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艺术品背后的秘密......（上）

安迪·沃霍尔《美元的标志》，综合材料，50.7×40.7cm，1981年

自现代艺术市场于19世纪诞生以来，一切艺术品的价值都能以一种合法形式被化约为价格。从人头窜动的艺博会到群雄逐鹿的拍卖场，频繁出现的天文数字似乎早已不足为奇——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艺术品的价格？潜藏在表象之下的普遍法则在艺术市场中又是否存在？

艺术家“超级明星叙事”

2017年5月18日，苏富比纽约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举槌，令人趋之若鹜的“名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ait）在打破个人纪录的同时成为了当晚的无冕之王——在那场持续了11分钟的竞购战中，他创作于1982年的画作《无题》被日本藏家前泽友作（Yusaku Maezawa）以1.1亿美元的价格收入囊中。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无题》，布面综合材料，183.2×173cm，1982年

不仅如此，在2019年“当代艺术拍卖百强榜”上，他更是以过亿美元的市场份额傲视群雄。而这一现象则可以通过古典经济学中的“赢家通吃”模型来分析：由于明星艺术家作品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消费者往往拒绝退而求其次，从而导致其作品价格急剧上升，最终造成了艺术市场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只有少部分艺术家能站上金字塔顶端。

委拉斯开兹《圣灵感孕》（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135×101.6cm，1618-1619年

实际上，艺术市场中所谓的“超级明星叙事”由来已久。1900年，创作于17世纪的古典油画《圣灵感孕》被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拍卖行归在“委拉斯开兹的圈子”名下，估价5.2万-6.9万美元。而四年后，当这件作品被专家重新鉴定为委拉斯开兹本人所作时，苏富比则立即开出了950万美元的估价。

KAWS《THE KAWS ALBUM》，布面丙烯，101.6×101.6cm，2005年

由此可见，艺术家的声名显赫与否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他们作品的价格——正如近年来的市场宠儿KAWS一样，超级明星的力量正塑造着当下艺术市场的格局。

艺术家KAWS

创作年代

“难以超越的艺术史经典”

回顾2019年的艺术市场，尽管当代艺术的平均价格指数较2018年增加了22%，但就算将其与战后艺术归入同一区块，二者也仍以34%的市场份额落后于现代艺术。而即使占据了2019年“全球最贵十大拍品”的70%，印象派大师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干草堆》仍以1.1亿美元的成交价格位居榜首。

克劳德·莫奈《干草堆》，布面油画，72.7×92.6cm，1890年

这一显赫的成绩绝非偶然。作为现代艺术的开山鼻祖，印象派早在19世纪晚期便开始通过色彩和光影探索绘画的可能性，成为了艺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存在。而作为莫奈25件“干草堆”系列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这幅画不仅标志着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形成，更是在时间的洪流中历久弥新。

杰夫·昆斯《兔子》，综合材料，104.1×48.3×30.5cm，1997年

不仅如此，当杰夫·昆斯（Jeff Koons）凭借9100万美元的兔子成为了“在世最贵艺术家”时，尽管历史上只有11位艺术家曾超越过他，但包括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在内的其中五位均在二级市场中被归至现代艺术版块。而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则隶属古典大师行列。

列奥纳多·达·芬奇《救世主》，布面油画，65.7×45.7cm，1500年前后

由此可见，艺术品的创作年代及其所处的历史节点对价格的影响不容小觑。而经久不衰的现代艺术市场也释放出了一个讯号：虽然当代艺术正以如火如荼之势席卷各大拍卖会，但如若要与早已经过历史检验的划时代之作抗衡，实则路漫漫而修远。

莫迪里阿尼《Jeanne Hébuterne（Au chapeau）》，布面油画，92×54cm，1919年

从材质、尺寸到颜色“不容忽视的准则”

如若将目光聚焦于艺术品本身，材质、尺寸和颜色则是其定价的三大重要标准。荷兰学者奥拉夫·维尔苏斯（Olav Velthuis）曾在研究中表示：艺术家使用的所有技法和材质之中，以油彩、丙烯和蛋彩创作于画布上的作品价格最高。

毕加索《Mousquetaire et nu assis》，综合材料，130×96.5cm，1967年

平均来看，如忽视其它客观因素，一幅版画比一幅相似的油画便宜近2000欧元。而当一件作品的尺寸每增加52.5平方厘米时，其价格便会随之提高630欧元。故而在不受投机和炒作行为影响时，作品的尺寸越大则价格越高——这也是早期印象派画商判断作品价值的方式之一。

艺术家毕加索

以艺术市场中的常青树毕加索（Pablo Picasso）为例，在他的个人拍卖纪录中落槌价排行前100的所有作品里，共计98幅画作和两件雕塑。其中96%均为艺术家的布面油彩作品，而位列榜首的则是价值1.6亿美元的《公寓中的阿尔及尔妇女》。不仅如此，虽然版画在其全部成交拍品数量中占56%，但由于平均价格相对较低，绘画仍以43亿美元的成交总额远超前者。

毕加索《公寓中的阿尔及尔妇女》，布面油画，114×146.4cm，1955年

除此之外，作品的颜色也是一大卖点。正如苏富比资深董事菲利普·胡克（Philip Hook）所说：“明白这个简单道理并将其当作业务基础的艺术品交易商，将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批破产的人。”

格哈德·里希特《Abstraktes Bild，1986》，布面油画，300.5×250.5cm，1986年

而自现代艺术诞生以来，红色便以强烈的视觉张力和情感渲染力被艺术市场赋予了价值意义。时至今日，德国抽象艺术大师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作品《Abstraktes Bild，1986》仍以4114万美元的成交价位列个人拍卖纪录榜首。

但出自艺术家同一系列的另一件作品却仅为1957万美元。稍作对比后便不难发现，那幅拔得头筹的作品中红色所占面积更大——颜色引发的价格波动也由此可见一斑。

格哈德·里希特《Abstraktes Bild（712）》，布面油画，260×200cm，1990年特殊符号的象征意义“艺术与资本并行”

在受艺术和资本双重逻辑控制的艺术市场中，艺术品一方面难以同一般商品一样按成本定价，另一方面又处于市场机制内部。也正因如此，出现在不同艺术家作品中的标志性符号随之成为了影响作品价格高低的关键所在。

常玉《五裸女》，综合材料，120×172cm，1950年前后

2019年11月23日，常玉的《五裸女》以3.03亿港元的价格成交，打破了艺术家的个人拍卖纪录。而裸女作为常玉作品中的标志性元素，最能体现出其对东方美学的领悟，也因此转化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市场交易中以独特方式定义了常玉的价值。而当艺术家毕生创作中描绘裸女数量最多且唯一一幅画有五位裸女的作品面世时，落槌那刻定格的天文数字也不足为奇了。

安迪·沃霍尔《花》，综合材料，121.9×121.9cm，1919年

不仅如此，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作品中的花，到巴斯奎特笔下常见的皇冠和骷髅头，又或是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创作的大头女孩……这些艺术品中的特殊符号不仅象征着艺术家的身份，更从看似对立实则相互作用的文化规范和资本价值两方面左右着艺术品的价格。

奈良美智《Sleeping Night（Standing）》，布面丙烯，120×110cm，1997年
艺术形式“绘画的霸主地位”

自艺术发展至今日，尽管一级、二级市场中充斥各类形式的艺术品，绘画却仍是当代艺术市场中的王者。2019年，在包括版画、雕塑、摄影、水彩素描和其它形式在内的五类艺术品中，绘画以68%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雷尼·马格利特《与快乐相会》，布面油画，46×55cm，1962年

即使将范围缩小至以百万美元级别拍品为主的高端市场，绘画依旧冠绝其它所有类别的作品。而在2018-2019年度售出的284件百万美元级别作品中，绘画作品的成交量则达到了85%。

塔玛拉·德·蓝碧嘉《马乔里·费里肖像》，布面油画，100×65cm，1922年

在2020年2月伦敦的两场拍卖中，超现实主义代表艺术家雷尼·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作品《与快乐相会》以1893万英镑的价格成为了整晚最高价拍品。而塔玛拉·德·蓝碧嘉（Tamara de Lepicka）的《马乔里·费里肖像》则以1628万英镑的成交价紧随其后。

阿尔伯特·贾科梅蒂《Trois hommes qui marchent（Grand plateau）》，综合材料，72cm，1948年

尽管阿尔伯特·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以1268万英镑的价格位列第三，却仍难以赶超同时代绘画的价格。由此可见，虽然局限于二维平面的绘画在今天并非是艺术家自我表达的首要选择，但其依旧是艺术市场中当之无愧的“硬通货”，艺术形式也从一开始便决定了作品的价格基准和市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