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写二野战史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五月)
一 关于组织领导问题
党是统帅，统帅管拿方针、要求，具体规定任务。这些关系弄清楚了，即胸有成竹，尔后才派干部，也就是一打主意，二派于部。总之，不谋一个党组织，一个行政组织，是有困难的，将来要走弯路的。我还有一个经验告诉你们，你要教书编教材就要自己动手，首先搜集资料，研究内容与重点问题，研究写法，文字如何安排，这些都明确了，才能工巧匠一气呵成，事先没有人拿见解，人家又不是你肚皮里的蛔虫，结果编出来没有用，还得自己动手，真是害人害己。因此，要事先告诉人家企图，才好办。否则用的力量很大，还得走冤枉路。总之要有个组织，在业务上也要有人指导，要有一个靠处才好。
(一)我意归总参好，不管调人、政治生活，都好些。
(二)成立一个编委会，我看可以，但应在军委总参领导下工作。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编委会?叫编审委员会，还是叫编辑委员会?我以为谦虚一点叫编辑委员会比较好，审查权应当交给军委，按你们提的人选，司令部方面是李达，政治部是张际舂，三兵团是陈锡联，四兵团是陈赓，五兵团是苏振华，华北总要一个人，二野从什么时候才有?要从解放战争算起，首先有了晋冀鲁豫，接着有个中原，后来和三野一起，向西南进军时又和四野一起。前后方都要有人，没有后方，就没有供应，这是人民战争史。小平同志是书记，但华北还有一帮人，如薄一波、李雪峰、滕代远等。譬如到大别山去，兵员、弹药没有后方源源供应，单靠十来万人到大别山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一个方面，没有各个方面，就不全面。毛主席对编党史提出要求，先编一个通鉴，尔后再来写，这是十分正确的，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中间会有争论的，现在你们还感觉不到什么，一到深处就会有皮扯。
编委会亦不能太大了，太大也是空的，人太少把必须的丢掉了也不好。不能参加编委的人，你们也应当勤快一点多请教访问。按说三野也要找一个人来参加，到西南我们指挥四野两个师。这些都要去访问一番。
(三)编委会下面叫编辑室，编委会和编辑室的关系要想通，它是在军委领导下工作，总要将上边的勾挂起来，再不要像现在这样，成为无基地的空军。
二 编写中应注意掌握的一些问题
(一)战史是党史的一部分，是群众斗争的历史。编写战史必须贯彻中央的战略方针，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战略和政治关系极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略问题有些就是政治问题。
写战史还必须联系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质。其次，敌军工作亦很重要。总之要从整体来看，如果这些都提不起来，局部问题必然说不清。
毛主席的政治工作就是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即站在群众之间，而不在其上，站在业务之中而不在其外。我在青岛问到一个海军的同志，他说开始搞政治工作，总是“不合适”，东撞西碰，互相矛盾，后来花半年时间深入舰艇，从具体问题着手才找到了门路。王克勤运动””就是反映群众路线。
打胜仗是许多成果的集中表现。没有地方工作，没有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兵员、夫子、粮食从哪里来?胜利如何取得?胜利只不过是这些工作的最后表现。在淮海战役中，我问到一些民夫，说是从连云港来的，有的是从大连送炸药来的，有的是许昌搞烟丝来的，这样宽，真吓死人。我们是写战史，不是写地方工作史，但地方工作一定要交代清楚。在大别山那么多兵跟着来，是不容易的事。淮海战役无全国之力，不可想象。
重复说，要先从中央说起，下面是如何具体执行?具体运用中是否恰当的问题，我们要有些成绩，也是中央指示的结果。战史是党史的一部分，是群众的历史，因此写战史，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应客观的反映当时的斗争实际，战略上、政治上、党的工作、地方工作要适当加以叙述，须要全面但要有重心，写战史的同志都是军人，要防止只注意军事斗争的单纯军事观点。
(二)注意战略协同问题。协同是整个战略问题，不仅二、三野，还要写全国各战略区的协同。二野的许多战斗活动，都是从配合其它野战军，特别是配合三野出发的。例如在转入战略进攻时，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即来了个中央突破，敌人的阵势即收缩了；我们把敌人引到我们这边来，两边又来帮忙(陈粟、陈赓的行动)；如果当时三野不出来，陈赓不出来，我们就不好办。又如四七年二月我们打郑庄砦，主要是从山东战场的局势来考虑的，那次主要是配合吐丝口的作战。
譬如进军西南，解决问题那么快，首先是整个形势发展的结果。我们是在一野的直接配合并在四野遮蔽之下的行动。卢汉起义，还有邓锡侯、刘文辉等的起义，还不是中央的工作?毛主席作了程潜的工作，他们看到共产党对程潜不错，因此对邓(锡侯)、刘(文辉)影响很大。
(三)编写中不要忽略有关的方面。二野处于四战之地也是四战之军，建制内的要写，有关的也不能丢掉了。我们是打前站的：过黄河是一站，同三野过扬子江是一站，到喜马拉雅山是最后一站。第一个前站，过黄河丢下二三十万人，我们到西南，各方面又支持我们建设炮兵，所以要注意照顾这些方面，要全面而又有重点的想一想。另外，还要注意四方面军，这是来龙去脉的问题。大别山的坚持，不是鄂豫皖老苏区党的影响，五师的斗争等这些历史条件和群众基础，如何能站稳呢?总之要注意照顾到，有昨天，还有前天。
(四)内部命令、军事文集、上级指示要多看一些。多请示多研究上级的指示，否则要返工。要勤于走访，要和有关方面商量，要和人家密切联系，听听人家的意见，先将纲提起来，请教一次，尔后再动手，是否好一些。
二野战史我们过去抓得不紧，人家已搞了不少东西，不光是战史，文艺方面也有不少东西。我最近还看到一些三野的东西，今后要我作些什么?我可以谈谈，需要时也可以写一些，可惜因我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战略情况
蒋介石是执行美国的战略，美国的战略是想把黄河当成四十万大军阻隔我们，东边整倒陈毅，西边压西北野战军过黄河退到保德(成为内线)，并从秦皇岛登陆切断我军与东北的联系，再在北面切断中苏的联系，这样造成隔离我军的几道长城，把我军压到华北平原聚而歼之。我们针对敌人这一战略方针，来了个中央突破，使敌人被迫收缩，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在行动以前，我们曾考虑在内线多打两仗，包袱背得轻些再走。以后想到，这样的战略行动中央是有通盘计划的，如果打了以后伤员更多，弹药更少，对我更不利，而且华东部队非常疲劳。是否能打好仗亦无把握，因此决心提前行动，在敌人对我们快合围时，一下子突出来，来了个千里跃进，前出到大别山。
蒋介石原以为我们不敢突破，不敢越陇海路的，待我突破后蒋就慌了，即令部队向我们追下来，使整个形势有了转变。但当时我们压了四十四个旅，很困难，必须三野出来，否则我们就不好办。这是我们帮他们，他们帮我们的例子。我挺进大别山，掩护战略展开后，将敌人的兵源、粮源、饷源弄到我手，使敌人很困难，因为敌人是靠河南、湖北、安徽补充兵员，饷源在东边靠蚌埠，西边靠漯河，以后因粟裕没有打下确山，未能改变大别山形势，中央决定粟(裕)再跃进，但我们研究后以我们的经验，向中央建议让粟(裕)不要再展开，我们苦一点不要紧，不要因此而将有威力的部队削弱了。在大敌压迫的情况下，我们在大别山采取敌集我散，敌散我集的方法，在一九四七年底我们又向桐柏江汉及淮西展开，使敌抓不到我军主力，而我则已在根据地站稳了脚。因当时大别山粮食很困难，最后想调敌人到淮河西岸打：—仗，但阜阳一仗没有打好，由于我们调动了敌人，大别山的包袱因此减轻了些。然而敌人则紧跟着我们，最后靠近陈赓，三野获得休息一下，才缓过气来。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七月，我们采取分遣集结的办法，陈唐、陈谢打洛阳，我们休息。以后粟裕南下，我们担任箝制配合打睢杞战和打襄樊。
中原军区的开展是从到大别山出来以后，陈毅同志来当军区的副司令员，使我们配合三野作战更方便了一些。
关于中原的范围，真正中原的中心是河南。但中原的边则很宽，北至黄河，东到津浦，西至川陕边，南至长江都属于中原的辖境，自我军突到大别山与华野、与陈赓才形成了战略上的品字形阵势。因此中原作战是三军作战，不能单算我们的账，不能单独看到二野，而应该看成是整个南线的作战，中原情况真正大变化，是在淮海战役，至襄樊战役一直如此。淮海战役开始前，六纵将十八军吸引到襄河以西，以后陈再道又出武胜关以南，张国华则在豫皖苏区打游击，拖住十八军不使他与东面的部队会合。因此毛主席说拖住十八军是对淮海战役帮了忙的，从打淮海战役条件来说，毛主席曾比喻为果子未熟采取拼命摘的方法来解决的。
二野的党在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上是处理是比较好的。为了整体利益，二野同志认为即使二野消耗完了，只要有一野、三野、四野在，也是值得。还是不行，最后三野拿出两个纵队来参加作战才解决问题，因此不写三野不行。无论从全国情况以及从我区来说，引起了根本变化亦是从淮海战役开始的，因此淮海战役是全国问题，以后中央将淮海、平津、辽沈并提是有道理的。
我们有些成绩是执行中央指示的结果，也就是运用恰当的问题。譬如进军西南，当时刘金轩在陕南先动，王宏坤在湖北活动，我们又在郑州群众大会上露了一面，因此蒋介石以为我们必从陕南入川。但毛主席则要二野部队从长江以南迂回进军，我们是在林彪的羽翼之下隐蔽行动的，一切行动以林彪的名义出现，当时的计划是：第一步在重庆切断敌人，但看到不行，以后又准备在泸州切断，当时胡宗南””还在晃里晃荡，等孙震、罗广文兵团向西撤退，才发觉我们的企图，但已经迟了。我即插到邛峡才全解决问题，这是中央总的指导，我们只是如何具体运用问题。
再如中原问题。如果不是二野几批干部及三野的干部去工作，光靠几个军队能打什么?程潜曾说：“我们集中对你们，但你们分散了，破坏我们的政权，断我们的粮源、兵源。我分散保护政权时，你们又集中来消灭我们。”所以一定要写战略问题，地方工作、游击战争。再如大别山几个战略展开，为什么?就是铺摊子、搞地方工作，我们向来是由城市转到乡村，乡村又包围城市的。关于大别山新区政策问题，如何看法?政策必须在实践中证明，又在实践中发展，掌舵不在平水时，平水中舵的偏差左十度右十度关系不大，主要在滩头，掌不好即会“碰起”。事先对大别山是不够了解的，村村点火是否合适?当时并不知道，“左”是经过实践后才知道的，于今观之更加清楚。又譬如上党战役我们要爬长治城，有人问我如何能爬上去?这是什么指挥?我告诉他这是摸索，同时要看具体情况。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掩护林彪在东北展开就位，我们如果不在背上背个上党的包袱，敌人就会一路从同蒲路北上，一路从平汉路北上，如果敌人进到石家庄就门户洞开。那时我们除了不顾一切的打，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去完成任务呢?所以看问题要从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出发。一切都有昨天、明天的观点，问题是逐步明白的。事物是在运动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实际即唯物主义，出发即是辩证法。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这是实践论。指挥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制订计划，在行动中改变计划，甚至全部修改计划的事是常有的。每次下决心，哪能都那样准确?我们看问题应有这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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