍加审慎地思考，便能明白塞奇的作品自有其独特之处 ，她对唐吉的启发或许也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人。他们的爱情，远比表象更复杂。
塞奇第一次知道唐吉，是看到一幅名叫《我在等你》 的画，这有着美好的寓意，却又冥冥之中仿佛暗示着他们的结局。 塞奇后来以悲剧而又浪漫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奔向爱人，与唐吉团聚。对于一个从一开始就不愿循规蹈矩的女人来说，这个结局似乎很符合她的性格。 塞奇于 1898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她出生后不久，她的母亲就离开了丈夫，带着这个小女孩在欧洲四处旅行，小塞奇从家庭教师那里学会了法语和意大利语。
塞奇在罗马学习艺术时邂逅了一位意大利贵族——拉捏利·迪·圣·福斯蒂诺王子 ，两人于 1925 年完婚。 她把王子形容为“另一个自己”，期待着以王妃 的身份与王子幸福地共度一生。 然而，塞奇最终觉得这种生活像一块“停滞不前的沼泽”，她决心要做一些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事，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王子。 在与罗马的王妃生活挥手作别后，塞奇成为一名艺术家 。 她抛弃了那些教科书式的训练，沉浸于一种她自己创造的、全新的、渐进式的视觉语言。 1938 年，塞奇搬到巴黎 ，她在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中流连忘返，其中乔治·德·契里柯 的作品最让她沉迷不已，此后，她便陷入了对超现实主义 的迷恋。
也正是在这次展览中，她第一次看到了唐吉的作品——那幅《我在等你》 （1934） 。 也许是契里柯与传统意大利绘画截然不同的特点启迪了塞奇，超现实主义让原本就精通意大利艺术语言的她找到了一条挣脱枷锁、奔向自由 的道路。 塞奇很快就认定自己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者，并以超现实风格开始作画。
唐吉在认识塞奇之前，也曾在巴黎的沙龙里看到过塞奇的画作，他后来回忆道， “凯·塞奇，这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不清楚，我只知道 TA 的画非常棒。”
唐吉那时已经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了，也是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安德烈·布勒东 的密友。 唐吉被塞奇深深吸引，为此他甚至结束了与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品经销商和收藏家佩姬·古根海姆 的热恋。
塞奇对唐吉放荡不羁的风格欣然接受，但布勒东和他的圈子并不欢迎唐吉的这位新情人。 他们觉得塞奇是位傲慢的“王妃” ，并拒绝承认她超现实主义者的身份 。 尽管受到如此冷遇，塞奇仍然认定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无论有没有得到所谓的正式承认。
在《我的房间有两扇门》（1939）中，塞奇采用了契里柯式的古代意大利元素（如楼梯间、开放式拱门）作为环境。 而画面的正中央摆放着一颗巨大的蛋，似乎靠着一堵将空间一分为二的弧形墙。
卡林顿作品《女巨人：蛋的守护者 》 局部
许多同时代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包括利奥诺拉·卡林顿、莱昂诺尔·菲尼和雷梅迪奥斯·瓦罗，都使用过蛋的形象。
莱昂诺尔·菲尼作品《黑蛋的守护者 》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惠特尼·查德威克指出，蛋“暗示了生命和风景，否则就没有人的存在。”而塞奇独辟蹊径地将蛋放在一个不稳定的位置，看起来好像要下一秒就要滚下去了。也许还有一种意义，那就是它代表着某类东西——它们看似即将被抓住，却又永远达不到。 这件作品还与一首由塞奇写的同名诗有关， 塞奇在诗中写道： 唐吉在圈子中非常受欢迎，在超现实主义者中拥有众多的忠实拥趸。
他的灵魂古怪而有趣，在派对上经常耍吃蜘蛛的小把戏；他梳着莫西干式的发型，每根头发似乎都有自己的想法，这种装扮我们现在称之为“朋克” 。 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唐吉以心灵景观 为超现实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景观试图描绘出无意识思维 。
如同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样，唐吉对梦境、记忆 和压抑欲望的力量 十分着迷。 他的作品以描绘荒凉的景观 为主，他在现实 与梦境 之间徘徊，将抽象意境与具象实体搭配，达到一种既具体又模糊、虚实相交的境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为了帮助唐吉和其他艺术家朋友摆脱困境，塞奇在美国大使和法国教育部长的帮助下创建了“欧洲文化保护协会” ，并安排唐吉离开巴黎 。 唐吉与塞奇随后移居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州 ，塞奇大部分成熟的作品均是在此时期创作的。
同年，他们在纽约举办的个展大受欢迎，这让他们成了艺术圈里有名的超现实主义夫妇 。
在塞奇 1944 年的作品《我看见了三座城》中，生动的帷幔与无生命的背景形成对比，垂直的柱子和水平的景观形成对照。 而柱子上的布料，很容易让人想起卢浮宫的胜利女神雕像。 当战争在欧洲肆虐，城市陷落，人们不禁要问，这真的是胜利者的形象吗？难道它不是一种失败的形象？ 如果鸡蛋是一个明显的象征，隐喻新的生活，那么帷幔则是一个微妙的主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生存与死亡——布料隐喻了裹尸布，而红色则代表了疼痛。 塞奇和唐吉还把一个谷仓改建成共有的工作室，以确保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工作空间 。 1950 年，塞奇接受《时代》杂志访问时说：“我们俩都很不喜欢团队作画 这个想法 。”
艺术史学家惠特尼·查德威克写道，塞奇的《小型肖像》（1950）直接解决了“精神贫瘠”的问题。在《我看见三座城》中那飘逸的帷幔在这里变成了头发。 有趣的是，唐吉早期的一幅作品《红发女孩》（1926）中也出现了这种奔放的红发。 这种对女性头发的微妙而隐秘的表达，让观者了解到塞奇对最重要的问题感兴趣，什么是女人？她考虑了卵子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在我们的头发上？男权社会对女人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塞奇一直在挑战和解构这些观念。
比较塞奇的《小型肖像》（1950）和马格里特的《The Lovers》（1928）以及艾琳·阿加的布雕《无政府主义的天使》（1940）会发现，这些面孔要么失去了他们实际的生物学特征（如马格里特与艾琳·阿加作品），要么被解构重组（如塞奇作品）。 这是典型的关于内在自我的探索，仿佛自我被外部世界分散了注意力，而任何人格的知晓都是通过观察内在自我 ，通过“看到”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而发现的。 塞奇对色彩有着独到的处理方式，追求构建超现实梦境 ，她经常会使用建筑的形式 来表达想法，如塔、柱状结构、墙壁、格子状的窗体与横梁。 相比之下，唐吉的作品有着精致描绘的细节和似曾相识的场面及物体。 这些物体挣脱了自然的组织结构，以梦幻的方式加以变形，结合成了梦境中的元素。 在 15 年的婚姻中，这对夫妇密不可分，同时又难以避免竞争的意味。 他们仅于 1954 年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沃兹沃斯艺术博物馆举办过一次联合展览。 后来，塞奇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她获奖无数，作品经常被博物馆收购，而且时常受邀参加展览，其中包括佩姬·古根海姆 组织的历史性展览“31 位女性艺术大展” （爱情的失败显然并没有影响古根海姆对艺术的热爱） 。
然而，不管公平与否，我们都必须承认无论是在唐吉生前，还是在他去世后，塞奇总是处于他的名誉和阴影之中。 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 ，而且还患上了白内障 ，视力一天天下降。 她画得越来越慢，也画得越来越少，他几乎完全退出了社会，过着隐士的生活 。
凯·塞奇作品《Tomorrow is Never》 在《Tomorrow is Never》（1955）中，塞奇描绘了灰蒙蒙的景色之中的四座塔状建筑。每座塔都用木脚手架搭建，但又彼此 不同。它们并不都在同一块地上，将空间分为前景、中间地带和背景。右边的杆子暗示了进一步建设的可能性。 这些建筑是站在地面上，还是漂浮在空中？没人知道。但无论哪种方式，它们都是脆弱和不稳定的。 这是 1955 年塞奇在唐吉去世 5 个月后所画，也是她在 1963 年自杀前的最后一幅大型作品。这幅画被认为是她悲伤的一个残酷的隐喻。所有这些元素都传达出一种荒凉与孤独感。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脚手架被半建半毁。塔楼并不完整，所有结构暴露在外，随时可能遭到攻击。
包裹在里面的人物无力逃脱，同时似乎也不愿尝试。标题《Tomorrow is Never 》证实了这一点。没有未来，也就没有过去，只有现在这种强烈的孤立和沉重的悲痛。在塞奇的语汇中，雾的创造是不寻常的，通常是线性的和清晰的，反映了艺术家所经历的悬而未决和不确定的状态。 一些评论家和学者也给这部作品增加了性的内涵：塞奇作品中经常象征女性形象的布料被包裹在象征男性阳具的塔状建筑中。这些塔状建筑所代表的完美搭配，也可以解释为塞奇对她在一对夫妇中的生命的最后敬意，以及对肉体之爱的表现。 而这种“围笼”也是女性艺术家反复使用的主题，最著名的是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us），她和塞奇一样，用这个符号来形象化一种永恒的、内在的、自相矛盾的力量和脆弱的感觉。 后来，塞奇开始着手保护唐吉的遗产，把他的作品一一存档，分门别类地列出目录。 在完成这份工作的几周后，塞奇于 1959 年服下大量药物试图自杀，但幸免于难。 几年后，塞奇的状态逐渐稳定下来，开始重新追求自己的艺术创作并投身雕塑艺术。
《 Le Passage 》（1956），这是塞奇生前最后一幅自画像 ，她半身赤裸着坐在那里，俯瞰着一片荒凉贫瘠的风景。可与弗里达·卡洛的《破碎的柱子》（1942）对照来看。弗里达也只穿着一件金属带，仿佛在模仿被定罪的耶稣基督。 弗里达·卡洛作品《破碎的柱子》
1944 年
（已打码）
弗里达通过躯干的裂缝和刺穿皮肤的小钉子描绘了她自己的心理痛苦。 她只是背对着观众——我们看不到她的眼睛——她完全把悲伤内化了。 塞奇没有主题，也没有释放的手段，她被自己内心的挣扎所吞噬，无法摆脱。 三年后，塞奇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不得不进行手术。 “在我认识伊夫之前，我看到的他的第一幅画叫做“我在等你”，我便去找他；现在他又在等我了——我马上就来。” 她的骨灰与唐吉的混在一起 ，这两位超现实主义爱侣在布列塔尼海岸的礁石上随风而起 ，他们再也不会分离了。
凯·塞奇作品《Starling, Carav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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