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五代大画家荆浩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崇山峻岭里，他去写生，遇一老叟，他见老叟蓬头垢面，犹如野人，心里忖度这大约是个不高明的画家，于是大胆地说：“画者，华也。但贵似真，岂此挠矣？”老叟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荆浩听罢，豁然明白绘画之道也即悟道之道。

荆浩所谓的真，只是他肉眼中有形有色的山和水；老叟“道眼”中的山和水，已和画家的生命合一，即“我在山水中，山水也在我中”。所谓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之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可是参悟之后，休息时再看那山水，则见山是山，见水又是水了。悟道如此，画家也必须经由这三种境界。郑板桥曾形象地用写竹的过程来揭示这个道理。在清爽的秋天，画家晨起看竹，只见“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此时，竹还是自然界的竹。在观看中，“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因为移入了画家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此时的竹已“不是眼中之竹”，而是“胸中之竹”。在强烈的创作欲望的冲击下，画家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此时“手中之竹”既不是“胸中之竹”，更不是自然界的竹了。

这种“以形写神”，注重“神似”的绘画理论，是中国文人画的特征。深受儒道思想熏染的文人画家，把绘画看做并非纯客观物象的“美”的反映，而要体现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感物而动”，“情以物迁”，融进画家的情思、艺术追求，从而创造出有个性的艺术作品来。

文人画从它开始萌动时，就注重“神似”。第一个提出“传神”论的就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世说新语·巧艺篇》：“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认为形似无关妙处，最要紧的是人物的眼睛，因为它能“传神”。所以他在瓦棺寺画维摩诘像，先不点睛，待到满城人争来观看，他才点画眼珠，立时神光显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